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想搞定贵州？没那么容易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地球知识局 Author 赵百灵
(⊙_⊙)
每天一篇全球人文与地理
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NO.2530-外国人搞不定贵州
文字： 赵百灵
校稿：辜汉膺 / 编辑：蛾
贵州，是长江流域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过渡地带，对于中央之国控制西南边陲的作用不言而喻，自身又因深处山区而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贵州省所在▼
贵州成建制于明初，在明代以前，受到技术的限制，中央政府对今贵州地区的了解都非常有限。
那时，外界对这片土地知之甚少
（图：图虫创意）▼
但这个小小的省份，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块位置险要，同时还有大部分地区鲜受中央朝廷支配的化外之地。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号召力非常有限，对传教、殖民渗透相当有利。
于是从15世纪起，贵州便开始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上频繁出现，其在西方的形象，也逐渐丰满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与贵州这一省级建制正式出现的时间并不遥远。
贵阳北天主堂，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图：图虫创意）▼
四川贵州分不清
明朝初年的贵州，已经完成了建省，在理论上已经是受到了中央朝廷是全面掌控。但由于贵州地无三尺平，山势险恶，中央政令不通，能供养的军队数量也比较有限，皇帝们依然要仰赖土司的配合才能在此地施行统治。虽然明末有过改土归流的尝试，但其完成已经是清中前期的事了。
所以在建省直到改土归流之间的过渡时期，明清政府长期应用的是府州卫所和土司双轨治理的方式。在交通要道和贵阳府这样的重点城市，由国家流官加中央驻军管理，而在乌江、沅江两大重点河谷地带之外，保留着大量高度自治的土司。
扼住交通节点，很有必要▼
对这些仍然保持着土司制度的地区，皇帝其实没有什么清晰的认知。这也为当时的人积累贵州的地理知识造成了现实困难。它对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同样是一个谜。
1524年，葡萄牙传教士维埃拉第一次在一封信中提到了贵州。考虑到他当时是先到的北京，随后到了广东，并长期被囚禁在广州，他应该没有亲身去过贵州，而只是听到了广东当地人提及了这个省份。
这是已经熟悉了东南沿海各省的西方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地名，很多探险者因此对贵州跃跃欲试，想要第一个发现并探明这个神秘的地方。
藏在大山中的神秘之地（图：图虫创意）▼
到了1584年，一幅名为《中国新图》的地图在欧洲出版。这是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本全面展现东方帝国样貌的地图，被称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在这张地图里，贵州也第一次以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欧洲人的眼中。
这张图是西方朝上，而不是北方朝上
所以，竖着看也是可以的▼
然而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贵州过于闭塞，还是绘制这幅图的测绘师并没有真正走过西南，抑或是欧洲人其实认为西南内陆其实没有认识的价值，这幅图上出现的西南省份非常令人费解。云南被画到了北边，广西则在图上出现了两次。
广西：“懵了，我是谁？我在哪？”▼
以及图中在描述贵州的时候也相当模糊，除了省府“Quichio”，贵州的图上几乎没有其他城市，也没有宣慰司等机构，相比内陆，沿海地区的标注则要丰富得多。
可能是不了解具体情况，所以留白▼
可就是这样一张图，在西方流传了好几十年，此后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时，都要参考这张图，各种各样的谬误也就屡见不鲜了。
比如法国测绘大师桑松在1652年画《亚洲新地图集》时，就参考了这幅图。当然桑松获得了耶稣会提供的一些信息，对错误百出的老图做了一些修订，把云南恢复到了最西南。但四川和贵州的换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这张图里，四川、贵州的位置是反着的▼
同样的，这一代的西方探险者也没有意识到贵州土司的存在。当这些错误在几年后被纠正时，他们就开始动一些歪脑筋了。
“山里人”和“中国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43年进入中国长三角地区学习中文和传教。此时的中国，到了明亡清兴的历史关头，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在华中、中原、西北活动多年，明朝已经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大厦。
卫匡国，原名马提诺·马尔蒂尼
这幅肖像中，他身着清朝服饰▼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传教士们也开始躲开中国朝廷的监视，加快了勘探和渗透的步伐。
卫匡国前半生在中国游历7年，期间不断收集资料，了解前人的绘图成果，试图找到过去的地图和风物志中记载不实的地方。回到欧洲后，他于1653年在荷兰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新地图集》。在这套图里，贵州的形象终于开始变得丰满而真实了起来。
图中高亮处，就是贵州所在▼
