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摘 | 《民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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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选《民族》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邀您共读！

新书速递 | 《民族》（点击链接了解本书）

作者：孙红卫

ISBN：978-7-5135-7517-1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定价：49.90元

图书简介

本书首先对民族及其相关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引介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的思想论述，追溯国内外围绕民族主题展开的文学研究历史，反思民族建构的意义，展望民族想象的未来；而后通过经典案例评析和原创案例示范，阐释基于民族视角的文学研究范式；最后展示了民族话题的多重维度，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能展开的研究选题。

内容框架

第一章   概说

第二章  渊源与流变

第三章  经典案例：“小民族”的迷思——卡夫卡和“小文学”

第四章  原创案例：文化地理与植物诗学——民族与文学中的花木书写

第五章  选题建议：概念的星丛

草木与民族：“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

以草木比拟民族或作为民族的象征并不鲜见，如蓟花之于苏格兰，三叶草之于爱尔兰，菊花之于日本。如此一来，各民族的和谐共处则可以比作花园里的百花齐放、群芳争艳。每一种花草都能恣意绽放，相互烘托陪衬，这就无异于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园内这般姹紫嫣红则无异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事实上，观乎历史，植物之迁徙入境也常常反映了民族之交往。严复于《天演论》中有此评述：“至如植物，则中国之番薯蓣来自吕宋，黄占来自占城，蒲桃、苜蓿来自西域，薏苡载自日南，此见诸史传者也”（严复：18）。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作家常以寻常景物再现族群生活的真实场景，一花一草亦可以是民族命运的隐喻。《诗经·小雅》有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指向父母之邦，代表家乡和故土。一些植物虽不是某个族群的象征物，但由于文学传统所赋予的丰富意涵，也能够勾连起特殊的民族情感，如花楸树之于俄罗斯文学，梅兰竹菊之于中国文学。一些植物原本用以传递作者的私人情感，但经由历史的淘洗与沉淀，其中的私人情感化为集体共有的经验，从而产生广博深刻的寓意。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将英格兰比作一座花园：“你看我们那座以大海为围墙的花园，我们整个的国土，不是莠草蔓生，她的最美的鲜花全都窒息而死，她的果树无人修剪，她的篱笆东倒西歪，她的花池凌乱无序，她的佳卉异草，被虫儿蛀得枝叶凋残吗？”（莎士比亚：66）如果说植物常常引起家国之思，花草树木与族群的政治命运密切关联，那么失序的国家就如同荒芜的花园。就连被理查的王后斥为蠢物的园丁也知道：

你把那边垂下来的杏子扎起来，它们像顽劣的子女一般，使它们的老父因为不胜重负而弯腰屈背；那些弯曲的树枝你要把它们支撑住了。你去做一个刽子手，斩下那些长得太快的小枝的头，它们在咱们的共和国里太显得高傲了，咱们国里一切都应该平等的。你们去做各人的事，我要去割下那些有害的莠草，它们本身没有一点用处，却会吸收土壤中的肥料，阻碍鲜花的生长。（莎士比亚：65–66）

治国理政似乎与管理一座花园并无二致。莎士比亚之后，文学中关于植物、花园的浪漫思绪愈来愈和英帝国的扩张密不可分。麦克法兰援引了威廉斯的观点来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的浪漫田园主义（romantic ruralism）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产物。威廉斯写道：“英格兰的绿色的宁静，与现实中的热带或不毛之地形成了对比；英格兰的归属感和共同体感，与殖民统治导致的紧张关系和侨居区的孤立形成了反差，因而被理想化了。英格兰的禽鸟、树木和河流，还有基本上操一口你自己的乡音的当地人，这些便是许多想象的和真实的殖民区的界标。祖国变成了一个供人遁世的桃花源。”（麦克法兰：284）

不过，数个世纪之后，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描述了英国乡间衰败的花园。这时，“花园”这个隐喻，这个与英国本土文化景观和历史经验密切相关的概念，已与过去不同。从莎士比亚到奈保尔，“花园”见证了英国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进程。

关于我们对植物的特殊情感，奈保尔写道：“种植然后看着植物生长的本能是永恒的，是人之本心渴望回归的地方”（奈保尔，2016：226）。他曾满怀感伤地回忆起孩提时在特立尼达岛西班牙港的院子里种下的玉米种子。一千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同样是在离乱之中，杜甫居成都草堂时曾手植松柏四株，并将之视作精神相契的密友。他在颠沛流离之时仍对其念念不忘。《四松》一诗中，杜甫写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人生的飘忽无常与树木的根深叶茂形成了令人唏嘘的对比。一千多年之后，钱锺书于抗战期间作《谈艺录》，开篇即引此诗句，感怀“先人敝庐，故家乔木”（钱锺书，2001：1）。虽言草木无情，但其稳定的品质却让饱受离乱之苦的民族找到了精神支撑。无论是故家乔木，还是故国文艺，都是国破家亡之时民族精神传统稳定的寄托。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因植物缘起。钱先生寄情松柏，陈先生则以“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为全书开端（陈寅恪，《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1）。战火纷飞，沧桑巨变，忽忽二十年后，一粒红豆尚存。陈先生写道：“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1），以红豆一线为端起写柳如是，并由此引发“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4），以此凸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4）。松柏与红豆，一个遒劲有力，一个委婉柔情，却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经由这样的植物，生活于都市与后工业时代的我们可以与某种依附于自然与乡土的本真的经验发生联系，复归文化的源头。植物于无意间联结了自然与文化、乡村与城市，将我们带至绵延至今的集体经验之中。因此，阅读植物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精神的返乡。

