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赛中的城市：2016年夏季奥运会与残奥会前夕的
里约热内卢
2016年4月《建筑设计》推出特刊，“巴西：重构城市”，讨论巴西承办世界大型体育赛事以来城市经历的变迁，特别关注巴西城市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正如特刊作者们所记录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故事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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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一个城市之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剧烈变迁：巴西超过85%的人居于城市，将近一半的人居住在22个人口百万以上的都市里。尽管除了巴西利亚和库里蒂巴之外，历史上巴西城市增长以自发为主，但是巴西为了举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一改过去的城市增长模式，多个巴西城市大量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2009年里约热内卢（以下简称里约）获得奥运会举办资格之后，里约上马了许多大型建设工程，这是自1960年巴西首都搬迁到巴西利亚之后，里约所经历的最大变化。同时，为了承办2014年世界杯，巴西的12个承办城市纷纷新建或扩建体育馆、机场和其他交通设施。
但是，由于政府未能实现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各种野心勃勃的许诺，引发了巴西国内一系列的街头抗议活动，争取公民“对城市的权利”。这在巴西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有可能实现自下而上对城市变迁施加影响。
2016年4月《建筑设计》推出特刊，“巴西：重构城市”，讨论巴西城市经历的这些变迁，特别关注巴西城市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正如特刊作者们所记录的，里约的奥运会故事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正剧。
巴西的经济背景
距离奥运会开幕9个月时，英国BBC报道里约奥运会主办方消减30%预算经费，直接影响到开幕式——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预算只有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10%、临时建筑甚至复印费用。
为了理解里约今天的困境，必须了解2009年里约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时巴西的国内经济形势。当时巴西举国正在为在里约海床上新发现的石油而狂喜不已，甚至连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没有打击到巴西。巴西国内弥漫着乐观主义情绪，加上联邦政府的创造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政策、中产阶级的增长、巴西获得一系列国际赛事举办权等诸多利好消息，更是推波助澜。
巴西经济增长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录得7.5%的增长。
2009年11月《经济学人》封面
但是巴西危机的信号在2013年开始显现，螺旋下行的经济导致民众对巴西联邦政府花费大量开支修建世界杯体育馆的普遍不满，在2013年联合会杯足球赛期间，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质疑政府通过举办大型赛事而复兴城市的政策。街头抗议的关键议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崩溃、社会不平等、公共安全、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永恒的利益冲突等。
2014年，巴西国营石油公司Petrobras爆出贪污丑闻，其中涉及220亿洗钱，涉案人员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和大型建设公司高管，包括负责筹建里约奥运会场馆的建设公司。2015年街头抗议活动要求弹劾巴西总统罗塞夫。同年标准普尔公司把巴西国家主权信用降为“非投资投机”级别。
巴西GDP骤然下跌，失业率飙升。
2013年9月《经济学人》封面
巴西：城市之国
巴西承办这些大型体育赛事时机，正好与巴西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繁荣期重合，激发了公共和私营部门普遍的信心，这信心同时也反映在巴西快速的城市变迁之上。
巴西的城市增长受到2003-2010年在任的卢拉总统赋权扩张中的中下阶层政策的影响。2009-2010年巴西光是建筑业增长就超过10%。
1960年巴西搬迁首都至全新的城市巴西利亚至今的56年里，巴西的人口增加了三倍，从七千万增长至两亿人（2011年，巴西人口首次超过两亿人）。大规模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巴西的城市化率从1960年的45%增加到今天的85%，城市中心不断膨胀，郊区和贫民窟蔓延。
但是，巴西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比较巴西的圣保罗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虽然二者同时于1960年代末开始兴建地铁，今天墨西哥城的地铁轨道长度是圣保罗的2.5倍，墨西哥城轨道长度达202公里，而圣保罗只有78公里，里约更是只有可怜的40公里。总体上讲，巴西城市的公共服务维护非常差。
1990年代以来，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巴西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惯常。暴力事件的井喷一方面反映了巴西日益扩大的社会隔离，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对犯罪团伙制衡力量的衰弱。因此，脱胎于公然的社会不平等之中，巴西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群岛城市(archipelago city)”的模型，贫民窟和奢华公寓仅一墙之隔。
圣保罗贫民窟Paraisópolis （摄影师 Tuca Viei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