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临界博弈

有关香港，写过三个小文，本以为已经不再有续了，盖因为有了某个提纲挈领的“引子”，可以成为一个指数应用方法，让他们使用当有力透认知。事实上，却发现自己实在妄自菲薄多少有些幼稚了，香港无尽意，休要一言以蔽之。

前些年，一直有人争夺“思想市场”的“发明权”，好像最“权威”的发明权归于科斯所有。我在旁边看着，嘿嘿一乐里有些不厚道的屑视：我在1998年的《制度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缘起》有一章“计划思想与计划经济”，说的就是“思想市场”。我不啃声儿，私下以为，都是为人民服务，谁“发明”很重要吗？！

摸着石头过河，此处说的是现在叙文的境遇：想象一下走在湍急的河流的石头间，一跳一跳地过河，不但要掌握平衡，而且还要体验此时此刻的风景，谁知道那块石头没有踩稳了掉下去就会被吞噬或遭遇陷阱？所以，平添了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用，多少也有些迫不得已在里面，看的人能理解多少，全依靠有没有心有灵犀的缘分了。

我有一个有感香港迷失的小文，说的是香港从香饽饽到人有嫌弃，局限于经济领域或层面，香港的文明具有杂种的意味，此“杂种”绝非贬义：假如香港有文明的灵魂，就是中西方文明此地彼此融合的最好典范：相关方各自心怀鬼胎但都不说破，“香港文明”保证了相互间的相安无事和包容相处。

香港的最佳姿势，就是保持现状。

但是，忘记了香港最底层或核心的角色，她事实上处于的是思想市场的前沿，充满了思想作为竞争资源的自由与限制的极权博弈。在香港的冲突愈演愈烈之际，最后的决斗胜负，就是极权博弈的此消彼长。

香港是世界上自由经济的范例，自由和平等作为一种思维意识的底色，对有关干预行为具有自然的戒备和疑惧，此构成了一种基于自由市场的价值逻辑或常识。这一点，当在逐步认知内地的“常识”时，两者的不兼容的一种必然的矛盾：被迫放弃或颠覆香港的“常识”而去接受一个国家的“常识”，香港人缺乏这一过渡——香港是独自面对世界的存在，有很长一段历史，是既不属于伦敦（英国仅仅是香港的“二房东”），又不完全属于北京（中国仅是一个祖系宗脉的联系）。香港已经很习惯自己这样的角色，尽管时有孤儿或弃儿的感叹，那也只不过是老辈的传统归宿需要：魂儿归何处？

由于叙文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就只能手指明月，香港的冲突为什么如此剧烈，并非什么“修例”，但修例缺失触碰到了香港的敏感处：此可能会妨碍到香港公民的基本“常识”。剩下的，就是为维护“常识”二战，常识就是价值观，所以是有关价值观的博弈。

内地的“常识”思维，很难解读或理解香港如此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因为内地的常识和价值观，遵循的是主题预设或主题先行的思维惯性：但凡遇到任何现象或事实，一律以主题定义，而不管这一“主题”靠住靠不住或者背后是什么。如果以此解释香港的冲突，显然不能理解香港冲突的意义或价值所在，全部归于外力干预或者渗透，殊不知再冠冕堂皇的外力干预，也需要在属地找到广泛的共鸣，这“共鸣”可简称为人心。香港真正的人心所向，在“回归”以来一再迷惑、迷茫到疑义、歧义，到如今的尖锐冲突：香港接受不了内地的“常识”，要维护香港的“常识”，冲突即临界博弈或坚守之战。而其他的，都是附加势力。

自由市场的香港，一切都交由市场裁决。市场竞争不仅仅限于经济，所谓思想也属于市场即自由竞争法则。如同经济资源之竞争与垄断之别，思想市场与集中意志同样具有本能的冲突。 

所以，香港成为世界与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博弈前沿。我说过，香港的最佳姿势，就是保持原状。但是，现在打破了，相关方却没有想到之后能不能承担“常识”被统一或集中后的后果。

不过，现在处于一个胡来的时代，之所以胡来，就是不会去想有什么后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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