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阿巴斯：我们以同样的姿势歪着头看人生（btr 译）

2017-11-03 Abbas Kiarostami 黄灿然小站

王寅摄（2015）

汽车像马，只是更有耐心。它们使我能够在路边与人接触。我需要做的只是摇下车窗问路。我享受开车，如果我不做导演，或许我会成为卡车司机。我经常让人搭一程便车，他们最终会告诉我不敢向妻子提及的事。系好安全带就像躺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我喜欢这类短暂的相遇，在交谈一小时后，我和乘客或许永不会再见。相比在家里，在车里我的内心生活更激烈。在客厅，我很少有时间停下来，但只要我一坐进车里，我就被迫一动不动了。堵车让我有时间思考。没有干扰，没有电话，没有不速之客。只有美好的寂静。

车给人一种安全感。据我所知，它是观看和沉思的最好场所，便于无尽的谈话及与自己的内心持续对话。一个朋友告诉我，开车时她和丈夫进行了最重要的讨论，因为对于双方而言都无处可躲。坐在人们旁边时我更放松，不必承受隔着桌子对视的重量。当你在车里与人并排坐在一起时，共享世界的视野，你几乎总会感觉舒适，无论你是否认识那个人。车里的沉默似乎永远不会太沉重。在车里，没人期望你对提出的问题立刻作出回答。回答之前有考虑的时间。这亲密的空间是家、拍摄场地和办公室的三合一。我能坐在驾驶座上完成工作，透过挡风玻璃观看，因为它不断播放着图像。这一分钟看见的是平移的乡村，几分钟后孤独的郊外出现，而最终不祥的城市揭开自己的面纱。这是个永恒的推轨镜头，两侧带有镜子，像小电视机似的。

也许我对车的感情其实是对路的爱。旅途的想法，从一点挪动到下一点，在伊朗文化中很重要。路表达了人们寻找必需品，寻找永远不安的灵魂，寻找永不结束的探索。

乘车旅行与乘飞机旅行不一样。上飞机时脑子里总有一个目的地，而且自然很少会独自一人乘飞机旅行。乘车就不是这样，它让我能够逃离任何东西──包括其他人──在城市里探索，在这儿，土地总是带来可能的新路和曲径。我的出发地点通常是德黑兰。终点在开阔的户外，与我经历过的任何东西一样让人心旷神怡，一个有着无数意外和未知目的地的世界，一种对我无所求然而给予我一切的环境。我勇敢向前，不知道我会睡在哪里，那儿又有什么可吃的。我只是移动、观看、探索，手里拿着摄影机。我离家时什么都没计划，知道会过好些天才回家，而几小时后找到了一个小村庄，在那儿我遇见一家人，我们素未谋面，也几乎肯定将不再相见。他们接纳了我，给我食物，给我床在夜里睡。而到了早上，在与这家的母亲、父亲和三个孩子一起吃早饭前，我推开卧室的窗，看见面前有一座山谷，远处是雄伟的覆盖着雪的山峦，而在离这栋房子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棵孤树，永远在那儿，枝条展开，矗立在一片白色之中，所有这一切在前一天夜里都被包裹在黑暗里。偶然发现的兴奋，潮涌般的喜悦。

去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抵制随着主要想法而来的次生想法的猛攻。别掺假。改进作品的最有效方式是保持短小简单。“我其实没有做什么，”当被问及如何创作了《大卫》时，米开朗琪罗解释道，“雕像已经存在于石块中。我做的只是去除不必要的一切。”鲁米建议我们不要说太多话，尽可能用最少的词。讲故事、拍电影以及选择影像时，考虑一下这个想法吧。

有一句阿拉伯谚语告诉我们，孩子与成人有四个元素不同。孩子没有拥有或保存的本能，争吵时没有恨的观念，毫不重视外表，以及倾向于在表达情感时相对自然。总体来说，孩子有更自由的人生观。他们不会把事情搞复杂。他们没有隐秘的动机，很少意识到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样子和声音。他们在摄影机前不玩花招。他们不用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不想着钱或名。他们毫不注意惯例和传统。孩子提醒成人，我们应该继续惊奇于周围的世界，我们不应该这样冷漠地看待生活，我们应该睁开眼睛庆祝当下。孩子们如此乐于接受，那样淘气，总是以惊人的明晰清楚无误地表达自己。问一个问题，然后听他们非凡的回答吧。他们让我想起总是活在此地和当下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者。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那么多。他们间接地教会大人如何尽可能透明地与人交流以及如何限制悲观主义。能够默不作声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我没有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和孩子一起工作，我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导演。

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思考身后事。死亡让我们得以把握生命，接受存在的责任。自杀的欲望曾掠过很多人的脑海，包括我自己。每天早上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们不能选择种族、国籍、宗教、父母或肤色。我们能自由选择的唯一东西是想不想活。自杀可能是我们唯一的自由，这个世界的一个出口。如果我们不行使这个自由，那是因为──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决定要活着。当我们接受我们选择了活着这一事实，当我们与这种自由和解时，我们活得更快乐。哲学和艺术教导我们，生活不是强加于我们的，它是给予我们的。我们被递上一张入场券，但也有一张离场券，它折叠着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一部电影，你们可以自由地从标着“出口”的门离开。正如尼采所说，如果有人站在深坑旁准备跳进去，我们应该帮忙推他下去。

大自然不是个轻松的情人。她总是会战胜我们，但同时冷静下来。宁静，无声，然而又躁动，但以一种与城市体验截然相反的方式。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时间是一种圣餐。今天，孤独对我而言前所未有的重要。我发现自己在与城市提供的东西做斗争，由此看来大自然──没有人的大自然──成了强大的盟友。我的心固定在户外。当你在自然的博大面前意识到我们有多么微不足道，不享有任何权利时，期待就减少了。人的观点就转化了。自我改进的渴望消失了。

