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幽州何以出了那么多世家大族？
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时代。他们纷纷建立政权，主动拥抱汉文化并最终走上汉化的道路。
在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们一方面维持家族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将儒家的政治伦理应用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之中。伴随这一过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渐兴盛起来。在北朝时期，这些士族逐渐发展壮大，跻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门阀士族的崇高声势。
北朝时期幽州儒学士族首推范阳卢氏，可溯源于汉末大儒卢植。卢植与郑玄同为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他们共同奠定了河北儒学的基础。卢植师从马融时，通晓古文及今文经学，对经学所蕴含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成为马融众多门生中的佼佼者。学成之后，他没有接受州郡的征用，隐居家乡涿郡教授弟子。汉末豪杰公孙瓒、刘备都入其门下学习。卢植治学重心在礼学。他为《尚书》《三礼》作注解，整理前代经、传、诗篇，刊正碑文，并奏请设置博士和学官对留存的文献进行研究整理，以利于学术传播。
卢植，东汉末年名臣
除了治学成绩斐然之外，卢植为政也可圈可点。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172年），他接受朝廷征辟为博士，后历任九江、庐江太守，安抚南方少数民族，推行一系列新政，深得民心。为尚书时，因抵制权臣董卓而被贬斥，隐居上谷。袁绍统治河北时，请卢植为军师。建安年间，曹操北征乌桓途经涿郡，赞誉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并致祭卢植。曹操重视儒家纲常伦理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七月，颁布崇儒兴学令。曹丕取代汉室后，重视儒学政治伦理的实践作用。以儒学传家的卢氏家族，由此进一步得以重用。
卢植去世后，其子卢毓才学与品行过人，被曹丕纳用为冀州主簿。当时时局混乱，逃亡的士兵很多，为防止士兵逃亡，以家属连坐。有一名逃兵之妻白氏嫁入夫家，但还未与丈夫见过一面，大理寺以弃市之罪处罚，卢毓引用儒家经典驳回了这个判例。卢毓认为，未行成婚之礼的妇人死亡，据《礼》还是归葬娘家，因为还不算夫妇。如今白氏未见丈夫一面，就要遭受弃市重刑，如果婚礼已成，又该用什么样的处罚呢？况且《尚书》中说宁可宽纵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礼记》也要求疑罪从轻处罚，防止滥刑。白氏等人接受了礼聘，处罚可以，但杀头处罚太重。曹操对卢毓判决十分赞赏，认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于是将卢毓升迁为丞相法曹议令史。而后卢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子孙卢钦、卢珽等累居高官，成为幽州极具影响力的世族之家。
北魏初进中原，一般士族对新政权尚有疑虑，经历了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很多北方大族都拒绝与拓跋氏合作，甚至离开故土追随其他政权。拓跋氏为了立足中原，争取当地社会势力的支持，借助豪族力量来治理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政权建立之初，北魏太祖展示出谦卑的姿态，每得一地，对士大夫都一一接见，慰问讨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职位，予以任用。
作为幽州名门大族，卢氏家族在北魏初积极与拓跋政权合作。太武帝在神四年（公元431年），征召天下儒俊，卢玄“首应旌命”。
不过，此时的幽州士族还是抱着以夏变夷的心态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合作的。他们希望借此能引领北朝政权进入华夏正统。
在民族融合之初，北魏的统治者虽然需要士族进入政权发挥参政作用，为其统治提供服务，但并不乐意全方位汉化，彻底抛弃原有的部族体制。这种思想势必会引发胡汉利益的冲突。卢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有一次，受太武帝重用的崔浩打算按士族文化标准区分门第，卢玄考虑到此举会引起鲜卑贵族的抵制，就马上劝阻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这种区分会导致利益冲突，根本没有多少人会同意，应该三思而行。”
到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的不断加深，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融合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顺应了这种趋势。他迁都洛阳，禁鲜卑语、鲜卑服，与士族通婚，力图将先进的文化制度巩固下来，维护政治稳定。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幽州士族对北朝政权的认同感增强，对政治参与更为积极，北魏的典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在与南朝政权的对峙中赢得更高的政治声誉。范阳卢氏优良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家风，也得到重视汉化的北魏统治者的青睐，献文帝与孝文帝一共有三名公主嫁入卢家，大量拣选卢氏族女为后妃，这也意味着胡汉融合进一步跨越了民族的藩篱，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与推广。
