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刘梦溪：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下）

2016-07-10 刘梦溪 黄灿然小站

五

但不能不看到，由于陈寅恪先生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来释证钱柳因缘诗，《别传》已不单纯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而且可以看作是一部建立在客观史实基础上的传纪文学作品。但它又迥然有别于通常的传纪文学，包括有别于《史记》人物列传那样的史传文学，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考证，不是描写叙述。一般的传纪文学作品没有《别传》这样无一事无来历、无一语无出处的严谨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就作者的情感表达和渗透而言，通常的传纪文学作品也没有《别传》这样强烈和直接。许多章节显示，作者的梦魂情思似已飘入三百年前钱柳、陈柳的生活环境，有时并化作其中的一个角色，在一旁谛听着、审视着东南一隅国士名姝的种种言动。当《别传》第三章释证河东君两次游嘉定，引得程孟阳、唐叔达等练川诸老“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以及在杞园之宴上，几位穷老山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此景此情此态，寅恪先生不仅听到看到，而且在一旁掩口窃笑矣。而对程孟阳作《恒云诗》，抒写河东君离开嘉定之后的追怀与怅惘，甚至诗中有“一朵红妆百镒争”之句，寅恪先生又“不禁为之伤感”，颇能体会孟阳老人“下笔时之痛苦”。他说：“平心而论，河东君之为人，亦不仅具有黄金百镒者，所能争取。”可见程氏并不了解河东君，其不能为河东君所动，只能作单相思，乃属必然。更可悯者，是在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后，程孟阳循往例到牧斋家度岁，不意遇到了一向思之念之的河东君，这一惊非小，只好狼狈而返，从此便不再见老友牧斋。寅恪先生发为议论说：“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不禁责备孟阳谋身之拙并河东君害人之深。但察其语意，对孟阳的责备含着悲悯，对河东君更多的是爱怜。这些地方，如只知作者是生活于三百年之后，而不知还有一个跻身于三百年前对书中人物作全知全能观察的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用寅恪先生喜爱的学术语言来说，还不能对《别传》达到了通解。

特别对传主河东君，作者不只是赞美和欣赏，同时也怀有异代知己之感和恨不同时的爱恋之情。第一章关于撰著缘起里所说的《别传》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为了“温旧梦，寄遐思”。此“寄遐思”三字涵义极为丰富，包含寅恪先生多方面的情感关切。1953年题《再生缘》二律之一有句云：“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自然是就《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言，但用在倾注全部感情撰写《别传》、为三百年前之奇女子河东君辨诬洗冤的寅恪先生身上，也若合符节。《论再生缘》写于1953至1954年，与《柳如是别传》开始写作的时间约略相同，也可以说是《别传》写作的预演。因此思想内容、写作动机、采用文体多有近似之处。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充分肯定原作者陈端生的文字高于优于续作者梁楚生，并指出：“所以致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盖其余。”这与《别传》大力表彰的河东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出一辙。陈端生在《再生缘》中描写孟丽君的丈夫及丈夫的父亲都曾向丽君屈膝跪拜，这种置传统纲常于不顾的精神在当时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寅恪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而河东君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又远非陈端生所能比并，这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前者生当明清之际思想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后者在思想钳制格外严酷的乾隆时期。同是“颂红妆”，作者寄寓的感情和投射的精神思缕的浓度，因对象不同自然有所区别。如果说在写法上，《论再生缘》尚处于由以诗证史到为人物立传的过渡阶段，那末《别传》已是这一过程的完成。因此《别传》的文学色彩大大增加，尤其随处可见的众多的心理分析，已超越历史家和学者的职司，不免与文学创作的特点相重合。学者治学一向追求出文入史，寅恪先生相反，从《元白诗笺证稿》到《论再生缘》到《柳如是别传》，似乎取的是由史入文的路向。可是，如同把《别传》当作单纯的以诗证史的学术著作看待并不适切一样，如竟直认为《别传》只是一部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著作，就对寅恪先生晚年此一大著述的认识来说，似仍未达一间。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别传》第三章在谈到河东君的天资和才艺以及为何能够与吴越胜流相交往时，寅恪先生曾将河东君比作蒲留仙笔下的狐女，这种大胆设譬的做法，只有文学家做得出来，严谨如寅恪先生，何以下此险笔？请看他对此所作的说明：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尝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足以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这是对柳如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文化氛围的绝好描述，其中“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两语尤堪注意。不能不承认明末和清中叶，是不同的文化时代。《聊斋》和《红楼梦》同一背景，一寄之于狐鬼，一寄之于世间不会有的“大观园”。而大观园的设置，恰合于“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的规定情境。乾隆时期作者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环境，实明末东南一隅所必有。因此《聊斋》或《红楼梦》的研究者，如认为两书中所写有明末实在人物的影像，不应算作无稽之谈。寅恪用此比较反证法，阐明河东君其人其事的历史时代的意涵，最后归结为南北社会风气的不同，虽托之于文学形象，以狐女喻人，落脚点仍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终不脱以诗文证史和反过来用历史来释证诗文的史家眼光。

