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话 | 救国有“罪”，韬奋入狱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生活书店在建设方面迈出新的步伐，做出新的部署。主要包括：参加救国运动，出版《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办《生活日报》等。
国民党反动派因对救国会的活动有所顾忌，便不择手段地逮捕了救国会七人，关押在看守所内，人们称被捕的七领袖为“七君子”。这一事件引起爱国人士的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和战争时局，不得已释放“七君子”……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本期已经是“生活史话”系列的第十期了！
可喜可贺！第八期、第九期我们为读者朋友们介绍了生活书店在抗战前一阶段出版的杂志和图书
我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多亏老徐、愈之和诸位编辑、友人的鼎力相助，生活书店方能屹立不倒，持续发展！
今天我要宣布个事儿！我，邹韬奋，回国了！
欢迎回来！
欢迎韬奋老兄回国！
韬奋回国
韬奋于1935年8月底归来，审察生活书店的状况，他说：“本店在我出国后，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不但不衰落，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撑，怨劳不辞，诸同事的同心协力，积极工作，愈之先生的热心赞助，策划周详，以及云程、仲实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试举其荦荦大端：（一）杂志种类大增，有《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都是风行一时，万人传诵，杂志订户亦随着突飞猛进。（二）本版书大增加，我们最初是以经售外版书为大宗，这时自己也有了编印本版书的计划。（三）邮购户大增。（四）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首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以便读者订购书报。（五）同事人数由20人左右增至六七十人。（六）租赁四马路店址，并在该屋三楼之上自建四楼。”
翻过了这一页，生活书店的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做出了新的部署。经理徐伯昕因操劳过度，身患严重的肺病，不肯休息，韬奋请其夫人陪同，“押送”莫干山疗养院疗养，半年后病愈回店。离职期间，经理职务由毕云程代行。为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编辑部的工作，《世界知识》半月刊先后请来金仲华、钱俊瑞担任主编，原主编张仲实改任总编辑，又请来钱亦石为助理。经理部门补充了一些人员。韬奋着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老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先养好病再回来，听夫人的话，安心休养
咳咳……韬奋，我没事，真的……咳咳咳……
老徐，你都咳成这样了，怎么会没事呢！休息好了，生活书店等你回来！咱们一言为定
一、参加救国运动，出版《大众生活》周刊
韬奋回国之日，正是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胡愈之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的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韬奋积极响应。他说“带着小小军队（指生活书店）参加救国会的活动”。迅速于同年11月间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重振《生活》、《新生》周刊的旗鼓，而且以新的姿态出现，把抗日救亡的号角吹得更加嘹亮。
▲ 《大众生活》（创刊号）1935年邹韬奋主编
（来源：book.kongfz.com）
韬奋在《大众生活》创刊词《我们的灯塔》一文中向读者宣告：
……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关于这方面，记者曾在所著的《萍踪寄语》三集的“弁言”里提到……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在哪里?……中国是世界的一环，中国自己说不上帝国主义，但有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绝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能有奋斗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是一条锁链。
……获得民族自身解放……同时也是促进世界剥削人的制度崩溃，这是我们对于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于世界的责任。我们看清了世界的大势，分清了敌和友，应该要把这两项责任担当起来。
韬奋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领导中国革命。当然不能不用曲折的语言来表达，文中所说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能担当领导呢?人们学会了在当时的环境下，文章要做得含蓄隐晦一点，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带了镣铐的进军”啊！
《大众生活》的宣传目标，也即“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