幽州士族在长期的政治合作中，成为了北魏统治者不可缺少的助手。他们的家族治学内容也更加多元化。由于在政途中跋涉越久，对政治风浪就越敏感，他们对如何化解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政治风险，顺应社会趋势提供可行的政见，非常关注。在现实面前，幽州士族开始摆脱专经为学的传统，博涉经史，注重实干，如卢文伟“颇涉经史，笃于交游，少为乡闾所敬”，卢恺“涉猎经史，有当世干能”。
随着北魏政治的衰微，分裂为东、西魏，然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替代。即使政局混乱，缺乏强有力的执政者推行汉化制度，民族融合的步伐依然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幽州士族对北朝后期的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东魏权臣高欢曾得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坚持汉化道路，认为儒家文化才是正统思想，树立政治正统成为必然趋势。当时南朝梁武帝醉心于建设礼乐，令高欢颇感压力，曾大发牢骚说：“江东还有一个叫萧衍的吴人老头，专心恢复古代的各项文化礼仪制度，中原的这些士大夫还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华夏君主，视我们为夷狄之类啊。”所以高欢即使自己长期与鲜卑贵族阶层打交道，夫人娄氏也是鲜卑人，对汉文化礼制也不得不给予重视。
与东魏北齐对立的西魏北周，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公元535年，宇文泰扶助西魏文帝在长安即位，西魏地理环境、人力物力都不及东魏，北魏末年的动乱已经使“朝章礼度，湮坠咸尽。”为此权臣宇文泰亟须加强与士族的合作，对追随他们入关的汉人士族态度友好，予以重用，尽力消除胡汉间的民族隔阂。随从入关的卢辩博通经籍，世传礼学，政权草创时，他因时制宜，设定的律令制度“皆合轨度”。西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俯之礼，受业于辩”。宇文泰本身喜好经术，于是令卢辩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并撰写朝廷礼仪，按古礼制作使用车马、礼服及各种用具。宇文泰这种复古尊礼的做法，极大地获得了士族们的好感，博得他们对北周政权的尽心扶持。
较之北齐征用士族，让他们参与政治，北周统治者更注重确立汉文化礼仪制度，并加以施行。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召集大臣、僧侣、道士就三教先后辩论，最终确立“儒教为先，道教为次，释教为后”的次序，把儒学放在首要位置。最终接受汉文化程度更高的北周统一北齐，为以后隋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士族的累世家学，为他们跻身政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形成了累世高门。
在北朝时期，幽州的世家大族以范阳卢氏、祖氏、北平阳氏等为代表。他们以渊博的家学名著一时。为了维持优越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这些士族格外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家学的传承，渐渐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家学流派。同时，家学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不局限于对经学的研读，而将视野扩大到文学、史学、书法、历法、算学等门类。
卢氏家族崇尚学业，以才学见称于时，人才辈出。在《魏书·卢玄传》中记载，卢氏家族“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在这个家族的后代子孙中，卢景裕因精通诸经、品行卓越而闻名。他曾长期隐居，置身世事之外，先后为《周易》《尚书》《孝经》等作注。
后来，高欢得知卢景裕的才学，便委以重任，既为他建造府邸，又派遣特使，邀请其教授自己的儿子们传统经学。高欢之子高澄当政后继续推行汉文化，招揽才俊在府中讲学。因卢景裕所注解的《易经》传播广泛，便特邀其专门讲解《易经》。卢景裕讲《易经》措辞从容，辨析精微，对他发问辩驳的人经常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言语不逊。卢景裕从容应对，回答得无懈可击。听众都为他的风度和学识所倾倒。
幽州范阳祖氏也以文学、音律、历算见称于时，同样也在北朝备受重用。其中以祖珽为代表。祖珽多才多艺，文笔出众，妙解音律，阴阳占卜和医术也很精通。因为长期与鲜卑贵族共处朝堂，祖珽熟练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后来，祖珽深得高欢父子宠信，经常让他起草重要诏令文诰。到北齐末年，祖珽执掌机枢，势倾朝野。
北平阳氏也富有才学，人才辈出。在《魏书·阳尼传》中记载，阳尼“北平无终人。少好学，博通群籍，与上谷侯天护、顿丘李彪同志齐名”。因为阳尼博学多才，先后被幽州刺史胡泥及中书监高闾、侍中李冲举荐，先拜为秘书著作郎，又升迁为国子祭酒。孝文帝在宫中讲授经典，特别诏令阳尼旁听，以资顾问。在这个家族中，后世子孙大多“好学不倦，博综经史”，备受世人称赞。
北朝时期幽州士族凭借深厚家学滋养了家族的后代子孙，为统治阶级输送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他们不仅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上的支持，还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在学术的传承与发扬上，为幽州文化的兴盛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言：“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
作者：许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7期，原文标题《北朝时期幽州的儒学与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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