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摘】金一南：军事变革与中国创新
军事变革从来不是为了赢得赞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这一变革从来不可能是一曲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必然是一场新旧之间的艰难较量与铿锵碰撞。
为什么不要田园牧歌而非要铿锵碰撞？
因为非变革不能胜利。
不变革就会被他人消灭
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评论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像力的例子。”作为普军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克劳塞维茨在这场战争中丢人地被俘。这位后来成为西方军事战略鼻祖的人，刻骨铭心地把普鲁士军队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士兵缺乏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克劳塞维茨的结论是：“所有在1806年以前和1806年内注意普鲁士情况而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评论说，它已徒具其表，实际上已经没落了。……人们听到机器还在轧轧作响，就没有人问，它是否还在工作。”
36年后，这场灾难轮到了中国。
1842年8月，大清王朝军队在兵败如山倒中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代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为什么那场改革晚了20年？蒋廷黻找出三条原因：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最终结局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让世界惊诧，如一家澳门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从耶拿战役普鲁士王朝的溃败，再到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的溃败，可知变革之艰难，中外概莫能外。变革就是扬弃，就要创新，而扬弃和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消灭自己。谁又愿意消灭自己呢？
但不变革不创新，就会被他人消灭。后来为世人称道的普鲁士军事变革就此开始，以总参谋长沙恩霍斯特为首领，克劳塞维茨任其办公室主任。普鲁士军事变革带来的成效，使其最终成为欧洲军事变革的典范。
后来为世人诟病的大清军事变革也就此开始，从八旗到绿营，从绿营到湘淮军，从湘淮军到小站新军，军制转换频繁，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没有一次是战前转制，皆因时机错过战败而被迫转制，结果仍然无法避免下一场失败。就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共产党让军队凤凰涅槃
缺乏历史自觉的王公大臣狼狈谢幕，极具历史自觉的新型领袖异军突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给中国军事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也给世界军事以重大冲击。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其独特现象是在最发达的城市获取最先进的思想，在最落后的山村获得最勇敢的战士。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说这是做“山大王”去了，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
成大气候要找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这是毛泽东的睿智。使先进思想在落后地区获得认可和普及，则是必须面对的艰难。在最勇敢与最有觉悟之间，间隔有巨大鸿沟。红军创建初期，队伍中存在的浓厚乡土观念、宗族观念、排外观念、享乐观念等等，形成革命的目标先进性与队伍组成的落后性这一巨大矛盾。
例如严重的乡土观念。朱毛会师组成红四军后不久，二十八团想去赣南，因为赣南人多。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也是想回家。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同样因为家乡在那里。湘赣边界的同志则主张在边界游击，谁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乡士观念导致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离开家乡就不行，甚至导致个别队伍成建制溃散。
再如顽固的宗族观念。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说：“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长期的小农经济和散漫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不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还成问题，来来去去十分自由。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见稻谷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得而复失。贺龙元帅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还有严重的享乐观念。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你方唱罢我登场；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也要千方百计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做人上人。部分士兵以为“打土豪、分浮财”就是共产，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耳边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
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全新队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中国历史上，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从来不乏其人。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而已。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覆辙，不成为“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军事创新必须面对的严重历史考验。
把一支落后队伍改造成一支先进军队，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先例。近代以来认识到旧军事体制必须变革、着力创建新军的不乏其人，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与旧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无法避免重蹈覆辙。
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型军队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建陆军”——后人称为“小站新军”。小站新军在军事变革方面展现了旧中国前所未有的力度，不但训练、教育、战术、操法等方面有全新改变，还开创性地用民本思想文化影响官兵心理素质和观念情操，在笼人心、聚士气方面开中国军队建设先河。但这支军队最终未能成为“新军”，仍然回到旧军队巢穴，根本原因是袁世凯通过个人独断、拉帮结派、选人用人大搞“公权私恩”，大力培植人身依附关系，为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挤进权势圈子的利益之徒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以北洋军阀集团的标签，留下祸国殃民的千古骂名。
