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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 崔慧莹
以前的限塑令，对减少生产和使用者既没有奖励让其心动，也没有罚到让其心痛。没有把顶层设计做到位，从源头上减量，推行生产者责任制度，是减不了的，“因为生产的是中小企业，使用的是工薪阶层。”
与上一次不同，这次的新“限塑令”将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限塑令”也要动真格了。
两年前，刚过32岁的汤蓓佳决定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她卸载了外卖App，除了买狗粮外几乎不网购；用可重复清洁使用的蜂蜡膜代替一次性保鲜膜、保鲜袋；自备瓶子购买散装酱油和醋，甚至洗衣液、护肤品也是购买手工散装的。
蜂蜡膜 图片来源 | Go Zero Waste
可在面包店和集贸市场，当她把掉着碎屑的散装面包放进布袋子，用饭盒来装鲜肉和切开的鱼块儿时，大多数店员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询问她：“塑料袋不收费，你为什么不要？”
像零垃圾生活方式平台（Go Zero Waste）创始人汤蓓佳这样的行动者越来越多，但仅是个人坚持的生活方式。按平均每天少用五个塑料袋计算，汤蓓佳一年累计少用了约两千克塑料，仅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中国塑料制品7515.5万吨总产量的千亿分之三。
在快递包装、快餐订单剧增的挑战下，大多数人已经忘了，没有强制约束的“限塑令”已执行十年，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关于“限塑令”的新一轮意见征集，重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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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热情
2008年6月1日，“禁塑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对购物袋开始收取一两角钱的费用。
在天津，48岁的“绿邻居”社区环保志愿者工作站创始人安旭清晰记得，他们在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超市门前办宣传活动，十个塑料袋可以换一个帆布袋，上百人在置换点前排起蜿蜒的长龙。
在他的印象里，这是第一次由国家政策推动，涉及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全民环保行动。媒体宣传、商家响应，消灭“白色垃圾”，使用环保型购物袋、帆布袋的理念蔚然成风。
以往只能在社区里捡拾垃圾的环保志愿者，第一次握住了走向公众舞台的机会。火爆的场面让志愿者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特别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2016年，在北京的汤蓓佳看了一篇介绍美国“零垃圾女孩”的文章，突然就被这种生活方式吸引了，转变的第一步，就是把塑料袋全部换成了环保袋。连家里不再穿了的旧衣服，也被她改成了布袋子。
在她建立的微信公众号上，她开始向朋友、公众，展示并实践“零垃圾”的生活方式，比如为宠物自制零食，养一条“零垃圾中华田园犬”；使用月亮杯来代替一次性卫生巾。
汤蓓佳的狗狗正努力成为一条零垃圾中华田园犬 | 图片来源 Go Zero Waste
在众多线下活动宣传分享中，汤蓓佳们孜孜不倦地传递着减塑、低碳的环保理念。安旭说，起初，他们也经常在社区里组织一些垃圾分类回收、宣传科普等活动，但效果并不理想。
活动参与者往往只是短暂的热情，大多数公众投向塑料袋的眼光依然麻木。有大婶在超市里扯下四五个白色食品袋装菜称重，再拿几个揣进口袋带回家；有年轻人一天三顿外卖订单，对着徒增的五个塑料餐盒、八个塑料袋全然无感。
甚至有志愿者说，朋友如果提着塑料袋经过，看到自己会“躲着走”。
汤蓓佳理性对之，“最初，连丈夫也不理解我的选择。但日子久了，看到垃圾桶里再也没有一堆一堆的塑料袋包装时，他也非常支持并且一起参与了。”
在她看来，她并不会干涉其他人的选择，“我也不会质疑朋友说，你叫了外卖就是不对的。”但她希望每个人，在作出选择与决定的时候，都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减少塑料袋等一次性产品的使用。
同在北京的IT软件工程师孙巍也是一个环保志愿者。每当看到滥用塑料袋的场面，他的脑海里总是不禁浮现出“他们浪费的不是塑料袋，而是石油”这种想法。也是在2016年，孙巍误打误撞开始研究起塑料制品所耗费的石油数据。
翻阅过至少几百篇文献，孙巍通过每年中国自产和进口的聚乙烯、聚丙烯、聚酯纤维量，减去非塑料袋用途用量，得出国内在塑料袋、塑料薄膜、胶带等塑料包装上，每年需要耗费上亿吨石油。
