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伊朗篇
结合历史，理解当下。
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
一年以前，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它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了物质主义，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被构建的？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另一个维度是现在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会越来越引起担忧的问题：未来的公正体系如何建立或维持？其实它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它也是威尔逊在 100 年前所面对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对于年轻一代未来所身处的世界，与工业化社会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会真正形成相关。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不可避免，它会遭遇转型这个概念。我们探讨的所谓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对阶层分化、固化等各种问题的担忧和解决之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没打算回避的问题。
《好奇心日报》邀请了十几位学者、用十几篇文章来探讨“转型”这个大话题。我们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更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国家转型的推荐书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方便你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好奇心日报》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以下是我们的第七篇，探讨的是伊朗的转型。作者是 FT 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刘波。他平常喜欢看书，关注国际关系、中国社会和法治等方面的话题，也会做一些翻译，译有《经济学规则》《兜售繁荣》《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原则》（合译）等。
他的这篇文章从最近伊朗爆发的抗议事件谈起，认为“要理解今天的伊朗抗议事件，就必须回顾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转折时刻，即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在他看来， 1979 年的革命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因素或者单纯的宗教因素来解释。“推翻巴列维王朝是1979 年大多数伊朗人的共识，尽管后来建立的教士监护体制未必符合所有人的愿望，自由派等政治势力也遭到了镇压。但无论如何，与巴列维王朝相比，1979 年后体制的社会基础更为广阔，教权监督之下的选举体制，也为伊朗各个派别的政治博弈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至于未来，因为“霍梅尼建立的这套体制是现代极权主义创制”，其独特的政治形态会让伊朗的复杂转型过程继续充满不确定性，但也存在着软肋。
“‘奇理斯玛型’领袖的出现可一而不可再。伊斯兰教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不承认个人权威、反对个人崇拜的倾向，这与最高领袖的至高权力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伊朗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人的增多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意味着对目前的权力结构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刘波写道。
1979 年为什么会发生一场针对巴列维王朝的革命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初，一向局势相对平静的伊朗突然爆发了自 2009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内抗议活动。据报道，民众因鸡蛋等日用品涨价而走上街头，在抗议过程中喊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有纯粹的经济民生诉求，也有对伊朗现行体制表示不满，甚至有对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强烈抨击。抗议者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也有持怀疑态度和观望的人。由于与外界的隔阂以及伊朗国内的新闻管制，我们至今还弄不清楚，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猜想纷飞之际，真相也渐渐模糊。
延续 30 多年来的惯常模式，很多分析人士猜测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即所谓的“神权专制”即将走向最终覆灭的又一进程。但抗议导致政权更迭的场景并未变成现实。虽然伊朗当局对抗议活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镇压，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朗抗议者成分混杂，诉求不一，有不少抗议者要求的是改革而非推翻现行体制。伊朗国内形势逐渐恢复原状也迫使人们重新看待伊朗的转型之旅，既看到伊朗现代化的复杂背景、曲折进程与巨大的困难性，也走出一些简单的二元论思维所导致的理解偏差与失误。
要理解今天的伊朗抗议事件，就必须回顾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转折时刻，即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是至今历史学家仍在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1979 年革命的爆发，以及其极为迅速地在伊朗全境的成功，在当时就超出了观察人士的预料，更是伊朗巴列维王室所没有想到的。传统的革命理由——经济崩溃导致民众起事——在这个案例里也不能构成完整的解释，因为在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里伊朗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即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尽管巴列维王朝在最后几年陷入了财政危机，但危机的传导效果尚未充分释放到民间，并未导致所有民众绝对生活水准的降低。单纯从经济不满的角度来解释这场革命是不足够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历史学家估计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至少应该承认其引爆因素是多重和复杂的。