袁世凯集团之后的蒋介石集团同样如此。黄埔党军的建立，本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事件。清末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争雄的工具，形成军阀混战、相互割据的局面。黄埔党军不仅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将党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更以党员为士兵表率，对破除旧军队私有化弊端、改造旧军队有重大作用。但这些东西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把党指挥枪变为蒋指挥枪，蒋介石通过“四·一二”政变一夜之间就做到了。然后是枪指挥党。国民党的政治趋向、势力划分、派系倾轧，都由枪杆子最终决定。旧的军阀衰亡了，新军阀产生了。国民党最终仍然落到党权屈于军权，军权屈于蒋（介石）权状态。“党国”变成“蒋国”，“党军”沦为“蒋军”，最终未能脱离新老军阀的历史覆辙。
真正完成对一支队伍脱胎换骨改造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对红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毛泽东毫不妥协，坚决斗争，其间多次出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境况。这是一场少数先进分子对多数人的改造。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没有百折不挠的韧性，没有极富历史自觉的领袖集团，这支队伍不可能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习主席说：“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其中的关键与核心，是通过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根本原则，确立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改造，最终使这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完成向先进革命军队转型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与军队建设创新几乎同步的，是这支队伍的战法创新。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斗争。朱毛红军以空前的变革精神，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整套战略战术。这是对旧军事传统最大范围、最深程度上的扬弃。它成为这支新型军队在战法上与其他所有军队的重大区别，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向胜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说，毛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创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的重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说起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军事革命，美国人总不忘提醒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
警惕新一轮“落后要挨打”
我们昨天就是这样成功走过来了。
但今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中叶以来，空间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最近几十年的科技成果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千多年的积累，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军事和战争中，甚至首先反映到军事和战争中。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复制，胜利却不可以。不明白新的方式，不懂得新的工具，不理解新的技术，不熟悉新的空间，前面等待的就是新一轮“落后挨打”。
今天中国军事变革就外因来看，主要牵引力来自世界军事的日新月异——武器装备、作战方法、战争样式、军事思想、组织指挥等都在出现革命性变化。就内因审视，则是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国家安全结构变化带来的重大需求。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待别人打进来分区独立作战、陷对手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必须在海洋、太空、电磁频谱空间和网络空间以及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维护日益扩大的中国国家利益。
与形势和任务相比，制约我们的一是信息感知能力弱，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不适应。
二是战略投送能力差。随着战争形态演变，投送能力、信息力、火力成为军队有效作战能力的三大基本要素。战略投送能力的欠缺，不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成为制约我军完成任务的能力瓶颈。
三是战略威慑能力不足。威慑是制止对手于冒险之前的能力。其第一要素是实力，第二是决心，第三是让对手知道。三者缺一不可。事实证明，坐在家里坐不出威慑，开会开不出威慑，用贬损我军能力去消除“中国威胁论”也建立不了威慑。只有行动和展示行动的决心，才能产生威慑。就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讲过的那句话：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这种精神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如果别人以为我们只能和平发展，只想和谐共处，只会委曲求全，就无法形成威慑。
四是作战组织指挥能力不强。核心还是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两个不够”：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部队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其中关键是第一个。俄罗斯1994-1996年《车臣战争报告》中说：“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这句话深刻指出了指挥员素质的重要。指挥员素质不高，士兵素质再好，打胜仗也难。陈毅同志1947年底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说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陈老总这番话很值得回味。将强兵强，将弱兵弱，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现代战争更在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的素质由军官队伍素质决定。军官队伍素质由高级军官的素质决定。军队的高级军官，决定全军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效的军事变革，最终是产生让优秀军事人才脱颖而出担当大任、集中精力于训练作战的军事运行机制；同时淘汰那些只想升官发财、特别贪生怕死的利益之徒。这方面的变革其实是完成历史欠账。我们长期忽略了革命化与现代化之间横亘的那个不能跨越的阶段：正规化。必须通过正规化建设，堵塞军队建设转型中出现的漏洞。
警惕新一轮“落后要挨打”
我们昨天就是这样成功走过来了。
但今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中叶以来，空间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最近几十年的科技成果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千多年的积累，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军事和战争中，甚至首先反映到军事和战争中。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复制，胜利却不可以。不明白新的方式，不懂得新的工具，不理解新的技术，不熟悉新的空间，前面等待的就是新一轮“落后挨打”。
