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疫情中的弗洛伊德，也经历丧亲之痛，他给今人留下哪些启示？
文章编号：F20200518
弗洛伊德诞辰纪念特刊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进行了修改和增删。
在今年全人类的特殊时期，许多人不仅遭遇突变，也陷入了精神困顿之中。
2020年5月6日，是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诞辰164年。
不为人知的是，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也曾经经历过100多年前的那次人类疫病大流行，并且失去了至亲。
他都经历了什么，作为一个100年前的疫情亲历者，他又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哪些启示？
在由西蒙·弗洛伊德开创的古典精神分析中，病人常常倚靠在一个沙发上，而治疗师坐在他的身后，所以来访者是不能直接看到治疗师的。
弗洛伊德的躺椅
弗洛依德主张，临床心理治疗不应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这算是“保持社交距离”的早期尝试吗?
毕竟，西蒙•弗洛伊德的确经历了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事实上，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咨询室内，通过家具等的环境布置，特意将精神分析师“隐藏”在病人身后，可以产生强大的心理作用。
这种方式的座位安排，据说是为了鼓励病人在无法进行自我反省的情况下，去说出想到的任何事情。否则，如果他们在开始自我暴露的时候，看到治疗师在皱眉头的话，应被揭露的真相会就此掩埋。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坐在某人旁边时，比如在车里，而不是直接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们的谈话会更加轻松、亲近呢？
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意味着治疗师不能与患者线下见面亦或者面对面的时候需要戴口罩。
如果在治疗的过程中，同处一室的来访者不能直接看到治疗师，那该如何进行心理治疗呢？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官网上已经发布了一些指导意见，其中包括“有些躺在沙发上的病人可能倾向于在远程治疗过程中不看分析师，那么他们可以通过关掉视频选项，或将设备（视频屏幕）放在一个他们不能看到的位置上来实现。这么做的风险是，如果网络连接突然中断，病人可能不能意识到并继续讲话”。
4月23日，精神治疗师加里·格林伯格（Gary Greenberg ）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隔离时期的心理治疗：我和我的来访者一样害怕》的文章。
他描述了对治疗师而言，在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面对面”治疗时带来怎样的新挑战，这里包含了：首次进入来访者的家里，可以看到来访者家中的各种摆放，这会转移精神分析师的注意力吗？
但是在加里·格林伯格所承认的诸多困难中，最主要的是：精神分析之父，也是现代心理治疗的鼻祖西蒙·弗洛伊德，在当前的流行病困境中，他似乎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弗洛伊德把赌注押在人类身上，认为它既是痛苦的源泉，也是慰藉的源泉。他没有考虑到像病毒这样无动于衷的死对头，就像他不再担心流星撞向地球，或太阳突然被扼杀一样。
我们必须把自己约束到弗洛伊德没有预料到的程度。当我们不是受到人性的攻击，而是受到大自然本身的攻击时，在我们迫切需要彼此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好的照顾对方的事情就是远离对方。即使在弗洛伊德最厌恶人类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
也许现在不是问‘弗洛伊德会怎么做’的时候。
在正常情况下，他也算不上什么榜样，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了。”
弗洛伊德真的没有考虑过“病毒这样无动于衷的死对头”吗？
上一次人类世界面临的大规模流行性病毒是1918年开始的西班牙大流感。
弗洛伊德的女儿，苏菲·哈尔贝施塔特·弗洛依德（Sophie Halberstadt-Freud），1920年，死于西班牙大流感，年仅27岁。（世人熟知的安娜·弗洛伊德，则是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是苏菲的妹妹。）
特别指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死亡率最高的年龄是28岁。换句话说，20多岁的年轻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毒。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阿兰·盖格农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名《1918年流感期间死亡率的年龄特异性：解谜青年的高死亡率》，文章提出这一代人在出生不久就感染了19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流感。
在阿兰·盖格农的一系列研究中，他认为可能是因为，在特定的早期接触过以前的病毒感染，会以某种方式使身体准备就绪，然后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另一种感染产生特别糟糕的反应。这一理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看看它是否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似乎特别容易感染冠状病毒的是老年人，而不是那些20岁出头的人。
考虑到我们现在只知道老年人对新冠肺炎的易感性，阿兰·盖格农早在2013年写过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文章，“了解大流感死亡的年龄易感性模式，可能会改善未来大流行期间的危机管理”。
虽然这一特定的理论仍然没有定论，但我们每天都在被各种科学信息狂轰滥炸，可见，我们也很希望通过求助于科学来解决我们的痛苦。
弗洛伊德做了什么？
在有关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所有现代科学进步之前，他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在大流感期间，他是如何应对丧亲之痛呢？
没有找到苏菲的独照或合照，
就拿弗洛伊德和安娜的合影，大家想象一下
1920年1月27日，弗洛伊德在他挚爱的女儿死后仅两天，写了一封信给友人奥斯卡·费斯特（瑞士牧师和精神分析学家，自1909年至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两人保持了30年的友谊）：
“今天下午我们收到消息，我们亲爱的苏菲在（德国）汉堡市被流感肺炎夺去生命。
她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一个可敬可爱的妻子，一个拥有完整而活跃的人生的人，然而她现在已经被夺去了健康。
这一切都发生在四五天内，仿佛她就从未存在过。
之前我们为她担心了好几天，但是当时我们仍然充满希望。
不过，因为不得不保持距离（隔离在家），我们很难从远处判断真实的情况。
然而，在得到她离开我们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我们却不能按原计划立即出发。
因为没有火车，即使是紧急班列也没有。
我们的时代，毫不掩饰地把它的野蛮行径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
明天她将被火化，我们可怜的孩子。
……
苏菲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六个月，另一个十三个月，还有一个伤心欲绝的丈夫，他将不得不为这七年的幸福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个幸福只存在于他们之中，即使外面有战争、征兵、受伤、资源枯竭，但他们仍然勇敢和快乐。”
同样于1918年9月10日，在给既是牧师又是心理治疗师的奥斯卡·费斯特的信中，弗洛伊德揭示了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这是他最为“臭名昭著”的名言：
“关于善恶，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我发现人类总体上本性很少是‘好’的，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是垃圾……”
精神科医生安东尼·斯托尔在他的著作《弗洛伊德：一个十分简短的介绍》中解释道：
“……在临床工作中，弗洛伊德是善良和宽容的……然而他的善良不基于对人类的任何巨大期望，他对人类的看法是厌恶和超然的，而不是爱……”。
安东尼·斯托尔总结道：
“提及人性的弱点，弗洛伊德展现出了一种十分不同寻常的宽容。这是弗洛伊德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因为它使人们对神经症、性变态和其他形式的情绪失调有了更文明的态度。”
弗洛伊德从不相信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为人类痛苦的问题提供答案，尤其是神经科学上的进步。相反，解决方法将从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中产生，以及我们对自己和情绪的理解。他有一种感觉，他认为这是实验室试验永远无法企及的。
也许，有些人认为心理治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心理治疗长时间以牺牲人性为代价，而过分强调技巧、理论和学术教学。
弗洛伊德现在可能最有价值的的遗产，来自于他直接面对人类苦难的人性。
1929年4月11日，西蒙·弗洛伊德写信给他的精神科医生朋友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当时路德维希正在为他年仅20岁的大儿子罗伯特的去世而悲伤。
“我死去的女儿今天应该36岁了……
我们知道，在经历这样的丧失之后，我们感到的极度悲痛将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过去，但是我们还会继续悲痛欲绝，永远找不到替代品。
无论什么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即使完全填满了那个位置，它仍然是另一种东西。
事情应该如此。
这也是我们能够让所爱之人永存心间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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