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智：医生是战友而非神！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梁立智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扰乱了新春的节日气息，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大批医务人员不顾小家和被传染的风险，坚守一线，逆行而上，全社会尊敬、赞扬他们，称他们为“白衣天使”。然而，疫情初期个别患者或家属竟然撕扯“白衣天使”的防护用具、吐口水，甚至殴打、辱骂他们。不过，与非疫情时期不同，此次伤医行为引起全社会的公愤。2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及时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明确提出严惩违法者，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我们在为这一通知拍手称好的同时，亦需反思：患者伤医行为的背后或有诸多原因，但其中，人们对医者角色的认知对医患关系起到什么作用？在疫情中，我们有必要思考医者角色和医患关系的内涵问题，以期引导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本质达成道德共识，将疫情中的医患信任与和谐关系一直延续到疫情之后。

人们对医者角色的片面认识是否起到消极作用？进而，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疫情中坚守的医者角色？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医患关系？

一、医者是帮助患者

对抗病魔的施助者

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着与角色相称的责任。众所周知，医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医疗实践中承担祛除疾苦、治病救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医者角色的内涵？

古罗马医师斯克里波尼乌斯（Scribonius Largus）曾提出，医学是一种对苦难者施以关怀或怜悯的承诺。人类自诞生以来即与疾病相伴，疾病介入个体生命之旅的起点与终点之间，与人类社会生活如影随形，给病人带来痛苦与死亡的威胁。或出于对病人疾苦状态的本能反应，或源于对病人的某种情感，或经过理性权衡，人类回应病人的疾苦、帮助病人是医学诞生的本源。

在现代社会，患者去医疗机构就医，接诊医者即与他们建立医患关系，力争实现救死扶伤、祛病解痛的目的。从医者的视角出发，他们以患者利益为目的，或是基于医学的职责要求和专业价值追求，或是源于个人的道德良心，或是出于人对痛苦、脆弱生命的同情与怜悯。总之，这些动因驱使医者采取合规的医学干预手段，尽心尽力地帮助患者抵御病魔、度过劫难，但他们无法确保且不能百分之百地达到祛除病痛或治愈的结果，因为疾病内在的物理-化学-生物变化和外在的自然-社会环境变化是复杂的、无限的、不确定的。所以，医者是一群为了患者利益而采取正当医学手段的专业人士，在个体疾病、群体疫情中，他们是全心全力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延续生命的施助者。

二、把医者角色误解为祛病者

易误判诊疗行为

对医者角色的正确认知有助于患者正确看待医务人员的责任，合理评价医疗行为的结果。然而，并非所有患者能够正确理解医者的施助者角色，这也是引发伤医行为的原因之一。

正确理解医者的施助者角色应明确两点内涵。一是诊疗行为目的，即医者帮助患者的善良目的是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二是诊疗行为手段，即医者帮助患者所采用的是合规诊疗方法。可以说，施助者的内涵是医者诊疗目的与诊疗手段的统一。医者既尽心也尽力帮助患者，努力使诊疗结果与患者的就医目的一致，但不能保证一致。所以，施助者角色是从义务论视角界定医者的诊疗责任，而非后果论视角。

患者就医，寄希望于医者通过医学干预，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延续生命、康复或治愈的目的。如果实现这一目的，那么患者认为医者尽责；否则，认为医者未尽责，对医者不满意，极端者会向医者发泄不满情绪，导致伤医行为的发生。这类患者的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后果论视角。他们认为医者应是祛病者或救命者，只看诊疗结果，以行为后果评价医者尽责与否。依此，那么医者的责任应当延续每个患者的生命、使每个患者康复；如此，医者真正成了能够干预生死的神人。显然，这是荒谬的。可见，患者的就医目的无可厚非，但他们不应将目的绝对等同于后果。

