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门事件”——我也算进过”老派“的呢
那还是我21岁那年（1973年）的事情。
一个初春的午后，我如约来到位于天目路上的铁路北站的财务科。
还记得那个窄窄的办公室。
木窗木门，齐腰高的板墙，以上都是窗扇，每扇不过一尺半宽，象极了石窟门人家厢房的窗。
有很长的一埭木头柜台，将外人走的很窄的走道和办公区域分开，里面散坐着十来个人，一律的戴着蓝色的袖套。
我按照别人的指引，走到那木头柜台的最里头。
“我是来付玻璃的钱的。”我压低声音告诉柜台里的那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啥个玻璃钱？”粗嗄嗄的声音，充满市井味。
“就是……昨晚的……玻璃钱。”
“喂，侬讲讲清爽，啥个……哦，对了，这里有张条子留着，哈哈——”她突然兴奋起来，“我当是啥个玻璃钱，原来昨日夜里个玻璃窗就是侬敲碎的啊？哎，大家来看呀，伊就是‘一号门事件’的罪魁祸首喏——”
于是，房间里一阵嗡嗡，还有站起身探过脑袋来看的主。
我也有点蒙，怎么？屁大点事什么时候就成了什么“一号门事件”了？！
话得从头天晚上说起。
那是大卫要离开故乡返回江西去了。
他人缘最好，所以大家都到火车站去送他，一下子去了十来个人呢。
我当然是其中之一。
记得那时，我俩一谈就是一个通宵，通信时，还相互步韵和诗呢，真是何其太雅乃尔。
但送行的人太多了，就没法弄到那么多站台票。
大卫是竭力劝大家回去，但众人不肯。
“到辰光再看，能混几个混几个。”
“总归是朋友一场。”
于是，大家一边说着话，一边在候车室里等着检票放人。
那年头，所谓话别，对我们这些大男孩说来，无非就是一圈接着一圈地轮流发香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不咸不淡的话而已。
我得先描写一下当年的北站格局。
当年北站的候车室还只是一个大铁屋架的工棚，比现在所有 41 36198 41 14939 0 0 1134 0 0:00:31 0:00:13 0:00:18 2915翻修的县级汽车站还要逼仄。通往月台的一面也是一式齐腰的板墙，以上都是一尺半宽一扇的窗扇。
通道尽头开了几个门，大概也就六七个之多吧。
那门也跟那墙匹配，腰以下是木板，以上是玻璃窗。每道门打开后，也就一米多宽。
通道两旁根本没有现在常见的铁栅栏，只是条木做的长靠背椅，检票员和维持秩序的纠察就坐在那高高窄窄的又有点斜斜的椅背上，好不悬乎。
说起来，那年头有一道风景，叫做“哄”（吴音嗡）。
因为干什么都得排队，一排就老长。有排队就必有插队，有插队就会乱套，一乱套，后面的人就“哄”起来，好比重新洗牌，到得消停下来，便是新的秩序。
但你如果不“哄”，就会越排越后头的。
火车站也不例外。
老实说，大家心里都有点希望它今晚也能“哄”起来，那样，我们就可以乱中取胜，全部混上月台去。
我们已经挤到了一号通道的最前面，准备通过的正是那个断命的“一号门”。
检票时间临近，照例有一阵骚动。
大家顺势扛起手中的行李，我扛在右肩的是一个55公分的旅行袋。
也是大卫客气，他最后又分了一圈烟，还一一地为大家点着了。
忙乱中，我不知怎的，会用右手既扶住右肩上包袋，又用右手手指去夹香烟，手心里还拿着站台票，大概是因为检票员在我的右侧吧。
很快，铃声大作，检票开始。
局面立刻有点乱起来。
每次都这样。
后面的人开始“哄”上来，我只好用力挺住，并将右手中的站台票高举，示意检票员。
“不要挤！不要挤！”
“一个一个来！”
“票子拿好！”
“喂，你的票子呢？”那是喊我。
“在这里。”我隔着肩上的包袋又举了举同时夹着点燃的香烟和站台票的我的右手。
那检票员一把抓过来。
“哎哟，册那，啥人啊？耍流氓啊？用香烟屁股烫人？”
“你自己眼睛不看看清爽，你怪我啊？”我当然要回应的了。
那检票员不由分说，立刻一拳过来，打在我右肩的包袋上，我一个趔趄，差点倒下。
“你别动手动脚！”那是站在我后面的大卫的愤怒到嘶哑的声音。
话音刚落，大卫照准那厮胸口就是一拳。那家伙本来就坐在长靠背椅的窄窄的椅背上，不甚稳当，吃了这一拳，立马一个后滚翻，摔了下去！
这还了得！
“册那，啥人？纠察也敢打？抓住他！”
只听我旁边的另两位送行的同学低声说：
“好极了，正好，我们‘哄’啊——”
一边“哄”，一边还关照：
“把大卫先保护进月台，他是要上车跑路的。”
“行李别漏了。”
有的人的脑子就是灵，这种辰光还色色清。
借助后面人群原有的推力，我们十几个人再一使劲，两边的长靠背椅一下子轰然倒下，检票员们更是个个人仰马翻。
“关门！关门！停止检票！”
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见“乒乓”、“哐啷”，那“一号门”最下面的两块玻璃已经因为门的扭曲而碎裂，门被生生挤开。
“‘哄’啊——”
更大的声浪。
我赶忙扶一扶肩上的包袋，让过了大卫和其他手拿行李的送行同学，也跟着冲了出去。
“抓住他！抓住他！”又一阵呼喊。
“别慌，别人就算了，盯牢这个戴眼镜的！”一个冷静的师爷般的男中音宣判了我的厄运。
刹时，有十几个围拢来，我赶紧将行李转交给同学，干脆往月台的另一头跑去。
把敌人引开，掩护同志们突围，简直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本能！
