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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宜：马兹鲁伊的非洲“三重遗产”思想及其在非洲学界引发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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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兹鲁伊
的非洲“三重遗产”思想
及其在非洲学界引发的争论
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非洲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研究非洲史最基础的问题。肯尼亚学者马兹鲁伊提出了非洲“三重遗产”的观点，认为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重文化下不断融合形成的，这三者之间既有竞争性，也有互补性。马兹鲁伊的这一思想具有批判意义，他以伊斯兰文化作为切入点阐述非洲所具有的三重身份。随后，该思想在非洲学界引起争议。这种争议的背后是在以非洲为核心的世界观下，非洲中心主义者与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伊斯兰文化是否属于非洲范畴和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这场论战所折射出的问题不仅体现出非洲人对待非洲文化态度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反映出部分非洲学者回避非洲存在多元文化的事实。对中国学者来说，客观且扬弃地看待“三重遗产”思想，对于如何理解“非洲”这一多元文化集合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非洲史 马兹鲁伊 三重遗产 非洲中心主义 非洲学界
1986年，马兹鲁伊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和尼日利亚电视台合作，共同制作了一部历史纪录片《非洲人：三重遗产》(The Africans：A Triple Heritage)。随后，他通过自己的同名著作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三重遗产”的定义，即“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重文化下不断融合形成的，三者同时具有竞争力和互补性。”该定义所蕴含的逻辑本质，是马兹鲁伊反对任何试图使非洲简单化和同质化的常见观念，坚持非洲大陆的多样性、复杂性及非洲历史和社会的矛盾性。“三重遗产”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内涵。 第一，“三重遗产”思想凸显了马兹鲁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首先，马兹鲁伊认为非洲边界与概念是欧洲人在地理霸权乃至绘图霸权定义下的产物。他指出：“非洲目前的边界不仅是武断的，而且是欧洲地理学家在前欧洲统治时代人为构想的。”在当时的地图编绘体系下，非洲处在次级地位，地理面积被直观削减。其次，他认为造成非洲人身份认同的矛盾性来源于欧洲。他在论述中说道，“欧洲给非洲的遗产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非洲的身份。”这种身份的矛盾在于非洲人在定义自身身份时更关注族裔而非国家与阶级。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在非洲，每当民族与阶级在力量上产生对抗时，民族力量无一例外地取得了胜利。”再次，他认为非洲落后的根源在于人才培养机制，从一开始非洲就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他认为，“西方鼓励非洲放弃其传统智慧，而没有帮助非洲获得专业化的科学知识。”西方鼓励向非洲输出人文思想。例如，西非地区的桑戈尔、恩克鲁玛和东非地区的尼雷尔等领导人，是经过西方教育培育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很少有非洲人被培育成为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才，这也是在非洲独立后仍延续殖民时期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认为非洲国家和民主普遍性脆弱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殖民主义。基督教与殖民主义制度为非洲带来了文化上的洗礼，但并非民主制度的构建。在非洲，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使得非洲人“即使不愿意自相伤害，也不愿意抵抗殖民主义的存在”。这使得非洲的尚武传统走向没落，进而使非洲在独立之后，后殖民时代的领导人依赖专制统治，“专制是为了掩盖不够权威的事实……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留下了新的暴力传统。” 第二，“三重遗产”思想强调了非洲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联系。首先，马兹鲁伊认为伊斯兰文化与非洲的联系十分紧密。他指出：“阿拉伯语在非洲的使用者要多于阿拉伯半岛的使用者……伊斯兰教基本上是一种亚非宗教，因为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要么在非洲，要么在亚洲。”因此，虽然非洲传统宗教地区更青睐于基督教，但在西方国家采取间接统治之前，已经伊斯兰化的地区则更倾向于伊斯兰教。