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田余庆：论轮台诏（上）

田余庆黄灿然小站 2019-04-14

一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长期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前89），①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① 轮台诏文见《汉书·西域传·渠犁》，为征和四年之事，在征和三年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上引班固赞语说武帝“末年”下轮台诏，也可证明系年是无可疑的。《后汉书·樊准传》安帝永初间郡国被水旱灾，御史中丞樊准上疏：“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李贤引征和四年轮台诏文为注。这样就出现了下轮台诏究竟是征和四年，还是征和元年的问题。《通鉴》永初二年胡注谓“此（按指李贤注）乃征和四年诏也，征和元年当有遣使慰安故事”。胡注是一个通达的解释。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胡注之文而未另出断语，当是同意。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汉武帝的统治，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在他统治的最早一个时期，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前133），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又载贤良之言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但规模不大，对社会无甚影响。

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自是（按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载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是西汉历史的重要年代，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但是，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即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还应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武帝反对谪徙，案问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又诏报丞相石庆曰：“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①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②摇荡百姓……。”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在此之前，由于连年兴发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愁，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需的。

① “计文不改”，谓上计文书的户口、垦地数目不改。

② “请以兴”，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奉世曰“兴读如军兴”。“兴徙四十万口”，当即以军兴谪徙流民之无名数者。

《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汉》及今存北宋以前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①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① 汉武帝所说“变更制度”，以解释成改正朔、易服色的太初改制为顺，但与这里所引的话在时间上不相符，因为这里所引的话不能晚于元封五年（见下）。疑所谓“变更制度”，系泛指政治、经济等诸项改革而言，并非特有所指。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下面，我们拟围绕卫太子问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方面试作剖析，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背景，并论证其他相关问题。

二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上引《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是《通鉴》一段长文的一部分。这段长文在上引文之前说：“初，上年二十九，乃有戾太子（按卫太子谥戾），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云云。

皇后卫子夫是卫青之姊，卫太子刘据是卫青之甥。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为皇后，刘据之贵宠可知。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元狩元年（前122）立为太子时年七岁。其时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事业蓬勃发展。他留心观察太子的才能志向，希望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当他清楚太子“仁恕温谨”的秉赋之后，“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①才逐渐产生了不满。加上其余皇子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皇后、太子也就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这里面，卫皇后宠衰与卫太子宠衰关系密切，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称武帝开边兴利之意。可以看出，宫廷里这一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政治性，而不只是其他原因如色衰之类。

①《汉书·外戚传·钩弋赵倢伃传》叙昭帝之立说：“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心欲立焉。”可知武帝选择继嗣，总把与己相类当成一项重要标准。按昭帝生于太始二年（前94），五、六岁时当征和三、四年。

《通鉴》在提到“亡秦之迹”的话以后接着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这些话无疑是为了安皇后，安太子，也无疑是为了安卫青，安卫氏家族。但事情并不止此。这个时候，武帝确也需要太子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所以他并没有由于元封五年卫青之死而废黜宠衰的皇后和太子。自此到征和二年，其间有十六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都无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在对待皇后、太子的问题上，汉武帝有一段相当长的犹豫过程。

《通鉴》继续写道：“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像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所谓“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①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① 阎步克有《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请参看。

上引《通鉴》记事写清楚了武帝与太子冲突的两种政见的性质，①但是理当作为原始资料看待的《汉书》却把这一冲突全部写成争宠、泄忿。《汉书·戾太子传》说：“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和卫太子之死云云。两相比较，《通鉴》比较深刻，在史识上胜过《汉书》一筹。《通鉴》又认为元封以后武帝与太子疏远，仅仅是由于卫青死，卫太子失去了可以凭依的强有力的外家，因而臣下竞构太子的缘故。考虑到巫蛊之狱卫氏族灭的后果，此说不为无因；但仅仅如此而不究及武帝、太子政见的不同，似乎又离开了《通鉴》本来的观点，离开了历史的深度。

① 《通鉴》此条资料来源和可信性问题，请参看本文“余论”。

三巫蛊之狱的政治意义

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公开冲突，爆发于征和二年，这就是巫蛊之狱。

汉武帝时，巫蛊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在宫廷内外都很流行。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废陈皇后，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①“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②其时巫蛊之术一般是埋木偶于土中，咒诅祀祷，认为咒诅必定应在仇家。巫蛊之事易于被判定咒诅皇帝，大逆不道，所以在纠纷杂出的汉武帝时期屡次成为兴动大狱的罪名。《汉书·西域传》：“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参以《匈奴传》《戾太子传》《江充传》等胡巫参与巫蛊的资料，中外学人疑巫蛊之术或与匈奴习俗有关，不无道理。