2013年4月17日，发改委公布的《“限塑令”实施以来的主要成效》显示，前五年累计减少塑料消耗仅100万吨，指出“限塑令”有积极作用，但大批媒体及环保组织质疑其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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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集贸市场
到2010年前后，安旭开始察觉到，各地“限塑令”的呼声和效果开始日渐微弱了。他又意识到，在“限塑令”之外，其他的政策也在不经意间产生了作用。
比“限塑令”更早一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有两点内容无意间给塑料袋创造了新的商机。
一是社区环境提升，城市老旧居民楼体内的“土道垃圾堆”被封闭，改为垃圾分类回收箱；二是社区配套服务提升，小街小巷里的占路菜摊被清理，集中至有顶棚上盖的农贸市场。
家里需要更多的购物袋来分类回收垃圾，难以管控的、免费送袋的农贸市场也成为了新的增长点。“菜市场的服务质量提升了，但提着菜篮子买菜的人越来越少了。”安旭发现。
“限塑令”十年，与各省市逐步响应、加强社区改造的时间高度吻合。
大约在2015年，笔触媒环境科学工作室的创始人姚佳也将焦点锁定在免费、无序使用塑料袋的集贸市场。相比超市收银台的集中管理，大棚里的零散商贩很难为了几角钱而向顾客收费，塑料袋成本往往隐形地加在货品价格里。为了更多盈利，商家往往会使用成本仅在2-5分钱一个的劣质塑料袋。
2018年1月，北京望京某菜市场，集贸市场是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 南方周末实习生罗逸爵 | 摄
2016年，姚佳召集了限塑联合调查组，在创绿家、自然之友基金会、零废弃联盟等机构支持下，截止到2017年底，已有21家环保机构及志愿者参与，调研了22个城市、211个集贸菜市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有工商管理部门监管的市场里，商贩会把达标、不达标的塑料袋都“藏起来”——怕违规塑料袋被工商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发现；而达标袋价格贵，不舍得顾客随便拿。
“但问题是，按照过往的一些处罚情况，发现使用违规塑料袋才罚款几十元，对商家的威慑力太差。” 姚佳无奈地说。
不过，发现违规袋子就向工商管理部门举报还是有用的，通过志愿者这一年的努力，保守估算可以每年减少使用塑料袋700万个。姚佳希望市场管理者倡导统一销售达标袋。“北京实行得比较好，即使用的不达标的，你去问他一下，立马换成达标的了。”
她希望“限塑令”能更加落到实处。“虽然国家只是建议市场统一销售塑料袋，工商局也不能强行推，但如果不统一销售，有人违规，责任是会落到集贸市场管理者头上的。”姚佳说。
根据近一年的调查，在布、纸袋替代塑料购物袋之外，他们列举了其他详细的替代方案，包括：盛装生鲜食品用器皿和生物全降解平口袋替代并有偿使用；所有场合（包括医院）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用金属吸管、纸吸管、吸管糖替代；快递、机场打包，也要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35条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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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了十年的话
各地的环保人士的环保行动起点几乎都是减少塑料，2011年12月，零废弃联盟成立了。
看到发改委的征集令后，2018年1月25日，零废弃联盟召集了民间环保人士提建议，憋了十年的话，不吐不快。
听完建议后，“塑料真的是无孔不入啊！”70岁的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张丽曼激动得嘴唇发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密密麻麻的七八页。
2017年1月，上海中山公园附近的垃圾堆，一位老人在拾荒。 南方周末实习生罗逸爵 | 摄
十年间，塑料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塑料袋，常见的如外卖餐盒，大到农膜、小到日化品里的塑料颗粒被广泛使用。而限塑令最初的界定还局限在塑料袋上。
针对新领域的塑料污染，参加座谈的环保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的郑雪看到有国外环保机构在宣传磨砂洗面奶、沐浴露等的塑料微粒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建议更多企业禁用；中国废塑料协会秘书长助理白银河建议，在塑料生产过程中，使用至少一定程度的再生塑料；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的刘帅通过农业地膜对农业产量的减少和污染程度计算，建议农膜至少达到90%的捡拾率。
零废弃联盟发起人毛达记得，限塑令刚刚发布时，他曾参与民间限塑研究小组，“当时我们掌握了一些数据，认为限塑令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全国性的协调部门，建议有落实时间表和目标。”此后，发改委环资司找毛达进行了几次座谈，但对问题都没有正面回应。
