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海盗为何销声匿迹了？&美国的镇国之柱 ：联邦最高法院&视频：陈永贵访问红色高棉[@裸嘢李 转]

读者或咨询法律请关注微信号54446700

@裸嘢李 邮箱：[e-mail]

推荐阅读(点击下列文字即可打开链接）：

以下图源自网络

一、索马里海盗为何销声匿迹了？

0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前几年在央视新闻频繁露脸的索马里海盗，最近似乎彻底销声匿迹？

有人会可能以为：是不是各国护航海军把海盗都消灭了？

事情才没那么简单！

日本著名的连锁寿司店「寿司三昧」老板木村清，“一手消灭”了索马里海盗，这位日本胖大叔堪称现实版的海贼王。

02

索马里沿岸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必经之地，也是海盗猖獗的最危险海域。

获取来往商船的物资和赎金，似乎是极端贫困的索马里人唯一可靠的致富途径。

海盗们三五成群，携带AK47与火箭筒等轻武器，驾驶快艇神出鬼没，不断打劫、绑架及勒索各国商船，严重影响了世界贸易。

为了对付这帮海上飞贼，世界各国海军纷纷大动干戈，

美国、北约（NATO）、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等皆相继派遣军舰前往该海域护航本国商船。

但是这种大炮打蚊子的方式很难找到着力点：

海盗也不傻，基本上看见大块头的军舰就躲得的远远的，看见落单的商船再下手。

这个时候，63岁的木村清提出的「以商治盗」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本是金枪鱼的消费大国，而索马里外海是高价金枪鱼的优良渔场，但过去因海盜猖獗而被敬而远之，木村清成为第一个敢于雇用索马里海盗捕金枪鱼的商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03

日本网络流传一段木村清与海盗的对话：

木村社長：我需要好的金枪鱼！

索马里这么好的渔场，为什么做海盗呢…

海賊：我们之前也是渔民，内战后没法打鱼，只有当海盗一条生路！

木村社長：那你们给我捕金枪鱼怎么样？

海賊：没有渔船啊！

木村社長：船我可以给你们。

海賊：我们也没有捕金枪鱼技术！

木村社長：这个我可以教你们。

海賊：捉到金枪鱼也没冷库保存啊！

木村社長：我来盖冷库。

海賊：不加入贸易组织也没法出口啊！

木村社長：我帮你们去谈。

海賊：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跟你捕金枪鱼！

木村冒险找人安排前往与海盜见面，并提议可以雇佣他们到外海捕捉金枪鱼，比起当海盜在枪炮口下赚钱，靠自己工作赚钱来养活家人，会活得更有尊严。

除了提供专业船只、捕鱼设备，建设冷冻仓库，传授捕捞大型金枪鱼技术，木村还牵头让索马里加入了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Indian Ocean Tuna Commission，IOTC ），可以外销金枪鱼，

同时还向海盗承诺将收购捕获的所有金枪鱼，让他们的生计及销路获得确保。

04

木村的努力效果是明显的，根据国际海事局的统计，

索马里海域的海盗受害案件从2011年就开始骤减，2015年1～6月期间居然一件都没有发生。加微信54446700，学更多法律常识。

仅靠武力打击，也许海盜无法顺利打劫后想要“转行”；

但如果没有新的工作机会，就算不当海盜，这些人也会寻求其他的犯罪方式，

木村的方法从根本铲除了海盗滋生的温床。

索马里邻国吉布提对木村的行为大为肯定，吉布提当局甚至颁发他勋章向他表示感谢。

========

二、美国的镇国之柱 ：联邦最高法院

作者林达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位于波托马克河边，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的地方。作为联邦政府主要机构的所在地，这个城市有很多值得观光客停留的地方。除了脍炙人口的国立斯密松宁博物馆系统，以及一系列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纪念堂以外，联邦政府的各大机关也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国会大厦，总统府邸白宫，国防部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大楼，还有国会图书馆，档案馆，都向公众开放。这些艺术博物馆也好，纪念馆也好，凡是联邦政府的机构，还都不要买门票。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长驱直入，这个门进，那个门出，如入无人之境。相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博物馆，这可省下数目不小的门票钱。

和国会大厦隔开一条马路，国会图书馆的旁边，有一栋白色大理石的建筑，一排排台阶把希腊神庙式的建筑抬起，正面粗大的大理石柱子，顶着饰有石雕的三角形屋顶，蓝天白云下十分壮观。这就是联邦最高法院。来此游览的观光客不多，其实这儿很值得一看。

