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数字化，馆校合作：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经验共享
2017年11月12日—14日，“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召开，本次论坛共设有四个专题论坛。上期内容，弘博网已对“跨区域合作”论坛的内容进行了整理（链接：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聚在一起，我们要讨论什么？），本期内容将对“博物馆文创”、“博物馆数字化”以及“馆校合作”三个论坛的内容进行梳理。
专题讨论：博物馆文创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林冠男结合本馆文创实践，以“中小博物馆的文创思索”为主题着重探讨了中小博物馆现阶段开发文创产品的重点。她在发言中指出中小博物馆在进行文创开发时不应仅限于文化创意的商品，而是要拓宽思路，进一步开发更多具有创造性的特展临展、服务公众的社会教育项目，与博物馆的展览和活动等服务共同推出。这样才能让博物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市场。在发展中，中小馆还应不断找准自身定位，突出自身特色，打造自身品牌，将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和服务都纳入品牌经营的范围中。最后，她强调博物馆应踏实公共服务，逐步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打造出富有特色会有价值的文创系列产品。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艺博”）馆长黄海妍以“传奇不易创造——探索中小博物馆的文创之路”为主题简要梳理了该馆文创发展之路及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她认为博物馆文创应始终围绕该馆的特色进行开发，可将教育活动作为一个大的文创概念来看待，如广艺博依托建筑工艺特色，开展了“灰塑探索营”教育活动，开发《广彩》、《广绣》等中小学教材。也可与特展相结合开发配套的文创衍生品，主要合作模式是对艺术公司进行授权合作开发。最后她也提出四个问题与思考，即“教育活动算不算文创；作为文创的教育活动可否收费，在获得社会效益同时，能否也可以获得经济效益；藏品如何授权用于文创衍生品开发；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中小博物馆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如何面对没有预算，收支两条腿，且参与员工没有相应的绩效奖励的局面？”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以浙博为例进行了“博物馆文创之路”主题发言。她讲到，浙博文创之路从1994年以文物高仿为开端到2007年尝试文创开发再到2009年才真正实现文创由仿制到研发。文创开发的过程中浙博逐渐确定了品牌建设，针对多层次人群多需求进行分众开发的策略，努力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并与文创企业加强合作关系，合作共赢。她同时指出，博物馆在进行文创开发时，应始终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到第一位，同时加强专业的行业指导与经费投入，加强文创队伍的建设。
苏州博物馆副馆长谢晓婷以“在博物馆雕刻美和时光，用匠心原创传递历史的精致与悠长”为主题，回顾了苏博文创发展之路并分享了文创开发经验。她认为博物馆文创的开发与经营实际卖的是“流行”，如秘色瓷莲花碗曲奇；卖的是“创意”，如衡山杯；卖的是“情怀”，如文衡山先生手植藤种子；卖的是“新鲜”，如唐寅泡茶；卖的是影响力，如“山水间”文物置物座。最后她讲到苏博进行文创开发主要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博物馆自身的文化特色，苏博开发文创始终坚持不做贴标的商品，不做复制品，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商品；二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如与聚划算平台24家服饰品牌合作；三是应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
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王玉鹏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一环”为主题提出做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首先要加强对馆藏文物的研究和解读，从中发现和提炼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社会及民风民俗等多方面的价值、底蕴和精髓，并将其创意设计到文化创意产品当中，使之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其次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必须找准定位，突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品牌，这样的文化创意产品才会有竞争力和生命力。最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过程中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之最大程度的被人们认识、认可和接受，从而打开市场，创造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恭王府文化创意与经营部副主任王婷以“开放的恭王府，打造文创2.0”为主题，介绍了恭王府文创开发与经营的实践与经验。她认为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理念始终应坚持创意是核心，模式是关键，市场是根本，管理是基础四点。随后她谈到恭王府文创开发主要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主打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的清代王府文化的历史牌；以《红楼梦》与恭王府的文化牌；和绅传奇经历的旅游牌；福文化的民俗牌。在进行文创开发的过程中，主要包括自主开发、委托开发、授权合作及设计大赛四种开发模式。目前共形成约2000余种文化产品。她最后强调博物馆进行文创开发时应始终突出特色，打造精品，追求质量，坚持自营。在参与行业交流活动时做到专业化。注重品牌宣传并常态化，扩大品牌知名度并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利用展会平台进行文创营销。
