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永定：控制疫情争取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不要匆忙否定GDP统计数据的可信性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中国经济一季度成绩单出炉。不少经济学界同仁对此提出质疑，可以理解，也是好事。统计概念和经济理论概念有不少差异，每个差异可能不是很大，但加起来就可能比较大。物理指数可以作为评估中国GDP实际增长速度的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这里面有很多技术性问题，我们不能在对很多技术问题和概念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2020年GDP的实际增速差不多是3.2%。这个3.2%并非预测，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可以把这个估计值作为一个分析经济增长的基准。没必要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过于悲观，关键在我们能否控制疫情，能否有正确的政策应对。稳就业短期靠纾困政策，长期靠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经过此次疫情，我们要把一个民族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胁的问题提到很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应根据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安全保障体系。基础设施投资的意义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投资本身。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中国经济一季度成绩单出炉。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65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去年同期下降6.8%。这是自1992年公布GDP数据以来首次出现单季负增长。

“负增长是没有悬念的，主要是看到底下降多少。”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GDP同比下降6.8%，明显好于悲观预期。

一、不要匆忙否定GDP统计数据的可信性

时代周报：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一季度数据？

余永定：不少经济学界同仁对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一季度GDP数据提出质疑，可以理解，也是好事。但我觉得一季度数据不一定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

比较普遍的质疑是，一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9%，投资和消费增速均呈两位数下滑，为什么GDP还能达到-6.8%？

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近似代表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但在统计上计算GDP，并不等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而等于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净出口。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最终消费”等同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不能将“固定资产投资”等同于“固定资本形成”。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增长速度也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

总之，统计概念和经济理论概念有不少差异，每个差异可能不是很大，但加起来就可能比较大。所以，我认为一季度统计中的很多“不一致”是可以解释的。更多的技术细节，建议大家读一下徐奇渊博士最近在《财经》上发表的文章。

时代周报：还有人质疑经济增速的下降跟用电量的下降不吻合？

余永定：用电量和经济增速在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有时也存在脱节的现象。

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7.1％，全社会用电量却下降2．24％。当时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的解释是：钢铁、有色、化学原料、电力四大高耗电行业增速明显回落，使工业用电急剧减少。2012年前三个季度用电量明显低于GDP增速，以致大家对GDP增速统计真实性再次产生了怀疑。虽然当时的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但也并不像用电量增速反映得那么糟糕。

我的意思是，物理指数可以作为评估中国GDP实际增长速度的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不能因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统计跟物理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就认为GDP统计一定不可靠。这里面有很多技术性问题，我们不能在对很多技术问题和概念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

二、预估全年GDP增速为3%左右

时代周报：今年还要不要设定GDP目标？ 

余永定：基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引起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确实非常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定一个意向性的增长目标。没有一个全国GDP增长目标，各个层面的经济决策就失去了一个参照物，许多经济活动将难以协调。

例如，大家都认为，2020年中国应该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都认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该突破3%。如果我们决定让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为5%，那这到底是多少钱呢？如果不首先假定2020年GDP的增长速度，怎么能够知道2020年的财政赤字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中国的资源配置目前还无法完全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制定经济增长意向目标的过程，也是对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相应对策的过程。

2020年的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这确实很难判断。因为不确定疫情是否会反复。如果疫情反复，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充分复工复产；国外疫情不会大幅度恶化；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

做了以上假设后，推算就很简单了。2019年实际GDP值89.16万亿元（名义值是99.09万亿元），一季度是19.71万亿元，后三个季度差不多69.45万亿元。2020年一季度实际GDP为18.37万亿元（名义为20.65万亿元）。疫情蔓延后，工厂设备没有被破坏，机器暂停运转，工人暂时离岗。一旦疫情过去就可恢复生产。就像运动员在起跑线耽误了两分钟，他再跑时的速度跟原来是一样的，只是晚跑了。

以此类推，今年咱们的日历上等于少了两个多月，如果一切顺利，可以假设后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差不太多。

我们过去假设的潜在经济增速是6%（实际增速）。这样，将去年后三季度69.45万亿元乘以106%，再加上今年一季度实际GDP（18.37万亿元），得出今年的实际GDP数值为91.99万亿元，很容易算出，2020年GDP的实际增速差不多是3.2%。

当然，这个3.2%并非预测，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可以把这个估计值作为一个分析经济增长的基准（所谓“Base-line”）。在这个基准的基础上，考虑该用什么政策抵消各个部分的涨跌，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剩下的三个季度中有尽可能好的表现。

时代周报：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六保”，意在修复还是保底？ 

余永定：我之前针对疫情发展，曾划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疫情突然来了，大家都在家呆着，供应链因人流、物流的中断而中断，生产活动急剧降温，在相当大范围内出现停顿。这时中国遭受的是供给冲击。在这个阶段，旨在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这时，就生存和发展来讲，生存是首位的；虽然财政支出增加了、货币政策放松了，但这时的政策叫纾困政策。