联邦最高法院和全美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法院一样，依照法律必须向公众开放。最高法院专门有展览区，介绍最高法院从建筑到历史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展览区陈列着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些文物，有接待人员回答问题，还提供免费的书面资料。最高法院的听证和辩论也向公众开放。在最高法院举行听证和辩论的日子里，台阶下的小广场上通常会排有两列队伍。一列是专门供好奇者进去听三分钟的，法庭里最后两排座位就是这样的流水席。还有一列是供认真想从头听到底的，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坐满为止。由于最高法院的法庭里从来不允许电视摄影记者和录音，最高法院的工作状态就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屏幕和广播上，所以到了重要的听证会举行之前，想一睹真相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早点来排队。比如2000年总统大选危机的这次听证，五十个幸运儿提前两天冒着深秋的寒风细雨在此排队。美国排队的事情很少，可这时候粥少僧多，也得排，还得防止插队的。这时候也不顾政治观点的分歧了，先得维护排队秩序。他们发明了一套编组登记，定时点名，三次缺席则除名的制度。我发现，这套办法和我们当初在上海通宵排队买火车票发明的办法几乎一模一样。可见老百姓到了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地步，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之一，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在这栋大楼里，有九个深居简出的大法官，他们尽管是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通过认可的，一经任职却终身任职。这种终身制在美国政府的所有官员里是独一无二的。最高法院最令人注目的是，它拥有“司法复审权”，即通过对上诉案的裁决，对宪法作出解释的释宪权。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重大社会变革，比如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范围的认定和限制，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被告权利的保障，妇女自愿堕胎的权利，等等，几乎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才得以在制度上肯定下来。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分歧和争端，尤其是民众和政府的分歧和争端，通常都会层层上诉到最高法院，由这九位大法官投票作出裁决。在历史上，最高法院的裁决化解了不知多少次的危机。美国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最高法院功不可没。可以说，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的镇国之柱。

可是说到这个镇国之柱的来历，却还要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初期讲起。

在1787年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的立国者们意识到必须让司法分支有足够的独立性。在建国初期对厘清思路起了重要舆论和解释作用的，是当时报纸上的一系列文章，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联邦党人文献》。写作这些文章的，是三个人。一是和华盛顿总统一起戎马生涯，后来担任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二是宪法的起草者，后世称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狄逊。还有一个人，叫约翰·杰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引用孟德斯鸠的话：“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无自由之可言”。可是，除了法官们的终身制，以使其免受其他权势的干涉，怎样保证司法分支的独立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1793年，正是华盛顿第一期总统任内，他遇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根据英国的旧传统，“法庭是国王的法庭，法官是国王的法官”，国王可以召集大法官，要求他们提供咨询意见。所以，华盛顿总统指令国务卿，写信给最高法院大法官，要求他们就总统遇到的29个问题提供意见。这时候的最高法院有六名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就是那位约翰·杰依。

几天以后，1793年8月8日，华盛顿总统收到了约翰·杰依为首的五名大法官的回信。回信中，大法官们必恭必敬地告诉合众国总统，宪法规定三权分立，司法系统则是这个共和国制度中，在其他机制都失效的情况下，依然有效的“最后之倚仗”。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们这些大法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如果他们经不起诱惑而对与法庭职务无关的国家大事发表意见，那是不适当的，因此他们不得不拒绝发表意见。他们还提醒华盛顿，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首脑，宪法规定他只有权召集行政分支的官员，法官们是不归他管的。这等于是向合众国的总统重复了西方司法系统几百年来的主张：国王也不能置自己以法律之上。

最后，按照那个时候绅士们的惯例，他们称自己是总统阁下最恭顺和最谦卑的仆人，然后一个个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793年初秋的这封短信，在美国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法官们的拒绝，看上去是放弃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其实是用“最恭顺和最谦卑”的姿态，向政府其他权力部门明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们接受总统之邀对国是作出咨询，那就等于和政府其他权力系统建立了某种合作关系，而由于法庭一没有钱包，二没有枪杆，是最弱的一个部门，一旦和其他部门建立关系，就难免落入一种依附性的地位。当进入法庭程序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由于此前发表过咨询意见，就失去了原有的高踞于双方之上的独立立场和地位。更危险的是，如果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国事，万一他们的意见和立法与行政系统的意见不同，在以后对涉及这一分歧的案件作出司法裁决以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司法裁决的权威。

