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国家能力与民众信任的关系考量——驳福山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效决定因素论”

编者按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各国的防疫效果呈现出极大差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与国家体制、国家制度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国家能力与民众信任。福山通过“制度—能力—信任”的这套逻辑分析，通过对信任这一要素的强调，把整个国家抗疫不力的责任全都归咎于总统一个人。而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不可能是完全分开的，把应对疫情失败仅仅归结为信任程度因素，会遮蔽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本身存在的问题。福山的反思和诉求注定难以推动西方制度的变革，但却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国家制度、国家能力、民众信任方面的优势。欢迎大家积极思考与讨论！

作者简介

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

摘要

福山认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与国家体制、国家制度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国家能力与民众信任，此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回应。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不可能是完全分开的，国家制度是国家能力发挥的重要保障；国家能力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来，背后一定有国家制度的支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保障疫情应对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民众信任程度高的国家更容易成功应对疫情，这本身也应该被看作国家能力的构成部分。但把应对疫情失败仅仅归结为信任程度因素，则会遮蔽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本身存在的问题。福山的反思和诉求注定难以推动西方制度的变革，但却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国家制度、国家能力、民众信任方面的优势。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名字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他于1991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国内无疑是学术畅销书，书中基本观点被引用次数之多令人不可思议，已然呈现出“历史终结论”引用泛滥的迹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原因之一是福山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宣告历史将终结于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内核的西方制度（这点可以用来批判他的傲慢）；原因之二是在此书之后他对中国制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同，给人感觉他已经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这点可以用来说“连福山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问题是，福山真正改变自己的观点，重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了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福山发表了若干篇文章，提出了“应对新冠病毒与国家体制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国家能力与民众信任”的观点。阅读福山的这些文章，回应他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效论，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他的立场、问题及缺陷，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在疫情之下更深入地思考国家制度、国家能力与民众信任之间的关系。 

一、应对疫情成效与国家制度无关？

福山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与体制无关，即与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还是非自由民主国家无关。在他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论述中，这一点是作为不可置疑的前提条件的，而就是这一点，我们本身就应该提出质疑。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对不同国家还进行如此划分，把少数欧美国家看作自由民主国家并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排除出去，本身就是戴着制度的“有色眼镜”的，本身就是有先天缺陷的。需要说明的是，福山对国家体制与国家制度也没有进行区分，“自由民主国家”在他这里，既可以作为国家体制，也可以指代国家制度。

在这个设定基础上，福山必须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在他看来代表“好”制度的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是糟糕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而在他看来代表“坏”制度的中国却取得了抗疫的成功。这一点显然是福山主观上不想承认但又必须承认的，所以他在承认中国做得好的时候，总是要补充上一些中国本可以表现得更好，还可以更成功之类的话，比如中国提供的数据可以更透明，应避免使病毒传播到领土外等。这显然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也表现出他的理论建构的情感倾向。

拥有“好”的制度的美国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时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糟糕？反倒是一个在他看来制度“落后”的国家却取得了成功？福山的解释是，政体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效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尽管可能较小)”。也就是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与政体类型、国家制度是无关的。国家的效能、政府的绩效，具体说能否有效应对新冠危机，并不取决于政体，既不取决于集权政体或是民主政体，也不取决于自由民主或是专制集权的国家制度。拥有“好”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可能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拥有“坏”的集权政体的国家，也可能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功。他的例证是，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很好，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些要糟得多，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尽管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美国表现糟糕，但韩国和德国等这些民主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取得了成功。反过来说，虽然中国取得了成功，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专制政权的国家则受到疫情重创。中国一个国家的成功，并不能代表专制政体在应对疫情时有比民主国家更大的优势。

一个国家应对疫情成功与否，与国家制度、体制无关，这就意味着，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不成功，但不能证明它的制度有问题，甚至还可以说，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是好的。从这里我们能看到，福山宣称应对疫情要破除唯体制论所暗含的一个目的或可推导出来的观点，就是不要因为这次疫情应对的糟糕表现，就怀疑美国的国家制度有问题。通过这项操作，福山就为美国的国家制度进行了“无罪辩护”，保全了美国国家制度的名声。他为国家制度开脱了，免去了国家制度的责任。这与大卫·哈维、齐泽克、南希、巴丢、巴特勒这样的左翼思想家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相比较，显然是不同的立场。