三、舆论不应对坚守疫情的医生

形成道德绑架

疫情时期的临床工作不同于非疫情时期，医者不仅生命处于被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极高风险中，身心还承受着因防护造成的伤痛（如皮肤损伤）和艰难（如长时间不进食水、穿成人纸尿裤）。医者也是人心肉身，虽然心有所怕，但依然坚持帮助患者；虽然身有所痛，但依然忍受，顽强奋战。这种勇于担当、坚强忍忍的行为表明这些医者都是勇敢的施助者，是勇士，他们的品行值得全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为了表达对坚守疫情的医者的钦佩、敬意与感激，我们称他们为“白衣天使”、“逆袭英雄”。这些称谓不仅给疫情中的人们带来希望，也带来力量；有助于人们坚定必胜的信心与信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不过，我们们亦应理性认识到，这些“白衣天使”并非从天而降，这些“逆袭英雄”并非钢筋铁骨，切莫用美好的称谓形成对医者道德绑架的舆论导向。

一方面，我们应防止以患者利益裹挟医者不顾个人安危地工作。医者也是具有生物学属性的自然人，亦会生病、死亡。在抗疫一线，医者正在超乎寻常地冒险奋战。例如，医者缺乏防护装备，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或带病坚持工作等。如此，医者可能一时帮助一个或几个患者，但也可能因此被传染，成为一个新患者，进而失去帮助更多患者、共同抗击疫情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赞美医者的同时，应尽量减少舆论压力，应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留下充足的防护用具（如非必要无需佩戴N95口罩）。

另一方面，我们应防止以公权力或人民意志胁迫医者无私奉献。医者也是社会人，亦有生活中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困难。他们在为全社会冒险奋战，应当得到正当的回报。尽管勇敢的医者们不是为了褒奖而投身战役，但政府应落实道德激励机制。2020年2月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提出对坚守疫情的医务人员给予补助；2月9日四川省教育厅专门出台政策，优先安排疫情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子女入学入园；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保护关爱医务人员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保障。这些措施不仅可以确保疫中的医者能够塌心奋战，还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得所当得”的公正氛围。可以确保疫中的医者能够塌心奋战，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得所当得”的公正氛围。

四、医患关系应是

各尽其责的战友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对医患关系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使医者与患者、医者与公众达到空前的团结一心、共克时艰。这肯定是新冠病毒始料未及的，因为在此之前，医患不和谐、患者伤医的事件还时有发生。这看似滑稽可笑，却令人深思：医者与患者之间本质上应是什么关系？

既往研究结论诸多，如医患关系本质上是诊疗关系、契约关系、信托关系、朋友关系、战友关系等。诊疗关系是一种基于诊疗行为客观事实的关系，后四种关系都是围绕诊疗事实形成。契约关系一般指合同关系，强调医患双方的平等地位，权利与义务，但亦面临医患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患者的不平等签约问题。信托关系强调患者对医者的信任和托付，是一种单向度关系，未体现医患主体间的双向性。朋友关系是私人领域的一种亲密或友好关系，以情感为行动准则，不适用于医患关系这一公共领域，因为医者应与患者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应徇私情。

战友关系则表明医者与患者相互信任，共同抗击病魔，这在此次疫情中已充分体现。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是新生事物，医学专家传递给公众客观信息，使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即医者还未完全认识新型冠状病毒，也无任何有效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措施。医者所做的是，隔离患者、对症治疗。无论医者还是普通公众都面临病毒的威胁，有的医者被传染，甚至牺牲。这些信息和事实使患者和公众明白医者工作的内容和意义，以及医者的危险，更理解医患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意义，如此才有令世界瞩目的全国一心的防护行动。在非疫情时期，患者认为医者是医学权威，依赖医者的医学干预。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医者能做的，是消除被发现的病源或病灶、帮助患者提高免疫力、减轻患者的痛苦症状等。至于患者能否延续生命或康复，还依赖患者的努力（如身心休养、生活调适等）和运气。

所以，通过此次疫情，医患双方应认识到医患关系的本质是基于诊疗事实的战友关系，由此转变观念，理解患者与医者共同抗击病魔的意义，明晰彼此参与其中的不同责任。

结语

实际上，类似当前医患互信的和谐状态在2003年SARS期间也出现过，不过，之后即被人们忘却，医患不和谐的声音开始不绝于耳。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波及的地域和人数远超出2003年疫情，全中国人因疫情而改变了生活和工作秩序，携手共抗疫情。希望人们永远牢记疫情中所有医者的善和新冠病毒的恶，牢记医患同仇敌忾的感人画面，并把它们作为未来世代的道德教育素材。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等

责任编辑：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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