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四人谈：无论怎样迭代，大理仍是最牛的试验场「送书」

六月中旬，在昆明大象艺术中心，因为《大理访谈录：仿佛若有光》这本小书，有幸聚齐常驻大理的建筑师赵扬、书店人阿德、猫猫果儿学校创始人陈钢三人，在大象艺术中心创始人，既是建筑师又是书店人，还为昆明猫猫果儿幼儿园设计了校舍的杨雄的主持下，作了一次愉快的分享会。

四人都是「行李」的老朋友了，有的不止一次采访过，但那晚，因为某种恰到好处的氛围，很多话题尚未展开，分享会就结束了，于是提议请大家夜宵。我不吃夜宵的，也恐惧社交，但意犹未尽，还舍不得道别。

烧烤摊滋滋滋的烟火里，密密匝匝围坐了十余人，除了他们四人，还有另几位新搬到昆明来的“老大理”。我从未在大理长住过，只是因为采访的机缘，过客一样，每次最多停留三五日，采访结束就走。那晚，隔着长桌听大家断断续续讲起大理往事，我在角落里挨着陈钢坐着，他一边看似没心没肺，其实深情款款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无缝衔接其他人的往事补遗。那些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往事，那些会笑着流出眼泪的往事，使只是过客的我，对从前的大理生出无限怀念。

分享会上，陈钢说教育哪里是一朵云遇见另一朵云，是用一条命去撞另一条命。来大理前，他和33（陈钢夫人）在山里拍纪录片，每天重装徒步，早上一同出发，各有各的速度，很快就走散了。两个人，两种速度，两条道路，每日在山里走上七八个小时，走到物我两忘，如此好几年。而今，33正步入她的壮年期，而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面前有两条路：是找回少年气，还是步入老年。“老年多好！”我随口回答。“是很好，如果他前面的少年、青年、中年都完整度过了。”我以为大理的故事已经记录完毕，可以道别了，但那晚陈钢的话，又召引着我回去。大理是深渊，我所瞥见的，只是最表层的一道浮光。

去分享会的路上，在街头撞见艺术家叶永青，各自匆忙，道好即道别，傍晚时收到叶老师发来的信息，“看见你的书，暗暗搓叹这些已经消失的光芒，今天竟迎面遇上，当我们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却还是有种神秘的力量陪伴在周围。”

行李&四人谈

1.

杨雄：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大象艺术中心，这是我们疫情以来的第一场活动。在座除了昆明人，还有不少从上海、深圳赶来的，可见“大理”两个字的确有很多特别的魅力和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大理，我自己和大理也有非常多联系。昆明和大理的关系，这几年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从全国各地去大理生活的新移民，对很多云南人来讲，觉得这帮人有某种优越感，有一种小小的傲慢，因而造成了昆明在内的很多人对大理的一点点偏见。而《仿佛若有光》呈现了一个更深了解大理的视角，今天来探讨这本书，也带着更多的实验性。黄菊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她站在旁观的位置，但是更清晰、更深刻地记录和传递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大理，幸好有这样一份记录。

黄菊：这算商业互吹么。我和大理的第一次相认是2003年，那年我上大三，学历史，但大学里教的那些历史观总吸引不了我，我也觉得不对。我是个很无趣的人，小时候不看通俗小说，那时误打误撞，忽然看到金庸，书里的历史观撞击着我，书里的地名也撞击着我，很多地名都没听说过，当时想，如果有一门学科，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就好了。查资料，发现有“历史地理学”，于是确定考研，和后来的导师建立了联系。导师推荐了一些书目，最重要的，是导师的导师从历史资料里辑佚的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地理三书》，里边有专门的云南游记，讲大理的部分特别精彩。于是，毕业旅行时，第一次来了大理，那是2004年。但那次看到的只是苍山、洱海，等以采访的机缘再回大理，已经是整整十年后。借助这些受访者的眼睛，我才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大理，但我仅仅是一个过客，做了一份记录而已。

