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换人生28年”不予立案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AC专栏
作者 | Arthur Chen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简介：心理圈稀有性别男颜值高咨询师，长相年轻、内心成熟的代表人物。座右铭：惜时惜人。咨询小时数：3500小时，研究方向：职场心理、婚恋两性、身心疾病、朋辈心理辅导。近期关注：要事第一、正念减压、网络时代人际沟通。
编辑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
联系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邮箱 coffeepr@qq.com
4月21日深夜，开封警方和河南大学（涉事医院的所在单位）分别发文，就网上对“错换人生28年”案可能是人为“偷换”一事作出澄清：以目前的调查结论看，不存在“偷换”的情况，之所以会抱错孩子是当年管理不规范导致的人伦悲剧，而警方也依此对江西妈妈许敏对河南妈妈杜新枝提出的控诉以“不予立案”处理。
至此，沸沸扬扬的“错换还是偷换”争议，似乎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结论了，“沉冤得雪”的杜新枝也发声，感谢调查为自己“平反”，表示接下来要好好养病，以及带好姚策的孩子。
由于涉及到“偷换”孩子这样的人伦问题，因此本案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作为“偷换”的受害者许敏本人号称在中国有“10亿”支持者。在网上，有无数网友每天关注此事进展，不断发声、参与，据媒体报道，甚至有些家庭因立场不同，最后以离婚收场。
我也看到有不少人看到这些调查报告后，依然不依不饶地认定调查存在各种问题，包括许敏随后也提出“11问”，表示要“继续上诉”，甚至要求已经被通报否定掉亲属关系的郭希宽（姚策生父）与郭希志“验DNA”。这场“争议”恐怕还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参与到这件事中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是代表“善”来惩治“恶”的。
但是我也想提醒，并且请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反思：
当我们高举大旗，想要讨伐“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也是恶的一部分？
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偷换”案不断发酵，我越发感觉这件事的走向很像前两年大热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最近我在读根据这部剧改编的同名剧本书（后浪电影学院出版），边读边觉得许多场景与今时今日的情况何其相似，为这种历史的重复性和必然性感到无力和惋惜。因此在此案有一定结论之后，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在这里先说一下，我无意阻止任何一方追求真相，也不在这里抛出我对该案“真相”的判断，我仅就参与该案的几方作一定分析和反思，供大家参详，如果不妥，请指正。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以台湾某电视台为大背景拉开故事线的，编剧也认为媒体是时代之“恶”的关键之一。
确实，如果没有媒体、自媒体的功劳，“错换”案怎么会为人所知，而“错换”又怎么会变成“偷换”？说到底，许敏、杜新枝都是与你我完全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们的悲欢人生，我们本来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媒体、自媒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非善恶”。
然而，媒体、自媒体真的靠得住吗？
电视剧中，贾静雯饰演的新闻主编宋乔安曾问助理编辑：
你为何选择做编辑，而不是记者？
编辑回答：
因为记者看到或关心的比较单向、片面，而编辑可以让观众看到事件、世界的全貌。
到底是比较资深的新闻人，宋乔安反问她：
你认为现在的新闻可以让观众看到事件的全貌吗？
电视剧中呈现了许多“媒体失格”的情况，如：为了抢“头条”，未经核实先发“新闻”；事情“反转”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
媒体在收视率大棒之下，不仅没有发挥惩治“恶”的工具，反而成为“恶”的来源。
而关于“收视率”，电视剧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什么样的新闻有“收视率”？
要假定你的观众只有“7岁智商”、“初中学历”。
这一点在“偷换”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时空环境变化，如今正规媒体式微，自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已经成为网友了解事情的主要渠道。
这些自媒体肯定不如正规媒体有严格的编发要求，至少有一个“编辑”把关，往往是编、采、播一条龙，因此随意性也更大。
而这些自媒体为了自身流量，往往以明显有倾向性、情绪化、丑化的方式进行追踪关注，有些博主甚至完全不讲基本逻辑，连“聊天记录”也敢伪造，一切以“7岁智商”、“初中学历”最能接受的“黑白分明”、“阴谋论”为主要立论。在他们的文字下，“中立”、“平衡”这些新闻基本视角是完全消失的。