六

既然如此，《柳如是别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或者回到开头，寅恪先生究竟因何而撰是书？除了前面反复论及的笺诗证史和为河东君立传之外，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尚有更辉煌的学术目标在。这个目标也许不是作者事先所设定，但他达到了，完成了。这就是借立传来修史。所修何史？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笔者对《别传》的这一认识来自《别传》本身。

寅恪先生在《别传》第五章论及牧斋所编《列朝诗集小传》，即指出牧斋的目的是“借诗以存史”、“其主旨在修史”。他说：“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托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兹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笔者初读《别传》，多有粗心之处，似此重要关节，亦曾忽略。后来细按探求，眼前不觉一亮，知寅恪先生虽然谈的是《列朝诗集小传》的编纂经过，实际上也是自况。牧斋在《答吴江吴赤溟书》中称自己三十年来一直留心史事，“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史癖情态毕现。寅恪先生早年游学欧美，研习各国文字，目的是治中亚史地和东西交通史；中年以后，专事隋唐史的研究，可以说终生不离史事，其史癖又远非牧斋所能望及。如果承认牧斋辑《列朝诗集小传》“主旨在修史”，那末提出《别传》是借给人物立传来修史，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虽不能说是“发潜德之幽光”，套用寅恪先生的话，亦可以肯定如此提出问题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历史无非是历史人物的活动，人物活动构成事件就是历史事件，人与事的冲突与交织形成历史纲络。我们看《柳如是别传》，既有人物又有事件又有冲突，而且是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和明清鼎革时期带有本质性的冲突。传主虽然是柳如是，但围绕柳如是和钱柳因缘以及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那一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都出台了。陈子龙、李存我、宋辕文、冒辟疆、侯方域、龚芝麓、归元恭、吴梅村、黄梨洲等文士通儒；温体仁、周道登、王觉斯、曹能使、黄道周、刘良佐、刘泽清等文臣武将；马士英、阮大铖等权臣阉党，以及洪承畴、李成栋、土国宝、佟国器、马进宝、梁清标、杨廷麟、张天禄等清廷新贵和明朝降将；还有杰出的抗清英雄如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函可和尚，和志在复明、威武不让须眉的阮姑娘、戴夫人、黄妇人、郑氏等等。这些人物《别传》不仅提到，而且大都经过翔实的考证，以辨明他们在历史事变中的态度及其所建立的事功。就是南国名姝，也不是只写柳如是一个人，陈圆圆、董小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姊妹等侧名青史、传为美谈的江南佳丽，大都写到了，有的交代得相当详尽。包括董小宛是否被清兵掳走燕京的历史疑案，寅恪先生也作了精审的考证。