杨雄：虽然黄菊说自己只是云南的过客，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这本书是访谈录，我也有幸被黄菊采访过，有一个特别奇妙的感觉是，黄菊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是特别精于访谈，但她的文章几乎成为我们每位受访者心目中——不能说完美，是最有自己精神写照的访谈。以前看过一部纪录片，讲一位摄影大师，不管拍谁，总能捕捉到这个人最内在的东西，被他拍过的人也把他的照片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礼物，我相信被你采访的人也一样。我很好奇的是，面对不同人，你是怎么去挖掘他们精神深处的？

黄菊：我的采访远没有那么好，尤其赵扬、陈钢、阿德三位老师的文章，都很扁平化。我不是科班出生，无论采访还是写作，都没有好意思分享的技巧，现场经常问一些分寸不当的问题，只是因为真诚、笨拙，都被接纳了。

但有一点，从准备采访到写作完成，这期间我是热恋着每一位受访者的，因为看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坐在他面前时，已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视为他的知音，即便我的受访者后来被爆出过很多不好的新闻，即便我的受访者和受访者之间两相看厌，但每一份“热恋”都是真情流露。

还有一点是，离开北京后，我们的采访几乎没有在五星酒店大堂或咖啡馆进行的，多在寺院、山里、路上、家中完成，短则一整日、长则三五日的朝夕相处。特别遗憾的是，我和在座四位老师都还没有一起生活过，日后有机会，希望可以相处几日，会写出会更日常的文章来。

杨雄：阿德和我是很多年的网友，今天总算见面了。我们都是开书店的，他很早就在大理的人民路开了“海豚阿德书店”，我去悄悄探过店，感受到了非常多的美好，后来阿德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记录大理的声音，探索大理的社区等等，我想听听阿德心目中的大理是怎样的。

阿德：先说说这本书，我是昨晚才看完的。刚才我也问黄菊，为什么接受她采访的时候，面对一个陌生人，我会毫无顾忌地把我的生活细节乃至秘密都告诉她？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但后来发现一些线索：她采访的时候，会突然抛出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我自己都快忘了，她会忽然提出来，因为她看了我从使用微信以来的所有帖子，那一瞬间我挺震惊的。我对之前在大理采访的媒体很抵触，因为那几年绝大部分媒体都抱着既定的模式，有预先的设定，问一些你可能无数次回答过的问题，所以就像杨雄说的，我也荣幸出现在这本书里。

黄菊：这些准备功课是最基础的，直接的、间接的，尽量搜尽一切资料，但这都是公共的部分；私人的部分，朋友圈是比较重要的呈现，现在大家常常设置权限，只看三天、一个月等，我会特别冒昧地要求：可否向我开放全部内容24小时或48小时？在那期间把所有内容看完，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向阿德提过这样非分的要求——

阿德：你提了。今天在来昆明的火车上突然意识到，这是我在云南的第十年。我是2010年五六月来的云南，最初两年在昆明的媒体工作，那期间也常去大理，最频繁的时候，每周开车去，那时已经有朋友在大理生活。那个阶段，有点像是在窗户上戳了一个洞，我在洞里偷窥大理。

后来终于不想工作了，想找一个地方过日子、开书店，当“过日子”和“开书店”这两个想法同时冒出来的时候，大理一定是最好的选择。选择大理，除了大山大水、小街小巷一直是我向往的生活场景，大理的人情味是最重要的吸引力。我们一直觉得大理是一个乡村，不是城市。所谓乡村，是有熟人社会的感觉，但传统乡村里的熟人社会，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成长环境都很接近，而在大理，你身边是来自全世界的人，这又是传统乡村没有的。

我在2012年9月开书店，之后一年，我认识的人超过了之前三十多年认识人的总和。开书店没多久，野夫老师拿着他的书进来说：“听说你叫阿德，这是我刚出的新书，给你送一本过来。”过一会儿又有其他人来送书，比如诗人潘洗尘老师、北岛老师……他们都慢慢走进我的书店，用这样的方式彼此认识。后来又认识了许崧，一开始也是我们书店的客人，把自己的书拿过来说：“我能不能放在你这里卖？”我想这好像是挺好的生意，就把所有跟大理有关的人的作品，比如李承鹏、野夫，放在书店最醒目处，果不其然，后来那个位置成了整个书店销量最大的部分。