《大众生活》周刊的声音如春雷般地响彻云霄，与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互相激荡。当上海各界和全国救国会成立时，韬奋均被推举为执行委员。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集合进步力量，救国会领袖们如沈钧儒等人与韬奋和生活书店的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大众生活》周刊成为救国会的旗帜，由此使刊物的影响力大增，销路不胫而走，达到20多万份。《大众生活》创刊不久，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韬奋立即予以热烈的声援和支持。在《大众生活》上以最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个运动，并采用北平学生在宣武门前持喇叭筒宣讲的女学生（陆璀）照片用影写版印作封面，助长其声势，来推进这个运动广泛深入的发展。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遭到反动派阻拦、镇压，《大众生活》社致函北平学生进行慰问、致敬，并提出严密组织、宣传大众、学习理论与战术等五点希望。学生代表到上海联络，首先找韬奋为之代印传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声援，《大众生活》立即披露。宣言指出：“争取民族的解放，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天经地义，而且是任何被压迫民族的天经地义。敌人的压迫愈严重，中国人民对民族解放的要求，只有愈高涨。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第二次宣言又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主张，并指斥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制。
▲ 北京大学学生振臂高呼，投身“一二九”爱国运动
（来源：www.sohu.com）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是中心。据有关方面透露，蒋介石对上海的救亡运动非常害怕，尤其有两怕：一怕韬奋的《大众生活》周刊，印行20多万份，有众多的读者，影响力遍及海内外；二怕李公朴主持的量才补习学校，有八个分校，学生达四千五六百人，是救亡青年的大本营。
《大众生活》出至16期，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韬奋在最后一期上发表《紧急启事》，表白自己的态度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战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 1937年《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十六期
（来源：7788ybk.7788.com）
在这里还另有一支插曲。
在《大众生活》被查禁先后，反动派不断地找韬奋的“麻烦”，威胁利诱，又拉又打。先是蒋介石派刘健群（复兴社总书记）、张道藩（国民党中宣部长）二位大员到上海，通过第三者约韬奋“谈话”。向韬奋大谈他们那一套被韬奋讥为“领袖脑壳论”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替蒋做政治游说，妄图改变韬奋的抗日反蒋的立场，韬奋坦然陈述自己的全国团结一致御侮的主张。随后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领导权》一文，阐明自己的领袖观，不指名地予以批驳。接着又有上海闻人杜月笙找韬奋，说“蒋（介石）先生”约他往南京“当面一谈”并表示愿陪同前往，“安全绝对没有问题”。韬奋身为救国会执委，此事非同寻常，商之于救国会其他执委，认为不去为妥，遂即拒绝。在这等情况下，韬奋在上海是难以驻足了，又一次被迫出走，到香港去办《生活日报》。
韬奋啊，蒋先生想约你到南京谈一谈，至于安全问题……我会保障的……
杜月笙，我看这次，还是算了吧……你们蒋委员长都不在群里了，你还不退群，有些说不过去了吧……
“杜月笙”已被移出群聊
事隔三年，抗战后1939年在重庆，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和韬奋无意中谈起那一次蒋介石约韬奋“当面一谈”，原来是他的御用笔头陈布雷忙不过来，要韬奋做“陈布雷第二”，韬奋自幸没有去南京，去则决不会答应同流合污，后果是难以逆料了。
二、在香港办《生活日报》
韬奋早就想办一张人民的报纸。1932年在上海，发起办《生活日报》，登报招股，已集得资金15万元，后因国民党不许登记，胎死腹中，把资金全数退还股东。这次1936年去香港办报，是生活书店垫支4万元资金，并向银行贷款办起来的。报馆设在香港中区利源东街20号一幢简陋的楼房上，楼梯窄到只能容一人上下。
香港《生活日报》筹备工作大致就绪，邹韬奋急欲与胡愈之会晤，商谈报纸的大计方针，胡愈之因联系党的工作去莫斯科，归途刚到巴黎接到邹韬奋的催回电报，胡愈之回电希望等他到后再“择吉开张”。胡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的传达，明确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政策。胡到港后，商同韬奋本此方针政策的精神办报。以努力促进团结抗战，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标，它积极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既严厉斥责妥协投降主义，又抨击狭隘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刘少奇曾以莫文华笔名写信给《生活日报》编辑部，参与讨论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问题。在人事安排上，社长兼主笔邹韬奋，总编辑金仲华，新闻编辑兼外电翻译恽逸群、王纪元，副刊编辑柳湜、林默涵，还有王永德助编等。经理毕云程，甘蘧园任营业部主任，胡愈之帮同韬奋主持馆务。
我一生主办过“六刊一报“，分别是《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抗战》和《全民抗战》，其中《生活日报》就是那“一报”
香港办报遇到很多困难，一是受运输条件的限制，发行以港穗为重点，不能及时发到内地，内地受邮检封锁；二是经济困难，销数虽达到2万多份，已数倍于当地报纸的最高销行量，仍入不敷出。当地报纸一般有经济后台，韬奋不愿意接受当时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南粤王”陈济棠的“赠款”，以免受制于人，丧失独立性。办报纸还要靠有广告收入，而《生活日报》的广告收入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托人承印，当时香港印刷条件很差。《生活日报》因经济枯竭，于1936年6月7日创刊，只出版55天，于8月1日停刊。把副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为《生活日报周刊》，出版了几期后转到上海出版，又更名为《生活星期刊》，出版了17期又被查禁。