专题讨论：博物馆数字化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黎胜昔以“创新应变，以人为本——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信息化建设”为主题介绍了该馆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主要包括运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多种技术不断完善博馆办公自动化系统，建成智慧安防平台，完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翠亨村的测绘等内容。采用多种手段提升管理效率，业务水平和观众服务水平。
广东省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黄青松以“广东省博物馆项目管理系统与实践”为主题，介绍了该馆的项目管理系统的主要构成与设计思路。其建设是基于共享式的业务框架，汇聚平台上的关于人、财、物、数据等资源，如展览、活动、研究、文保、工程、培训等。以项目的目标管理，里程碑设定、信息管理的新型组织模式为需求的业务导向，建立起一套适用于博物馆自身特点的标准化、流程化、一体化的业务管理机制。他将业务框架分为创造性业务和基础性业务两部分。前者主要为项目管理，后者则包括门户网站、藏品中心、数字资源、观众中心、审核中心、权限中心、预算中心、人力资源、预约中心、销售中心、数字中心、APP等内容。同时，他指出，该管理系统源于本馆的策展人制度。该系统运行后，改进和优化了博物馆整体运营模式，使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和数据的规范化得到保证，同时也可提供一套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法，灵活快速地适应的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南京博物院图书信息部主任张小朋以“走进智慧博物馆”为主题，认为智慧博物馆是一种“遵循‘感知——学习/判断——执行’的智慧体原则，提出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建立起精细化的博物馆运营模式。基于人工智能而建立的智慧博物馆可以在重复执行、有规律变化、需要快速响应的工作环境中代替人类的管理者”。他强调对于上述内容的认知主要源于博物馆的核心业务需求，包括藏品征集和保护利用，陈列展览与公众服务，科学研究与文物保护三方面内容。对于智慧博物馆的应用前景，他认为博物馆可借助智慧博物馆平台，在获取观众性别、年龄、来源地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可为观众提供如轨迹跟踪讲解等个性化服务。对于管理者，可根据观众大数据，集合展览数量判断展览与观众相关度，日期与观众关联度等信息。也可以根据环境感知数据预警藏品生存状态、判断观众行为模式等对工作进行动态调整。对于研究者，可根据观众数据、保护数据、藏品数据等信息洞察别管社会服务的方向，预判藏品保护方式。也可以根据研究数据、管理数据了解行业发展状况、研究热点，人员与设备状态等。
西柏坡纪念馆信息中心主任梁金玲以“让前沿科技拥抱红色文化”为题介绍了该馆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及AR智能导览系统。主要包括门户网站、自动化办公平台、720度全景游览系统、微信公众号等内容。发言中她重点介绍了该馆已经开发完成但尚未正式上线的AR智能导览系统。该系统使AR（增强现实）技术与传统导览模式相结合，通过构建虚拟“红军小战士”全程讲解的形式引导观众参观，获得更好的参观体验。
北京自然博物馆书记李建文发言主题为“基于需求为导向的信息化建设”。她讲到该馆的信息化建设一直是以观众需求、管理者需求为导向，以为公众服务、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开展信息化工作的。如该馆的藏品数字信息管理系统是根据业务的特点、流程开发一套管理系统，有效提升博物馆藏品管理的规范性和高效性。在该系统中，可通过15个子系统实现藏品从征集入库到提取使用再到研究数字化采集、鉴定修复等业务全流程的跟踪管理，可以实时反映藏品管理方方面面。现在展览的设计人员可以实现在线挑选藏品，提交初步申请，上传展览相关影像资料，办理交接手续等。其他还有电子票务管理系统、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会员俱乐部信息管理系统、培训班信息管理系统、展厅维护信息管理系统、专家库信息管理系统等。该套信息系统的应用优化了内部工作流程，进一步整合了内部数据资源，根据实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上海大学副校长段勇以“文博信息化宜加强馆校合作”为主旨进行发言，他指出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虚拟修复与重现，使珍贵脆弱的文物实现变相永生。信息技术将改变观众与博物馆的接触和互动方式。整体上看我国文博信息化建设起步虽晚于美国等国，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后发优势”，目前整体上已处于“并跑状态”。但他强调，文博行业应该顺应和追踪信息化大趋势，采纳新技术手段，但却不必始终紧盯尖端前沿技术。他认为，文博信息化不会改变文博事业“以物为根”、“以人为本”的特点，而是有利于更好地承担保护和传承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使命。对于为什么注重“馆校结合”，他指出，学校是重要的科研单位，全世界一半的科研成果是诞生在高校。同时它也是主要的教学机构，与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承担的教育、传播职能可以无缝衔接。现在大学都强调科研成果转化，学校十分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与文博系统天然亲近，在国际文博资源日益开放趋势下，馆校结合已成为推进我国信息化的重要趋势。
