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3期
主权养老基金的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中国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窗口期 郑秉文
本文将主权养老基金分为缴费型和非缴费型，前者的资金来自国家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余额，而后者又分为资源型和外汇型。资源型主权养老基金的资金来自某种专属自然资源，例如石油，而外汇型的资金来自外汇储备。在辨析不同养老基金“主权”特征的基础上，文章对中国非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的功能定位进行了审视，并对缴费型养老基金难以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主张中国应尽快建立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外汇储备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窗口越来越小；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养老保障的资产储备规模非常小，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可弥补这个短板；三是目前的外汇储备已超出其特定职能所需的合意规模，建立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可实现还汇于民和提高国民福祉的目的。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的缘起、治理与启示 齐传钧
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的“未来基金”既可当作是为支付非积累公共部门超级年金债务采取的直接措施，也可视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谨慎选择，但对比其他OECD国家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澳大利亚建立这一主权养老金的必要性要大打折扣。因此，从根本上讲，“未来基金”是实施中期财政战略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中期财政战略创造的财政盈余给“未来基金”提供了原始资本；另一方面，中期财政战略却限制了财政盈余用于减税或增加社会项目支出。通过加强基金的独立性，“未来基金”实现了良治的同时也推动了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提升，最终不仅消除了国内外各种质疑，而且提高了基金的长期收益。
资源型主权养老基金的功能定位：兼论智利私营养老金制度改革
房连泉 李清宜
智利是198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引入私营化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智利模式”又重新经历了两轮再改革过程。2006年主权养老基金的建立是完善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国家财政治理政策的转型体现。本文考察自2006年以来智利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过程，分析该国财政政策框架中对于主权养老基金的战略定位与投资运营政策，总结智利模式下资源型主权养老基金的发展经验。
英国国家保险基金：传统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徐璨
从1970年代开始，英国以私有化为特征的养老金改革持续至今，国家的养老责任不断被转移到私人部门，作为第一支柱的国家养老金所占比重不断降低。由国家养老金计划缴费与支出所获得的历年盈余资产积累形成了国家保险基金。作为一只典型的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英国国家保险基金对于流动性和安全性具有最高追求，经历了21世纪初期的盈余高速增长，近年来基金盈余持续下降并稳定在低水平，并将快速耗尽且需要大量的财政补助。盈余下降的一个原因在于基金投资运营收益的降低，在进行绑定国家基本利率的改革后，基金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利率的高台跳水，投资收益率跑不赢通货膨胀率。对英国国家保险基金的概况、投资运营和特点进行回顾、分析和评述，在中国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改革阶段，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境外合作区建设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非洲的实践 刘晨 葛顺奇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境外合作区迅速发展，既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也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理论方面，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包括：第一，短期可促进东道国投资、就业和政府收入增加；第二，中期将提升中国与非洲企业的关联效应，促进产业集聚；第三，长期有利于东道国进行政策试验，推动市场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现实方面，在非洲的中国境外合作区总产值达到188.9亿美元，带动就业4万人以上，形成了皮革、纺织等行业的产业链，促进了部分国家利用合作区推动工业化的探索。同时，这些合作区仍存在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不足、产业关联效应较弱、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不明显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开发企业的融资困境、东道国政府产业政策不完善，以及非洲国家缺乏长期发展的能力。借鉴中国的经验，开发企业可探索市场化的融资模式，将优惠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东道国地方政府可完善合理的产业政策，增进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互动，同时东道国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提升长期发展能力，这些将是合作区促进东道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任务。
中美油气贸易投资的状况、潜力与挑战 王永中 周伊敏
油气是中美贸易投资合作一个潜在的新兴领域，也是可以缓解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中美油气贸易规模尚小，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几乎可忽略不计，但双方油气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削减双边贸易差额上有望发挥辅助作用。深化油气贸易投资合作，既有助于促进中国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降低进口成本，又有利于美国扩大油气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创造就业机会，巩固能源优势。然而，中美政经关系紧张、贸易冲突的长期性和反复性、美国油气基础设施短缺阻碍了双方油气合作。中国既要从缩减双方贸易差额的角度，扩大双方油气贸易的规模，又要着眼于拓展油气进口渠道和提升能源话语权的视角，深化双方在油气投资、金融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为何当前的宽货币不能带来宽信用？——论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魏伟 郭子睿 陈骁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货币政策宽松不一定带来信用扩张，即所谓的宽货币和宽信用之间存在差异，而决定这种差异的主要变量是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高低与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直接相关。本文研究认为，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与金融监管政策和房地产价格（主要抵押品）联系最为紧密。本轮货币政策逐步从有所放松到信用增速持续下滑，显示出当前严监管的趋势并未改变，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下行趋势，因此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和权益端都面临较大压力。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渠道并不通畅，信用机制修复则仍需时日。
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现状与隐忧 刘瑶 张明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守住银行体系稳定的底线。近年来，中国银行部门账面杠杆率的“向好”与宏观经济杠杆率的“堪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表面上，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各项指标稳中向好：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本质量显著提升，权益资本比重有所增加，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基本达标，国内四大行杠杆率监管指标优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实质上，中国银行部门真实杠杆水平可能被低估，表外理财产品的剧增、信贷质量的下降、金融机构杠杆率的联动成为商业银行背后的重要风险点；银行部门难以持续维持杠杆率稳定，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变化显著增加了监管难度。当前银行披露的现有指标未能充分反映其风险，监管规则亦未能实现多重、穿透式监管。商业银行“去杠杆”并非一再降低负债率，而是对银行风险全面重新审视。未来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杠杆率的校准成为银行业监管的新方向；监管部门需同时关注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风险和中长期信用风险，避免去杠杆过急造成新一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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