历史事件更其不胜枚举。大的如甲申三月之变、南明弘光朝的建立、清兵南下、史可法守扬州、南京陷落、嘉定惨案、郑成功抗清、永历朝廷的覆灭，小一些的如南国诸生具防乱揭贴驱逐阮大钺、南明建立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马士英荐用阮圆海、清世祖徵歌选色搜取南国名姝、庄廷珑和明史案等，《别传》或详或略地都有介绍。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是作为钱柳因缘的广阔社会背景展开的，有的则是钱柳因缘发展和复明活动的具体环节，作者没法不写到。还有东林、几社、复社的党社活动，南国名园如陆氏南园、杞园、三老园、不系园的归属和使用；甚至由明太祖定式的可以作为明室标帜结网巾，永历六年敕为“特敕永字一万一千十三号”的官方文书，寅恪先生也顺手标出，后者自可见出区区小朝廷官书文牍之繁。

此外足可构成明清史事契机的一些人和事，如南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实源自明末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的分野恩怨，李太后与东林一气，牧斋不得为宰辅，盖由于与东林即主张立潞王常芳有关，寅恪先生比之于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以揭明党派争斗对个人以及家国命运的影响。顺治二年授浙江 41 37848 41 15757 0 0 1662 0 0:00:22 0:00:09 0:00:13 3764湖道的佟国器，很可能是使牧斋从黄毓祺案解脱出来的关键人物，而佟氏一族历来是明清两敌国的争取对象。寅恪先生循自己一贯的治史思想，以整整二十页的篇幅，用种族与文化的观点对此作了探讨（详见段末注）。不知者以为枝蔓，实则就《别传》之写作固属重要（探考牧斋陷入黄毓祺案而得以赦免的因由），对作者学术思想的深化也不可或缺。陈子龙顺治四年死节后，有五岁遗孤，幸得原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子九野的保护，始免于遇难。寅恪先生详考此事原委并追溯明清登莱之役，指出西洋火炮在明清战局中所起的作用。他援引《嘉定县志》对孙元化的有关记载，其中赵俞曾说：“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寅恪于是指出：“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又考证出满语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作“尼堪超哈”，就是因为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的仿制西洋火炮，叫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并连类取譬，写道：“傥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这最后一句话，是站在史家立场的一绝大判断，可以视做修史之通则，古今不变之定律。《别传》的撰写，就是此一史学思想的实践。“家庭琐屑”和“民族兴亡”的结合，正是《别传》撰写的构意所在。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可是，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而且是在儿女情事的家庭之私中复原民族兴亡的历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注：《别传》第五章论佟氏家族而涉及种族与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寅恪写道：“夫辽东之地，自古以来，为夷汉杂居区域，佟氏最初本为夷族，后渐受汉化。家族既众，其中自有受汉化深浅之分别。佟卜年一家能由科举出身，必是汉化甚深之支派。佟养性养真等为明边将，当是偏于武勇，受汉化不深之房派。明万历天启间，清人欲招致辽东诸族，以增大其势力，故特尊宠佟氏。不仅因其为抚顺之耗族，且利用其本为明边将，能通晓西洋火器之故。然则当日明清东北一隅之竞争，不仅争土地，并亦争民众。熊飞百欲借深受汉化之佟观澜，以挽回已失之辽东人心。清高祖太宗欲藉佟养性兄弟，更招降其他未归附之汉族。由是言之，佟氏一族，乃明清两敌国争取之对象。牧斋‘佟氏忧愤录序’所言，似涉夸大，若按诸当日情形，亦是实录也。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就陈之学术思想而言，这是一段极重要的文字，乃将自己的核心文化观，宣之于世人。笔者对此有专门论述，此不多赘。

七

《别传》作为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撰写的断代明清史，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笔者上面所叙论，仅仅是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稍作引发，以见出寅恪先生“借传修史”的撰著构意。因为陈柳情缘、钱柳因缘的“儿女之私”，都是以明清鼎革为其大背景展开的；何况寅恪有意“存史”，旁涉诸多明清史事。因此内容宏博、史事纷繁，是《别传》的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史心宽平，故每多恕词。

