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精神内耗？

这两年来，你是否不时感到疲惫、焦虑、失眠、恐慌、无助、内疚、愤怒、抑郁？

像这样负面情绪的困扰，如今常被概括地称为“精神内耗”（它在2022年成为流行词也不是偶然的），人们本能地觉得这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却往往低估了它的严重性。疫情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保守估计也将持续一二十年。

那我们究竟可以做点什么？又怎么做？

1

什么是“精神内耗”

当下所谓“精神内耗”，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想得很多，但做得很少，而这往往也不是你不想做，而是可做、能做的太少，以至于个体像是身处一个逼仄处境中的困兽，不断焦虑地寻找出路，但内心反复思虑，却仍然茫无头绪。

简言之，这个说法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本身就表明这样的精神危机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面对着一个卡夫卡式的困境——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造成问题的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卡在了这里、又怎样才能走出去。

这乍看是某种个人心理问题，但其实是结构性的社会困境在个体身上的反映。

在当下这个时代，压力已经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韩炳哲在《妥协社会》明白说过，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被迫进行内心反省，却忽视了现存的统治关系，“它导致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有一些苦难本该是社会的责任，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

当下我们所目睹的正是这样一幕，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国内社会的个体可能承受着双重挤压：既面对着一个不肯顺应人的权利需求而有所调整的利维坦，又不得不由个体去默默承担、消化那些结构性的重负和转型期的阵痛。

其结果，越是那些敏感而善良的心灵，在这个时代生活得越是艰难，太多人甚至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自责之中，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不是你的错”。

更悲剧的是，他们的自责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如果不理解、进而解决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仅靠个人是无法解决这种心理问题的，而只会源源不断地有人陷入同样的困扰。

人们为什么会陷入“精神内耗”？这不是他们吃饱了撑的想多了，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方向。

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原有的各种社会共同体在不断更新的政治形势、技术力量和信息流动之下加速瓦解，另一方面又让陷入孤立无援的个体情不自禁地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的落脚点、一个明确的方向。

麻烦的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都太难了——试想一下，这就好像你落入汪洋大海之中，水流变幻莫测，不知道要把你带往何方，而你甚至看不见岸在哪里，既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游，身边也甚至都没有一块能救命的浮木，这种时候，焦虑乃至恐惧，乃是人之常情。

这几年来的种种变故，都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困境，尤其在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的冲击之下，几乎所有人面临的不确定性都在飙升。

就像崔健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去年看上去都还不错的机会，今年就有可能让人后悔不迭，这种风险常常不仅是不可预见的，也远远超出个人所能掌控的范畴。

可想而知，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普通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来摆脱那种折磨人的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有那么多人涌入“考公上岸”的队伍了，因为那毕竟好像还提供了一种当下稀缺的安稳，并至少告诉了人们大致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然而，这虽然让溺水者抓到了一块浮木，但其实并没有真正让人找到方向。且不说公务员编制本身具有的资源稀缺性已导致竞争高度内卷，安稳本身的代价也往往也被忽视了——日前还有一位清华博士自曝当年因求稳错入地方高校，结果入职五年后，月薪七扣八扣下来，竟低至372元！

现实是：在大环境的不断变动下，即便让渡了自己的很多权利与自由，但换来的安稳也只是暂时的，当下一轮变动到来时，你可能发现自己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2

怎么办？

那这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要回答这一点，最好先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像这样的事，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几乎每个社会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都曾有过。传统社会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现代社会则相反，既解放了人，但又让孤立的个体单独去面对所有不可测的风险。

问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些保障个人权利的机制还未充分建立起来，人们又难以动态适应激烈的竞争，情不自禁地想要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心理学家弗洛姆称之为“逃避自由”。

一百年前的民国时代，当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第一批“新人”摆脱“家国天下”的秩序，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时，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为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高兴，而是一种深深的烦闷。

那是一种“在经济上没有前途，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在思想上没有方向”的处境，因而在1920-30年代青年的文字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苦闷”二字，刊物中常有“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这一类字眼，他们不知出路在何方，也不知从何处下手。这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精神内耗”。

胡适写过“青年人的苦闷”

王汎森在回顾了这段历史后发现，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烦闷，使当时的“主义”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蓝图，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连接起来，将已经被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苦闷与烦恼的人生与日常生活，转化、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

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实际上在寻求一个引路人、一个能指引自己走出困境的权威，并在全身心投入宏大救亡事业的过程中，就此抛下了那些个人苦闷。这样，游离出来的个体，被再度组织化了。

如今，当新的一代中国人再度面临这种缺失方向的内心挣扎时，能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吗？

这首先需要改变先入为主的看法，避免把“精神内耗”看作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把这看作是某种“问题”，势必就会把这些苦闷、不满看作是个人缺陷，进而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年轻一代“心理素质差”、乃至是过分的敏感、病态和缺乏受挫能力所致。

实际上，“精神内耗”这个说法本身就隐含着负面含义，它潜在的意思是强调“摆脱内心挣扎，转向行动”，把这种内心挣扎看作是没有价值的活动，只是虚耗了自己的精力。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产生“精神内耗”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至少意味着当事人对时代变动是敏锐的，也正在焦虑地寻找新的方向和新的自我，只不过暂时处于不确定性之中而已。

海青在回顾现代初期的“新女性”时曾断言，学识修养等外在标准都不足以判断女性新旧与否，“新旧价值冲突给女性带来的身心紧张、‘苦闷’的精神状态反而成了‘新女性’的标志”。

这道理在当下也一样：那些感受不到苦闷的人，如果不是超然，那大抵就是昏睡而无所察觉，而苦闷至少孕育着自我蜕变。

要不是个体意识到自己需要应对那些风险变动，那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苦闷”可言。传统社会中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天灾人祸，都能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泰然处之，因为那都是“命”——实际上，那大抵就是“二舅”的人生哲学，却被一个“精神内耗”的新青年当作是救命药方。

要摆脱“精神内耗”，除了精神层面“想清楚”之外，要调适这种痛苦，最终还是得导向行动，甚至哪怕只是把这些烦闷写下来、说出来，也能感受到一点解脱。

在任何时代，大环境的变动都可能超出个人掌控，此时最重要的是掌控自己所能掌控的事物，从小处着手做起来——当你不知道如何着手、该做什么，又没人引导时，那么至少你可以从能做的事做起，不必想着“一次就能选对”，也不要担心做错，而完全可以“边做边想”，不断调整，“做起来”比“做得完美”更重要。

可以想见，在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过程中，苦闷是在所难免的，有时甚至要经历严重得多的精神危机。

此时，关键并不是回村找个二舅，试图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也不是急切投入一个具有安全感、稳定感的集体，而应当是个体学会自主地承担风险，灵活调适自我，与此同时，法律和相关社会组织也应当完善并保障个人的权益，支持他们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这并不只是为了解决个人心理问题，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容许每个人绽放自我，进而有可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变得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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