经济困难、政治压迫、发行限制……《生活日报》在香港的“一生”真可谓跌宕起伏啊
韬奋在香港办报期间，为响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四人联署发表宣言——《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在《生活日报》刊出，内地印小册子分发。受到毛泽东的首肯。
邹韬奋等人于8月折回上海，积极筹划《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但由于登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刁难，无法复刊。
当其时，救国运动和妥协阴谋两方面的斗争日趋尖锐，生活书店的代理经理毕云程被捕了（后由企业家穆藕初保释），给生活书店带来巨大的压力，审时度势，危机四伏，于8月底召开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二次（临时）社员大会，商讨对策，成立了生活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选举邹韬奋、徐伯昕、王志莘、杜重远、张仲实、孙梦旦、陈锡麟、李济安（李文）、周积涵、孙明心、张锡荣11人为委员，推张仲实为主席，徐伯昕为经理。这个临时委员会是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用以代替三个机构的职权，以便及时处理社务和业务。随后，11月聘甘伯林为生活书店副经理兼总务部主任。
▲ 《生活星期刊》（民国25年，影印版）
（来源：www.kfzimg.com）
三、救国有“罪”，韬奋入狱
1936年10月中旬，鲁迅先生病逝，地下党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发动，由救国会出面组织举行隆重的出殡仪式，有近万人参加。在街上排列长队，唱着“呵，导师，呵，同志，你活在我们心中……”的悲壮挽歌前进。同时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口号声仿佛要摧破这黑暗世界。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覆盖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素绸，宋庆龄、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等人站在送殡队伍的前列。送殡的人流浩浩荡荡流向万国公墓。墓前由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还有胡愈之、韬奋等致悼词、演说。事后韬奋在其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2号编发了图文并茂的“悼鲁迅先生”的专刊。这样，使鲁迅先生的葬礼，实际上形成为一次团结进步民主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公开斗争的示威大游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震撼全国的爱国行动。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惊恐气恼、忌恨交加，便不择手段，于11月22日深夜，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次日自行投案）、沙千里七人，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即“七人之狱”。人们称被捕的七领袖为“七君子”。这样的行径，恰好表明反动派的脆弱，并不是有力量。
▲ 救国会“七君子”
（来源：history.sohu.com）
压迫越紧，反弹越大，这是规律。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引起爱国人士的强烈抗议。毛泽东曾指出：“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宋庆龄以救国会执委的身份发表声明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在中共地下党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人领导和配合下，救国会很快在全国各地及国外掀起了一场国内外援救“七君子”的运动。
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感情，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5月，平津各界1600余人委托律师为沈案代拟答辩书，驳斥起诉书的谬误，认定被告“无犯罪之可言”。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推出代表赴苏州监审，代表经过天津、济南等沿途赴车站欢送的群众数千人。广州7000余学生签名要求爱国自由和宣判沈等七人无罪。全救会华南区总部发出长篇电文，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营救并为沈等代募讼费。西北和西南地区也开展了群众性的营救活动。6月初，上海市民4800余人联名签署请愿书，送交江苏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当局撤回公诉，迅速恢复沈等自由。6月13日，上海召开了各界群众5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一致通过要求将七位爱国领袖宣布无罪释放、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肃清亲日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决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爱国人士的爱国之心足以撼动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公的事实！
