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桑农：《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密码
编者按
说到青绿山水画，大概就会想到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最近又将这幅传世名作拿出公开展览。对这幅画布局、技法等艺术分析已经有很多，本文关注的则是绘画背后的故事——为何宋徽宗会将此画赐予蔡京？君臣间借画发生的对话，在后人的解读中也颇有意味。如此一来，再观原作展览，不仅是艺术欣赏，也会激发出历史沧桑感。
《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密码
文 | 桑农
（《读书》2017年10期新刊）《陌生的经验：陈丹青艺术讲稿》第一讲的内容，便是北宋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其中引述卷末蔡京的跋文，未录最后一句。陈丹青的说明是：“以下还有八九个字我弄不懂意思，不录了。”他是一位画家，而且是搞油画的，“不知为不知”，无可厚非。但我查阅了许多画史资料，也未见对这一句的准确解释。其实，这句话才是关键。因为它关系到宋徽宗为什么会将此画赐予蔡京，关系到此画在当时的功能和意义。进而言之，它关系到如何来解读这幅中国绘画史上的鸿篇巨制。
一
先来看一下蔡京的跋文：
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跋文中称此图是宫廷画家希孟所绘，此人未见诸史籍。像同一时代《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一样，我们仅从画后跋文知道其名。五六百年后，有书画著录称“有王希孟者”，随后大家都延续此说，今天各种绘画史上也是如此。但希孟是否姓“王”，查无实据。近来学界颇有异议，一说姓“希”名“孟”，这也不可信，因百家姓只有“郗”字，并无“希”字。一说姓“赵”名“希孟”，因是同姓宗室，才得到皇帝特别关照，或有可能。至于“希孟”两字，更像是字而非名，也是一说。画家的姓名无从考实，是一件憾事。但相对于徽宗宫廷里众多杰出的画师都湮灭无闻，希孟由于这段跋文在传世画作上留下了名字，要算是幸运者了。
《千里江山图》蔡京跋文
据跋文所记，画作完成时希孟只有十八岁，是一位青年才俊。他自幼即在宫廷画院做学生，后来进了文书库，而没有升任翰林图画院的祗候、待诏什么的。他大概更愿意做一位宫廷画师，所以多次呈献画作，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睐。徽宗也是一位大画家，看出他画技尚未达到宫廷绘画的水准，也看出“孺子可教”，于是亲自予以指导。不到半年的时间，希孟便画出这幅《千里江山图》，得到徽宗的嘉许。——这段叙述，文字并无歧义，不必赘言。
且说徽宗皇帝看过这幅长卷后，做出了一个看似随意，却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决定，将它赐给宰相蔡京。赐画的同时，徽宗还对蔡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这句话理解起来是有一定难度。“天下士”，典故出自《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新垣衍的话：“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大意是说，他这才知道鲁仲连是天下杰出的高士。后遂以“天下士”指才德非凡之士，如唐代高适《咏史》诗：“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作之”似乎不用解释，但考虑到鲁仲连的典故，可参考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魏安王问宰相孔斌，谁是天下之高士。孔斌说世上没有这种人，如果有，那就是鲁仲连了。魏安王说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孔斌答道：“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大意是说，人都是要强求自己去做一些事。假如不停地做下去，便会成为君子；始终不变地去做，习惯与本性渐渐养成，也就成为自然了。
宋徽宗说“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就事论事，是对希孟及其绘画才能的褒奖，说他坚持不懈去做，终于修成正果。但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一位皇帝对当朝宰相说这番话，是否会别有深意？
二
