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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流产、心梗拒诊,防疫背后的“代价”是必然的吗?

洪广玉 往事陈列馆 2022-04-13

目前因防疫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让人陷入“电车难题”一个人因为防疫管理而失去生命了,这种道德冲击感远甚至于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去世。

毫无疑问,这一轮西安的疫情,是自武汉之后压力最大的。其压力不只源于全面封城、1000多人确诊的规模,更在于普通市民因为防控中的管理问题而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事人发言截图


目前,西安至少已有2位孕妇因为就诊不及时而流产,一位心绞痛患者因为多家医院拒收,错失治疗时机而失去生命。


当事人发言截图


 很多人把这种人间惨剧解读为西安城市管理的落后、混乱,理由是国家卫健委有明确规定,疫情期间医院需设立隔离病房接诊急诊患者,而西安似乎没有做到位。这种说法我不能反对,但对于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城市管理落后”我不赞同。

 

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总体上会跟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多寡是匹配,这些也大致决定了管理者的眼界和公务员系统的水平。西安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是正常的,但中西部地区这类省会级城市应该都差不多,不存在哪个城市特别差的问题。

 

不同的是,目前除了武汉、西安,还没有其它中西部城市经受这种规模疫情的冲击,其它城市在同样封城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无法做假设。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患者亲人的自述就会发现,问题其实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市长热线还是官方防疫指挥部的电话都打不通,120也占线——其中一个孕妇光打这些电话然后去盲目送去,就占用了1个多小时,这说明包括120这样的医疗资源很可能都被占用,用于抗疫所需了,医疗资源并不充分。

 

如果再看患者受阻的过程,其中包括保安以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为由拦住、某医院称只接待黄码和红码,某医院称只接收发热患者等等,以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当然可以称之为泯灭人性。但很奇怪的是,如果从管理角度来看,实际上他们很可能真的是在执行“既有防疫规定”——当然,我更愿意称之为,利用既有防疫规定中的模糊地方,把患者推了出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事件过后,陕西省、西安市卫健委组织的专家调查结论是,“高新医院存在分诊识别不精准、专科介入不及时……”,所谓的“分诊识别不精准”,意思是原本这几位患者都应该是急诊患者,应该马上接收的,但是没有接收。


 

放在事发之前,这里就存在被模糊操作的地方。你心绞痛了,或者说你是孕妇肚子痛了(还没有流血),但是医院却认为你仍然不是最危急的患者,还要查你的核酸,看你的健康码,他们根本不去想,你已经等不起了!

 

这种悲剧出现了,当然要狠狠批评和严肃处理,因为人性高于一切。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错误为何发生,就要还原当时的环境——当时已经很明确存在规模不小的社区传播,所以医疗系统的工作重心是如何防住病毒、把不放过一例阳性当作最高的职责!如果出现“漏网之鱼”导致疫情在院内扩散,那么管理者百分之百会被撤职。

 

这并非要为医院方开脱,这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在“防疫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然后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本来应该由当事人灵活处理,但在高压思维下,当事人偏离正常理性,做出了纯粹对自己有利的决策。这个甚至都不能叫“形式主义”,应该叫“高压让人失智”。

 

这种情况,除非事先演练过,或者把流程已经细化到了每一种可能遇到的情境,否则是很难杜绝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后续其它城市发生疫情时,能吸取西安的经验教育,但是,如果没有吸取到这种教育,你也别惊讶,因为其它城市是另一批人在操作,也没有演练过——除非医院资源极其充沛。这次碰到的是孕妇,心绞痛患者,下次你能料到会有什么特殊情形吗?所以,非常残酷的是,有时候确实是少数人为了“防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认为这次西安疫情对人们心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我的朋友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是否有必要坚持“动态清零”表示质疑。我个人观点,是否坚持动态清零涉及很复杂的计算,在中国没有得到安全有效、便宜可及的治疗药物前,坚持“动态清零”仍然是避免大量老弱人群感染、伤亡的最优策略,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动态清零”对经济有多大拖累,其造成的弱势群体收入降低导致的潜在寿命减少是多少,都还缺乏严谨的测算。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因防疫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让人陷入“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是伦理学上最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大致是说,有五个无辜的人正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很快就要碾压到他们,但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有一个人。你是否应拉拉杆?

这个难题之所以存在广泛的争议和探讨,在于其有不同的视角。如果认为5个生命比1个生命重要,则是完全的功利主义,如果选择不动手,则符合人的道德直觉。当然,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来说,答案就比较简单:不要动手,因为如果你拉动拉杆,这1个人的损害结果就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属于“加害”行为,这当然是最不道德、最不符合伦理的。

 

涉及一个国家的防疫问题,当然远比“电车难题”这种思维模型要复杂,它并非某只是一个层面的比较。但“电车难题”提醒我们的是,人类有时候会从道德直觉做决策,而不是屈从于“5个人比1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样的功利计算。

 

从现实来说,一个人因为防疫管理而失去生命了,这种道德冲击感远甚至于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去世。所以,那种称“为了让更多不被感染,所以有些人付出了代价是没办法”的说辞,很多人是不会接受的。

 

可以想见,如果仍然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动态清零”策略——目前没有看到转变的因素和迹象,那么,严格避免这种因防疫本身造成的人员损失是极其重要的,它既包括普通民众的损失,也包括一线防疫人员的牺牲,有时候,我们宁可缓一点,把战线拉长一点,冒一些风险,不要把人逼得太急。

 

同时,我们要对这些因防疫本身而去世的人做出到位的补偿,如果这是不能避免的“代价”,就要让这些“代价”被足够重视。否则,防疫很容易失去全民的道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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