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之中一定会有恒常存在的植物，它们指向特定的地理地貌，是该民族世代居住的空间的标志性构成物。当这些植物出现在文学之中，被赋予特殊的情感，便成了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再加之自身的秉性，如扎根泥土的稳定、枝繁叶茂或繁花似锦的美好，它们便成了关乎族群认同的天然指涉物。《诗经·大雅·绵》中吟唱的“绵绵瓜瓞”便以蔓生的瓜藤比喻族群的繁衍昌盛、绵延不绝。《诗经》中约有半数涉及植物，这恰恰反映了草木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凯尔特文化也是如此。在希尼译自中世纪文本的《迷途的斯威尼》（Sweeney Astray）中，被放逐的爱尔兰王斯威尼“听到雄鹿的叫声，赋诗一首，高声称颂爱尔兰所有的树……”（Heaney，1998：186），其中包括橡树、桤木、黑刺李、苹果树、紫杉、桦树、白杨树，等等。《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对这一爱尔兰文化传统进行了有趣的戏仿，将爱尔兰的花木拟人化为女性，发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呼吁：“救救这些树木吧……啊，为了爱利那秀丽山丘上的未来的爱尔兰人，救救爱尔兰的树木吧”（乔伊斯，2015：591）。紧接着便是一场花草树木的聚会。

今天下午，众多国际社交界人士莅临参加爱尔兰国民林务员的高级林务主任琼·怀斯·德诺兰骑士与松谷的冷杉·针叶树小姐的婚礼，给爱尔兰增添了光彩。贵宾有：西尔威斯特·榆荫夫人、芭芭拉·爱桦太太、波尔·梣太太、冬青·榛眼太太、瑞香·月桂树小姐、多萝西·竹丛小姐、克莱德·十二棵树太太、山楸·格林太太、海伦·藤蔓生太太、五叶地锦小姐、格拉迪斯·毕奇小姐、橄榄·花园小姐、白枫小姐、莫德·红木小姐、迈拉·常春花小姐、普丽西拉·接骨木花小姐、蜜蜂·忍冬小姐、格蕾丝·白杨小姐、哦·含羞草小姐、蕾切尔·雪松叶小姐、莉莲和薇奥拉·丁香花小姐、羞怯·白杨奥尔小姐、基蒂·杜威—莫斯小姐、五月·山楂小姐、格罗丽亚娜·帕默太太、莉亚娜·福雷斯特太太、阿拉贝拉·金合欢太太以及奥克霍姆·里吉斯的诺马·圣栎。（591–592）

爱尔兰的沦陷反映在自然之中便是这些树木的消失。据史料记载，英格兰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消耗了爱尔兰的大量木材，导致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这些森林曾经枝繁叶茂，装点了爱尔兰特殊的地理景观。对于家乡都柏林的植物，就连被视作无根、无国界的后现代大师贝克特也曾在《徒劳无益》中写道：

这个乡村来的少年无法甄别橡树和榆树，不过却认得落叶松，因为当他还是个胖乎乎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攀爬这种树，他被山坡上生长的一片茂密的落叶松吸引，它们是带有刺鼻气味的木樨科植物，具有浓烈的气味，又具有镇静的功效，这种植物伴随了他的成长，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Beckett：110）

在其名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曾引用奈保尔小说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人们如何建立对空间的感知或对某个地理位置的情感：“你出生在一个地方，你成长在那里。你熟悉那里的树和植物。你绝不会像了解这些树和植物一样了解别的树与植物。比如，一株伴随着你成长的番石榴树。你知道它棕绿色的树皮如陈旧的油漆般脱落”（转引自Tuan：185）。羁旅远方的人会遇见更多的树，但那棵心中的树永远留在了故乡。奈保尔的早期散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圭那亚的一个花园里，他向一位老妇人请教一种花草的名称，老人告诉他，这种花叫作茉莉。奈保尔回忆称：“茉莉花！这些年来，我一直就知道它！对于我来说，它一直是书上的一个单词，一个可以取乐的单词，一个从我熟悉的、枯燥的植物名称中移走的东西。……但是这个单词和这朵花在我的脑海中分离得太久了。过去，它们没有同时出现”（奈保尔，2015：61）。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会讲英语的印度人，它所反映的正是殖民地文化传统的断裂。

在《抵达之谜》中，奈保尔写道：“在英国，我不是园丁，对见过的屋前的小花园（现在从开往索尔兹伯里的公交车上也能看见）也没有太大兴趣。我在那些花园中只能瞧见颜色，几乎无法区分任何一株植物”（奈保尔，2016：26）。在奈保尔那里，认识花草就像是学习第二门语言。词与物之间缺少天然的联结，他所习得的语言并没有真正命名这种花草。土生土长、世代延承的经验在这里缺少扎根的稳定性，一切都是嫁接与拼贴的产物。为此，萨义德写道：“精通那种语言但具有不同传统——就像读过华兹华斯的诗却没有见过一朵水仙花……”（萨义德，2013：165）对此，奈保尔指出：

那位作家在抗议英语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语言是我们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随之而来的文学因此具有特殊的权威性；但是这种文学就像外国的神话。例如，华兹华斯那首关于水仙花的臭名昭著的诗。毫无疑问，那原本是美丽的小花，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首诗对我们能有什么意义呢？（奈保尔，2015：52–53）

从一棵树到一簇花草，涵盖的是一个族群共有的生活经验。植物不仅作为自然因素构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部分，还作为情感因素参与了文化构建，标志独特的文化地理。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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