皇帝赐画给大臣无疑属于一种恩典。而在宋朝，观画、赐画更是一种隆重的宫廷仪式，徽宗时代尤为盛行。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宣和四年（一一二二）三月二日，徽宗驾幸秘书省，宣群臣“观御府书画”，蔡京也在其中。当时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场面十分拥挤。徽宗还特意关照多设书案，让大家都能近前观赏，“以示恩意”。当日，有五六十人获“赐御书画”。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显然具有政治功能。通过书画的集体观看和赏赐，君臣之间形成某种默契和共识，才是真正要达到的效果。从两件传世画作上蔡京的跋文看，此前的大观四年（一一一〇），徽宗让他观赏过“御制”《雪江归棹图》；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又将《千里江山图》赐予他。
《千里江山图》（局部）
政和三年，对于徽宗和蔡京二人，或许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可是前一年，即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值得特别关注。这一年，徽宗下诏重新启用已经致仕的蔡京；蔡京第三次出任宰相。徽宗对其在位期间长期担任宰相、推行新政的蔡京原本十分信任，但由于受到旧党批评和弹劾的压力，曾两度免去蔡京的职位。蔡京于政和二年复职，不久，徽宗还在宫内太清楼赐宴，蔡京为此写有《太清楼侍宴记》。第二年，徽宗将《千里江山图》赐予蔡京，蔡京在卷后写下了这段跋文。
这段跋文里的故事属于宫中秘闻，应该是徽宗亲口对蔡京说的。徽宗详细地介绍了一位身份低微的年轻画师希孟，交待了绘画创作的过程。其中有对希孟的嘉许，也有自我标榜的意味，但徽宗的用意或许并不仅仅在此。如果只是因为《千里江山图》画得好才赏赐给蔡京，顺便自我炫耀一番，他大可像《雪江归棹图》那样，连“代御染写”的画师都不用提，直接签上“天下一人”的押，把它变成一幅“御制”画，效果岂不是更好？可这一次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事实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蔡京。他说希孟数次献画，都没有被看中，最后在自己的指导和授意下，终于完成了这幅杰作。这是否也有对蔡京仕途命运的暗示呢？虽然几次被撤职，但最终还是可以得到皇上的重用，完成新政大业。
将跋文放到这一特定语境来理解，最后一句“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的言外之意，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说：才能非凡之人，只要坚持不懈、始终不变地去做就行了。希孟如此，蔡太师有着非凡的才能，何妨不也如此？当然，必须按照皇上的“诲谕”去做。
蔡京此前不久刚刚复职，第三次被委以经国之重任，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他在画卷上写下跋文，决不至于是随手涂鸦。古人在画卷上书写题跋，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何况是在御赐画卷上写字。蔡京完完整整地记下徽宗对他说的故事、对他说的话，无疑是要表示，皇上的诲谕他都“记下”了。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这段跋文会被徽宗看到。蔡京正好借此表示：只要得到皇上的器重和提携，他也会像希孟一样不计较挫折，坚持不懈，辅佐皇上，治理国家。——正是由于这种君臣之间的交流与默契，徽宗与蔡京的关系才非同寻常。
对于二人，通常都以“昏君”和“奸臣”视之，但二人的互动也有另一面，可参见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一文。
三
赐画是一种恩典的仪式，赐什么画给什么人，也是有讲究的。《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宣和四年那次观画、赐画活动中，唯一提及画名的作品是展子虔的《北齐文宣幸晋阳图》。据说是徽宗“宸笔所摹”，“展示”给群臣观赏的。他为什么选择这幅画呢？北齐文宣帝高洋，原久居其兄高澄之下，高澄遇害身亡后，高洋入主晋阳稳定大局，世人方知道他有治国之才。徽宗原是哲宗之弟，哲宗病逝时无子继位；在向太后的力争下，他才被立为帝。王正华《〈听琴图〉的政治意涵：徽宗院画风格与意义网络》一文里说：“徽宗赏赐臣下观赏《北齐文宣幸晋阳图》，或以委婉的方式昭告臣下：虽非帝位当然继承人，但无论就命定或帝才而言，皆为无可怀疑的人选。”那么，徽宗赐给蔡京《千里江山图》，恐怕不仅因为这幅画是由一位经历特殊的画家绘制，可以借题发挥；更重要的缘故，还在于这幅画本身的主题和形式。
宋 赵佶《听琴图》（故宫博物院藏，有学者认为弹琴者为宋徽宗、红衣者为蔡京）
《千里江山图》的主题其实十分明显。有一篇赏析该图的文章，正标题为《江山如此多娇》，可见即使对于今天的观者，这幅画的政治意涵也毫不隐晦。