就伊斯兰文化在非洲的传播方式而言，在伊斯兰教传教机构宣传的基础上，北非传播的方式并非完全依靠征服欲扩张，反而是通过移民与定居的形式完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是通过贸易的手段与迁徙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文化。正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在非洲传播的方式，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殖民政策，“间接统治政策部分源于伊斯兰教的联姻”。马兹鲁伊以塞内加尔为例，强调该国的伊斯兰教“超越了王权、军政、宗教三条束缚”，这使其成为非洲最具多元性的多党制国家之一。 其次，马兹鲁伊认为伊斯兰文化对于非洲的影响不仅在政治制度和法律领域，还涉及政治思想和政治词汇。他以斯瓦希里语中存在的派生词为例，认为“斯瓦希里语中的国王(mfalme)一词源于班图语，而总统(raisi)一词是由阿拉伯语派生而来。”同时，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在采取非洲社会主义时所使用的乌贾马(Ujamaa)一词在马兹鲁伊看来则是“三重遗产”的集中体现。马兹鲁伊认为，这个词本身是阿拉伯语派生的，它指的是土著民族团结或大家庭团结的现象，尼雷尔的意图是找到一个与欧洲社会主义概念相当的非洲用词，从文化角度而言，“尼雷尔比恩克鲁玛在非洲社会主义方面更具有独创性，在语言方面也更具创新性。” 最后，马兹鲁伊认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需要团结对抗西方的技术优势。他认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需要探索两种形式的团结，“一是与西方谈判和对抗的战略团结，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团结。”在马兹鲁伊的理论中，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开发自己的杠杆和影响力领域，如生产者力量、消费者力量、债务人力量和新兴的技能力量。 第三，在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当中，非洲大陆上的文化与历史和文明具有同等重要性。“三重遗产”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通过语言解读非洲历史与文明。马兹鲁伊探讨的非洲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它需要通过文化、语言和文明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统一。马兹鲁伊认为，非洲的殖民状态并未随着独立而完全改变，殖民者对于殖民地控制方式的核心是语言政策，以此“向被殖民者灌输支持殖民地现状的意识”。他以东非的斯瓦希里语为例，认为英国在东非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穆斯林之间的社会交往，并通过语言作为交流媒介，逐渐建立了一种超越自身语言的综合文化”。对于绝大多数在肯尼亚与坦噶尼喀的当地人而言，斯瓦希里语成为一种安全地表达民族团结的工具。但对于希望得到优质生活的当地人而言，“有朝一日见到孩子能写信、计算和讲英语，那将是她当妈妈的最大的荣誉。”这导致说斯瓦希里语的非洲人与讲英语的非洲人在交流与用语之间出现了脱节。然而独立之后，很多非洲国家“并未像亚洲国家一样有着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意识”，独立之后的非洲人仍然努力地学习西方语言。这其中最先关注到语言问题的尼雷尔，甚至“亲自将莎士比亚的作品采用英语无韵诗的方式翻译成斯瓦希里语以充实三重遗产”，这充分体现出“三重遗产”作用下的后殖民时期非洲在身份认同与语言当中的复杂性。可以说，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试图采用一种文化的范式，构建一个权力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框架，以用于审视非洲民族国家的身份和归属问题。 综上所述，马兹鲁伊的非洲“三重遗产”思想不仅表现出非洲是本土文化、伊斯兰与西方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同时表现出在对待非洲历史问题时，必须对其区域性文化进行深入分析。对于马兹鲁伊而言，其思想同时具备非洲本土思想、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三重性”特点。该思想既来自他自身的生活背景，也来自他对非洲思想家的继承及对西方思想的批判，更多地来自他与非洲民族主义学者之间的辩论和他对自身的反思。
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反映出他思想的来源具有“三重性”，这种三重性实际上是马兹鲁伊思想在不断反思与创新中形成的。具体而言，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首先，他的思想起源于年少时的家庭背景。马兹鲁伊的家庭是受斯瓦希里文化影响较深的设拉子人家庭，他谈道，“我的父亲是东非两三位主要的伊斯兰法专家之一。他对伊斯兰法学相当感兴趣，当我站在一旁给客人端咖啡或送盘子吃午饭时，大人之间的谈话背景往往是关于法理学或神学问题的讨论。”因此，马兹鲁伊年少时就可以流利阅读阿拉伯语书籍，讲斯瓦希里语。马兹鲁伊说道，“我每隔24小时就会穿越这三种文明……我在学校里被西方化，在家里和清真寺里被伊斯兰化，在家里和街上被非洲化。我自己就是一个三重遗产的产物。”这样的家境经历让马兹鲁伊更愿意以多元化的视角去思考问题。