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34集：门阀政治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yá]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八王之乱

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携同世家大族南下建邺，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在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帜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疏属。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是一把特殊的酒壶，名叫转心壶，他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么做是因为一本叫《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chèn]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叶植：司马睿不仅和司马皇室的关系较为疏远，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和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绝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一起迁徙过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牵连。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司马睿而来的北方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寥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到“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变色到，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跟随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

谢安王导

王导他深知此时应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面大旗，这是南渡世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家族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胡阿祥：司马睿的父亲司马伷[zhòu]，司马伷是接受孙吴孙皓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司马睿后来历史真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

每年的3月3，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汇聚，举行袱稧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3月3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

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在水边观看袱禊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的世家大族代表顾荣、陆士光、甘季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

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世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世家大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世族的紧逼，北方世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欷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旁若无人的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欷鉴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

王羲之

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100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世族占据。

梁满仓：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政治上，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方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商定的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义兴周玘[qǐ]，密谋发动武装叛乱，不久事情败露，周玘幽愤而死。后来周玘儿子周勰[xié]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世族利益的周勰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但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不得不对南方世族的态度做出某些转变。

胡阿祥：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地跟南方人接近，他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坐。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世家大族王导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侨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侨置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一北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

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南方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生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弋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泣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胡阿祥：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孙吴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愍[mǐn]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阳王司马永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称帝，但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继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刘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去，要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作出一番妥协。

公元318年，晋愍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已经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梁满仓：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正做了东晋的开国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他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隗[wěi]为侍中。

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隗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建康发生了一件极其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粮草督运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二丈三尺，然后又往下流了六尺五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的冤枉。刘隗上疏批评从事中朗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隗的这次上疏，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隗上书后，王导立即上疏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陈苏镇：东晋建立以后，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都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着，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整个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他不甘心做傀儡，他想着削弱王氏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墩，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隗这些人当他的心腹。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隗为名，兵峰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都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隗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梁满仓：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势力可能受到打压，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有可能呢，皇权通过压制王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它世家大族的支持。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剑履上殿，入趋不拜，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自己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楼劲：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来起兵。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士族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的，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士族同意吗，江东士族同意吗，其他过江士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荆州古城墙

此后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东晋百年之后，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被庾式家族和桓式家族把持，所谓荆扬二州，始终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

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桓温接替了庾翼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势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入成都，李势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获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楼劲：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像最著名的郗超，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那么这样一来，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领步骑四万大军经襄阳、淅川进入关中，在峣柳大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霸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12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梁满仓：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觊觎帝位的野心也越来越膨胀。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坊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三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桓温干脆放弃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奕，令立司马唈为帝，史载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再加建功卓著，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唈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奕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应桓温的邀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梁满仓：有一次，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郗超正在密谋一些篡位的事情，这时候忽然就听说谢安到了，这时候郗超就赶紧的就藏到帐幕后面去了，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桓温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一阵风，把幕吹开了，一下郗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谢安一看就知道了他们在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色的，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郗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授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唈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的桓温也已经60岁，疾病缠身，他加快了篡夺司马氏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加九锡礼。加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礼的策命之文写的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也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试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

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

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的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御前秦的领军人物。

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就在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

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东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东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后，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刘驰：淝水之战它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加剧了。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为，六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汉族冲击世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郡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历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其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