中国的山水画不同于西方的风景画，一向不重视实景写生。所谓山水，大都是“理想的山水”，如“仙境山水”“隐居山水”等等。北宋画坛有两种山水模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宫廷绘画中的“江山图”，一是文人绘画中的“云山图”。“江山”一词，不只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常常用来借代“国家”，而具有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内涵。“江山图”的主题，多为对大好河山的赞美。《千里江山图》无疑是一幅典型的“江山图”，或许称得上中国绘画史上“江山图”的集大成者。
“江山图”中最主要的隐喻当属对主峰大山的描绘。北宋中期的郭熙在《林泉高致》里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还说：“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北宋后期的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也说：“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阴阳逆顺之仪。主者，众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气敦厚，旁有辅峰围者，岳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冈阜，朝揖于前者顺也，无此者逆也。”韩拙就是驸马王诜推荐给时为端王的赵佶（即徽宗），后来进入翰林图画院任待诏的。
对照《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的山水布局与文献里的画理完全一致。图中的主峰一目了然。那座最高的大山顶天立地，仿佛是君主。其他略低的山峰或簇拥左右，或遥相呼应，连绵不断，仿佛是各级官吏，依次排列，共同构成了国家行政秩序的象征图像。
《千里江山图》（局部）
如果单看《千里江山图》的主峰部分，会发现其采用了北宋前中期“中峰鼎立”的巨碑式山水构图。像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一样，分上中下三段。上段仰视，即“大山堂堂”；中段平视，右侧山后有宫殿式建筑；下段俯视，为民居、桥梁、道路和行人等。这里也是天地君臣，秩序井然。值得注意的是，《千里江山图》右侧的宫殿较为外露，不像《溪山行旅图》和《早春图》里那样隐蔽。而且其屋顶的瓦呈现金色，在全图中尤为特别。因为图中百余处建筑屋顶的瓦多为黑色，只有这一处全部呈现金色，相信是画家为了突出其政治中心地位，而有意为之。
主峰左侧下端绘有一座水磨，也引人注目。磨坊横跨山溪，巨大的立式水轮带动室内的磨盘转动，结构细致准确。水磨坊的经营，兴盛于南北朝末期。到了宋初，朝庭设立水磨务，官营水磨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旧传卫贤《闸口盘车图》，便是反映这一题材的政治宣传画。江山图中出现磨坊，按包华石（Martin Powers）《溪山无尽——上海博物馆藏〈溪山图卷〉》的说法，是“恰如其分地宣示政权的高效和仁慈”。正如辽宁博物馆所藏佚名《山溪水磨图》原题为《物熙民丰图》，《千里江山图》里的水磨，自然是要表现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
另一个十分醒目的公共设施，是画卷前半段中的长桥。长桥横跨开阔的江面，为梁柱式木桥，中心筑亭，供行人休憩观景。据傅熹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一文考证，此桥极可能参考了苏州利往桥的形象。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云：“利往桥，东西千余丈，用木万计。桥有亭，曰垂虹，苏子美尝有诗云：长桥跨空古未有，大亭压浪势亦豪。”傅熹年认为，苏舜钦所说“长桥跨空古未有”是宋代工程技术上的新成就。《千里江山图》采用北方山水画派的图式，画中的长桥却与南方的利往桥、垂虹亭相似，水边景色也是江南风光。这既体现了徽宗崇尚江南文化的审美趣味，也体现了“地不分南北”的国家地理概念。
纵观全卷，景色壮丽，疆域辽阔，上留天空，下布水口，山峦高低起伏与纵横铺陈有机结合，高远、深远、平远交相呼应。贴近画面仔细观看，山川树木、坡岗汀渚、亭台楼榭、屋宇庭院、桥梁舟车、人物牲畜，应有尽有。人物虽微小如豆粒，却形象毕肖，千姿百态。山间有住宅、园林、书院、寺观、旅馆、酒店，路上有运货的、访友的、赶驴的、骑马的、徒步的、歇脚的、观景的……水中有渔船、货船、客船、渡船、游船，船上有摇橹的、撑篙的、插杆的、撒网的、扳罾的、闲坐的、过渡的……人民安居乐业，气氛和平安详，真乃一幅不折不扣的太平盛世图。
四
回头再看蔡京的跋文，其中提到徽宗“亲授其法”，决非虚言。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看，《千里江山图》与徽宗本人的创作与收藏均有一定的相似度。首先，《千里江山图》长卷，纵五十一点五厘米，横一千一百九十一点五厘米；如此“高头大卷”，只有在徽宗当朝时才开始出现。汤垕《画鉴》记载：“徽宗自画《梦游化城图》，人物如半小指，累数千人。城郭宫室、麾幢钟鼓、仙嫔真宰、云霞霄汉、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这幅遗失的《梦游化城图》，可能与《千里江山图》的规模相仿。不过，一个旨在描绘缥缈仙境，一个意图展现如画江山。其次，《千里江山图》 像徽宗“御制”《雪江归棹图》一样，采用了略带俯视的角度、横向展开的全景式构图；只是视点抬高了一些，两边拓展延长了许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千里江山图》可谓《雪江归棹图》的“放大版”。还有，《千里江山图》中一些捕鱼的动作和造型，如插杆、拉网、扳罾等，与赵幹 《江行初雪图》 中的细节完全一致。而该图原是徽宗宫内的秘藏，见《宣和画谱》。种种迹象表明，徽宗在指导希孟绘画时，曾将自己的画作和藏品作为范本，供其参考。