但真正让马兹鲁伊对非洲身份问题进行思考的是他年少时产生的一个困惑，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并在文化的某些方面变得非常非洲化，而另一方面桑给巴尔的非洲人也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也接受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他们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与阿拉伯人很接近，但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群体”。这种对非洲人身份的质疑使他开始关注“非洲”这一概念所蕴含的问题。 其次，他的思想成型于求学时期的经历与反思。1960年，马兹鲁伊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1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重返英国，并于1966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说，马兹鲁伊的教育经历基本上是在西方学校中完成。然而，西方的教育经历让马兹鲁伊觉得，“自己因为接受这种殖民教育而产生了窘迫的情绪”。非洲在独立前的非殖民化进程并不包括教育的非殖民化，因而对于殖民者而言，他们更希望培养与维持一支在后殖民时代以殖民国家为主导的非洲骨干队伍，将西式的语言教育和哲学思想改造作为培养非洲精英文化圈的手段。换言之，马兹鲁伊意识到自己留学西方接受教育的处境，受西方教育影响所形成的片面观点和立场是非洲精英阶层及留学者的通病。因此，在西方的留学经历让马兹鲁伊有机会接触更多西方思想，同时也让他对西方的教育系统与文化霸权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则决定了他在文化方面的思考。马兹鲁伊曾提及，自己的“三重遗产”思想首先是来源于爱德华·布莱登的著作《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人种族》。这更可以说明，马兹鲁伊的求学经历并非是对西方教育体系与知识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判性思维来解读非洲问题的起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在与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争论中逐渐完善。马兹鲁伊认为，非洲未来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除了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有关外，还与历史和思想背景有关。从牛津大学毕业的马兹鲁伊与当时所有的非洲学者一样，在非洲史学领域捍卫这个备受诋毁的大陆。自马兹鲁伊开始进行写作，他便一直在探寻非洲人的身份问题。马兹鲁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主要就非洲背景下的文化和集体身份形成的概念进行探讨，他将这种身份阐述成殖民统治和非洲统治的双重压迫而产生的复杂产物，这种身份的构建漫长且未间断。实际上，这与伊巴丹历史学派阿贾伊认为的“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产生了分歧。随后，马兹鲁伊进一步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批判。他称尼雷尔为“整个非洲讲英语的领导人中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称恩克鲁玛已经知晓非洲“巴尔干化”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政治团结，所以其“大陆统一思想是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延伸”。但是，马兹鲁伊认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背叛它的职能和与现实保持联系的责任”，没有为学校内其他思想派别发展留有余地。同时，他将恩克鲁玛的下台视为“历史的悲剧，而不是矛盾的悲剧”。绝大多数独立后非洲领导人的心理就像叔本华曾经分析的那样，“出身贫寒反而更加讲究奢侈与挥霍”。马兹鲁伊认为，恩克鲁玛虽然将钱更多地投入公共项目当中，但他的失败则在于使国家出现身份认同的矛盾，一方面“陶醉于古代的荣耀”，另一方面又想追求国家的现代化。正是上述对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批判和对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看法，触及了非洲民族主义学派权威性的底线，因此，马兹鲁伊遭到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强烈抨击，同时也让一些泛非主义者将马兹鲁伊冠以“帝国主义特工”的名号。 马兹鲁伊与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激烈争论，尤其表现在1970年他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知名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的辩论中。罗德尼和马兹鲁伊之间的争论是非洲学术界两位泰斗的辩论。在辩论会上，马兹鲁伊通过追溯非洲书写体的发展，指出殖民主义一方面压迫和剥削非洲人，但另一方面也为非洲带来诸如教育和书面文字这样的好东西，这些东西被积极地用于民族解放。