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继刚丨一个学者团队的旅游扶贫路

Travel星辰大海 2022-05-1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旅游学刊 Author 保继刚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旅游减贫的中国实践——阿者科计划的实施及启示》。

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在城市长大的经历，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想象不到今天中国的农村，贫困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说我要到云南的哪个村做乡村旅游规划，我就问一句，我说你知道乡村是什么吗？你去过乡村吗？你了解乡村吗？对于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我极其地担心，他们去一个村庄三天都待不住，可能就是一天。

收集一点资料，带一个高端大气的无人机拍点照片，要一些说明不了问题的统计数据，回来找一张比例尺也不够精确的——像这些农村也没有比例尺精确的地形图，下载一张卫星地图就开始画图了。

除了能应付上面交差的东西以外，对村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不仅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在城市生活久了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人拿到1600元分红的钱的心情是怎样的，他们之前一年的收入，一家人也就3000元。

旅游作为减贫及目的地发展的手段得到广泛认可。

但当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又在反思，尽管旅游对一些极度贫困的地方确实做出了贡献，但是在有些地方，旅游发展可能使当地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旅游发展是否对减贫有效果，以及减贫的机制，还要进一步探讨。

旅游减贫理论的演进，或者叫社会的思潮，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

它崇尚资本要得到最高的回报，崇尚的是纯市场经济的竞争。

新自由主义认为，在投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可能把全部利润攥在手中，手会有一些缝，会流出一点东西，那就会让本地有一些改善。

新自由主义很快会碰到批判主义，以激进的、年轻一点的学者为代表，认为新自由主义给贫困地区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发展，并没有给贫困地区留下什么正面效益。

批判主义之后有替代主义出现，生态旅游，这些小众化的，破坏力不强的，需要外来投资不大的小众旅游开始出现。

我们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如果只靠小众旅游可能也比较麻烦，这就有人提出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理解过程觉得很困难，后来通过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来解释，就特别好理解。

中庸就是新自由主义也好，批判主义也好，替代主义也好，没有百分之百的对，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错，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一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如说在投资的过程中，怎么样限制投资的某些权力，投资的过程中怎么支持、保护本地人的权益。

比如外国人要在迪拜开公司一定要找本地人合作，这就是对本地人的保护。

尽管旅游减贫的理论在学者的反思中不断演进，但整个世界还是新自由主义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中国情境下，特殊的产权制度必须要足够重视，这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可借鉴的国家都不一样。

我国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土地是国家的，土地上的附着物属于国家，土地下面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在旅游开发中，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产权一直是很纠结的问题。

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资源在政府的让渡过程中并没有考虑本地居民的情况。

在中国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过程，很大部分是从消极的不合作开始，慢慢地变得对抗，最好的是非暴力不合作，比较糟糕的会出现暴力不合作，最后谈判让渡权益，投资方与社区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各种社区旅游会出现的情况。

为了检验我们团队20年来社区旅游的研究成果，我们做了一个“阿者科计划”的实验。

阿者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是云南红河州元阳县下面的一个村，这个村很边远，坐飞机到了昆明之后，再坐公交车到这个村大概要8—10小时。

如果有吉普车来接你，路上不停大概要6个小时。这个村庄是典型的富饶的贫困。富饶是梯田的文化景观，这是全世界最壮观的梯田大地雕刻艺术。

哈尼族祖祖辈辈开发梯田，从最高到最低有3000多级，梯田在没有旅游开发的时候，就是一个生产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景观，很吸引人，所以从景观的角度看，极其地富饶。

再看他们住的地方，很多专家认为这是特别好的，有特色的房屋，请问，专家们愿意住吗？之前有博士生在这里做梯田研究，最后实录了一段和村民的对话，村民说蘑菇房不是我们想住，是你们城里人想看，为什么你们城里人不住蘑菇房让我们住？我们已经盖了用水泥做的平房，（你们）要让我们恢复成蘑菇房，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想看，因为我们想保护一种文化。如果说要他们去保护，是不是他们要从保护中得到点好处才会心甘情愿去做？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事。

这样一个深度贫困的地区，却每天能够在观景台上看到这些相机。

初步计算，每天在观景台拍照的相机，全部加起来价值上千万是有可能的，照片上的这部相机+镜头应该在10万块钱以上，“长枪短炮”每天在拍。

这样的景观吸引了投资，投资公司在这里开发，营业了10年，村民没有分过一分钱。我问公司为什么不分，他说我们亏本。

学龄前孩子天不亮拎着鸡蛋在路边卖，敲汽车窗叫卖，游客大都很烦恼，但大家想想，如果你是这些五六岁孩子的父母，你们愿意孩子天不亮就拿着鸡蛋到公路上去叫卖吗？怎么样通过智力扶持让村民参与旅游，让他们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好处，让他们感受到旅游开发是可以改善生活水平的。

我们要告诉村民保护了这种文化景观以后，会为村民带来好处，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去年2月份，我们带了大概70个人，中山大学30多人，红河学院请了差不多30人会讲本地话的学生，与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对梯田核心保护区做了全覆盖调查，82个村5682家农户，彻底地做一次调查，调查表明村庄空心化很严重，村里主要是“996138部队”，“99”是老人，“61”是儿童，“38”是妇女，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