专题讨论：馆校合作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以“博物馆课程入名校学分——广州博物馆‘馆校合作’新探索”为主题，介绍了该馆与本地学校等教育机构合作经验。从2010年与越秀区少年宫合作的“通草画艺术教育课程”再到2017年成功在广东实验中学开设特色选修课（有学分）“广府历史文化专题课程”，馆校合作逐步系统化深度化。最后她与行业同仁也分享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思考。即目前馆校合作缺乏相关政策指导与支持，更多依靠博物馆与学校自发推动；课程实践过程中发现内容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课程开发需大量人力与物力，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远程教育等方式提高课程的传播与使用率；加强馆校合作的长效性，进行分众课程研发；开发藏品模型，为学校提供教具外界服务。
厦门市博物馆副馆长陈娟英以“馆校衔接 共促成长——厦门博物馆馆企合作深化馆校衔接新举措”为题介绍了该馆馆校合作的基本模式。一是举办多种主题展览，丰富活动内容与活动形式，努力将学生“引进来”。二是与学校共建，将博物馆文化资源带到学校，积极“走出去”。三是开展馆企合作，深化馆校合作。如夏博与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集团合作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和体验课程。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王英翔以“一加一大于二——馆校共建跨界聚合新力量”为题，介绍了该馆针对高校、中小学及志愿者三部分群体打造了三个平台。一是高校合作平台。与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进行博物馆实践研究、创意延伸、推动非遗技艺传承等内容合作。在高校行业人才培养方面提供藏品阅读和专题课，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为学生利用实物进行展览策划和概括能力进行实训。二是中小学第二课堂平台。主要包括展厅教学、主题赛事、内容创作、流动博物馆等内容。三是搭建志愿者“文化使者”成长平台。
南通博物苑苑长杜嘉乐以“从互动到延伸，从辅助到自主——南通博物苑‘馆校合作’的实践探索”为题介绍了该馆馆校合作的具体形式，主要包括小小讲解员、博物馆夏令营（游学）、少年民乐会等。从辅助学校教育逐渐转变为主动与学校对接，与考试大纲对接，自主对开发出系列知识讲座。利用苑藏资源为学龄前儿童开展认识自然感性活动。利用大学智力资源，突出大学生志愿者课堂。
天津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中心杨柳以“深挖馆藏特色资源，打造优质教育阵地”为题，介绍了本馆的发展状况。该馆首先结合馆藏优势，为学生的科普教育提供有力的资源和空间。同时重视非正规教育的力量，将“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用高品质的展览和活动打造博物馆精品教育，逐步实现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建立起中小学生在博物馆中学习成长的长效机制。成立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发展战略联盟，实现资源共享、跨界融合，满足中小学课程的素质教育需求。
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宣教部主任杨丹丹以“读城：探析博物馆服务青少年受众的创新之道”为题，介绍了首都博物馆围绕《读城》展而开展的教育活动的内容及特点。她指出，《读城》不完全是一个展览，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教育活动，它是有效将展览和教育融为一体的深度合作的综合项目。是首都博物馆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在内容形式和创新活动大胆探索的一种活动形式。为此，首博首先建立起以共同受众群体需求为导向的团队，找准首都博物馆作为一座城市博物馆定位，将十几年来新首博一系列碎片化的教育活动形成系列化的《读城》项目。《读城》把碎片化的社交活动整合，在大社教理念下与时俱进、展教结合。大社教主要是依靠展览进行延伸，但又不局限于展览和博物馆本身。同时注重博物馆人新的角色转变，引入社会人士的智囊团。建立新的思维导图，展览设计过程中转换展览的思维活动、思维的受众，不单纯以展览而办下来，使展览的内容和形式策划人对展览都有挑战性的变化。为持久保持《读城》的展览周期，基于数字化技术建立数字展览，占领孩子们的游戏空间。最后，为增强《读城》的传播能力，设计之时已考虑到展览需符合可复制和多元化的要求。
归根结底，博物馆的文化创作，数字化建设，以及馆校合作项目开发等，都需要每个博物馆合理地、细致地发掘其自身的资源以及特色，形成准确的文化与市场定位，才能裁剪出一套合适的发展华服。与此同时，博物馆在探寻自身发展道路的时候，不妨多做大胆的合理尝试，以及加强馆际之间，以及与其他公共资源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启博物馆业界百花齐放的美丽篇章。
来源：相关文稿及现场录音整理
作者：孙宝文
编辑：Mark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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