我是──并一直是──一个相当焦躁和没有耐心的人。年轻时，我渐渐确信所有艺术的根基都在于好奇心，没有什么是预先决定或预先确立的。孩提时代我相当胆小，很少和人说话，在学校也不是个特别好的学生，而我用画画作为补偿。在教室里，我会经常用彩色铅笔画画。对我来说，相比于其他，这更像是一种治疗，仿佛我在色彩的世界里寻找着一种自然的真实。画画让我放松，而如今，当我拿着照相机行走于大自然中时，我体验到同样的感觉。

孩子们学会说话后常用来问问题的几个单词是：“为什么？谁？什么？”大部分人长大后就不再这样问问题了，但我不是。我会无止境地寻找答案。在伊朗天气很热，而孩提时代在午睡时间，我从来不想睡觉，于是对午睡的人来说成了个讨厌鬼。我总是想找些事做，而结果总是打扰了那些想休息的大人。我会走到外面阳台上画画，或者去地下室，把两块木头接在一起，并敲进一个钉子。我仍然感觉到有必要保持忙碌。如果没有什么事可做，我这一天就会过不下去。当我为所拍的照片装框并挂在墙上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把它抛诸身后而去关心别的事。在某个时间点，我意识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必须强迫性地尽快有效地清空还在自己身体里的一切。如果我早上起床后没有要紧事让我愉悦，我就没法运转。当我无法到外面拍电影──因为这是星期五晚上，人人都在玩──一星期都很忙，身边没有人可以一起工作，我没有力气开车出城，从阁楼到美丽的森林，以便我可以拍照时，我就感到无用。那时我会拿起一本诗集，胡乱写下几行自己作的诗，或打扫屋子，或画画，或雕刻一块木头，或为展览整理照片。我必须做些有用的事。

所有这些活动都为了找到一种交流方式，发现新的挑战，表达自我，缓解常有的沮丧感，摆脱任何潜伏在我脑海深处的东西。我觉得从未找到一件真正让我满足的事。做木工有可能最接近。

我曾经获得过一个名叫罗伯托·罗西里尼①的奖项，而有一个记者问我是否注意到我的作品和罗西里尼的有相似之处，以及我最喜欢他的哪一部电影。我一部也想不出来。事实是我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定义清晰的电影流派。我对模仿不感兴趣，而我也从未理解一个艺术家可以为另一位做些什么，除了时不时聊个天喝杯咖啡。如果我的电影与罗西里尼的──或许与德莱叶、布列松、小津安二郎的三人组──有相似之处，那么也和我的作品的形式特点无关。那只是我们以同样的姿势歪着头看人生。

① 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1906—1977），意大利著名导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创始人。代表作有《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德意志零年》等。

如今，问题不是我应该将自己引向哪个项目，而是有时候我想什么都不做。静静地坐着，或行走，只是思考着，一个人，这就是我渴望的。也许这是为了等待，尽管我无法告诉你在等什么。也许这是为了回忆过去的想法，为了编辑和查找脑子里的所有图像。也许这是为了使自己平静。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渴望，有时候是难以抑制的。

当我们从远处观察一个人，等着他出现，从远处而来，当他渐渐接近并现身时，我们的视线自然会牢牢盯着他。我们没注意什么细节。我们有时间思考他移动的方式、步态、走得有多快。他开心还是伤心？他正从哪儿来？最后一个和他说话的是谁？我们或许会想起所有这个人让我们想起的人。我们也有机会研究他的环境、他走过的街道。日常生活教会我们并不一定要实际接近某人才能理解他是谁。据说观众会对远处的人物感觉疏离，但我总是觉得与这类人相连。我喜欢退后，将整场戏领会为一个整体。我接受需要剪辑艺术的电影，但有些影像需要随它去。它们做了你要求它们做的一切，那为什么要剪呢？给观众一个沉浸其中的机会。

我所做的业内事很少始于根深蒂固或清晰的意图。我的生命中没有职业规划。我偶然进入电影的世界，而人们叫我导演。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再把它们放进相簿。多年之后我才拿出示人，那时人们才叫我摄影师。在日本，几年前，有人要求我在来访簿上签名。我写下一首短诗并开玩笑地使主人相信这是松尾芭蕉①之作。当我告诉他们其实是我写的之后，他们建议我出本诗集，于是我把很多片段收集起来。如今他们叫我诗人。

①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户时代诗人。原名宗房，别号桃青。少年时为武士家中侍从，并学习俳句。后流浪各地，文笔独创一格，公认的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

有些人在生活中为自己设定目标，但对我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花在工作上的时间──绘画，拍电影，写诗，拍照片，做木工，任何事──常常是对深层次的不称职感的回应。对于没有达到目标、处理令人窒息的信心危机的焦虑和恐惧驱使我做很多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我表达的前提条件。当谈及创造性时，进步来自一种失败感。沮丧和感觉无用时，我坚持认为我不够好，我还不够努力。一种总是想要做得更好的欲望指引着我。

我们渐渐明白了喜欢做什么和擅长做什么。然后，最好我们用那些事度过一生。不要理会其他事。没有足够时间做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事。让我像一个老年人那样行事吧。你年轻时的精神、观念模式、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不太可能随着年老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思考这类问题永远不会太早。不要浪费哪怕一秒。现在就做你自己。

摘自《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著，btr译，雅众文化/中信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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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读/校对：zzj、李宏飞、陈涛、Turquoise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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