大理到底为什么不一样？我和许崧后来有一个总结：价值观，大理的价值观是以“生活”为中心的。如果你一直朝一个目标前进：20岁、30岁、40岁分别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小区，交什么样的朋友……你的效率一定非常高，但如果你把生活当成价值观的中心，而没有那个直线型的目标，生活就会变得丰富多彩。2012-2014年期间，我们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周围有好多兴趣小组：踢毽子小组、爬山小组、皮划艇小组，甚至有女孩子成立“生孩子小组”。我也串了好多小组：上午去爬山，下午跟一个叫嘎子的兄弟去玩皮划艇等等。那几年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做各种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便宜。2012年在人民路开书店时，房租是18000块一年，2016年转出去的时候，价格是16万，我前几天得到的数据是27万。八年时间，大理还真是变化蛮大的。

我们认为2012—2016是大理的黄金时期，我开店时，人民路几乎没什么人，到2016年，已经人山人海，它变成了另外一条洋人街。但社区的氛围还在，只是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比如到苍山大道、大理大学这一带，现在来这里，还可以找到黄菊书里写的很多我们这样的小业主，开一些小店，自己生活的同时，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上个月我去海口和三亚待了一阵，在中国最南端的一个小镇，天涯小镇，居然神奇地遇见一群大理人，有在酒吧做过歌手的，在客栈做过义工的，大家不约而同去到那个地方，这可能就是“仿佛若有的光”，每道光背后都是一个孤岛，但如果孤岛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片新大陆，不管在大理、昆明，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杨雄：相信大家都看过导演张杨几年前拍的一部短片，《生活在别处》，几乎成为那段时间大理的宣传片。其实去大理很容易，买张机票就去了，但人们心中的大理，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那个“别处”。这本书里的人都是自己决定要去大理的，但还有人没有决定，他就在大理了，比如陈钢。有幸的是，我设计了昆明的猫猫果儿幼儿园，第一次去大理猫猫果儿拜访时，我真是震惊了：每个小朋友都落落大方，都晒得黑黑的，非常健康，在一个玻璃房里，大理的音乐人正给小朋友们教音乐课，这一切太美好了，我们以前好像读了一个假的幼儿园。没想到后来在做昆明园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这让我意识到，那个生活在别处的大理、有点乌托邦的大理，当它真的面对昆明、上海、北京时，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今天非常希望陈校长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大理故事。

陈钢：我特别怕有光，很少在光下跟人聊天，下面在座的有很多猫猫果儿的老家长，一般我们会在咖啡馆特别阴暗的角落里去挖脚底板，还好这本书是“仿佛若有光”，还算温柔。

因为“大理现象”，有很多媒体来大理采访，也有很多采访我的，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在大部分采访中，我是一个被设定的角色，我很乖、很配合他们。黄菊特别“阴谋论”，上手就先把我的脚底板给搬出来，很多年前的事她都开始说，说完后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反正你都知道了。但她和那些人不一样的是，她不是对事感兴趣，不是对文章感兴趣，她好像对我感兴趣。因为我们做幼儿园，语言跟小朋友比较像，不太抑制自己，她写完文章，我有些冒冷汗，觉得那天“没刷牙”。

我到大理是2003年，那时的大理对我来讲是“熟人社会”+“熟狗社会”。根据许崧、阿德他们对大理社区的研究，大理确实是一个熟人社会，但我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我把自己宅在了大理古城中心一亩地的院子里。阿德讲他的书店租金很便宜，但他的店才20平，我们一亩地，2003年只要9000块一年！所以我天天宅在那里睡懒觉、打游戏、遛狗。那时我们都是闻着（狗的）气味去找朋友，当时大理有点嬉皮味儿，有天下午有人敲门，门一打开，一张嬉皮的冷脸问：“这是愚园吗？”我说是啊。“我们家丁子想你们家大华了。”然后狗一跳，就撺进去，两个（狗主人）就这样认识了。那是2005、2006年以前的大理。