梯田一亩田一年的收益2000多元钱，所有的成本也是2000多元钱，耕一亩田，辛苦一年，却一分钱都不赚。

我曾经问一个人，送你40斤谷子不收钱，让你从山下梯田背上来你背吗？没有人愿意背。

我们最终选择了阿者科这个有着64户人家的村庄，这个村庄很贫困，没有通公路，房屋保护地比较好，很原始。

如果看过电影《无问西东》可能还记得一个情节，章子怡饰演的角色被打伤后，就是到的这个村子疗伤。但剧组拍摄是偷偷去的，所以当地没有留下任何剧照。我们把那个片子一帧一帧裁下来，才找到这个村子具体拍摄的房屋。

我们想通过旅游发展解决遗产保护的问题。

在操作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一种模式，内源式发展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具体是成立一个合作公司，村民以村庄、梯田等文化景观入股，占70%，县政府出资金占30%，由中山大学我的团队做智力扶持。

有人问我，那你占多少股份？我觉得问我话的人很善意，说你们干这么多事应该要有股份，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股份，我们就是做公益，公司70%的股份是村民的，设计的时候我就跟县委书记讲，一定要给村民70%，因为他们的村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梯田入股，值70%，我们注册1000万资本，700万是村民的，300万县里出。

关于旅游开发，我们提了四个原则：

第一是房屋不租不售，要在自己手中保护好主要的接待设施，梯田文化遗产，要借此来脱贫攻坚，要搞旅游接待，现在租出去的也要提要求，逐步收回来；

第二是不引进社会资本，有人要花几千万把村子买下来，让村民搬走，我说门都没有，不允许，有人就造舆论放话说我们在阻碍这个地方的发展；

第三是不放任村民无序经营，例如村民不可以自己开餐馆，要经过批准；

第四是不破坏传统，包括房屋、梯田等等，要保护好传统。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我们的工作初见成效，驻村工作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我也很感谢我的学生。

规划我可以把关，关系我可以疏通，但是实实在在的执行，还要靠他们。

第一位驻村的博士生在村里住了13个月，现在又换了两位女研究生去驻村，第一批去的很困难，就住在村民家里，经常一个月不能洗澡。

现在好一点了，有一个游客中心搞起来了，村里有一个集体的房子拿出来，有一个厨房可以自己做饭了。

今年（2019年）3月8号第一次分红，有48户人家分了1600元，最少的6户分了680元，为什么有几户只有680，是按照我们分红的规则计算出来的，请注意这张照片上面都是老人来领钱。

8月20号第二次分红，有48户人家分了1840元，最少的分740元。具体的分红规则是，民居分红占40%，梯田保护分红占30%，居住在这里（有户籍）占20%，户籍在这里占10%。如果村民把传统民居改了，40%分红就没有了，他们就问改回来分不分，我说改回来马上就分。

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档案，所有的东西每天都会张榜公布，每次会议一事一议，碰到新的情况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大家开完会形成的决定全部要按手印，张榜公布，然后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我们开展工作之后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返乡，像村民罗美花，她原来在外面打工，现在回来了。她说有家的地方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有家，才是她想要的。

除了门票收入，学生还设计了很多参与性的活动，都是他们去落实，有游客想做传统手工，有游客想体验文化，有游客想种田，都可以，有相应的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教会有的村民可以用电脑办公。

我们公司一共招了12个人，工资最高的一个月2000块钱，最低是清洁工，800块钱。

特别要说一下这4个清洁工，一个人一个月800块钱，让这个村庄现在干干净净，还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村子里到处都是垃圾。另外就是我们也教孩子们学普通话，现在这些孩子已经开始能到图书室看书。

这个工作做了一年不到，第一次分红之后外界就不断的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云南省的很多媒体。然后中山大学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后，学校用我们这个案例去教育部参加了一个比赛，最后在62个参加评比项目中我们得了第三名，前面的都是跟“药”，跟“农”有关的，都是上千万的大项目，阿者科是里面花钱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与旅游相关的扶贫项目。

我们的实践也在反哺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的修正、提出一些新的理论。

可以说这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产权安排下，特殊的扶贫机制下做到的。

政府在公司中30%的股份，章程里面规定政府不拿走，要留在公司里面滚动，发展其他的东西。这些年我带队做了很多重要的地方规划，从这些规划中，在社区这方面我们提炼出了从社区参与，到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别，再到社区增权、制度性增权、旅游吸引物权等理论。这样一路做下来，我们发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学术问题，并不断上升为理论。

讨论与总结：

1、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可能给居于弱势地位的贫困人口带来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我们希望正面的越来越多。

2、由于政府通常是对资源拥有所有权和行使管理权，所以政府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考量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弱势群体是否可以在第三方的帮助下，或者在抗争中争取自身的利益，对于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有重要意义。

4、回应旅游减贫的全球实践，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案例分析，有利于我们从其他层面，从后结构主义思想看待旅游发展。

阿者科计划丨旅游减贫的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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