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李丹婕：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
编者按
陆扬的论文集《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关注唐朝的文官制度与中央皇权的运作模式，探讨唐朝何以持续繁荣，并且在经历了“安史之乱”这样社会巨大动荡、皇权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持续维持帝国统治。本文细致分析了此书的主要文章及其观点。
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
文 | 李丹婕
（《读书》2017年9期新刊）数年前陆扬先生曾在一次讲座中旧题新论，探讨“安史之乱 ”后唐帝国受到重创却何以得以长久延续。他指出，“安史之乱 ”后数十年间，唐廷经历了漫长的调适期，其中包含多次转折和多项变革，但调适趋向在德宗朝逐渐明晰，到宪宗朝末年基本落定。中晚唐虽然延续藩镇林立的局面，但“宣宗和懿宗时代，几乎所有藩镇都是文官节度使，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官，而是一个唐朝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清要官员”。这一看法实已提到陆扬新著《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的两个关键词：“中央”与“文官 ”，二者尽非泛泛而论，皆有具体所指。
陆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 ，2016）
“中央”指“安史之乱 ”后逐渐重构起来的制度化 “皇权 ”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使得中央行政运作更灵活，还衍生出无形而巨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势力，成为维系唐廷权威及唐廷与地方关系平衡的关键因素。实现这一结果的行为主体便是“文官”，特指那些代表朝廷或各级行政系统起草政府文书的官员，这些人的出现不限于中晚唐，却在这一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即本书所谓的“清流群体 ”。作者强调，清流成员有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多重身份，通过相似的经历而产生同样的经验，从而构成相应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意识。这一群体自我生产的重要机制是科举，身份认同的核心媒介是“写作 ”；透过科举与写作，“清流群体 ”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 “文化潜流 ”，最终在众流激荡的中晚唐世界 “冲出峡口，酿成巨潮 ”。
若以“中央 ”和“文官 ”两个关键词看，本书主体内容即可分而观之。前者由上篇前三篇专题论文集中阐释，“中央”具体指第一篇《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论题中的“元和政治格局 ”，这一点在第三篇《九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中得到进一步说明，“元和新政”“元和的新中枢格局”“元和时代内廷新格局”“元和新格局 ”“元和新中枢体制 ”等措辞稍异、内涵一致的表述反复出现。元和新型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宪宗本人的个性及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就性格来看，“宪宗是个个性极强而极有主见的君主，他从一开始就有重新建立新政治规范的意愿，也就是对节度使的任命必须有绝对控制权”；就时段而论，此前代宗、德宗两朝一系列区域危机几度给朝廷造成极大威胁，但同时也消耗了动乱发动者本身的力量，为德宗朝累积财政和军事力量带来空间，继而成为宪宗朝提振皇权、施行新政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元和中枢新体制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内外廷机构处于平行发展和合作的状态，两者不断根据实际行政需要来界定各自权威的界限，居于这两个系统之上的宪宗是最后的仲裁者；二是宪宗确立起真正以翰林学士为储相的无形制度，并从他亲自选拔的翰林学士中产生主持大政方针的宰相，辅之以元老重臣。这一观察实修正了传统关于中晚唐内外廷剑拔弩张，且外廷士大夫往往处于附庸的刻板印象。
唐宪宗李纯（778―820）