罗德尼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道：“马兹鲁伊教授认为殖民主义是好的。但殖民主义只有一种方式：压迫与剥削。”辩论会之后，马兹鲁伊开始反思他与非洲民族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并批判性地接受了民族主义学派的部分认识，将其内化成自己思想的一部分。事实上，“三重遗产”思想的理论核心借鉴与汲取了恩克鲁玛的哲学思想以及罗德尼关于“非洲为何不发达”的论点。 1972年，马兹鲁伊从伊迪·阿明(Idi Amin)暴政下的乌干达移居美国，他的学术研究逐级转变为以文化为主要视角。例如，面对指责萨米尔·阿明依附论的亲西方学者，马兹鲁伊从文化依附的角度指出，“如果非洲需要非殖民化……最有野心的战略是非洲应该试图反渗透西方文明。”1976年，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已初见雏形，他使用“折中主义”(eclecticism)一词表示，“非洲要在自己的价值观中找到一个方向……那么容忍多样性的自由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在对这个术语的解释中，马兹鲁伊认为现有的泛非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也深受非洲民族主义的束缚。他提倡要区分撒哈拉以南泛非主义和跨撒哈拉泛非主义，前者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内黑人的团结，后者不仅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而且包括该大陆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跨大西洋泛非主义，即非洲大陆人民与加勒比和美洲大陆散居黑人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实则突破了泛非主义团结当中族裔性和地域性的束缚。 马兹鲁伊与非洲民族主义学者的争论，折射出他在自身家庭影响下的“多元化”思想与非洲“民族主义”的矛盾，而“折中主义”的思想则是他通过对泛非主义的概念性延伸，为自己探寻的理论突破口。可以看出，“三重遗产”思想的形成是马兹鲁伊继续深化理论思考的产物。相较于爱德华·布莱登和恩克鲁玛分别从基督教和非洲本土环境对非洲这一概念进行诠释，马兹鲁伊是唯一以伊斯兰文化作为切入点着手研究“三重遗产”思想的思想家。三位思想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伊斯兰文化视为非洲的盟友，但马兹鲁伊则以伊斯兰文化作为主要研究视角，这种研究方式在非洲学界引发了争论。三、“三重遗产”思想在非洲学界引发的争论
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在非洲学界得到了诸多赞誉，但与此同时争议也纷至沓来，非洲史学界的部分学者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西方学界也对“三重遗产”中具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进行了驳斥，认为“三重遗产”思想把“非洲所有的道德、经济和技术问题都归咎于西方”。本文主要聚焦于非洲学者对于“三重遗产”思想的争论，双方争辩的实质是以非洲为核心的世界观下，“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city)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论战。双方对非洲的概念认知有着本质上的偏差，其争辩的问题可以归为以下两点。 第一，双方争辩的重点在于伊斯兰文化是否属于非洲文化范畴。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对待古埃及文明的立场上的认知方向不同，二是双方对于广义非洲文化范畴下非洲本土语言中的非洲性认识不同。 在古埃及文明问题上，非洲中心主义者将古代埃及视为黑人文明的起源，他们强调黑人不仅在塑造自己的历史方面，而且在塑造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非洲中心主义者而言，其对于非洲古文明的定义与论述，归根结底是为了恢复黑人对于非洲文明的自豪感与信心。马兹鲁伊则强调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而非黑人文明，他认为，非洲中心主义者将古埃及作为非洲黑人文明的象征，随后以现代埃及属于阿拉伯人国家为由不再将其视为非洲文明的延续，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肤色与种族为核心的论调。因为在马兹鲁伊看来，“阿拉伯人是混血而成，作为一个种族而言，其并不具备肤色上的特征。”因此他指出，“坚持认为古埃及人必须是黑人才能成为非洲人，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谬论。”他认为，埃及自古至今都是属于非洲的文明。非洲中心主义者将古埃及文明与肤色相结合，而对于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而言，非洲中心主义将自身禁锢于黑人特定种族之上，是对于当下非洲概念的否定。 马兹鲁伊在“三重遗产”中将伊斯兰文化视为非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遭到了非洲学者的质疑。肯尼亚历史学家奥戈特(Bethwell A. Ogot)将马兹鲁伊视为“阿拉伯奴隶贸易的辩解者”，南非学者快思(Kwesi Prah)表示，“从历史上看，非洲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已被印刻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直到今天，在非洲与阿拉伯边境地区，阿拉伯人都在奴役非洲人。”