按照福山的逻辑，中国抗疫成功，也不能说中国的国家制度好。也就是说，美国应对新冠危机如此糟糕，中国应对新冠危机比较成功，也不妨碍美国的制度就是比中国优越。这可真是制度的“迷之自信”和对美国制度的“绝妙论证”。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国家的抗疫成效与国家制度是分不开的，应对新冠危机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国家制度优劣与否的一次检验。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效与制度、体制划分开来，认为其与制度、体制无关，要么是头脑模糊，要么是故意为之。

还要追问的是，如果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效都不能评价制度好坏，那评价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是制度本身以及建立在这套制度之上的理论话语吗？长期以来，西方总是以自己取得的成就来论证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而现在当中国取得长足进步，在应对疫情上获得成功，可以作为自己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论证之时，福山却宣布“不以成败论制度”了。在福山这里，早已贴上的“民主还是专制”的标签已然成为评价制度的标准了：即使中国如何进步与发展，取得何种程度的成效，还是改变不了被贴上的不民主的标签；即使美国做得如何糟糕，也改变不了它制度的先天优越性。因此，我们切不可认为福山摆脱了制度偏见，非但没有，而且这种制度偏见已经深深嵌入其头脑中了，即使面对已经明显出现的问题，他还固守着西方制度代表着历史一尊，作为终结性制度的观点。

先认定制度优劣再去审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效的因素，还是先审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状况再去评价制度优劣，哪一种进路更有说服力？答案当然是后者，而福山选择的却是前者。我们可以假定福山没有故意为之，但他选择的进路还是暴露出他固有的一直未变的偏见。我们有必要让他重新确立的观念，也是我们很多人需要坚信的观念是，中国和美国根本不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乃至专制威权国家的区分，而只是不同民主类型国家的区分。中国是民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式民主已经显示出其优越性，而那些自诩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个别国家则更多让人看到了其虚伪的一面，再以自由民主国家自居而去批评其他国家不自由不民主，只会让人徒增反感。

二、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能完全分开吗？

既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与国家制度关系不大，那么与什么因素关系大呢？福山的答案是“国家能力”。任何一套现有的法律或规则都不可能预见到各国将面临的一切快速变化的新情况，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将自由裁量权下放给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人士的能力和他们的判断，将决定最终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来落实，在平时就要将自由裁量权下放给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政府的上层人士。在危机暴发的时期，制度、法律、规则是不能直接发挥作用的，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是政府在诸如隔离和救助等专业问题上能否做出科学的、有实效的决策，是国家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卫生工作者、应急人员来执行任务，是否有足够多的医用资源、基础设施等。

福山所指的国家能力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国家的整体实力，包括基础设施、现有资源，以及拥有的卫生工作者、应急人员的数量等；另一方面是指代表国家的政府能力，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医疗部门相关人员的能力，尤其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在美国就是总统）的领导能力。

按说，福山应该就此引导读者去关注国家能力的问题，将国家制度淡出分析的视野了。但他并不如此，而是强调所有的现代国家实际上都有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因为它们需要这种强大力量在必要时集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维持公共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因而在这方面，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与专制集权国家并无差别，不要认为专制国家才有这种强大的行政力量。

而且，如果偏要说自由民主国家与专制集权国家在这方面有区别的话，那区别也只体现在是否能够约束行政力量。“自由民主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它平衡了国家权力与约束机制（即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权力机构（行政部门）和主要约束机构(法院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同的民主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都是不同的”。言外之意是：不同的民主国家都会取得权力机构和约束机构的平衡点，虽然寻求平衡的时间节点不同；而集权国家是不能寻求到平衡的，因为其国家权力本来就不受民主、法治约束；而且，自由民主制度的优势能够保证危机到来时赋予权力机构更多自由权，危机过后权力机构就会将权力交还给社会。在他看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平衡点取得好的国家，而像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立法机关经常授予总统紧急权力，但总统在紧急状态结束后，仍会继续保留这些权力并成为独裁者。