宪宗及其同道得以确立这一新体制，是一系列历史契机、政治谋划和军事实践相配合的结果。元和初年先后发生的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锜两起“事件 ”就是典型案例。宪宗登基和西川实权人物韦皋的去世几近同时发生，成为“刘辟事件 ”得以萌发的契机。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相关记载做了层层解构，继而从刘辟和宪宗两个视角进行重构，让“局外者清”的读者得见 “当局者迷 ”的复杂面相。当元和元年（八〇六）三月三日刘辟在西川北池与众僚属游宴时，似乎对十多日之后宪宗措辞严厉地将他称为“逆贼 ”的诏书毫无预感。这一强烈的戏剧性对照源于，在刘辟看来，自己有充分理由和条件接替韦皋成为新一任“西川王 ”，起初似乎也得到了中央认可。而刚登基的宪宗，却已决心彻底铲除刘辟从而改变贞元以来的积习，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当收复东川后他意识到实行这一计划的时机已然成熟，便果断对刘辟事件进行公开定性，并佐以积极军事行动，强势确立中央对西川的支配权。李锜事件紧随其后，具体过程和条件与刘辟事件稍有不同，但“事件”逻辑和轮廓几近一致。结合李肇、柳宗元等同时期士人文章反映出来的关于若干当事者的暧昧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刘辟和李锜因叛乱而被剿灭，毋宁说，他们全无意识却恰巧成为宪宗登基之后“借势作法 ”剧目中的配角。无论是刘辟试图实践 “贞元以来藩镇擅权的惯有模式 ”，还是李锜欲演绎 “韩滉故事 ”，都说明他们没有及时领会宪宗布新革旧的思路，而如本书所全景展呈的，新的政治规范便在这种带有误解的双方政治周旋中得以确立。
元和政局的核心在于皇权制度化和象征性的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宦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典型例子是元和时代相当低调却至关重要的两位，梁守谦和刘弘规，二人履历和作用由几份石刻材料留存，本书做了充分讨论。梁守谦和刘弘规都是第一代入宫的宦官，“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源于德宗欲改革内廷、建立内廷新秩序的政治意图和时代背景，这些进入内廷的宦官受到皇帝直接支配，穿梭在皇帝与翰林学士、外廷大臣、藩将节帅之间，在宪宗朝成为“元和新政的协调者”。无论是李吉甫与梁守谦之间，还是李德裕与刘弘规之间，都显示出宦官与宰臣之间密切配合而非对立冲突的关系，由此二人成为平淮西、定淄青这“元和中兴 ”两大核心事件的中流砥柱。本书进一步强调，宦官在元和时代官僚化的发展趋势，并非仅仅是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消长的结果，而是体现了宪宗力图推行元和新政的具体实践。
唐韩愈撰《平淮西碑》
借刘辟和李锜事件宪宗成功重建中央对藩镇的绝对权威，迫使藩镇接受唐廷主导的游戏新规则；梁守谦和刘弘规的作为则反映了宪宗重塑皇权权威的具体手段。了然圣意且能力出众的宦官，成为这一规则付诸实践的具体代言人和执行者。在钩沉“故实 ”的背后，本书还格外强调 “舆论 ”这一曾切实存在于历史现场，如今却消失于文本记载的无形力量。
作者提到，只消体会韩愈作于元和二年的《元和圣德诗》的高涨情绪，就可以意识到，不用等到元和中后期平定淮西和淄青，宪宗中兴之主的名声在其登位之初已深入人心。实现这一点，除了基于平定“叛乱 ”的战绩，更得益于宪宗出现的政治舆论之 “势”，对地方实权派人物 “心理上造成重压 ”，比起军事胜利，这一 “心理因素”才是元和中兴的首要贡献。在分析梁守谦和刘弘规的历史作用时，本书同样注意这层无形的因素。无论是以“未曾为将相撰碑”自诩的李德裕为刘弘规亲撰《神道碑》这一行为，还是《梁守谦墓志》直接将志主称为“统握大柄 ”的“内相 ”，都反映出这些宦官在朝廷官僚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些 “无形的资本 ”终转化为政治实力，成为重构元和新格局的重要动力。
海南海口五公祠内的李德裕塑像
无论是宪宗的“势”还是梁守谦的“威”，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类文本的生产与传播，而这些文本的制造者便源于本书另一关键词——“文官”，或曰 “草臣 ”“词臣 ”。
本书下篇《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将这些官僚视作一个群体进行概观，并试图“通过分析八世纪后期到十世纪间书写中记录的唐五代政治精英的生涯轨迹及其成功资源，来找寻塑造晚唐五代政治文化及其代言人的种种无形力量”（213页）。作者重新检讨了张九龄反对牛仙客拜相一事和唐末“白马驿事件 ”，长久以来左右对这两个历史现象认知的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科举与门第对立的思路，本书则有不同看法。作者认为，张九龄对牛仙客的排斥与拒绝，并非基于门第出身，而是基于某种特殊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来自出色的文学才能、进士及第的资格和长久“践台阁，掌纶诰”的经历，“在他（张九龄）心目中，这种凭借文学累历清贯的经历足以抵消地域、门第乃至制度意义上的官阶带来的身份优势”，“他（张九龄）不仅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这种资历在中晚唐以进士词科的成功和任官的清显最为关键，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223页）。