卫匡国对西南地图最大的改进，是终于把贵州和四川的位置找对了。在他的这张图里，贵州是被四川、湖广、云南、广西包住的一个省份。
在省内图注上，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确定了贵州的五个行政区划级别（“卫匡国理解版”）：省、府、州、县（及同级别土司）、卫（及同级别土司）。虽然还存在着一定谬误，但能把府城和土司分列，这也已经是对贵州认识的一个巨大进步了。
这次，贵州和四川的位置对了▼
更不得了的是，卫匡国还在前人语焉不详的示意图基础上，尽可能地画出了贵州的官道，并作了这样的说明：“如果此地失守的话，通往重要的云南省便别无他路。”
放大看，贵阳的标识是一座西式城堡▼
这位外国传教士能如此敏锐地意识到贵州的地缘价值，很可能是因为他听说了不少关于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
前有万历年间（1589年）的杨应龙播州之乱，后有天启年间（1621年）永宁宣抚司奢崇明、水西宣慰使安邦彦自立大梁国，贵州始终都是土司战争的前线，每次都会因叛乱而完全阻塞中央和云南边陲的联系。
海龙屯遗址，曾是播州杨氏土司的所在地
（图：图虫创意）▼
有意思的是，杨氏叛乱时，水西安氏是帮助中央军平叛的主力。可是相隔不过30多年，安氏也选择了起兵。可不管是顺从还是反抗，最倒霉的永远是贵州的老百姓。
雪中的海龙屯飞虎关（图：图虫创意）▼
传教士们当然不会真的关心这些。他们从这两场大型叛乱里看到的，是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显而易见的离心离德。
因此在卫匡国的地图上，把在贵州生活的人分成了“山里人(abitanti delle montagne)”和“中国人(cinesi)”两种，其实指代的就是苗人和汉人。他认为这些“山里人”不承认明朝的法律，只拥护自己的领袖。而为了控制这些山民，“中国人”在此建立了很多“军事要塞”。
这些所谓的军事要塞，其实就是贵州的特色古建“屯堡”，直到现在都是贵州著名的文化遗产。
贵州云峰屯堡建筑群，地势险要
（图：图虫创意）▼
卫匡国记载的地方风物没什么问题，但这种叙事方式，很容易让西方人联想起殖民。
其实在这套地图出版时，清朝已经奠基北京。此时零星的战争出现在东南沿海，清廷对西南的政策以缓和安抚为主，并在快速推进明末就开始的改土归流，中央对贵州的控制力是在逐步加强的。这已经不是西方人熟悉的那一套殖民技巧能形容的政治管理手段了。
跨文化的观察，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荒谬的误解。
这时期，一些比较有名的来华传教士▼
外国人眼中的丰美物产
和利玛窦并称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有一套遗作《中国地图集》。那是他在中国游历10年的精华之作，早于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之前半个世纪完成。
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中的贵州▼
这套地图的制作水平不高，但在贵州部分，罗明坚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新东西——矿产。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省份，贵州的矿产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甚至还有黄金储量。
但由于处在深山无人知，贵州的矿产在明清时代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只有山区民众在零星地开采。对于古代生产颇为重要的铁、水银、黄金、锡等在贵州都有出产。
这碗矿产饭，真香▼
由于地图最终没能出版，他的这个发现只是在小圈子里传播，但仍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
在后世出版，堪称西方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的《中华帝国全志》里，就详细提到了贵州的矿产。作者杜赫德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他在深入研究了帝国的金融体系之后给出了这样的论断：“这些山富含金、银、水银矿，也有部分铜矿。帝国的一小部分钱也是来于此。”
《中华帝国全志》中附带的地图▼
但即使是黄金，也并不能为当地人带来太多收入。在另一位传教士的笔记中，他提到贵州山民所开采的矿石，最多只够当地人跟外商换少量的食盐等必须物资。
这个记载应当是可信的，贵州没有岩盐矿，离海则更远，在盐铁专营的古代即使花高价也买不到盐。在明清时代的贵州，能在饭菜里放上能尝出来的盐巴，那都是富贵人家了。
不过虽然没有盐，贵州却是这些传教士见过的最美的中国省份之一。杜赫德这样说道：“这里的居民蓄养大量的牛和猪，还有全国最好的马和最美味的鸡。镇远府有中国最美的花，平越府有上好的茶叶和最好的橘子。”
如今的多彩贵州，感受一下
（图：图虫创意）▼
这些名特产，至今都是贵州人民创富的宝藏，也从侧面说明了，贵州是一个植物多样性极佳，气候适宜生物生存的好地方。
在一本又一本地图册的宣传中，贵州逐渐树立了一个令外国探险家大感兴趣的形象。贵州也很快成为了西南除云南外最受到外国探险家欢迎的省份。大批云贵特有的物种，被这些探险家制成标本，送往母国做展示。
贵州韭菜坪的牧场风光，太舒服了
（图：图虫创意）▼
时至今日，经过中国历代测绘工作者的努力，再加上现代化的卫星、测绘技术，中国人对贵州的全面认识已经不用假借西方探险家之手再实现了。我们认识了贵州的每一条肥沃的河谷，每一道褶皱的山梁，每一处隐藏的富矿。
河流如玉带，田野织彩绸（图：图虫创意）▼
而那个外国人眼中物产丰富、遗迹众多的贵州，也已经成为了中外游客都很欢迎的旅游胜地。这时候翻开那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古地图，会让人更加意识到这个神秘省份的美丽。
《文琳资讯》
提供每日最新财经资讯，判断经济形势，做有价值的传播者。欢迎关注
文琳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