今天中国军事变革就外因来看，主要牵引力来自世界军事的日新月异——武器装备、作战方法、战争样式、军事思想、组织指挥等都在出现革命性变化。就内因审视，则是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国家安全结构变化带来的重大需求。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待别人打进来分区独立作战、陷对手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必须在海洋、太空、电磁频谱空间和网络空间以及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维护日益扩大的中国国家利益。
与形势和任务相比，制约我们的一是信息感知能力弱，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不适应。
二是战略投送能力差。随着战争形态演变，投送能力、信息力、火力成为军队有效作战能力的三大基本要素。战略投送能力的欠缺，不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成为制约我军完成任务的能力瓶颈。
三是战略威慑能力不足。威慑是制止对手于冒险之前的能力。其第一要素是实力，第二是决心，第三是让对手知道。三者缺一不可。事实证明，坐在家里坐不出威慑，开会开不出威慑，用贬损我军能力去消除“中国威胁论”也建立不了威慑。只有行动和展示行动的决心，才能产生威慑。就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讲过的那句话：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这种精神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如果别人以为我们只能和平发展，只想和谐共处，只会委曲求全，就无法形成威慑。
四是作战组织指挥能力不强。核心还是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两个不够”：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部队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其中关键是第一个。俄罗斯1994-1996年《车臣战争报告》中说：“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这句话深刻指出了指挥员素质的重要。指挥员素质不高，士兵素质再好，打胜仗也难。陈毅同志1947年底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说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陈老总这番话很值得回味。将强兵强，将弱兵弱，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现代战争更在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的素质由军官队伍素质决定。军官队伍素质由高级军官的素质决定。军队的高级军官，决定全军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效的军事变革，最终是产生让优秀军事人才脱颖而出担当大任、集中精力于训练作战的军事运行机制；同时淘汰那些只想升官发财、特别贪生怕死的利益之徒。这方面的变革其实是完成历史欠账。我们长期忽略了革命化与现代化之间横亘的那个不能跨越的阶段：正规化。必须通过正规化建设，堵塞军队建设转型中出现的漏洞。
实践与创新是改革关键
我们正在迎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黄金时期。富国强军，是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梦想。小平同志说过：什么时候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搞到一万亿美元，那时候拿出百分之一搞国防，就是一百亿美元，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今天我们国防投入已经达到小平同志梦想的10倍以上。建设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已经是现实要求。它深刻地涉及力量的重新组合、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过去的主角变成配角、过去的配角变主角这样重大的角色调整，对现有军事结构、现有军事观念冲击巨大。但它是这一代军人必须完成的光荣历史使命。再难也无从逃避，只能迎难而上。
变革的艰难，第一难在实践。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一旦进入实践领域，很快会发现理论演绎和实践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实践领域，现实问题排山倒海般蜂拥而至：必须照看利益、兼顾平衡、关心进退、保持稳定……艰难的实践往往把完美的理论痛击得落花流水。多少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被一个又一个“必须”捆缚得步履蹒跚。要打破这些“必须”，只有最后、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必须”：必须夺取战争胜利。当前面那些“必须”让人心力交瘁的时候，只有最后这个“必须”，能够让我们真正振作起来。军队是干什么的？要军队为了什么？如果前面那些“必须”成为最后这个“必须”的障碍，还有什么成为“必须”的资格？
变革的艰难，第二难在创新。生吞活剥地翻译不难，照猫画虎地实行也容易。但亦步亦趋从来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格，而且亦步亦趋者只能永远亦步亦趋。美国人最先提出来“非战争军事行动”，我们今天还在热炒，对方却已经在2006年停止使用这一概念，代之以“全频谱军事行动”。美国人后来又推出“空海一体战”，我们不少人又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作深度解读，现在五角大楼又将它放弃，代之以“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不管翻译得多么拗口或堆砌得多么怪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其中没有我们一些人期待的永恒真理，有的只是美式实用主义。当然也可以理解美国人。他们也在一步一步摸索，一步一步探索。如果世界上所有事情都简单到能靠远程精确打击、数字化部队和信息作战来摆平，美国何至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今天的窘境。
我们的变革一定不是拿别人的葫芦画自己的瓢。
我们一定要通过变革实现自主作战，以长制敌。
创新从来是我们的传统，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
中国正在高速发展。我们正在从事前人没有从事过的伟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责使命、发展思路、能力需求、行动范围、运用方式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军事创新这个优良传统，努力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新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装备体系、战略战术、管理模式。核心就是习主席那句话：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
这是推动军事变革的最强劲动力，是这一变革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
（来源：参考消息网，作者：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 金一南）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著作《苦难辉煌》获图书出版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由此被评为“中华文化人物”。
相关阅读：
【重磅推荐】“战略前沿技术”2015年全部历史文章已整理完毕，请回复“2015”或点击自定义菜单中的历史文章“2015文章全收录”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