就从大法官们发出这封短信的那一天，开始了美国法庭“司法自制”的传统：美国的法庭从不主动出击。世事闹翻天，他们也不闻不问。对告上门来的案子，他们先考察是否在自己的司法权范围之内。除了判案，他们从不吭声。他们用这种独立性和自制性，建立起人们对法庭公正的期待和信心，这就是法庭的司法权威的来源。美国的法庭不管执行，它没有能力、也没有职责来执行自己的判决，执行是行政系统的事情。可是一旦法庭对案件作出判决，在美国几乎没有“执行难”的问题。

18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次大选把联邦党人的总统亚当斯选了下去，选上了反联邦党人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在政权向反对党转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涉及多方面的争议事件，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狄逊案”。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这一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虽然政治上主张联邦党人观点，但是处理这一争议时却对双方各责其咎，煞费苦心地维持自己的中立姿态。在判决词中，借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违宪的机会，他宣布，对法案进行违宪审查并解释宪法的权力，属于联邦最高法院。这一宣示，得到了当时各方的认可，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了美国政治家善于妥协的能力。

从此以后，联邦最高法院拥有了众所瞻目的“司法复审权”。社会上的重大争议问题，就会通过层层诉讼途径，上诉到最高法院。什么东西符合宪法，所以是合法的，什么东西违反宪法，所以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就由这几个深居简出的大法官说了算。

整整200年后，2000年美国大选，选情在弗罗里达州出现了争议。布什和高尔在弗罗里达州的得票差额只有几百票，而仅仅在棕榈滩县，由于选票设计的缺陷（所谓蝴蝶型选票）和投票设备的问题（所谓穿孔卡片机问题）所造成的废票或失误就有一万多张。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美国这样分散的地方自治的选举制度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所以，这次选举争议的本质是，如果承认有数千万民众参与的一场选举，必不可免地会出现一些操作误差，那么当胜负双方的得票差别小于可能的操作误差的时候，依靠选举程序来产生多数民众的意见，这样一种民主机制就失效了。也就是说，2000年发生在弗罗里达州的是，实质上是民众五五分裂，在技术上无法产生令人信服的多数意见。

这是一种民主程序的危机。这一危机持续了36天。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弗罗里达民众在街头示威，天天听到电视和广播里专家们在争论到底应该怎么办，法律到底是怎么定的，到底怎样才是公平的。几乎从第一天就看得出来，民众的这一争议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争议，谁也不可能说服得了谁。就是我们这样纯粹的第三者，也难以看出到底谁更有理一点，到底怎样更公平一点。也几乎是从第一天，美国人就知道，最终会通过法庭来解决争议，因为其他的人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只有法官们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持有中立立场。

200多年前，以约翰·杰依为首的大法官们所说的，法庭作为其他机制都失效的时候，依然有效的“最后之倚仗”的作用，现在体现出来了。美国政治制度在2000年大选中的百年不遇的危机，是紧张而和平的36天。那些日子里，大大小小的有十几个法庭依次开庭。从升斗小民到贵为州长和副总统的候选人，一样要请律师在法庭上阐述他们的理由。

2000年12月12日夜10点，首都华盛顿秋雨绵绵，最高法院宣布了它对弗罗里达州选举争议的裁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各大电视网守候在最高法院大厦外的记者们，用寒风中冻僵了的手指，笨拙地翻动那长达七十多页的裁决书，徒劳地想言简意赅地告诉观众，大法官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多数的美国人大概和我们一样，最终也并没有弄懂裁决的法律意义，但是大家都明白，这场危机和平地结束了。由于弗罗里达选民的五五分裂，由于全国总计支持高尔的选民实际上超过布什，可以肯定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选民不同意如此结果，但是他们百分之一百地颇为悲壮而自豪地接受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知道，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谁当总统，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按照程序作出裁定，重要的是这样的裁定能够再一次地维护这一制度的健康。

有资格作出这一裁决的，只能是美国的镇国之柱，那作为“最后之倚仗”的联邦最高法院。

推荐阅读(点击下列文字即可打开链接）：

公众号想法看法说法部分原创帖子合集

公众号裸嘢李部分原创帖子合集

[想法看法说法@裸嘢李]

长按以下二维码关注法律公众号

转帖只为提供更多资讯，不代表本号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请多多点击右下的“在看”和“赞”，帖子最下方可“写留言”

视频：《陈永贵访问红色高棉》

视频《大美莽山》

视频：什么是国家？5分钟说明白

视频：怂成这样，却天天喊着要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