到第二阶段，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许多地区开始复产，但疫情依然存在反复的可能。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很难说发生反复的概率有多大。在这个阶段，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个时期，虽然存在需求不足问题，但政府政策主要还是解决纾困问题。

第三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全国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届时，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使经济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速。现在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从许多经济指标如用电量、用煤量、交通运输量等实物指标来看，似乎是的，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恢复情况并不相同，应该允许不同地区政策的差异性。在这个时期依然存在纾困问题。特别是不要留下死角。

第三阶段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过去我们考虑杠杆率太高、通货膨胀等，现在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现在扩张性政策必须以财政政策为主，而且只能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但要注意投向合理，避免重复过去乱投资的一些错误，也不能操之过急。

时代周报：支撑2020年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余永定：没必要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过于悲观，关键在我们能否控制疫情，能否有正确的政策应对。

出口这块没有什么太大办法。一些企业可以等待海外市场复苏，但很多企业恐怕要调整市场方向，要转到国内市场上来。国家应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有些企业可能不得不关闭。

在国内需求这块，主要还是应该刺激投资需求，要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同时引导房地产投资良性健康发展。

就消费而言，我认为只要疫情能控制得住，经济能够保持较好增长，消费就能得到较快恢复。消费需求是收入的函数，只要基础设施投资下去了，工人就有活干了；工资有了，消费需求就会增加。

现在值得特别关注的群体是失业工人，或者是虽没失业但已经没有什么收入的工人的生活问题。但这个问题主要不是宏观经济问题，而是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是收入分配政策领域内的问题。

三、不应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时代周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何稳就业？ 

余永定：稳就业短期靠纾困政策，长期靠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经济增长低点没关系，保住就业就行”的观点值得商榷，就业和增长是正相关的。长期以来，我们决定经济增速目标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是：GDP增速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创造多少就业。反过来说，为了使1000万新增劳动人口有就业机会，经济增速需要多少？

后来渐渐多强调就业，少强调经济增速，主要因为2012年后，大家认为中国劳动人口供给在下降，就业压力不大了，经济增速要更多重视质量，速度低点也可以。

但现在不一样，在疫情冲击下，失业问题很突出。这个时候没有增长，如何增加就业？反过来说，失业工人就业了，也就意味着他干活了，干活就意味着创造GDP，新的GDP创造出了也就意味着增长了。

当然你可以让100个人干本来需要10个人干的活，这样就业不就增加了吗？是这样，但这也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每个人的收入减少了。

当然，特殊时期应有特殊政策，在疫情期间，政府应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其他办法，避免停工、待产的企业陷于破产。在一些发达国家，疫情期间，工人工资的很大部分是由国家支付的，有些国家则按人头发钱。不同国家各有不同国情，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不尽相同，但这些都是临时办法，是为解决燃眉之急。

解决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需要更多强调增长的重要性，而不是把就业和增长对立起来。中国今年有800多万新毕业的大学生要找工作，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能够为他们提供称心的工作岗位？ 

对当下失业的工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工人，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一、动用失业保险金，这是一道防线。失业保险金收多支少，到2015年底，累计结余已超过5000亿元（目前累计结余应该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了吧）；二、没有失业保险的城镇居民还有社保；三、低保也是一道防线；四、中国居民有储蓄习惯，依靠储蓄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确实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五、国家还有精准扶贫和脱贫工作，可以帮助一些人，比如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本来不贫现在变贫了，让大家都能生存。

六是农民工的问题，全国农民工2.9亿人，其中外出打工1.7亿人。他们多数没有参加失业保险。但实事求是地说，疫情暴发时是春节长假期间，农民工都回家了，可以暂时留在农村，也算是一种原始的就业保险形式吧。可能还有前述所有防线都无法覆盖的人群，是否可以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门的应急基金，给他们发钱或食物劵。但如何操作？许多细节是需要有关政府部门仔细研究的。

时代周报：如果人类必须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经济会是什么样？ 

余永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今天谈基础设施投资，同疫情发生之前谈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大不同，就是在确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时，要考虑到以后可能会跟病毒长期共存。我们的生存问题可能会不断被提出来。因而，经过此次疫情，我们要把一个民族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胁的问题提到很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事情可以放一放。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选择，要向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在各种天灾人祸下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向调整。

过去大家在屋里待了两个月，社会生活没有受到严重妨碍，因为粮食供应充足、水煤电没断，整个社会的运输体系都在正常运转。我们还需要继续考虑，半年能不能坚持？一年能不能坚持？

在基础设施投资中，要花很多精力来考虑经济安全问题。比如存了很多油，是不是考虑建更多的油库？中国是煤炭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够用1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能不能花更多的投资来解决煤的液化和清洁利用问题？有些原定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能属于锦上添花，是不是可以为保证民族生存的项目让让路？

更现实的是，医疗体系是否存在很多短板？能不能应付更严重的灾情？如何建设更好的医院，将钱用于培养医生、护士、技术研究和研发疫苗上？

总之，我们应根据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安全保障体系。基础设施投资的意义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投资本身。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2020年4月21日。记者：谢江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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