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江南弃儿 寻找被人遗忘的饥饿|《江南弃儿》采写手记

text | 罗婷

via | 新京报传媒研究（id：xjbcmjy）

悲剧发生了五万次

7月中旬，大水冲击武汉三镇。

我被派到湖北做武汉洪灾的稿子，又跟同事做了两场视频直播。交了稿，躺在宾馆的床上，想着下一步是不是该回京。

突然在朋友圈看到一个链接，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些纪录片项目，只言片语说起一个故事：上世纪50到70年代，江南地区曾出现大量弃婴、如今孩子回来寻亲。

今年5月3日，江苏南京寻亲会，一位90多岁的宜兴老人在寻找1959年左右送走的儿子。丁焕新 摄

这对应的背景，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计划生育。我看过《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对大饥荒有一鳞半爪的了解，知道饿死过人，但不知道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曾饿死人，更不知道还有五万弃婴。

入职一年，大多数时候都在写人物报道，我深知，没有什么比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更动人的了。

五万人被遗弃，那是悲剧发生了五万次。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x0317198wk7&width=500&height=375&auto=0新京报动新闻制作的3D：三年饥荒被遗弃 “江南弃儿”寻亲难

“江南弃儿”这个群体，他们在那场灾难中遭受了巨大的、不成比例的创伤，完全可以成为一把钥匙，一把能够把大饥荒年代的故事表现出来的钥匙。

于是马上报了题，领导也立刻通过了。

 人生如寄

采访过程耗时七天，辗转三省，采访其实比较顺利，突破没有什么难题。

我先找到网上一些零碎的报道，了解到宜兴有个寻亲志愿者叫吕顺芳，创办了“吕大姐寻亲网”，帮三百多对亲人团聚。我找到她，第一天什么也没干，在她家里看了一天的寻亲资料。

江苏宜兴，吕大姐寻亲网站的创始人吕顺芳。

满满四大筐，是每个弃儿从北方寄过来的个人简介，有照片、出生年月、抱养时的特征等等。

有张纸上写：“我出生在南方农村，家住湖边，童年时常在芦苇丛中玩耍。195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太饿了，母亲让患有肺结核的父亲起床剥老鼠肉吃，唤数声不答应，去看时父亲已病故在床。后母亲改嫁，我被送回奶奶家。奶奶夜里把我带上一艘轮船，送到上海抛弃。”

我的心像是被手捏了一下，觉得吸不上气来。

在吕顺芳的陪伴下，我走访了宜兴的高塍镇、官林镇等地，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要坐下来，一个个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知道原来坐在门口发呆的老妪都有着深藏的故事，那些故事，大多都来自饥荒年代。

然而，仅仅了解饥荒与弃婴过程是不够的。我请教了无锡市福利院退休的工作人员余浩，幸好，他那里保存了福利院三年困难时期的所有资料。弃婴如何被送到福利院，如何被运到北方，死亡情况如何。

在那里，我找到了答案。

循着吕顺芳的线索，我又先后去了陕西潼关、河南洛阳，拜访那些寻亲多年的弃儿们。也就是后来稿子里出现的李万成、王金虎等人。

53岁的王金虎，按着自己耳朵上的伤痕。那是送走他时父母留下的。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尽管已隔了半个世纪，但我还是希望能还原采访对象当时的体验与处境。

在无锡，我重走了当年的通运路，高大的梧桐苍翠蓊郁。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当年的孩子就是在这条路上被父母抛弃，送到福利院。

从无锡到潼关，我没有买高铁票，而选择了卧铺，想体验当年孩子们是如何沿着这条路被送到北方的。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着，坐在火车走廊里，看着玻璃窗外，远处村落有几点灯火，忽然明白，为什么古人说“人生如寄”。

随着采访的深入，一组“江南弃儿”的群像渐渐出现在我眼前。

 “寻亲时，你有过绝望的时刻吗？”

如果说采访有什么难度，大概不在于怎么写那段敏感的历史，而在于怎么进入人心。

弃儿里面年轻的，也都奔六十了，父母们八十多了，经历过死亡，他们身上埋藏的东西里有隐痛和恐惧。不愿被人触碰。

第一次问李万成，寻亲时，你有过绝望的时刻吗，他说没有。第二次，还说没有。采访结束时，我迂回着问了第三次，他眼泪冲上来，点了点头，“太多了”。

 
李万成手里举着自己的寻亲资料。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见王金虎前，我看了这些年他的所有采访，一点发现让我极心酸：他在描述自己寻亲的某些段落时，不同的采访，能整段整段、连语气带动作说得纹丝不差——漫长岁月里，他跟多少人说过多少遍。

有人会困惑，这些人在北方过了一辈子，并非不幸福，是什么让他们一定要倔强地年年南下？某种程度上，很多人不解，他们对一个甚至不知道在哪里的故乡的感情从何而来。

“罗记者，”李万成说，“有时候我看电影，看得落泪，别人就问我，别人的悲欢离合你为什么要哭啊。我看得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非常难受。看到非洲人没有饭吃，有的人抛尸野外，有的人几千里回不了家，我们也同样的感觉。”

我比他小了40岁，他一直叫我“小罗”。那句生硬而突兀的“罗记者”，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人内心希望他人理解的渴望强烈到何种程度，才会陡然将称呼换成了尊称。

所以更觉得写这段历史是有必要的了。经过岁月变迁、文化更迭或人为重构，有的历史已经完全失去本来面目。但有这么多线索，还可供考证，这是我们这些活在历史下游的后辈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无锡孤儿院1960年的收容与领养登记簿。这一年弃儿达到高潮，登记簿比往年都厚。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就像作家杨照所说，记忆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大的自我记忆权利，也就决定了他们共组的社会，能够给予成员多少、多宽广的自由。

也许有一部分故事，我们现在仍无法讲述。但总有一天，它会被后来人说出来。

一个甜瓜

说实话，报这个题时，我没想到会那么顺利地通过。报道发出来，我也没想过会有那么多人觉得好。截止到写这篇记者手记，“剥洋葱people”（id：boyangcongpeople）上的阅读已经八万多了。

在我理解，新闻业，特别是都市报，有自己的特点，追逐时效和热点。作为报社深度报道部核心组的记者，我的工作是拿料，写硬新闻、写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

所以我更感谢报社的宽容。让我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做一个看起来既不是热点，也没有由头的新闻。

罗婷采写的报道《江南弃儿寻亲路》

后来部门开会讨论，稿子还是存在些问题，比如很多历史背景没有呈现，比如感情过分外露，一些地方应该再收一收。但遗憾的是，没有再写一次的机会了。

一个月过去，我已逐渐忘记了很多采访的细节。但还记得离开潼关那天，大日头晒着，一个采访对象骑了十几里地的单车，驮了一个纸箱子赶到车站来送我。撕开一看，是大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装着十几个刚从地里摘的甜瓜。

胖墩墩的甜瓜，被太阳晒得烫手，打开时甜香四溢。我推说坐车拿不了，只留下一个，权作纪念。

我最终没有吃掉它。但好多时候，采访对象给的一点回馈，都会让人把心里的褶皱熨一熨，觉得，好吧，这份工作还是值得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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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婷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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