欧洲的崛起和对中东地区的殖民主义干预，把伊朗抛入了现代世界。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试图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从司法、教育、工业、科技到民众服饰、风俗习惯，全面追随西方，改造伊朗社会，同时应对欧洲列强构成的严峻的外部挑战。由于礼萨汗是以军人出身夺取政权，在伊朗社会中并没有特定的部族作为基础，所以这个王朝试图通过推行伊朗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建立社会支持基础，而在伊朗这样的传统、未经现代整合的社会里，王室只能通过极权形式来实现这一目的。王室始终面临着一个悖论：现代转型需要释放社会空间和允许自由博弈，但这又会直接导致王朝权威的末路。
最终这个悖论导致了巴列维王朝的倾覆。
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总爆发
至少从 10 世纪开始，在巴列维王朝之前的诸王朝里，伊斯兰教一直是伊朗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之一，这涉及伊斯兰教所提供的教法秩序，也涉及穆斯林所构成的宗教与社会势力。这也迫使伊朗王室必须费心处理与宗教的微妙关系。从权威的溯源上而言，礼萨汗强调古代波斯帝国创造的文明，暗示自己是古代波斯“万王之王”在现代的继承者，而伊斯兰教其实是一种外来宗教，这可以实现两种目的——约束部族势力，以及尝试将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但无论是礼萨汗和他的儿子都不可能公开把伊斯兰教和宗教团体作为对手，而只能对它们、尤其是其中的上层采取安抚政策，以建立执政联盟。
巴列维王朝推行的西化政策的影响，其实只局限于城市地区。虽然今天有人对当时德黑兰女性装束的“开放”津津乐道，但绝不能忘记的是这只是伊朗社会整体的一小部分，即使在德黑兰也不是全部。伊朗广阔的农村地域依然遵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构成了伊朗社会的基本面。王室的经济改革让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一过程包含着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层面的冲突，而城乡差距和农民的转型问题将这些问题放大。
排斥其它政治势力，让社会各种力量都成为巴列维王朝对立面
必须看到的是，伊朗的情况和土耳其有相似性，又完全不同。凯末尔主义是共和主义，在保持高层权力的开放性、吸纳多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方面，显然要强于实行君主专制的巴列维王朝。20 世纪初，君主制——特别是集权的君主制已经势微，何况礼萨家族的合法性根基自始便不牢固，这导致它以高度警惕性的心态看待其他替代性的政治势力，这造成了排斥政治参与的效果。这是凯末尔主义得以成功但巴列维王朝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巴列维王朝要整合伊朗分散的部落主义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然需要强化国家权力和政府职能，但对维护自身专制权力的先天敏感性，决定了它难以以宪政的方式来走这条路，而只能依靠建立君主的绝对威权。巴列维王朝的政策是有两个层面：在中央集中权力，蔑视议会和宪政分权，在地方层面试图干预地方自治秩序、强行迫使伊朗社会西方化。一方面权力高度膨胀，另一方面伊朗的社会经济状况剧烈变迁，超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正是高度膨胀的权力和控制、迫害、镇压的天然倾向，使君主无法注意到社会上涌动的滚滚潮流。巴列维国王仿佛坐在火山口上而不知，等火山爆发已经躲避不及。
王室的极权和镇压倾向得罪了世俗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而试图控制宗教势力，以及以波斯民族主义取代伊斯兰教在国家角色塑造中的作用，则得罪了伊朗社会底层势力强大的宗教和保守力量。虽然巴列维也不是没有做出笼络地方部族及什叶派宗教势力的努力，但事实证明他所走的拉拢上层的路线是不可靠的。“白色革命”期间工业化的普及和机器的推广破坏了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生计，并破坏了他们拥有的自治组织和秩序，将他们推到了王室的对立面，并与代表底层、推崇公正诉求的宗教界结成同盟，成为支持推翻王室的力量。
通过集权和大力发展经济，巴列维在表面上消灭了所有可能颠覆王室的挑战，也用经济成果换来了老百姓的支持，但这一进程实际上把它置于与各种力量敌对的状态，所以一旦星星之火引发燎原之势，巴列维王朝便如同一座纸房子一样倾覆了。当时该王朝拥有中东地区最先进的军队，但这并没有挽救它的命运，几十万军人一枪不发地接受了新旧交替的现实，更凸显出王室合法性的虚弱性。
外部因素方面，在 1953 年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政变中，美国曾经扮演过巴列维王朝拯救者的角色。当时摩萨台首相试图全面落实君主立宪制，扩大议会的权力，限制君权，同时加快石油国有化进程，但最终在美国的支持下被推翻，而这也导致伊朗社会形成“美国是巴列维王朝坚定维护者”的印象，并直接影响到了 1979 年之后的美伊关系。到了 1979 年的时候，巴列维仍然寄希望于美国再次出手。但在革命之前，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卡特政府已不断向巴列维政府施压，要求其改善伊朗国内的人权状况，如前所述，这是该政权做不到的。这加大了巴列维王朝的压力，而美国的存在又给了伊朗民众合理的借口来认为王室与外部力量勾结，其实是加快了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在伊朗，世俗可能并不代表现代，而霍梅尼也不代表伊斯兰的“中世纪”
如同单纯经济因素不能解释 1979 年革命一样，单纯的宗教因素也不能解释。一种观点认为，1979 年革命纯粹是一场宗教革命，是“宗教”对“世俗”力量的反动，其原因是伊朗的宗教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且拒绝接受现代化。然而这不能解释，为何伊朗社会各界在1979 年结成了反对王权的广泛联盟，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毫无宗教色彩的力量，这显示“宗教”、“世俗”截然两分的理解简化了事实。