这一观念凭借科举词科，又形成了制造新成员的机制。那么，作为“清流文化 ”更新与延续保障机制的 “进士科 ”的意义便可以进行再评估，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一制度在中晚唐不仅是为政府选举人才，甚至可说创建了一个新的特权集团，以“文”作为身份判定的重要标准也相应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一发展趋势与武后到玄宗时期君主独裁体制的强化相同步，且未因“安史之乱 ”而中断，反倒自八世纪后期开始，和唐帝国的统治策略、皇帝的政治角色、官僚体系的权力分配等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具有文化霸权性质的主流观念，受到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士的认同。随着这一观念的流布，除河北以外的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这些高级文官很多属于清流文化的代表。即便是德宗朝起自立倾向日益鲜明的河北地区，唐末也逐渐呈现“文治化 ”氛围，反映了作为意识形态的 “清流文化 ”无远弗届的辐射力。
本书运用“清流文化 ”这一工具概念，通过《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三篇文章，便串联起一条“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的通贯线索，有效弥合了通常印象中的“安史之乱 ”前后乃至五代、宋初之间的 “断裂 ”，冲击了已近乎刻板化的唐宋变革论范式。
但也略有遗憾的是，对“清流文化”（文官）进行通贯性考察的同时，“皇权重振”（中央）的问题则聚焦于八世纪末、九世纪上半叶德宪两朝，两者在时段上稍有出入。在“清流文化”脉络里作者给予上官婉儿以特别关照和重新定位，提到“在构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传统过程里，曾经有过一个‘上官婉儿 ’的时代 ”（282页），作者也时或强调德宪两朝是 “清流文化 ”发展的关键时期，但论及这一阶段时还是聚焦于权力结构重组与政治更新，谈及元和中兴，作者提到“元和既是宪宗的时代，也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李吉甫的时代”（58页）。事实上，与李吉甫年纪相仿佛、同样活跃于德宪两朝且长期执掌科场牛耳的权德舆，或许恰可被视为此际“清流文化 ”的绝佳代言人，典型文本就是权德舆为德宗初年的诏诰手笔陆贽文集撰写的序文。这篇名为《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见《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起笔写道“尝观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之后特别提及陆贽代德宗起草《罪己诏》一事，并强调“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在具体表彰陆贽的文章时，序文强调他能“搉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有《制诰集》十卷，公之为文，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而重新校勘编撰陆贽文章，目的则在于“俾后之君子，览公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这里权德舆不仅极力渲染陆贽制诰之于皇权宣威甚至超乎武力的重要价值，还具体强调了这些“文”的体式、特色及其楷模价值。身为三次知贡举、门生多达数十人的科场领袖，权德舆如此态度与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无疑大力助推了贞元、元和时代“清流文化”的发展。有趣的是，权德舆谥曰“文”，且其父权皋与李吉甫父李栖筠同于天宝七载（七四八）进士及第，《李栖筠文集》序文便出自权德舆之手。
权德舆：《权载之文集》
透过本书分析，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安史之乱”后唐廷有意采取的“文致太平，正名百职”，“以沉机销急变，以尺牍柔犷俗”（权德舆语）的策略，不过对这一策略的实效性也需保持审慎。“文”所营造的毕竟只是一种象征性权威，在具备相当实力提振皇权的宪宗时代，以“文”为圭臬的清流群体得以制造出强大的舆论潮流加持这一“中兴 ”势头，但当中央和地方实力权重发生变化时，这一群体不免沦为皇权的附庸，仅以颂扬想象中的皇权为务。中晚唐藩镇文官化的发展过程看起来是唐廷对地方秩序的重建，但细究来看真正建立起来的，只是“地方官 ”的任命权，此举导致地方 “实权 ”的转移，日益增强的在地化力量及相应产生的离心力最终成为唐朝趋于瓦解的动因之一（详参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这也是何以唐末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即尽管九世纪唐廷对帝国的实际控制力在减弱，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却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曾为详细考察过唐朝科举礼仪的妹尾达彦先生所特别指出：“到唐末，及第礼仪从五月延长到六月，成为花费很大、持续数月的节日活动，而且这一礼仪有个特点，即在政治极度混乱的唐代末期，反而更加完备，越是这样的时代，科举越必须每年定期举行，及第礼仪的形式也就更完善，也更有必要举办得华丽了。