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草地·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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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水照

我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

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才见到钱先生。那时所里为每位初来的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先生。但他始终不认我这个学生。记得1984年我出版第一部论文集《唐宋文学论集》时，请他为我题签，并真心实意地感谢他多年来的教导之恩。他很快寄来了题签，信里却说：“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当不得真，他对后辈往往奖饰溢量，这我心里有数；而说“自家会的”，则更不真实。后来见面时，我也大胆地打趣说：“师生关系有‘文’为证，当年我的进修计划和您的审批意见俱在，白纸黑字。”他哈哈大笑：“给你写的题签，特地盖上我的印章，已经表示咱们的交情了。”嗣后赐函，就称“贤弟”，但不久又“贤友”“吾兄”“学人”混称了。然而，我从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称是他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不配。

王水照教授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

面前的一张纸片也许可作“证据”。还在河南明港干校时，一次军宣队主持开大会，我恰与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谈“开小差”。那时正好毛泽东对严复所译《天演论》有个批示，我们总算多了一本允许阅读的书。严译中有“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的句子，我对严复用“京垓”代亿万，用“员舆”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问，并问他对严译的评价（有传闻说他对严译也如对林译一样评价很高），随手写在这张纸上向他请益。他认为，此种代字法，“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不足为训，并一口气写了唐徐彦伯以“虬户”代“龙门”、以“篠骖”代“竹马”，宋欧阳修讽刺宋祁撰《唐书》法为“宵寐匪祯，札闼洪庥”（代“夜梦不祥，书门大吉”），扬雄以“蠢迪检柙”代“动由规矩”等三四个例子，振笔直遂，欲罢不能，若不是反面是军宣队要我办事的介绍信（我那时是仓库保管员），可能还会“演示”下去。他写完最后一句“如君所举皆此类也”，不无得意地把纸片塞给我，而我却顿觉自己的贫乏和无知。何谓有学问，此即无言之教。

钱锺书先生在家中。

和钱先生最初接触，惊服于他的才情横溢，锋芒毕露，尊敬之中敬畏成分为多。时间长了，只觉他胸无城府，表里澄澈，有时竟表现出孩提般的赤诚。面对年轻后辈更充满呵护、提携之情。我手边的《宋诗选注》是他赠送的。他在扉页上写道：“水照不肯购此书，而力向余索之。余坚不与，至重印时始以自存一册赠之，皆悭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于余矣，一笑。”这一“自存本”上有他的不少改笔，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分量。他的戏笑之语洋溢着深挚的师弟情谊，更蕴涵着热切的期待。

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钱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学者，但又谦逊宽容，具有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宽广襟怀。他与不少素不相识的后生晚辈进行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妨举几个我所知道的例子。王安石《重游草堂寺次韵三首》其一云：“鹤有思颙意，鹰无恋遁心。”上句用周颙鹤事，没有什么疑义；下句用支遁鹰事，就有些纠葛。李壁注云：“支遁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耳。”钱先生《谈艺录》指出：李注未言所引何书。

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

他于是广征文献，大都只言支遁养马而未道及养鹰之事；且指出“神骏”只能形容“马”而不能形容“鹰”，言“鹰”则习用“俊”字。但当年尚属年轻学子的刘永翔先生，向他提供一条材料：李注原文出于晋许恂集，见于唐许嵩《建康实录》所引。钱先生获知后大喜过望，“珠船忽获，疑冰大涣”，并进而博引书证，推断许恂集当时即流行不广，致使唐初以来人们但知支遁好马而未及养鹰，把此事原委分疏得更为清晰。钱先生不仅数次致书刘君，褒奖、感谢兼并，而且特在1987年《谈艺录》增订本补正中，标出刘君大名，“以志勿忘所自”（《钱锺书致刘永翔三通》，收入《现代作家书信集珍》）。

前辈虚怀若谷的风范确是感人肺腑。我有次突接先生来函，要我转告日本留学生内山精也君，因他们在日译《宋诗选注》，说此书还有一处须改，原来安徽一青年向先生提出，书中赵汝生卒年原作“未详”，实可据刘克庄《刑部赵郎中墓志铭》补出。他指示日译本中一定也要申明此乃该君“告知”。《管锥编》增订本中此类例子多多。长者不掩人善的坦荡胸怀，更令人仰羡不已。

钱先生对后辈的呵护、提携和奖勉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人，实是对整个民族学术文化传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叹“老年炳烛馀明，著书愈不易”，而把满腔热情投注于后辈晚生：“年事方壮，如日中天，不朽事业，有厚望焉。”这可以视作他对我们晚辈学子的学术嘱托。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轻。

别样的考题

“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

钱先生谈艺衡文，活而不空，融而不玄，听者常能得到一般课堂教学中所得不到的启迪。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判”，着重于对艺术审美的真正把握。20世纪60年代初，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一位北大同学打算报考，托我问他应该阅读哪些参考书。他回答说：“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后来我们在帮他评卷时，才发现这样一些试题：试卷上抄录了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要求指出其中有否败笔，为什么是败笔，等等。这些题目的难度或许偏高，却是对考生艺术分析能力的真正测验。答卷中居然有人大谈白居易那首诗的思想特点一二三、艺术成就甲乙丙的，很可能紧张之中没有看清题目，就按流行的试题套式作答了。