这集中表现在对亚传主钱牧斋的评价上。牧斋博学多才，雅量通怀，言语妙绝天下，其在有明一代文坛之地位自无异议。但平生有两大污点：一为与阉党阮大铖的关系，始背后附；二为南都困厄之际以大臣身份降清而成为汉奸。有此两端，名裂身败实出必然，以至于有的说“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注：《小腆纪年附考》“顺治元年甲申十月”条载：“臣鼐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寅恪先生并不是作翻案文章，一再申明《小腆纪年》等书所载“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只是他主张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以及心理原因，还应作更具体、更贴近人物本身的分析，从而给历史人物以“了解之同情”。

《别传》披露的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为客观地评价牧斋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反证其当时降清未必即心悦诚服。对此寅恪先生写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其不近情理。”牧斋晚年作《西湖杂感》诗二十首，序中有“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典出《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前已略及）（注：《西湖杂感》遵王注云；“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侮食来王，左言入侍。’李善曰：‘汉书匈奴传：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书曰：‘东越侮食。’扬雄蜀王本纪：‘蜀之先，人民椎髻左言。’”）。寅恪先生说：“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对牧斋的矛盾心理表示同情。《列朝诗集小传》的纂辑，在牧斋一为存史，二为复明，但《辋川诗钞》的作者王胜时不理解，予以讥评，说“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实际上，这正是牧斋的不忘故国旧君，应予以肯定。寅恪先生说“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衍，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胜时是陈子龙的弟子，故有此论。可见寅恪先生史心之宽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提出“论古必恕”的观点，同时说明恕并不是宽容，而是“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寅恪先生正是如此。

不仅对钱牧斋，举凡清初的知识分子，包括一方面负复明之志，转而又去应乡试的士子如侯朝宗、李素臣、陆子玄等，寅恪都主张不必求之过苛，因而写道：

子玄亦必是志在复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即应乡试？表面观之，似颇相矛盾。前论李素臣事，谓其与侯朝宗之应举，皆出于不得已。子玄之家世及声望约略与侯李相等，故疑其应丁酉科乡试，实出于不得已。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庭，或致身命之危险。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犹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于进也。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

历史人物的行动心理，是由历史环境铸成的。离开历史条件苛求历史人物，不是正确的史学态度。清初的政治环境极为严酷，士人噤若寒蝉。对待是否应举问题，也需顾及到人物的处境。寅恪所论，心平词恕，设身处地，真正大史家的风范。《别传》对当时之人与事作如此评骘者例证甚多。即使对阉党阮大铖，寅恪先生也加以分析，在肯定其人品史有定评的同时，称赞阮氏的《燕子笺》《春灯谜》等戏剧与王铎的书法一样，可谓明季之绝艺（注：《别传》第四章论及阮大铖时写道：“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迷二曲，尤推佳作。”）。崇祯二年定阉党逆案，阮大铖遭废斥，痛陈错悔之后避居南京达十七年之久，自然不无韬晦以伺机再起之意；但顾杲、杨廷枢等复社中坚作《留都防乱揭》，欲加以驱逐，则加深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事恩怨。寅恪先生对此椿公案作了分析，指出阮大铖“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因而申论道：

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检、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黄梨洲对牧斋诗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常常有失公允，所以寅恪先生在《别传》中不得不予以辩正，同时也不赞成其集矢于阮大铖，而认为夏完淳在《南都杂志》中说的“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铛亦无实指，持论太苛，让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是“颇为公允”的“存古之论”。寅恪先生早在1930 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一史学思想在晚年所著的《别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第三个特点，《柳如是别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史家的兴亡感。明清史是痛史，明清文化史更堪哀痛。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说者纷纭，对死因有种种猜测，独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从文化兴衰的角度加以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挽王静安先生》诗也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1927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寅恪先生撰写的铭文中也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与《别传》里流露的、寄寓的文化哀痛之思，以及所表彰的传主河东君的思想精神，完全吻合。

《别传》第四章释证河东君致汪然明尺牍，有一通涉及借舫游湖一事，从中可以看出西湖之盛衰，如汪氏后来与周靖公书所说：“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第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徵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畏缩，欲不早归不得矣。”明清鼎革前后，西湖风景变化如此，能不令人感叹欤？其中“沧桑后，且变为饮马池”句，颇堪寻味。寅恪先生在叙及此种变迁后写道：