后来，关注限塑令的人越来越少。毛达认为，这与决策层重视不够、强制性政令的缺失有很大关系。限塑令颁布的背景是2008年奥运会，当时环保意识和相关法律都不够健全。
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高级专家曲睿晶看来，以前的限塑令，对减少生产和使用者既没有奖励让其心动，也没有罚到让其心痛。没有把顶层设计做到位，从源头上减量，推行生产者责任制度，是减不了的，“因为生产的是中小企业，使用的是工薪阶层”。
备受公众热议的外卖垃圾围城，对决策层有所触动。另一方面，从兑现气候谈判中国承诺上，塑料垃圾的末端无害化处理并不完美。
有接近发改委的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与上一次不同，这次的新“限塑令”将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限塑令”也要动真格了。
2017年11月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将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准备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的实施范围，研究制定在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的相关实施方案，并且督促地方，特别是城市加大落实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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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可回收”的烦恼
十年间，老中青的环保人士不约而同地身体力行，从源头艰难减塑，而当视野顺着塑料的生命延伸时，更难的问题还在于废旧塑料制品的回收及无害化处理。
环保组织人士寻求的替代方案背后，利乐公司早就在做了——利乐无菌复合纸包装，这个包裹着牛奶、饮料的长方体纸壳包装由75%纸板、20%塑料、5%铝箔等六层材料复合而成，自1950年代被利乐发明之后，解决了牛奶运输、贮藏难题。
虽然是“100%可回收利用包装”，但回收率并非100%，利乐公司曾提出，希望全球利乐包装回收率在2020年完成40%的既定目标。
中国的回收情况也不佳。2017年11月，上海规模最大的废弃利乐包循环利用企业已将北京、上海两地的生产线搬离，产品销路少就是原因之一。
面对国内回收产业的现状，利乐公司也表示，目前正与九家国内回收企业进行合作，主要包括工艺、设备、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培训。
北京望京望和菜市场。南方周末实习生罗逸爵 | 摄
想要让更多的废弃利乐包装袋被回收企业收集，进行循环利用，还需要垃圾分类回收等更多的系统支持。在瑞士，利乐加入了瑞士饮料纸包装协会，并积极促成了与超市、分拣商以及个人纸箱生产商的合作，对饮料纸包装和玻璃瓶进行收集、分拣和回收。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对此次意见征集的背景做说明时提到，正在研究制定防治塑料垃圾污染的政策文件，按照“限制一批、替代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对不同生产、生活、消费等情形中使用的塑料制品，分领域、分品类提出政策措施。
曲睿晶介绍，“限制一批、替代一批”的主要思路是，多用可循环的，不能循环使用就尽量用可降解的，即推行生物基等可降解材质和铝箔等可回收材质。
可降解材质成本高，由谁来埋单？有专家认为，本着生产者付费和前期产业扶持的原则，主要应由商家和政府承担，消费者则需要承担一小部分。随着产量提高成本降下来，价格就会具备竞争力。
推行替代材质还要从源头把关，才能有强制效力。
上述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未来的新规将限制生产方和使用方，即生产厂家和使用商家、平台。据悉，上海正在制定一份塑料包装物绿色标准的文件，考虑用生物基替代传统材料。“会采取强制措施，到时可能要点餐，只有可降解、可回收两种餐盒可选。”
据该专家介绍，国家发改委征集完意见建议，出产业政策扶植后，绿色标准会在全国推进。至于新“限塑令”的法律保障，曲睿晶透露，首先是现在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将会修改，其次现有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也可能有所调整，“结合新的绿色标准，足够保障新的限制令实施”。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欢迎转载，转载须联系后台取得授权。】
责任编辑 | 汪韬 视觉 | 袁嘉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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