《千里江山图》属于大青绿山水，使用一幅整绢，色彩语言极其丰富。天空和水面铺染花青，空出烟云部分。山石先以水墨勾皴，赭石打底，再分染花青或汁绿，最后积染石青和石绿。山根部位以赭石接染。树木以浓墨画枝干，以色彩点叶。墨画的屋顶在山水间起到调节和衬托的作用。除了正面傅色，绢的背面还有衬色。整个画面璀璨夺目又沉着协调，历时近千年而鲜亮如新。有人惊叹此画的色彩“有如蓝绿宝石般晶莹”，却忘了石青、石绿这些颜料本来就是由绿宝石、孔雀石等昂贵材料制成。如此超长的尺幅、奢侈的用料，作为文书库小职员的希孟大概负担不起，应是宫廷提供的。换句话说，只有得到徽宗的赞助，希孟才能再现青绿山水的传统，将宋代诗意写实的技巧与唐代富丽堂皇的色彩结合起来，绘制出可与辽阔国土相称的恢弘长卷。
《千里江山图》宏大的场面、奢华的风格，完全符合所谓“丰亨豫大”的观念。这是蔡京当权之初，根据《周易》学说提出的治国方略，即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繁荣。徽宗经常借助种种“祥瑞”的征兆，显示“丰亨豫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千里江山图》不惜工本地描绘富饶安乐的太平景象，正是在歌颂这种臆想中的和平与繁荣。
可以这样说，《千里江山图》虽然由希孟执笔，却是徽宗宫廷画院教育的成果，体现了徽宗的美学追求和政治理念。他把这幅画赐给蔡京，或许也是希望蔡京继续为朝廷效力，去巩固和拓展大宋的基业，去创造一幅“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
五
徽宗与蔡京之间，借图对话，翰墨唱和。但事过境迁，脱离了特定的语境，理解与阐释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后人欣赏绘画时，通常只是使用单纯的审美眼光，而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文化密码。《千里江山图》卷末，接在蔡京跋文之后的溥光跋文所作评语，便是如此：
予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
溥光是元代的书法家，也是一位高僧，后经赵孟頫推荐入昭文馆任大学士。他说十五岁时即目睹，后来又观赏过近百次，可见当时《千里江山图》为其家族所藏。他认为这幅画是青绿山水画“众星”中的“孤月”，此前王诜和此后赵伯驹的青绿山水画都无法与之比肩。这个艺术价值判断，今天看来也“为不妄”。但他没有涉及蔡京的跋文，对当年观画、赐画的功能和意义似乎毫无兴趣。
《千里江山图》溥光跋文
溥光之后，《千里江山图》经清初鉴赏家梁清标收藏；后入乾隆内府，《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乾隆皇帝在长卷前端画面上题写七律一首：
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
北宋院诚鲜二本，三唐法总弗多皴。
可惊当世王和赵，己讶一堂君若臣。
易不自思作人者，尔时调鼎作何人。
此诗后来收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七句中“易”字为“曷”（画上应是乾隆笔误），第八句“作”字为“是”（可能是编书时修改，避免与第七句“作”字重复）。诗的前面六句是对画作的夸赞，不用详细解释；这后两句却耐人寻味。“曷”指怎么，为什么。“作人者”，见孔颖达疏《诗经》“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云：“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后因称任用和造就人才为“作人”；这里当是指徽宗。“调鼎”原指烹调食物，喻任宰相治理国家；这里当是指蔡京。“曷不自思作人者，尔时调鼎是何人”，意思是：培养和造就了希孟这样人才的徽宗，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时何以会任用蔡京那样的人来担任宰相治理国家？！
《千里江山图》（局部）
乾隆看了《千里江山图》以及卷后的蔡京跋文，十分感慨。他联想到自己的帝王身份，意欲从徽宗君臣那里吸取历史教训。如何评价乾隆的题画诗是另一回事；仅就这两句而言，他的确是窥见了这幅旷世杰作背后的秘密。
二〇一七年八月于安徽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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