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深。吁！可哀也已。

汪然明所感慨的，是西湖的盛衰和家国的兴亡；寅恪先生所哀叹的，主要是明清以来文化神州的沦丧，西湖不过是如汪氏的一叶“雨丝风片”小舟而已。《别传》第二章叙论河东君与陈子龙的关系，考证出卧子因河东君而病过四次，每次都有诗作寄怀，有的正好作于七夕之日。明南都倾覆后牧斋降清北迁，滞留燕京，也写有一首《丙戌七夕有怀》诗，同为怀念河东君，与卧子已有所不同。寅恪先生至为感慨，写道：“噫！当崇祯八年乙亥七夕卧子之怀念河东君，尚不过世间儿女之情感。历十二年至顺治三年丙戌七夕，牧斋之怀念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同一织女，而牵牛有异，阅时几何，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

特别是《别传》卷前和穿插于具体篇章中的一些题诗，尤集中表现出寅恪先生的家国之思与兴亡之感：

如花眷属惭双鬓，

似水兴亡送六朝。

红豆有情春欲晚，

黄扉无命陆终沉。

推寻衰柳枯兰意，

刻画残山剩水痕。

明清痛史新兼旧，

好事何人共讨论。

兴亡江左自关情，

远志休惭小草名。

好影育长终脉脉，

兴亡遗恨向谁谈。

佳人谁惜人难得，

故国还怜国早倾。

兴亡旧事又重陈，

北里南朝恨未申。

这些一咏三叹的诗句，一方面可见出《别传》作者的史笔诗心，另一方面反映出寅恪先生的家国兴亡哀痛之思是何等强烈。“辨兴亡”（注：寅恪诗：“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都透露出欲辨兴亡的史家责任感），是史家的职责；兴亡感，是史家的良心。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柳如是别传》一书，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大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责任、史学观念、史学精神和治史方法，恐怕没有详读过此书的同道会提出反证意见。

八

至于明清递嬗、家国兴亡的原因，寅恪先生无意在《别传》中作刻板的探讨，或用一个现成的公式给以抽象的说明，而是唯唯否否，把答案留给今天并后世的读者。请看他的论述：

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生），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君子曰，非天也，人也！

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只是循史家之惯例在“究天人之际”，并没有对问题本身作出回答，他也不想作出明确回答。明清史事纷繁，党派襄夺惨烈，门户怨毒深重，内忧外患频仍，各种矛盾交织，终酿成甲申之变与乙酉之变。历史是已发生之事实，史家无须设想历史上某人某事如不出现将如何。况且国事如同人事，偶然因素缠绕其中，利弊得失，简错百端，甚难言也。史识如寅恪先生，在缕陈史事的同时只叹兴衰，不作解人，正复情理之常。

不过，寅恪先生执着地认定，历史上朝代的兴衰、政权的更迭，是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后面的果，有前面的因。兴亡之事，有以渐也。明之亡与清之亡，都是如此。可哀痛者，在于当世之人不明此义，常常杯酒欢歌中已酿成大祸。《别传》第一章，自述著书缘起尝言：“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刈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达世知变的历史直觉，早在童幼时期，寅恪先生即已蓄萌而成。所谓史学天才之因子，固成因于前学问阶段，应非虚言。以释证陈柳、钱柳情爱因缘的有关诗作为撰述重点的《柳如是别传》，征引的南国胜流的作品，多到不知凡几；但其中寅恪先生最重视的我以为是河东君的《金明池·咏寒柳》一词，题旨需要，特全文引录如下：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腰瘦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风流，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特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这首词的关键词是“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河东君之意，当然是从己身出发，遥忆当初与陈子龙等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自己所作的有关春闺风雨的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雨之预兆。所以不免“暗伤如许”。这应该是“今典”的连接绾合之处。但寅恪的释证没有停留在此一层面，进而引发论之：“‘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理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然自河东君本身言之，一为前不知之古人，一为后不见之来者，竟相符会，可谓奇矣。至若嬴海之远，乡里之近，地域同异，又可不论矣。”河东君抒写自身情怀的语词，竟与东西哲人的悲剧学理念暗合无间，怎能不引起寅恪先生的格外重视呢？