结果当然是英勇被捕。
被捕前免不了有一阵推搡，不提也罢。
我被带到了一个很大的狭长的空房间里。
那房间也是一式齐腰的板墙，以上都是窗扇。后来知道，这就是当年的“铁路老派”，全称应该叫“铁道公安处北站派出所”，当年还是科级单位。
已经有二三十号人沿墙根蹲着，双手抱头。
在一个办公桌前，我被要求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皮夹子、手帕、钥匙圈、电车票、还有半包香烟和一盒火柴。
“哼！你还抽烟，抽啥个烟，流氓！”那人愤愤然地一把将我那半包光荣牌香烟捏扁了。
我一阵心痛。里面还有六七根没抽掉啊，我的天！
随后，他熟练地将所有东西用我自己的手帕包了起来，拉开抽屉，扔了进去。我看见里面都是一个个这样的手帕包。
“我没有错。”我还想申辩几句。
“做梦！你没错？你没错怎么会进来？到里面去，象他们一样去蹲着，想问题！好好叫想问题！”
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二十分钟后，我听得那趟火车总算长叫一声，开走了，就祝愿大卫一路平安吧。
还好还好，吃亏我一人，代价不算太大。
当然，此后管得不紧，大家都是依墙坐在地上的，手也放下了。
反正我也没干什么，心里并不慌。
我倒希望着有人来提审，好把事情讲讲清楚。
但根本没人理我。
蹲号子确实很无聊。
很快，旁边就有人问我，“你是啥事？”
我无数次地听人说过，也从不少小说里看到过，那就是，一交流“案情”，“上岗培训”就开始了。
这是很多好孩子学坏的第一步。
我没有心思，只是不答理。
墙上的钟敲了两下。
这么快，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
我突然有点急，我怕家里人满世界地去找。再说，红色恐怖中，我家已非常落拓，如果我蹲号子的事情再传开，那家里人会因为我的不肖而更加难以抬头做人。
我必须想办法做点什么。
这时，值夜的已经换过班了。刚才那帮抓我的如狼似虎的小年青已经下班，接大夜班的是几个上了一点年纪的纠察。
我慢慢站起来，走过去，向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个纠察说：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弄错了的。”
“啥叫弄错？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会弄错？”
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
“打人是有的，但我没有动手。我可以告诉你们，打人的人去了江西了，你们也抓不住了，我讲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是白搭，我们都没有上海户口的。”知青就这招最狠了。
那人好象有点听进去，打量了我一下，可能觉得我戴副眼镜还算斯文，不怎么象流氓，就说：
“那你拿情况写一写，写深刻点。”
我讨了纸笔，到一边去写，很快就写好了。
那人也许文化程度不高，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有点吃力。
“这么写怎么行呢？你自己一点问题也没了？你没问题怎么会被捉进来的？”
“其实我是没啥问题呀。”
“瞎三话四。捉进来的全是流氓！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会捉错么？”
“……”
“你想不想出去？你想出去那你就写，不想出去拉倒。你看，香烟屁股烫着人，不是流氓是啥？抽烟本身就是流氓！你还讲啥！”
这话倒启发了我。反正抽烟就已经是流氓了，那我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呢。
“好，我改，我改。”
改完后再交上去，他又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
“这样吧，我说啊，打人的人是逃脱了，逃脱了就算了，反正呢你们是一起的，别的没啥，两块玻璃窗碎掉总归要你赔的啰。”
不想赔。但又能怎样呢。
“身上带钞票没？没带就回去拿，拿来再把你的东西拿回去。”
还好，我皮夹子里还有5块钱。
“好吧，这5块钱先押这儿，明天下午一点钟，自己到财务科去结帐。”
我总算逃出生天。
当年，一尺见方的玻璃价值一角一分钱，加上桐油石灰和修补人工，不会超过一角五分。
但我被以一罚十，5块钱只找回了2块钱，现在想起来，我依然心痛的。
半个月后，我也回到了江西，又坐在了大卫的对面。
一个多小时过去后，烟缸里满是烟蒂。
“你应该去申诉。”大卫说。
“我这种家庭，还是太平点吧，算了算了。”
“这不管，你写信到市革委会嘛，总归有讲道理的地方。”
“唉，天晓得。”
“要么我来帮你写。”
“不必了，事体已经过过去了。”
“你总归是冤枉的。”
有他这两句话，我已足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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