①《汉书·张汤传》。

②《汉书·外戚传·陈皇后传》。

大规模的巫蛊之狱发生在征和年间。其时公孙贺为丞相，贺子敬声为太仆，父子被告使巫祀诅武帝，并于武帝经行驰道埋偶人。征和二年（前91）正月，贺、敬声俱死狱中。这时武帝卧病甘泉宫，水衡都尉江充建言巫蛊为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及皇后。武帝使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狱，江充率胡巫掘地求偶人，扬言得之于太子宫。太子使客诈为武帝诏捕斩江充，并发兵凡数万众以拒官军。武帝命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并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①太子败走湖县（在今河南灵宝境），旋以被围自经。太子死后，屡有人言江充之奸。征和三年，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②武帝经受激烈震动后，有所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因此立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以之代刘屈氂为丞相，并族灭江充之家。武帝还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并对卫太子问题一步一步地进行昭雪。

① 褚补《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汉武故实，北魏复行之。《魏书·皇后列传》史臣曰：“钩弋年稚子幼，汉武所以行权，魏世遂为常制，子贵母死。矫枉之义，不亦过哉！高祖（孝文帝）终革其失，良有以也。”

②《汉书·车千秋传》。

据《汉书·江充传》，江充曾为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卫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以之属吏，遂与太子有隙，恐太子得立对自己不利，乃引祸以陷太子。《传》文说江充“奸讹”①，“由疏陷亲”，可能都是事实。但是规模这样大的直接针对皇室至亲的巫蛊之狱，除了出于江充个人恩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呢？

① “奸讹”即奸伪。《日知录》卷三二“讹"，"讹字古作譌，伪宁古亦音讹。《诗·小雅》民之讹言，《笺》云：伪也，小人好诈伪……。《尔雅注》：世以妖言为讹。”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曰：“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洪迈的意思是说有武帝之朽，才有江充之谮，并一一举出被杀之人，以说明武帝对“骨肉之酷”。洪迈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另一问题，即被杀者中除刘屈氂以外，①全部是卫氏家族人物，卫皇后及其子、女、媳、孙。卫皇后二女诸邑、阳石公主，征和二年四月死在公孙贺一案中，而公孙贺一案即是卫太子巫蛊之狱的前奏。卫皇后的血亲被杀而洪迈未录者，还有姊卫君孺和弟子卫伉，②以及外孙曹宗。③卫皇后其他戚串，死者更多。据《汉书·外戚传》说：巫蛊狱兴，“卫氏悉灭”。可以说，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目的。前面说过，江充兴狱，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时，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曰：“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④江充和刘屈氂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石德点破“秦扶苏事”，是洞悉当时政局底蕴之谈。

① 刘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关于他的死，下文另论。

② 卫君孺即公孙贺之妻。公孙贺本来由于妻为皇后姊而有宠于武帝。

③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及同书《高祖功臣侯年表》，曹参玄孙曹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汉书·曹参传》则隐去死因，只谓曹襄“子宗嗣，有罪，完为城旦”；《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谓平阳侯宗，“征和二年坐与中人奸，阑入宫掖门，人财赎，完为城旦”。又，据《史记·外戚世家》及《索隐》，卫皇后生三女，诸邑、阳石以外，尚有卫长公主，即卫太子姊，当即曹襄所尚，曹宗之母。据《汉书·郊祀志》，曹襄死（在元鼎元年，前116）后，武帝以长公主妻栾大，更名当利公主。

④《汉书·戾太子传》

洪迈所论汉武帝“骨肉之酷”，并非特指卫皇后和卫太子，所以把汉家宗室的刘屈氂也列在皇后、太子一起。其实，刘屈氂被杀属于另一矛盾。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女嫁刘屈氂子。李广利妹即汉武帝李夫人。李夫人生子昌邑王髆。刘屈氂与卫太子死战，意在除卫太子而以昌邑王髆代为太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卫太子既死，刘屈氂、李广利相约早立昌邑王髆。但是此时汉武帝并未属意诸庶子。由于这个原因，同时出于巨变之后的复杂感情，汉武帝以巫蛊咒诅罪名腰斩了刘屈氂，并收系李广利妻。其时李广利已出征匈奴，闻讯后向匈奴投降。

事端突起、头绪纷繁的巫蛊之狱导致改换继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秉赋颇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巫蛊之狱中卫太子的对手江充那里看到旁证。