钱先生的随意闲聊更充满这种耐人寻味揣摩的东西。比如我曾研究过韦庄《秦妇吟》，他就说：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之最，结尾仅说“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是不是缺乏与全诗相称的艺术力量？中国长篇叙事诗的结尾似乎好的不多。崔颢的名作《黄鹤楼》，既说“晴川历历”，又说“烟波江上”，如何理解？韩愈的《原道》与明清的八股文之间有否暗脉相通之处，又是为什么，等等。这些篇章，常习不察，突被点醒，够我好好思索钻研一番的了。

从闲谈中感受才情横溢

妙语连珠的快意

从钱锺书先生的闲聊中，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艺术思维的路数和特点，再来读他的著作，对其中开启心扉、点拨心灵之处有时会获得冥契神会的乐趣。《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虽有白话和文言之别，但都具有点到即止、高度浓缩、“蕴而不发、发而不尽”的特点，需要我们寻找多方面的参照系来加深领会和理解。钱先生的日常谈话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启发比照资料。我于1984年至1986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有次应爱知大学之邀去作学术报告。替我翻译的荒川清秀先生对我说：“1980年秋钱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兴式的讲演，还留下手稿。”我知道钱先生访美时，不喜作有事先准备的讲演，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当场答难解疑，举座惊服。他精通数国语言，唯独不谙日语，这次只好写稿供翻译之用。我就请荒川先生复印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早知道钱先生来演讲过，我就不敢来献丑了。”

手稿一共有五页，三页用的是东京新大谷饭店的笺纸，另两页则是名古屋饭店的。在异国他乡，读着熟悉的挥洒飞舞的手迹，如亲謦欬，我不仅想象到他旅途倥偬、振笔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谈话时那种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不同一般：“……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19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Coleridge（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亦庄亦谐，而又有一股英迈凌厉之势。这篇《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经我整理，已收入《钱锺书集》之《人生边上的边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7年出版。

在这之前不久，他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作过一次演讲《诗可以怨》（已收入《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开头也有一段“客套话”，讲了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去发现知识宝库的“穷光棍”，讲了自称发明了雨伞、孤陋寡闻的意大利“土包子”，妙趣横生，新颖生动。两次开场白皆表自谦之意，但用语和设譬竟毫不雷同。读到这种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例如《宋诗选注》讲苏轼用“博喻”之妙：“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或许可以说，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苏轼的“博喻”，并用生花妙笔加以精辟地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话”实不“普通”。他的日常谈吐实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我们在文学研究所时，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恼或可喜可慰的事情，却又苦于无法表达时，同事间总会说：“如果钱先生在，一定又会有几句妙语来勾勒了！”

“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钱先生平生不藏书。他的旧寓中只有一只书柜，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都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遗留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却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方志舆地，无不采择。他似不专攻古典小说，但在访美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位研究生以论《平妖传》的毕业论文请教，他便与之讨论书中的几个人物形象的评价；他读《西游记》竟至十多遍。他读“破”过几部英文辞典；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用的是德文原著。“文化大革命”前，他常去文学所书库找书、借书，新分配来所的大学生如在书库中碰上他，往往能听到他的现场介绍，历历如数家珍。文学所藏书颇丰，他可能是书后借书卡上签名最多的一位。他读书速度之快，掌握要点之准，实为罕见。

有次他对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好些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发现”。读得快正由于读得熟、读得精。文学所的年轻同志中间流行过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现在仔细想来，这话对两位都是一种误解。对钱先生的误解是双重的。他博览群书，却又看“透”资料，绝不迷信书籍。他给我的信中说：“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他在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时，“馆中有司导观其藏书库，傲然有得色，同游诸公均啧啧惊叹，弟默不言，有司问弟，弟忍俊不禁，对曰：‘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虽戏语，颇有理，告供一笑。”他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对资料的真正“占有”。

钱先生的风趣，如果从语言智慧的自然展现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态来理解，或许能接触到一些有意义的底蕴。他总是妙语如珠，滚滚而来。写信向他祝寿，他说：“‘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他自叹近况：“谢客而客愈多，谢事而事不减。”他辞谢招收研究生当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脚。”不愿差遣跑腿，误人子弟。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白香山诗云：‘病与乐天相伴住。’”应允接待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甫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

此以古代诗句为典实，有时则用洋典。他要赠书给我而出版社一再拖延，他写道：“西班牙旧日万事拖延，号称manana人（Tomorrower），今则此尊号宜上于中国人矣。”这些都是随机生发，信口说出，摇笔自来，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悦之道，营造一种于人于己都轻松愉快的生存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文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愿我们能与拘谨自闭、呆滞木讷、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别，我们就有可能更理解钱先生了。若用一种非学术的异样眼光来“研究”，恐非“钱学”研究之幸。

本文节选自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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