但寅老看中此词，似有更深层的原因。鄙意以为，他是用此关键词，象征明之灭亡和清之灭亡，也许还包括民国政权的覆亡。所以才有“明清痛史新兼旧”之说。当然也含有他自己家族戊戌之后惨遭不幸的悲剧感喟。“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当然，当然。寅恪的祖父陈宝箴，被曾文正公叹为“海内奇士”，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主持湖南新政，走在晚清改革潮流的最前列。他的父亲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风骨嶙峋，名扬海宇。戊戌惨剧，陈氏父子先遭罢革，陈宝箴复被慈禧赐死。“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交织在一起。《别传》的兴亡之感与兴亡之叹，其深层意涵，倘在斯欤！倘在斯欤！因此河东君的《金明池·咏寒柳》一词，可以看作是《柳如是别传》的主题曲。职是之故，寅恪先生才把他的著作，取名为《金明馆丛稿》和《寒柳堂集》，可见其寄意寓怀之深。

再来看钱牧斋己身命运的顺逆遭际。钱之为人热中怯懦，仕途一再受挫，明万历三十八年二十九岁时，与朝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崇祯元年四十七岁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又失败，并因此获谴。但崇祯十三年与陈子龙、谢象三争河东君获得成功。寅恪先生说牧斋“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泄息矣”。但越三年即有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崇祯帝缢死煤山，南明小朝廷于是建立，因马士英的荐引，牧斋再次成为朝臣，使得河东君也感到颇为得意。可惜随即又有乙酉之变，南都倾覆，牧斋降清，从此一生被打成两撅，落得逢迎马、阮奸党，终成汉奸的骂名。寅恪先生析论说：“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断绝联系。世情人事，如铁索连环，密相衔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

寅恪先生论钱柳因缘，有“三死”之说，寓意颇深长。第一死为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牧斋谢不能；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频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如牧斋依河东君之劝，效陈子龙双双死节，则历史上的钱牧斋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就河东君一方而言，真正倾心相爱的是陈卧子，但不得不舍弃，而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主动访半野堂，当时牧斋五十九岁，卧子三十三岁，河东君二十三岁。顺治二年乙酉南都倾覆，河东君二十八岁，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岁，河东君二十九岁。顺治五年戊子牧斋遭黄毓祺案，河东君年三十一岁。寅恪先生说：“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随即进一步发为感慨：“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寅老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结尾有句：“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人事无常，修短殊列，尚且不可逆料，况朝代递变、家国之兴废乎？

九

陈寅恪先生昔年论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并序》和《毛颖传》，尝赞其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并见。（注：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原载 1936年 4月出版之美国哈佛《亚细亚学报》(英文)，程千帆 1947年译成中文，收入 1984年齐鲁书社版《闲堂文薮》第 20 至 23页。又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论《长恨歌》文体兼及元稹《连昌宫词》，也认为后者受《长恨歌》影响而“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亦可参阅。）今观《柳如是别传》，可说是熔史才、诗笔、议论熔于一炉的文备众体的典范。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人物立传的传纪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学术新文体。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新文体的完成。《别传》稿竟说偈曰：

剌剌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

失明膑足，尚末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

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可见寅恪先生对《别传》的文体特征早已了然于胸，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进行撰写带有自觉性。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再生缘》一文，亦每每谈到文章体例及思想与文章的关系。他称赞庾信《哀江南赋》在六朝长篇骈俪文中为第一，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在赵宋四六文中为第一。所以如此，是因为：“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卦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妙哉“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这不是在自我概括《柳如是别传》这部大著述的史学特征吗？而“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不也是寅老学术理念和著述精神的真实写照吗？

庚午二月初一日于京华无梦斋初稿

庚辰摄氏四十一度之初伏改润竣事

原载于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 (1:2) 2003

预读/校对：杨阳、zzj、Turquoise、万蕙馨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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