我仔细观察了这一事件中跳的比较活跃的账号，他们在此前的热点事件中，也是扮演类似的角色，而且“反转”后连一条澄清信息也不会发，继续追逐下一个热点了。
反正什么是热点，他们就起哄，怎么写可以来流量就怎么写，而不是什么是符合真实的怎么写。
当然，这些自媒体往往会把责任甩锅给网友：因为他们喜欢看啊，我不这样做就没有流量（没有钱）。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用饰演宋乔安丈夫、剧中有新闻理想的化身刘昭国的饰演者温升豪在剧本书中反思的一段话：
许多媒体被收视率绑架，有实际经营难题，不过往另一方向想，如果观众的新闻喂养是因为媒体，而媒体手上明明握有社会公器，却归因于观众的选择，因为你们想看，所以我这么做。我认为有点倒果为因，媒体应该教育观众，提出适合喂养的新闻，而不是你一直喂观众吃毒药，再归咎于“因为他们想吃”。
虽然这一段话主要是说给正规媒体听的，但是我认为既然自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喂养”的主体，那么也应予以规制。
其实不仅仅是“偷换”案，这些年来许多引发热议的事件幕后都有这些媒体之“恶”在发挥作用，他们不仅把受众当做“七岁智商、初中学历”，而且也在培养更多人成为“七岁智商、初中学历”，破坏了许多人本应具备的基本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
如果受众自己不能意识到，继续被他们所左右，那于己是愚蠢的，于众则是时代的悲剧，势必将制造更多的“恶”。
自媒体时代，没有“局外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被迫参与到一些其实与我们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事件之中，甚至有些事情发生在千里之外。
而且，自媒体时代赋予你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权”，即能够对这些你其实不太可能搞清楚来龙去脉的事情作出评断的权利。
因此，除非你能做到“充耳不闻”，否则你注定被困在局中。
这一点在“偷换”争议中，尤为明显。许多家庭，包括我的家庭，一家三口为许敏、杜新枝一家的遭遇进行过的辩论就不止一次。
而有些人则更为投入。据媒体报道，有些网友甚至跑到别人所在单位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要求许敏的亲儿子郭威应该如何孝敬许敏，并要求郭威的领导向郭威施压让他到许敏家去住，以及亲自指导郭威应对媒体的时候，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而有些人因为对杜新枝一方不满，所以直接夺命连环call，在电话里痛骂杜新枝“毒妇”、“怎么还不去死”。
杜新枝今天还透露，甚至她走在路上，还会有路人专门跑过来向她吐口水。
最让我感到无语的是，有些人竟然还找到了姚策岳父母的电话，也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
在这一事件中，我认为这对老夫妻做得真的算很可以的了：姚策病重，他们老夫妻还帮助一起照料姚策，带姚策的幼子，也在想办法凑钱治疗。以现如今的社会境况，并不是每一对岳父母都能如此的。
同样成为“恶”靶子的还有此案之前的代理律师、报道此案的记者等，也成为“帮凶”，被人骂到不敢再发微博。
当然，在这些不是局外人的人心中，他们的这些做法才是正义的，而这些人是“邪恶”的吧。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其实也有如出一辙的场景，如到别人工作的地方扔鸡蛋、番茄，甚至向代理律师“泼粪”。
当然更多人是躲在网络背后，比如进行言语恐吓，说“小心出门”等，以及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的无端咒骂。
坐在电视前看这些，会觉得这些人很“极端”，但是回到现实中，又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其实无时无刻不出现中我们的网络空间，而且往往以“正义”之名。
在电视剧中无辜被牵连的律师妻子、孕妇丁美媚的饰演者周采诗称之为“感性正义”，我认为这个词造得好。
丁美媚对丈夫帮“坏人”也非常不解，仅仅是因为这个“帅小子”是自己丈夫才支持他的事业，而因为被网络暴力担惊受怕到意外流产后，她甚至动了要分手的念头，直到她得知了丈夫早年的遭遇，才渐渐理解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是生来跟自己一样的，因此不能因为别人跟你设想的不一样，就认为别人就是“恶”。
周采诗藉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常常凭自己的情感投射，或者是大众意见、媒体风向，去论断一个人。
而这就是“感性正义”，但是这种正义观是非黑即白，是情绪化的，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善”，很容易就滑落到“恶”之中。
我认为她的这段总结非常适合用来形容这些疯狂许敏“粉丝”的行为：他们是真的很想主持正义，同时也非常感性，完全失去理性和逻辑，等不及搞清楚事情的全貌，就因为“有人说”便开始“判人死刑”。
而这其实也是一种“恶”。
在这个没有局外人的时代，我们更要谨慎，避免成为这种“恶”的一份子。
“偷换”争议中，许多人把同情的目光放在许敏身上，认定她才是“受害者”，却忽略了“受害者”其实有时候也会成为“恶”。
这一点，她其实和《我们与恶的距离》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很像。
