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全球新冠大流行后的心理状态解析（上）
孤独和数字化干扰
当你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即使身处人群之中，也非常有可能感到孤独。
超过一年的隔离，使得我们将屏幕当作最主要与朋友、家人和世界接触的渠道。就社交技巧退缩、人与人之间互动减少，以及与自然失去连接这些方面来说，由数字化干扰所造成的代价已经显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依赖数字化的社交媒体，向我们展示出我们有多么的渴望身体接触，触摸，拥抱，至少是握握手。
根据之前对其他冠状病毒的经验，医生们预计，在本次疫情大流行感染人数的激增后，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也会随之增长。
根据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上的研究报告，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三分之一的冠状病毒感染幸存者在感染后六个月内，被确诊患有神经疾病或者精神疾病。
这表示这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个体相较于其他人，更易受到屏幕干扰的负面影响。
这项观察性研究从8100万的数据中挑选出23万多份健康记录，检查了14项神经疾病和精神健康诊断。考虑了年龄、性别、宗教信仰以及患病前的状况，研究发现这些人相比于其他患有流行性感冒或者呼吸系统感染的人来说，在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方面患病率高出44%。
因疫情造成的隔离会加剧4个与“屏幕”相关的问题：孤独、焦虑、反应性暴怒、耗竭性麻木感。上班通勤取消后，那些曾经花在餐厅、电影院、酒吧和健身房的时间，如同曾经用于穿梭于这里和那里的时间，都成了可支配的时间，甚至包括以前用于跑腿或者去杂货店购物的时间。
这些“红利”时间提供了一个很自然的可以停下来、静静坐着、进行回顾和反省的机会，重新探索亲密关系，以及与一小圈生活中的朋友深入交谈的快乐，而不是在网上的宽泛浅薄闲聊。显然停下来做这些更有益于心灵，然而很多人并没有停下来。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花费在了新闻和视频网站上，同时，威纳森公司（美国通讯运营商）报告，人们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增长了75%。我们用视频会议软件直到我们已经不再思考或者看清楚。
美国ZOOM平台在2019年的11月，不足1千万的用户在使用这个平台，而短短的4个月后，增长了30倍，达到了3亿用户。我们让自己被社交媒体所引发的从众心理和错误信息所扫荡。
我认为，除非我们现在就改变我们的习惯，否则这场流行病不但加速了数字化干扰的负面作用，而且使我们对于未来趋势有不祥之感。
孤独和焦虑影响到了大量在疫情中被封锁的人们。社交媒体和视频通话让我们在被关起来，远离工作场所，离开学校，与朋友和家人分离的时候保持联系。但是，科技通过煽动情绪带出了我们内在最坏的一面，而使孤独感更加尖锐。
特别是年轻的妈妈们会很难熬。突然间，她们不得不满足在家工作的陌生要求，同时要整理家务，使得家庭环境给配偶提供一个能够集中精力办公的空间，同时还要满足孩子们在家线上上学的专职指导，以及应对孩子使用屏幕进行监控的压力。
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在人群中也是极有可能会感到孤独。对于年轻妈妈们来说，她们曾经能够在游乐场、运动场上感受到的支持和需求的满足，现在不得不转于社交软件上寻找，却寻找不到。专栏作家朱莉·贾尔贡，在谈到科技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时说，关于最佳育儿实践的讨论一搬到网上进行，就会迅速升温。“傲慢的，带有评价性的闲聊”让用户们感到羞愧和被忽视，而很多人已经因延长的隔离而非常疲惫，一触即发。“即使在这些群组中问一个问题也会导致自己不够好的感觉”一位母亲说。
大流行孤独感也袭击了年轻人。
2021年一项哈佛研究调查了“大流行如何加深了孤独感的蔓延”，经历了社会混乱的人们除了求助于科技什么都没有。社交媒体是一个高度PS的自我展示剧场，对于那些已经很孤独的人来说可能如同地狱。它会欺骗性地导致与他人虚假幸福的错误对比。它也会强化被拒绝感、羡慕以及社交恐惧。
大流行带来的技术饱和的负面价值也许改变了曾经的技术倡导者们的观点，他们之前会推崇将数字设备作为一种单纯的商品进行推广。除了学术能力，学生们通常要学习终身需要的社交技能。在了解了年轻人与同侪，以及能带给他们良好行为榜样的老师们的社交需求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开设了绘画课和书法课。
焦虑和数字化干扰
当人们只有科技可以依靠时，焦虑随之而来。
即使现在隔离措施有所缓和，孤独感却仍挥散不去。而焦虑是另一个由疫情所引发的感受。因突然切断和同事、家人、朋友和社交圈子的连接，只有科技可以依靠的时候，焦虑随之而生。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屏幕成为我们主要的陪伴，以及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自伤和自杀倾向的上升说明了年轻人的焦虑和脆弱。对很多青少年来说，疫情这一年惊心动魄，12岁到17岁的年轻人在疫情期间急诊室问诊量比之前上升了31%。在美国，急诊室是对青少年遭受自尊和自我价值打击状况进行了解的第一个“探头”。