第二阶段，从2007年开始，我突然觉得应该珍惜大理的生活，因为开始有些变化，好像那一年大理的地价是中国所有城市里涨得最快的，店铺的租金也在涨。另一个，气候移民来了，很多咳嗽的孩子到大理就治好了。同时，自媒体开始出现。那时我和33在外面的工作告一段落，怎么办呢？开个客栈玩一下吧，当时开客栈好像很轻松，后来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客栈开起来后，发现周围“熊孩子”越来越多，一次把孩子从水里捞起来时问：“孩子，你爸呢？”他说我爸搞教育去了。于是我对教育发生了兴趣。

2012—2013年是大理的第三个阶段，很多嬉皮士“从良”了，“从良”以后特别好，特别“麻烦”我们，我就说好吧，那就搞一个幼儿园。就这样，有了猫猫果儿。最早做猫猫果儿，第一是帮哥们儿带孩子，第二是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定义未来。那时发现，好像工业时代的事跟我们没啥关系了，天天在家里晒太阳，日子还能过下去。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谁也设计不了。我们想培养一些孩子，他们有可能定义未来。这件事特别难办，这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它应该实验一下。我们把幼儿园锁定在30人左右的规模，非常精细地去做。

现在的家长特别喜欢说，“教育是一朵云撞一朵云”，我觉得太棒了，但去年在做教师培训的时候，有句话被一个教师讲出来，“教育是用一条命去撞一条命”，这才是真的。它不美，但很壮丽。

讲到《生活在别处》，之前很多家庭特别小心谨慎地考察我们幼儿园，所以他们的孩子进来时，已经特别了解这个幼儿园，但张杨的片子出来后，掀起一波浪潮。最初的30多人是一个原生态的社区，仅仅靠八卦就可以知道所有人的事，只要我想跟你发生交往，就可以直接来找你，这非常美好，但一旦幼儿园被贴上 “一所好的幼儿园”的标签，就来了一大堆家长，当他们带有美好的想法时，就会碰到各种问题，同时大理正发生着各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化，中产阶级也好，谈项目也好，买房子也好，都来了。

而我自己，“大理原乡”的梦是在嬉皮时代，那时的大理跟我很有关系，我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在窗外，我看见大理在快速变化，有些东西我能感受到，但已经比较难进入我内心了。之后就是洱海事件，周围所有人都在焦虑，而对我来讲，好像是荧幕里的故事一样。

收到黄菊这本书后，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珍贵的、可以进入博物馆的作品，书里的内容，目前还有一部分能找到，但三年以后，也许大多内容都见不到了，这本书的价值才会真的体现出来。

昨天下午在昆明园，和17个家庭聊天，当时我特别嗨，事后我特别感动，2012年，很多人希望把大理的猫猫果儿复制到其他地方，所有的复制都非常艰苦，很多在谈的过程中就消失了，但昨天到昆明后，突然找到了那时大理猫猫果儿的雏形：它就是一个“澡堂子”，所有人都可以不穿衣服，它不是靠阶层、角色划分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这是第一。第二，大人命痛的时候，孩子的命在幼儿园被保护着，我看到很多闪光的东西，猫猫果儿来到昆明，前两年非常艰难，但现在我已经看到一条特别好的路径。大理的故事不是唯一的，它应该有它的地缘性。

杨雄：我的小朋友去年和黄菊的小朋友一起参加了昆明猫猫果儿的夏令营，老师拍了一张照片，是我至今最喜爱的一张，全身都是泥浆，有一点失措。“仿佛若有光”，可能猫猫果儿是最有可能照向未来的那道光。

赵扬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和赵扬的关系有点像赵扬和云南的关系。第一次去找赵扬是六年前，当时赵扬有很多光环，我有一点胆战心惊，因为我就是本土学建筑学的。赵扬应该很热爱云南，但他最开始面对云南的时候，就像面对我，是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慢慢的，现在的赵扬可以和我拥抱了，我感到赵扬已经慢慢融入云南，云南也流进了他的血液里。

赵扬：杨雄这话说得我百感交集。早先在大理那几年，我有点把自己关起来，一方面我的工作特别耗时，一方面我也不怎么社交，今天是我和阿德、陈钢的第一次聊天，这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