宋乔安就是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她的宝贝儿子在这一事件中中弹身亡。在失去孩子之后，她埋头工作和酒精，埋怨先生，忽略活着的另一个孩子女儿，对同事和下属极为严厉。
同时，面对这一无差别杀人案件的施害者家属，她动用媒体工作者的权力，假公济私，把他们曝光在大众面前，以让他们承受舆论压力来泄私愤。
如何理解宋乔安的所作所为？
我认为她是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她无法接受儿子的离去，一直就没有从这一事件中走出来，因此无论是强装坚强，还是把气撒在同事、施害者家属身上，都是她处理自己创伤的一种不良方式。
而许敏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的。
许敏同样是一桩医疗事故的无辜受害者，同样面临严重的分离性创伤（养子即将离世，而亲儿子又远在异地，形同失散），她有严重的心理创伤，不是什么很难预测的事情。
同样的：
她也强装坚强，打官司，求真相，决不妥协。
她也在把气撒在别人头上：比如杜新枝……
有合理的怀疑并非不能提，但是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不予立案的原因便是因为拿不到证据证明这些“猜想”），就发布在网络上，显然是有“带节奏”性质的，说没有设想利用舆论来惩罚“加害者”（包括可能是自己臆测的对手），我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我无意过多谴责她的不是，她估计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而作为心理工作者，我清楚地知道，她做这些只是想让自己“活下去”。
因为打击实在太大了，足以让她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因此只有求真相、抓“坏人”，才能让她强撑意志，转而忽略更残忍的真相。
但是，我又想说，难道我们想“活下去”，想从悲伤中走出来，只有牺牲他人这一种方式吗？
显然不是的。
宋乔安后来在丈夫的帮助下，参加了婚姻辅导，进而借专业人士帮助，去触碰内心的伤口，让真实的情绪释放出来，慢慢走出来。
我认为，许敏一家，包括杜新枝一家这一年的遭遇都太大了，他们都非常需要这种专业帮助。
这样才能避免从受害者角色转变为自己也会厌恶的“加害者”。
我非常喜欢剧本书中影评人马欣写的推荐文《通往地域之路，常由自命良善的人所铺成》。
这句标题取自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言：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陈的。
我绝不怀疑许多网友的“好心”，也不是否定许敏等人的“受害者”身份，恰恰因为他们是“善”的，所以才更需要作出提醒。
因为真正的“恶”，恐怕不是靠讲道理可以讲得通的。
马欣对这种善意导致的“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洞见，我复述如下：
1、“对加害者丢石头”，可以满足自己的自恋。
为何要向这些“加害者”做这些事呢？
这里面有多少是正义感？又有多少是沉迷于“我是正义一方”这种自恋，所以作出的表态？
这种“丢石头”的做法，弄不好只是让自己的自恋有机会表达罢了。
2、对“恶”的追打，反映的是社会疏离。
马欣引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话：
这些群众的主要特质不是残酷和落后，而是孤立以及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
她认为，这种群体性的癫狂，是一种“道德亢奋”，已经距离“真相”很远了，而是通过这种过程与一群人“结伴同行”，营造一种“我跟着大部队走，我属于这个大群体”的感觉。
而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太过疏离，我们于是迫切地做一桩又一桩热点事件中通过站队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这两个洞见极具启发性，发在这里供参考。
当然，我更喜欢《我们与恶的距离》结尾提供的可行性方案。
如此纷纷扰扰之下，到底该如何破局？
电视剧是让各方有机会坐在一起，彼此谈彼此的想法，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情绪，还原事情的过程。
这里不一定有和解，但是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也许伤痛太深，所以永远不会有和解的一天，但是至少不用让自己也变成“恶”的一部分了。
所以在这里，也把这部剧和这本书推荐给你不愿意成为“恶”的你，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作者:吕莳媛、公共电视；后浪 出品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这部以真实案件为原型的写实剧，通过“无差别杀人事件”和“思觉失调症”的双主线叙事，刻画出被害者及家属、加害者及家属、辩护律师、媒体从业者、精神科医患、社会大众等各方人物的处境和内心纠葛。创作团队直面媒体伦理、法律、舆论、精神健康、网络暴力等沉重议题，体现出惊人的勇气与担当。
而本书，剧迷可以重温观剧时的感动与思考；编导专业学生、从业者可将剧本与正片对照揣摩；新闻、法律、心理学等相关领域读者，也可将其作为一份特别的社会观察样本。本书还收录了多篇专家学者导读、幕后创作访谈，以及近百张精美剧照，多角度解读《我们与恶的距离》，带我们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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