北平、天津、广州、上海……还有西北、西南……全国各地都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国民党当局，这才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一些国民党政界、军界高级人士也卷进了这场斗争，如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李宗仁、白崇禧发出营救电报，张学良飞赴洛阳请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这对半个多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张学良、杨虎城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的八项建议，其中一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七君子”。蒋介石当时同意了，但过后又违背其诺言，罗织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五次开庭审讯“七君子”，说什么“危害民国”，“七君子”一致予以驳斥，指出救国是我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天经地义，毫无犯罪之可言。宋庆龄等忍无可忍，在1937年6月27日和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沈兹九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如爱国有“罪”他们自请入狱，要求和“七君子”同“罪”；如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7月5日由宋庆龄率领一行人提着箱子、带着雨伞前往苏州，要求高等法院羁押。
▲ 当时报刊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
（来源：www.sohu.com）
在这里还应当补叙一下关于审讯“七君子”的新闻报道。组织营救“七君子”的胡愈之获悉6月11日在苏州开审时，他安排张仲实等人去旁听，并商请上海各报预留第二天的版面报道审讯情况，各报出于同情允诺。胡愈之回忆说：“晚上去苏州听审的记者一回来，我就在生活书店听取他们汇报，同时执笔撰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我写完一部分立即交人刻印，随即送各报拣字排版，就是这样写一部分送一部分，一共送了四次，最后部分完稿送去时已是晨三时左右，终于使这篇文章在第二天上海几个报纸以差不多整版篇幅登载出来，揭露了反动政府所谓审判的真实情况，引起了轰动，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见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
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掀起入狱运动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再加“七七”事变发生，卢沟桥打响了抗日的枪声，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在7月31日无条件释放了“七君子”。可笑的是，蒋介石为掩饰倒行逆施，还企图使暴行合法化，即让“七君子”经过苏州反省院表示认罪而后取保释放，这一诡计未能得逞。再有这个案子既有起诉在先，又如何交代呢?直到抗战后1939年1月26日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撤回起诉了结。
▲ 七君子出狱后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到南京，
商讨抗战救国事宜（来源：xuewen.cnki.net）
在此期间，继《大众生活》停刊之后，生活书店出版了由金仲华主编的《永生》周刊。它的出版，显示生活书店不畏强暴的顽强的战斗精神，继承了《生活》、《新生》和《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的抗日救亡传统。当然，在反动统治下，《永生》周刊永生不了，出版了17期，又被迫停刊（1936年3月7日—1936年6月27日）。之后又创办了由谢六逸、张明养（张弼）任主编的《国民》周刊，出版了19期，1937年11月19日终刊。（其间因抗战爆发，8月13日出至第15期，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妇女生活》出版战时联合旬刊，出了4期，至10月29日又重行单独出版了4期。）
不论是《大众生活》还是《生活日报》的出版，都是在时局之下孕育而生的
是这样的~就算回国，国民党对韬奋先生的打压、威胁依然不断，这也太难了吧……
新闻出版事业一直都是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是耳目喉舌。国民党当局如此针对我，也恰恰说明咱们生活书店的刊物办的好、受众多、宣传力强啊
下一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重压之下，我和生活书店将进一步坚持并壮大自己的文化阵地，且看这磨难困苦中，我们如何越战越勇！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生活书店史稿》
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本期排版：龚秋豪
本期编辑：赵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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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生活书店诞生于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面临的是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局面，呼吁抗战，挽救危亡已是全民族的要求。作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代表人民的舆论喉舌和广大群众呼声、站在斗争前列的邹韬奋，在他创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事业中，百折不挠，始终高扬着爱国救亡的大旗，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作着不懈的斗争。生活书店正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叙述地历史，可从中看到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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