刚才听陈钢老师说完，其实我是没什么资格来聊大理的，他们对大理的社会生态是全面进入、观察、思考，而我就是在工作，当然也是疗愈，杨雄开玩笑说我好像有一些光环，可能我就是受了些科班教育，但科班教育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迹，反倒被大理慢慢疗愈了。我到大理的时候，已经是陈钢说的第三个时代，是他已经不想看的那个时代，但现在又有一拨新人来的时候（总是有一拨拨的人来），我也会对他们说：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也有了“老大理”的感觉。

2003年我还在清华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带着我们经过大理，有一个非常浅的印象。真正留下很深印象的是2011年夏天，我还在美国，一个朋友说要在洱海边盖个房子，你去看一下。

那时对海西的古城还没什么特别印象，但是当我到双廊时，忽然被一种特别新鲜的、有朝气的东西触动了，那时双廊有些客栈已经起来了，我去嘉明的“海地生活”（双廊最早的一批民宿，也是双廊最著名的民宿之一），觉得好神奇，他们破破烂烂的随便摆点东西就挺美。我是特别投入到自己所学专业里的那种人，那时还在国外读书，满脑子想着建筑的问题。在传统科班教育的学习里，建筑几乎是带有宗教感的，有真理在，你要受很多训练后，慢慢达到。但我在双廊看到的那些客栈，包括去参观大理建筑师前辈的作品，比如赵青在玉几岛上做的青庐，非常受冲击，怎么这样也可以？而且竟然也挺好的！当时信息量有点大，没太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回看，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学建筑的人常说“礼失求诸野”，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创造生活空间的秩序感时，可以回到乡野，回到文明的旷野；另一方面，当时我有另外一种感觉，“礼失求诸生活”。像阿德说的，“生活”在大理是最根本的，我可能被那种生活打动，它其实就这么简单。当我们把大城市定义的生活模式抛弃掉，而开始真切地生活时，你的节奏、分寸、对身边事物的拿捏，会慢慢培养出真正的感受力。这和我之前在北京念书、在美国念书、在专业事务所干的项目，特别不同，这是一份营养，如果我接受这份营养，有可能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所以我来大理，是一件挺有野心的事：我觉得大理可以给我的建筑带来不一样的自由。

于是，2012年，毅然决然来到大理。刚开始时，就像杨雄说的，“不失礼貌的微笑”，不是自然融入到生活里。黄菊采访我时，标题是“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我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抵抗生活？其实前几年还真是挺抗拒的，但我又在身边看到很多被生活滋养的案例。作为建筑师，我是乙方，会服务于一些业主，他们来到大理，无论是做一个家、一个小酒店，或者小的社群空间，满脑子想的都是生活，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真实、生动的，是这些东西反过来再教育和疗愈我对建筑的感觉，慢慢的，开始被改变、被感化。最初仍然是不放松的，还有很多建筑学的意图和抱负，到了最近两年，才开始也能放下来，开始融入大理的社区和周边的生活。

前两年我还有些悲观，那种悲观是站在职业的立场上：大理这样拆房子，人心冷了，大家都跑了，以前那样因为生活的原因去盖一个房子、做一个小项目的机会变少了。但现在，当我自己越来越融入这份生活的时候，觉得融入生活本身，比多做两个项目重要多了。

杨雄常说，“云南是一种方法”或者“大理是一种方法”，现在我也开始在外面做一些事情时，身上慢慢变成我信念的一种方法，和别人交流时，好像真的可以影响其他地方的人。从这点来讲，“仿佛若有光”，这“光芒”过去两年我眼里有些暗淡，现在它又开始闪耀了起来。

▲感谢Tina为当晚现场拍下这些美好瞬间。

2.

杨雄：前几年酿造的这道光，就像蜡烛，很快被吹熄，但慢慢的，又开始恢复一点生机，那道光又开始闪现了。大理不会改变的，它一直在不断生长，但据我了解，确实有很多人开始离开大理，也有新的人到来。黄菊那么了解大理，也有很多人邀请你去大理，你会去吗？另外三位，你们也有更好的机会出去，是否还会继续留在大理？