可以看到，虽已进入到国家能力的议题，福山还是在为他心中的民主国家的制度进行辩护。他还是相信，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制度决定了在必要时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能力，而且能够保障这样的国家能力不会摆脱民主法治的约束。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可能行动迟缓（可惜的是这个开始时间太久），而一旦加快速度，它就能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效能。美国政府可以汲取和采用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似乎中国就做不到这一点，而实际上中国恰恰也靠这一点取得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

可以阶段性总结出福山的逻辑：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不明显，国家制度没有问题，国家能力也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在于国家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一时的国家能力没有发挥出来，不代表国家能力本身不行，更不能说明国家制度本身不优越。福山此逻辑的悖谬恰恰也就体现了出来：一方面说国家制度起不到多大作用，国家能力更重要；另一方面又说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有利于国家能力的更好发挥。反正结论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实际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国家制度也确保了国家能力的发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与自由民主国家制度的好坏、国家能力的强弱都无关。

而福山的论证实际上恰恰说明，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是不可能完全无关的。如果说一个国家制度好就是国家能力不强；一个国家制度不好但国家能力强，那么这种逻辑行得通吗？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明明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是应对不好，这仅仅是国家能力没有及时发挥出来的问题吗？明明别的国家已经取得成功，却只承认其国家能力不承认其背后的国家制度支撑，这不是一叶障目吗？

国家能力强，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和展现出来，背后一定有国家体制、国家制度的支撑。国家能力强，本身就是国家体制优越、国家制度好的一个标准。判断国家制度优劣的标准，也应包括在重大事件出现时国家能力是否具备并及时发挥出来，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国家能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还应包括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制度。如果没有国家制度提供的前提，应对疫情的国家能力也无法展示出来，国家制度好坏、完善与否本身对国家能力就有重大影响。在抗疫成效、国家能力发挥与一个国家体制无关的前提设定下，就把这个国家的体制、制度问题给否定了，在本来已经明显抗疫失败的状况下还要论证国家体制、国家制度的优越，这种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是非科学的、经不起推敲的论证方式。

三、一切都是没有建立起“信任”的问题？

既然国家制度优越、国家能力强大，那为何美国应对疫情失败了呢？福山给出的最终理由是“信任”问题。福山所谓的信任是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自觉的信任（在疫情期间也包括对有公众影响力的医学专家的信任），信任政府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和能力做出最好判断，信任国家的领导者（在美国的体系中就是总统）能够发挥好领导作用。在他看来，决定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成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国家能力，另一个就是信任。决定因素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对领导人的信任。言外之意，信任甚至比国家能力还要重要。因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紧急状态，民主国家会把紧急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威胁。而一旦将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民众对行政人员的信任就会变得非常关键，信任就成为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福山这里，不同国家的信任程度有高低之分，而且信任程度高低与国家制度并无必然关系。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如果不是靠国家权力强制执法，而是靠民众自觉守法来执行国家的意志，那这样的国家就是信任程度高的国家；如果主要靠国家强制执法而不是靠民众自觉支持，那这样的国家就是信任程度低的国家。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信任程度高的国家当然更容易成功应对疫情。福山再一次举了德国和韩国的例子，认为它们是信任程度高的民主国家，所以也取得了应对疫情的好的结果。从福山的理论逻辑中不难读出他对中国的含沙射影。他实际上认为，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并不是靠民众自觉的信任得来的，而是建立在迫于国家权威的强制服从的基础之上。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 1995 年出版的《信任》一书中，他就直接表达过，中国的“信任”因局限于血缘关系、受制于家庭关系而只是“低信任度社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因超越了家庭关系而“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在美国，家庭关系常常要服从更大社会群体的要求。事实上，在种族共同体以外，亲戚关系在美国不过是促进社会性的一个较小因素，因为美国社会存在许多其他通往共同体的桥梁。美国孩子不断受到宗教团体、教会、学会、大学、军队或公司的吸引而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中。在中国，每个家庭像是一个独立

的单元，而与之对比，在美国历史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拥有更大的权威”。

在之后的《大断裂》一书中，福山再一次强调了这一观点：“由于儒教文化强调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主要面向的是家庭，故其信任半径常常限于家庭或家族群体。在传统中国，一个孩子没有义务向警察供出自己作奸犯科的父亲；对家的责任超过了对国家的责任。这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很强的合作性联结，而在无法证明彼此存在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则相对缺乏信任。”甚至可以说，福山的所有理论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无论以哪个标准来衡量，中国都是不可能与美国匹敌的，在信任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国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就是低于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任。