唐末科举，与其说是通过补充新官僚来强化官僚制度，不如说是成了一种维持国都象征性中心的礼仪，并作为统合长安城市民众的节日活动而发挥着作用。”（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黄正建译，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490页）
本书非常注重对文本及其书写实践的解读，作者基于对中西方人文学术脉络的批判性把握，得以游刃有余地运用有效的工具概念对各类文献进行深层解剖，剔除其中价值判断的因素，清理出史实叙述的成分，再以力求精确的叙事还原宏阔而复杂的历史面目。这一研究实践特色，一方面相当鲜明地反映在本书对传世文献的剖析中，如对《李相国论事集》相关史实的辨析便极其精彩，以《宪宗实录》为代表的宪宗朝相关历史文本的生产皆与政治斗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使用时尤其需仔细玩味书写背后的“意图 ”；另一方面则格外突出地表现在对出土墓志的多视角审视上，这一点除散见于各篇的具体论证，其方法论层面的思考还可参考收入本书的长篇书评《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一文。
注重文本深耕细读之余，本书还格外看重书写、文类及其与政治权威的关系，认为中晚唐政治文化精英对日常往来于上下级和相互之间的文辞的强调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修辞学的作用的强调非常相似。也就是说，书写形成的意义世界并非其所属客观世界的镜像，反而成为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滤镜，权力借助文字得到象征性展示，而这一展示又会影响人们的意识进而左右人们的判断、选择和行为；由此，本书对“书王命、知制诰”这一中晚唐具有政治修辞学意义写作实践的重视是深有价值的。
这种实践在中央表现为学士代拟王言的诏诰，在地方藩镇则表现为掌书记撰写的表状笺启。这些诰命类作品在时人看来是“一朝言语，焕成文章”（白居易语），却在后世逐渐为人所忽视。吴丽娱先生梳理表状笺启等应用型文类的源流，分析中晚唐五代这类文书集中出现的政治动因和时代背景时提出，中晚唐各种表奏集往往由掌书记亲自制作，其中文书虽多是公事应酬，对个人而言并无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上至下，从朝廷到地方，表状笺启的官文书信也是所谓大手笔、大文章而受到重视，被唐人当作个人成就，看待它们并不下于诗词歌赋，有些甚至还常常被作为可以炫耀的资本和供人学习模仿的榜样。”（吴丽娱：《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见《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版，92页）本书延续这一观点，并将之纳入政治史研究脉络，可说极大拓展和沟通了中古文学和史学的文献范畴。这样，一些在文学史领域不受重视，又在政治史脉络中见“事”不见 “文”的人就有了被深入探讨的余地，如中唐重臣令狐楚，以骈文见长，著有《表奏集》十卷，他不仅被同代人誉为“一代文宗 ”，死后谥号和权德舆一样，亦曰 “文”，其文才与治才都值得在本书所构建的历史脉络中进行重新评估。
《大唐迴元观钟楼铭》（令狐楚撰文，柳公权中楷正书。1986年11月出土于西安市和平门外）
这让我想到唐长孺先生的名文《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九三年第六期），这篇文章详论骈俪文在有唐一朝强韧的生命力，结语指出“古文倡于唐之韩、柳，重兴于宋之欧阳修，而成于王安石之进士科试经义”。这个时间点和本书两处论断不谋而合。其一，“清流文化”进入五代得以延续还有一重要途径便是五代文人有目的的回忆性书写，这些写作趣味和立场往往和官修《旧五代史》相当一致，而和欧阳修等撰的《新五代史》大相径庭；其二，“清流文化”与北宋初年的政治规范建立存在密切关系，而到“长达四十多年的仁宗一朝终于出现了明确的转向，曾经被视为超越政权而存在的那种维系政治文化的力量，开始沦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单就作为文章体式的“骈俪文 ”来看，自六朝到北宋，呈现出一个超乎寻常的长时段历史和不可思议的生命力，由此作者开篇提及，将在本书基础上继续撰写一部专著考察“从南北朝到五代文与政治”，相当令人期待。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陆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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