若与其他案例进行比照，单以伊朗宗教力量强大作为解释也是不能成立的。在其他中东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都曾发生宗教政党和力量试图上台执政的情况，但世俗的军人政权、城市的中产阶级精英以及支持西化的力量共同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而且有的时候是以牺牲一定的民主为代价的，并且得到了西方的默许。与阿尔及利亚类似，伊朗也存在世俗、亲西方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力量，也能够制衡宗教界。伊朗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伊朗社会更保守和更具宗教性，而是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过于虚弱，其政策又带来激烈的、它无法掌控的社会变迁，从而在革命爆发时众叛亲离，给宗教力量的崛起腾出了舞台。
至于“世俗”和“宗教”何者更适合伊朗社会，还需面对事实本相具体分析，而不应简单停留于皮相之见。事实上， 巴列维王朝推行的“世俗”意味着强化君主权力和社会控制，进而意味着君主乾纲独断，而“宗教”中包含的平等、尊严诉求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而教义和教法起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非人格化”的基础，而不是服从于君主变幻莫测的自由意志——当然这不意味着宗教体制本身不需要改革。
另外，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说君权压制教权的“世俗”就一定是现代，教权压制君权的“宗教”就一定是“传统”。回顾伊朗历史，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国王凌驾于教界之上，教士变成了君主的统治工具，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有的人现在往往简单化地把霍梅尼建立的“法基赫监护”制度视为“复古”和退回“中世纪”，然而事实上，无论伊朗还是其他伊斯兰国家，古代都不存在这种“教法学家监国”的体制，这套体制在“中世纪”找不到任何案例，相反，伊斯兰国家在古代就存在着王权和教权的冲突。所以，说霍梅尼建立的这套体制是现代极权主义创制，其实才更为符合现实。
所以，脱离历史现实而孤立、武断地认定1979 年伊朗革命是逆历史潮流的落后，恐怕也有以偏概全之处。推翻巴列维王朝是1979 年大多数伊朗人的共识，尽管后来建立的教士监护体制未必符合所有人的愿望，自由派等政治势力也遭到了镇压。但无论如何，与巴列维王朝相比，1979 年后体制的社会基础更为广阔，教权监督之下的选举体制，也为伊朗各个派别的政治博弈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事实上，哈塔米等“改革派”总统曾试图通过宪法解释来消解“保守派”的教权。虽然这一努力遭到了反制，但至少相关的博弈已经展开，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在对外关系方面，伊朗的领导层也并不是想和西方全面为敌，除了因人质事件导致美伊断交至今之外，伊朗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保持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基本上被视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独特的政治形态，让伊朗的复杂转型过程继续充满不确定性
1979 年后的伊朗并不是一种彻底的断裂，也存在与之前状态延续的一面。应当看到，巴列维王朝虽然亲美，但也强调伊朗是自主独立的国家，并要让伊朗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这一主张在相当程度上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继承。无论是构建民族国家还是强调主权和独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些诉求上都与巴列维王朝存在一定的承续关系，而不是截然不同。伊朗现政府在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同时，也有利用发挥波斯民族主义动员作用的倾向。
革命前后的伊朗，与其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毋宁说是之前的权力秩序和政治博弈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除了王室和保王党人的势力被基本踢出局之外，伊朗的其他政治、社会势力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框架之下继续展开博弈，其一个表现便是具有相当对抗性的选举。民主和选举制度虽然有宗教力量所设定的桎梏，但也具备了一定的初级形式，这方面要好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置了一套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极其复杂的宪制，但这种至少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以及对更广泛社会力量进入执政联盟的吸纳，也为其自我演化和突破保守势力的桎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说及伊朗时曾提及：“伊朗议会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最活跃的议会。在伊朗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高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和除一两个之外的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但民主活跃程度不代表对普世主义的认同，亨廷顿认为伊朗政治形态独特表现在“把竞争性的选举、制衡与原教旨主义镇压政策和大规模地侵犯个人权利结合起来”。笔者并不认同亨廷顿的所有观点，但无论如何，这种从正反两个维度来认识伊朗的复杂性、独特性的思路是可取的。
事实上，伊朗独特的“法基赫监护”体制存在着一个软肋，即它的稳定存续需要一个像霍梅尼这样的“奇理斯玛式”、拥有强大号召力的领导人，而“奇理斯玛型”领袖的出现可一而不可再。在哈梅内伊时代，最高领袖的权威已经出现了衰减倾向，等他去世后，这一趋势还会延续。伊斯兰教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不承认个人权威、反对个人崇拜的倾向，这与最高领袖的至高权力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伊朗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人的增多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意味着对目前的权力结构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完整看待伊朗转型断裂与延续的两面，我们才能对伊朗未来的局势发展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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