黄菊：三年前，我们想过要不要来猫猫果儿。我和家人商量，孩子小学以后可以回到体制内，但3-6岁不妨在乡村生活，这是弥足珍贵，并且不可重现的。但我们终究没有来大理，因为我先生的工作不便离开成都，而我们在成都的生活也很好。我对教育没有过任何系统性的了解和思考，但我想，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如果一个人的心性足够开放、柔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大理”。至于孩子，我接受她去任何地方上学，猫猫果儿、体制内、公立私立，都可以。我希望孩子能对当下的社会有客观、完整的认知，不脱离当下，每件事都可以对生命有意义，都可以促进成长，关键不在于这件事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它的认知、我们体验它的方式。而比起选择哪个城市，哪所学校，我个人觉得家庭的完整性更重要。

陈钢：我跟黄菊没聊过这个问题，但我们是一派的，猫猫果儿到今年已经第九年，我真是说服了好多对教育很狂热的妈妈，“你就随了你丈夫吧。”

阿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数码游民”。我和许崧前年去巴厘岛乌布村考察，那里号称全世界数码游民的中心。有个美国小孩，他过着典型数码游民的生活：他之前在纽约以写博客为生，月收入一万美元，可以想见，在纽约比较苦逼。但换到乌布后，活得像皇帝一样，每月1000美元就可以吃喝玩乐，每天白天跟一帮全世界来的人干活（他是程序员，干一个项目可以生活几个月），一到傍晚就跨着冲浪板、骑着小摩托往海边去了。

我一直想这样生活，但我也在问自己：能不能离开大理？大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前阵子《十三邀》采访了人类学家项飙，项飙提到一个词：“附近性”。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离不开大理的原因。开书店的第一年，我认识了人民路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小业主，那个就是“附近性”，也是大理最有价值的部分。我想说的是，大理到底重不重要？不管你身处何处，当你开始关注附近的时候，当你说得出邻居的名字，知道你楼下小店的店主从哪儿来，和他还会成为朋友的时候，就是那道光吧。

陈钢：“未来会在哪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想起明天要去杭州出差，心情不太好。一个朋友和我说，“你每次来杭州都没超过五天”，我想对啊，我每次来昆明从没超过三天，之后就会觉得不舒服，就要回到大理。

之前讲到大理的外部世界变化很快，有些东西像演电影一样，而且是特别假的文明戏，“你知道我再也不会爱你了吗？”“不不不。”这是我感到在大理窗外上演的内容，但很真实的是，我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每天去买排骨的那个人还在，有时他会说，“多送你一块肉”，我说“这块肉不好，能不能给我便宜点？”……这些生活很真实，现在的大理像一场大戏，我是在那儿嗑瓜子的一个特别真实存在的观众，但会不会离开大理，我还是不知道。不过我被认为是做教育的，从做教育人的角度，大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牛逼的实验场，做教育，最重要的是多元，从这一点来讲，至少在国内，我没看到过比大理更牛的地方。

赵扬：前两年我常在想，什么时候该溜了？建筑师嘛，总会有一些项目的诱惑，一直也有声音在说：怎么老在那儿盖点小破房子？我很少参加建筑圈里的活动，有次去到一个活动现场，他们说：哇！你还在坚守！觉得我非常苦难（笑）。无形中会给你一些心理暗示，好像应该离开。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把重心放到生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大理，或者更泛一点，云南，仍然有一种可能性，你可以看到相对完整的世界，人工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还有一种平衡在。我虽然住在一个小区里，就是我们伟大的“山水间”，但出了小区，开车五分钟就可以爬山，上去就有很自然的溪谷。你去看它们，去观察自然界里各种事物的关系，所谓格物致知，它背后的道理会对世界观造成影响。大城市里过度的消费文明所呈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状态，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当我回到大理，马上有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这时对比上海、北京，总有一个判断的原点。

我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表达：我们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我们的生活空间；更进一步说，建筑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调到比较平衡的状态，我做不了这些事，有可能就迷失掉了，做再多的项目也没有意义。从这点来讲，大理，云南，真的是很棒的实验场，对教育如此，对建筑也是。

毫无疑问的是，我住在这里很舒服，不管大理怎么更新迭代，飞机降落时，你往海西一望就会明白，这肯定是一个舒服的地方。

加印了一批新书，最后一次送给大家，请留言分享大理“实验性”的故事，从中选择数位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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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Daisy

照片：Tina

封面：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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