但是无论是急诊室还是家庭，都没有准备好应对激增的青少年危机。精神科的床位已经非常短缺了，崩溃的未成年人缺少类似精神分裂症这样传统的精神科诊断，很多医院，尤其那些非一线城市的医院，甚至缺少持续稳定的儿科心理健康政策。在急诊室里，自伤的孩子被缝合了伤口，然后就被送回家，并没有后续的跟进措施。
数月的远距离线上学习以及强制性的社交孤立，已经足以使最外向的学生情绪化、退缩和社交逃避。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指责校园生活和原本常规生活的无期限中断，“以未曾预料到的深刻方式”改变了她13岁原本外向的孩子。年轻人的大脑还在蓬勃发展，一直要到25岁才会完全成熟，无法适应线上学习所要求的持续数小时的高度集中。长时间看着屏幕，让很多学生感到厌烦、耗竭以及跟不上。
尤其是在年轻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技术使用时，数字设备以及互联网连接能够达成的乐观承诺落空了。一名老师通过线上教学能够做得就毕竟有限，大量的学生从学校的花名册上消失，逃学。
2021年的媒体报道支持了早些时候疾控中心和学术界的研究结论：孤独，失落和焦虑袭击了所有人，但是最受影响的是年轻人。
具有学习动机的学生们和朋友们建立了学习小组。但是争吵接踵而至，内部小团体开始形成，学习小组分崩离析。
常规生活的崩溃加重了疫情相关的焦虑，失去朋友、失去学校、失去运动以及长期的孤立状态。在这场大流行中，父母养育的忽视，药物滥用，精神疾病和离婚率都上升了。
因为新冠疫情，数以千计的人们失去了父母，或者祖父母，而痛苦的父母们自身难保也难以发挥作用。难怪如此多的人变得焦虑。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仍在进行中的研究表明，在日子变得日益艰难的时候，让生活有体系和保持常规对人们来讲尤为重要。相比于日常生活安排比较散乱的同龄人们，那些保持日常生活结构性常规的7~15岁的学生们显示了较少的焦虑和行为问题。
疫情前有20~30%的青少年有焦虑的症状，在疫情来袭的时候，这个比例上升到66%。而对于青少年来讲，这段时间正是他们大脑塑性的重要时刻。我们从儿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了解到，压力会给大脑带来物理层面的改变，而这会导致延续到成人期的情感、认知甚至是学业能力方面的问题。
创伤后应激儿童大脑的杏仁核（与恐惧和负面情感相关）、海马体（与记忆相关）和前额叶皮质（与灵活性和适应性相关）会发生有害的改变。同样的，正如联想学习影响巴浦洛夫的狗一样，生活中的伤害事件，比如离婚、养育忽视、药物滥用或者死亡事件都会对年轻人造成影响，他们会对于隔离、与朋友分开、没有办法聚会等等，这些让他们想到原始创伤的线索性事件过度敏感。
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是压力的累积生物标记物。头发样本中积累的皮质醇浓度可以作为童年时期遭受痛苦经历的时间线和编年记号。相对于遭受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的创伤后压力障碍患者,目前疫情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严重，因为它持续时间很长，而且看不到头。
长期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在疫情期间，自伤、饮食失调和精神健康状况恶化的程度都在上升。离开教室一年，以前学业优秀的学生们非常意外地看到他们的成绩大幅度下降。
被线上学习不堪其扰的老师和父母们，没有时间思考年轻人在不断积累的挑战面前应如何应对以及建立复原力。
在隔离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旅行或派对照片被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大一些的学生们觉得他们会不会错失了很多同侪们有而他们没有的乐子？
研究表明，社群恐慌症（注：一种由患得患失所产生持续性的焦虑，得上这种症的人总会感到别人在自己不在时经历了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只是对被远程音乐会、快乐时光和集体游戏等新的在线活动的评判所取代了。
“改编过”的社群恐慌症可能是记忆力缺失和生产力下降的合理原因。直播、游戏和短视频比学校作业有吸引力得多，诱惑用户们放弃虚拟教室中的学习。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成年人也在忍受数字化干扰和由此而生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后果。
例如，每周听播客的人数相比于疫情前上升了17%，播客变成另外一种疫情引起的分散注意力以及人们逃离自己轨道的方式。独处的时间可能一开始是受欢迎的，但是它无意间减少了人们之间的亲密感，加深了社交孤立。
下一篇，我们将谈到应激性暴怒和耗竭性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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