可惜的是，福山的理论被事实所击败。他看好的高信任度的美国，在这次疫情中并没有展现出来高信任度的社会状况。人们不仅没有自觉支持并遵守抗疫的必要举措（比如自觉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反而为了维护个人自由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抵制戴口罩、居家隔离等科学举措。反观中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政府非常高的信任度。民众非常相信也坚定支持政府应对疫情的各种举措，即使这些举措在人们看来需要暂时地让渡民众的自由权、隐私权，但大家依然愿意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福山低估了甚至根本没有认识清楚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的信任关系，尽管在正常状态下，甚至在抗疫过程中，民众会对政府权能的表现不佳有所不满，但在大灾大难、大是大非面前，中国民众总是能够建立起来对政府必要的信任，从而形成团结合作的力量。这种信任力和凝聚力，再加上中国制度的优势，无疑是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因素。

面对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福山宣称，信任依旧是一个国家抗疫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不幸的是，这种信任正是美国今天所缺少的。不过，在他看来，这种信任的缺乏不是源自于美国制度、国家能力，而是由于特朗普总统个人。当前美国社会之所以缺乏信任，根源在于总统个人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需要的团结和集体精神，没能建立起民众对他的信任，在于总统个人一直否认这场疫情，为保持声望而故意淡化疫情。正因为他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致使整个国家走向了灾难。

要看到的是，在发表于中国的《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访谈中，福山虽然还是强调信任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但对他自己的信任理论也进行了修正。他指出：“信任本身并不一定必然是好事情，如果你信任无能的人、对自己在做什么没数的人、怀有不良动机的人，那都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所以我认为信任的恰当形式应该是基于对于运营管理政府的人了解，对他们在做什么有信心——基于专业知识、教育、完成事情的能力。如果政府做到这些，公众就会信任。”他又一次举韩国的例子，认为韩国任命了公众健康领域的专家来组织疫情抗击工作。韩国公众对于韩国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走高，人民看到他们能胜任，因而以选票回报了他们，执政党社会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

言下之意，福山认为美国应对疫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总统个人能力不佳，而不是美国制度、能力本身有问题。福山通过“制度—能力—信任”的这套逻辑分析，通过对信任这一要素的强调，把整个国家抗疫不力的责任全都归咎于总统一个人。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解决了总统个人的问题，民众就能重建信任，国家就能发挥出能力，就能彰显国家制度的优势。要相信民众的信任，相信民众会通过选举的方式重新选择总统，新的国家领导人会赢得民众的信任。也就是说，尽管美国现在的民众信任是有问题的，但信任一定会随着领导人的更换而得以重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山寄希望于选举来摆脱美国抗疫困境的思路。

马克思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完全可以用来回应福山：“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个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美国疫情感染人数“一骑绝尘”、抗疫成效不如人意，总统个人于此绝对难逃干系，但若是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人，也是不客观的。福山的最终结论是，美国的国家制度没问题、国家能力也没问题，甚至美国民众的信任也没问题，就是这一届总统有问题，这一届政府有问题。然而他恰恰忘掉的就是，总统正是通过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被选举出来的。

实际上，这种论证方式及其结论在西方国家是“主流观点”。历届总统、历届政府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被随意调侃和批判，唯独制度本身没有问题，这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遇到再大的事情，不去反思制度本身，还坚信他们的制度是自由民主的，是最好的制度，已经成为政治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了。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如果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公民信任都兼备了，都是最好的，一个总统、一届政府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这个国家在面对疫情重大考验时溃败，根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困境，甚至只能置一些民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那还能说这个制度完善完美吗？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制度有漏洞，这个制度已经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困境。

我们并不否认信任的重要，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民众的信任密切相关。公民的信任度越高，国家能力就越容易、越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国家能力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一定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民众的信任确实是保障应对疫情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它本身也应该被看作是国家能力的构成部分。但把应对疫情失败归结为信任问题，就会遮蔽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本身的问题。福山的这种反思无助于进入到对更深层次问题的反思，他隐隐约约地还是“历史的终结论”者，还是认定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虽遇到挑战但还是代表着未来。他否认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已经走向困境，不愿意承认它需要根本的变革。