《盐铁论·国疾》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適（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车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也不只是一个奸伪小人，而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至于说“圣主刑戮充等”，似不准确。我们知道，张汤系自杀而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盐铁论·轻重》文学曰：“大夫君（按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江充“言利末”，看来是指他允准逾侈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有“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之事。输钱数目甚小，与杨可告缗所得财物数量无法相比，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理财之入也不相类。但江充毕竟被列入这些人的行列，说明他也是一个以“言利末”而具有政治影响的人物，至少当时人是这样看的。

《盐铁论》中所见江充的地位如此，这使我们得以推知江充治巫蛊事带有政争的性质，并由此想到刘知几提到的一个问题。《史通·品藻》谓“江充、息夫躬谗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班〕固叙之，不列佞幸”，认为这是史书品藻不当之例。在我看来，江充等人都有所谓“奸凶”事例属实，但江充与蒯通、伍被、息夫躬同传而皆未入《佞幸传》，主要由于他们，特别是蒯、伍、江，都深深卷入了当时的政争，与一代政治大事关系密切。这与《佞幸传》中诸人进不由道，仅凭婉媚贵幸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班书立传，于此处仍可说是以品汇相从，并无不类。班书《陈胜项籍传》首载颜师古以此为例说：班书列传“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之类是也。

前引《通鉴》之文说到“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凭借党与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当然，这毕竟是两千余年前的事，今天研究起来，一来宫闱事秘，情节难详；二来已知情节中兼有偶然，区分不易；三来汉武帝晚年多疑，其行事也不可全以常情判断。所以要作出确凿无疑的解释，看来还有一些困难。

汉武帝时代网禁严密，法律被用来大量杀人，而皇权又高于法律，皇帝杀人无需法律根据。廷尉杜周之言曰：“三尺（按指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①汉武帝甚至对大臣也任意宰割，丞相能免于屠戮者甚少。因此，公孙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认为自己“从是殆矣”。他受拜后没有多久，果然在巫蛊之狱中族灭。②朝廷纷争，几乎都与屠杀相伴，巫蛊之狱就是一场大屠杀。征和四年轮台之诏颁行后，屠杀又被用来作为一种既是为卫太子昭雪，也是为转变统治政策扫清道路的重要手段。请看以下诸例。

①《史记·杜周传》。

②《汉书·公孙贺传》。

据《汉书·武帝纪》以及刘屈氂、金日䃅等传，侍中仆射马何罗（按即莽何罗）与江充善，巫蛊事件中马何罗之弟马通（按即莽通）以击卫太子力战功，封重合侯。后元元年，即颁布轮台诏的翌年，马通兄弟谋逆被擒。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简称《功臣表》），马通于后元二年腰斩。

据《刘屈氂传》及《百官公卿表》，大鸿胪商丘成以击卫太子力战功，封秺侯。据《功臣表》，后元二年商丘成坐于孝文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据《刘屈氂传》，长安男子景建从马通力战，获太子少傅石德，以功封德侯。据《功臣表》，景建于后元二年坐共马通谋反腰斩。

据《戾太子传》，太子被围困，闭户自经，山阳卒张富昌开户，与李寿共得太子，以功封题侯。据《功臣表》，张富昌后元二年为人贼杀。①

据《戾太子传》，太子自经，新安令史李寿以得太子功封邘侯。据《功臣表》，李寿征和三年坐送李广利征匈奴出长安界诛。②

①②《汉书·戾太子传》：太子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颜师古注：“为其解救太子也。”《通鉴》意同师古。王先谦《补注》异于师古，认为二人皆欲生得太子而非欲解救太子。其时武帝虽有所感悟，伤太子之死，然无明诏赦之，不得不赏获者之功。故有“疑赏所以申信”之语，否则上下文义皆不可通。按，王先谦说是，颜注及《通鉴》皆误。

以上说到的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其中李寿于征和三年伏诛，其余的人都死于后元二年（据《功臣表》王先谦补注，商丘成、马通、景建的死年均当在后元元年）。他们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的需要。

还有一个动向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昌邑王髆之死。昌邑王髆是武帝李夫人所生，巫蛊之狱后，李广利、刘屈氂曾欲拥立他为太子而为武帝所拒。他恰好也死在后元元年，史籍不著死因。他的儿子昌邑王贺，就是昭帝死后一度被迎立为皇帝而旋被废弃的人。昌邑王贺被废弃后继立的汉宣帝，恰恰又是卫太子之孙。这种种情节，估计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前述自元封以来事态发展的又一曲折。是否如此，由于材料不足，姑且存以待证。

政治上的大转折有时不免反复。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人物桑弘羊预武帝顾命，预示着转变政策还可能出现麻烦。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再作研究。

原刊《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选自《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04/2011

预读/校对：Chi-yung、陈涛、zzj、梓悦、俱言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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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也许我真的值得这样一次震撼性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