四、结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碰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这样的事件，应该深入到国家制度本身的反思中，而不应急于将其与国家制度划清界限，进而将原因仅仅归结为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问题。福山在2020年5月份发表在“美国利益”网站的《美国政治衰败的代价》 （The Wag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一文中，对美国的制度、体制问题进行了反思，对美国应该解决的问题、应该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这种反思和思考，实际上就推翻了他原先建构出来的分析应对疫情成效的理论框架，尽管他还是没有公开承认应对疫情成效与国家制度有关，但已经主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破除“唯体制论”。

福山指出，要理性应对这场危机，就得把当前的领导团队换成更负责任、更让人放心的领导团队，只有这样，长期政策改革的形势才可能会明朗起来。建立真正的全民医疗体系，改革选举制度的不平等，以此来应对未来的危机。但他看到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美国制度的问题根深蒂固。一是美国的制衡制度失衡问题，即权力分散，在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联邦、州和地方）之间广泛分配权力。这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得出现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最日常的决策都变得非常困难。二是高度的政治极端化问题，包括尖锐的党派分歧、白人选民与少数族裔的对立，以及大城市群和更多农村地区的分裂等。简单说，一个就是权力分散、制衡过度，无法集中力量；另一个就是社会分裂、对抗加剧，无法团结起来。

福山感叹的是，这种极化在快速加剧，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本来这场新冠病毒带来的大流行可以使美国抛开分歧，团结起来，结果它却使美国社会的分歧更加明显，而且随着危机的发展，极化还会不断加深。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福山的悲观态度。要知道，这篇文章写作时，美国还没有暴发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带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倒可以算是福山的一个预见。

如何摆脱这种失衡和极化？在法国《观点周刊》对福山的访谈中，能够读出他有要借鉴中国经验的想法。《观点周刊》提出的问题是：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质疑，但中国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福山的回答是：“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且不论他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否正确，至少我们能够看出他承认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而最让他感兴趣的则是“国家干预”。

在这次访谈中，福山还针对有人批判他持新自由主义观点而进行了辩解。他指出，他虽然描述了一个体系的绝对地位，但不一定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尤其是他不赞同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相反，我认为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福山的结论就是，不能抛弃自由主义模式，但必须抛弃敌视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应该寻求“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国家干预”的“高效的国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福山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是福山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观点。在《国家构建》这本书中，福山就强调，软弱或失败的国家是世界上很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国家且只有国家能够做到的，就是集体地、有目的地部署合法的权力。无论在国内强制执行法治还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秩序，这股力量都是必需的”。

要知道，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批判的恰恰是强大的国家力量，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在其固有观念中，一直强调的是弱国家、小政府、有限政府，而其批判中国最多的地方恰恰也就是强国家、大政府、无限政府。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追求近乎走向极端，为了限制约束政府、规制国家权力，可以不去解决社会问题，不去满足国民期待。福山也曾指出这一点，“如果说新兴和老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更多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

福山的主张显然已经深入到对西方制度的反思，已经看到西方制度的问题。但是，要在西方彻底改变这一观念，绝非易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长期所奉行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一旦政府干预就不是自由市场，就必然侵犯人权和自由权”等论调，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要确保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是一致的。资本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它必然要让国家权力为其让路，必然要求有足够空间和机会来操控政治、主宰权力，很难容许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建构。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正是资本力量进入并主宰一切领域所需要的，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会对资本力量带来约束规制，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能够被推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福山的反思和诉求也许注定很难推动西方制度的变革，但却能够使我们更加坚定对中国制度的信心，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国家制度、国家能力、民众信任方面的优势。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制度设计确保了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且这种设计符合大部分民众的期望。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当然也关心，只是相对来说）政府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是弱政府还是强政府、是有限政府还是全权政府，而更关心政府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这才是中国制度设计应该继续坚持的原则。我们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塑造强大的好政府，在已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并进一步增强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沟通与联系，始终赢得民众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信任。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本期编辑：瓜瓜

校审：蔡龚涛；胡耀文；赵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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