这场争辩的焦点则来自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对马兹鲁伊的批评。他进一步认为，马兹鲁伊的思想为了突出伊斯兰因素的作用，削弱了非洲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主要贡献。索因卡讽刺马兹鲁伊“三重遗产”的概念，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诡辩下的三重比喻”。索因卡强调，马兹鲁伊诋毁非洲传统，而颂扬和夸大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的积极作用。随后他讽刺地指出，马兹鲁伊不仅在文化上是阿拉伯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通过血缘与部分语言认同阿拉伯……他的文化根基也是由阿拉伯文化延伸。”换言之，索因卡不仅否定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同时还进一步否定了马兹鲁伊本人对于非洲人的身份认同，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受过阿拉伯文化熏陶的人提出的结论”。针对索因卡的质疑，马兹鲁伊回应道：“什么是‘被异化的非洲人’？一个非洲作家不被‘异化’就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非洲的价值观不仅受到外来宗教的扭曲，也受到外来语言的扭曲。如果索因卡认为对非洲真实性的最大威胁是被移植的宗教，他最好再想想。对非洲文化更大的威胁实则是外来语言。”马兹鲁伊的回复实则引申到双方争辩的第二个问题，非洲语言当中的非洲性所蕴含的意义。 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使用非洲的语言来取代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欧洲语言，对于重新解放“被殖民国家语言束缚统治下的精神世界”具有积极意义。对于现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国家行政语言是殖民时期留下的欧洲语言，仅有少数非洲国家在行政语言上采用欧洲语言与当地语言并存，于是产生“非洲英语国家”和“非洲法语国家”这样的术语。该术语实则在描述这些国家人民在生活中对于英语或法语的依赖程度。在一些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英语这样的殖民宗主国语言，因为其语言描述的客体与意象之间呈现二分化，使得所需要体现的非洲特质与所描述的现象呈现一种矛盾，最终只会强化欧洲中心主义。因此，非洲中心主义者阿桑特提出，“从种族主义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并最终拥有自己的语言”，是探寻与建立以非洲为中心学术体系与团结精神的第一要务。对于非洲中心主义者而言，最具国际化影响力的斯瓦希里语成为构建非洲人的一座象征性的桥梁，而由非裔美国人提出的宽扎节(kwanzaa)则成为这一象征意义的代表。但对于斯瓦希里语非洲性的认识，实则反映出双方在观念上的第二个矛盾点。在马兹鲁伊看来，他认同斯瓦希里语在非洲的地位，但他同时表示，阿尼(Marimba Ani)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提出的三个非洲中心主义核心概念采用的均是斯瓦希里语，但这三个概念“本质”(asili)、“意识”(fahamu)和“精神”(roho)都来源于斯瓦希里语的阿拉伯借词，这充分体现出斯瓦希里语非洲性所展现出的内涵“既是非洲本土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伊斯兰教遗产的一部分”。在马兹鲁伊看来，斯瓦希里语所展现的非洲性使得那些希望使用斯瓦希里语，又排斥其语言中伊斯兰文化的学者，产生了概念上的矛盾。 第二，双方为抵抗西方中心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上述对于“非洲”一词的解读差别，展现出的是一种世界观上对待非洲问题的不同态度。对于非洲中心主义者而言，正因为非洲长时间以来在国际学术视野下被漠视，他们力求打破这一不平衡的学术现状，从而试图以非洲中心主义取代欧洲中心主义。从目的性而言，非洲中心主义追求的方向是“向非洲人说明他们的大陆并不总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非洲通过自身努力仍有希望再次成为各种文明协作的驱动力”，这是非洲研究者应当抱有的态度，即将非洲为中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将非洲重新纳入世界历史的核心舞台。与此同时，非洲中心主义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则是突出非洲本土文化，寄希望于以单一文化来应对当下的西方霸权。 “三重遗产”的概念与之截然不同，马兹鲁伊所倡导的非洲多元文化融合的概念，实则是强调，“要重现今日的非洲，需要的不止是一种文化；要赋予人类现实意义，需要的不止是一种文明。”马兹鲁伊的设想早在1963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成立时，就已由非洲国家领导人提出，即需要超越种族与民族的差异，探寻一种加强彼此间兄弟情谊和团结的联系，而实现这种联系所需要的是非洲整体的合作。在马兹鲁伊看来，非洲中心主义者希望借助非洲传统的力量以抵抗西方是一种非洲浪漫主义思想，它倾向于“把殖民前传统的非洲描绘成伊甸园”，这种观点产生的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在非洲的烙印，使得“人们甚至愿意相信殖民主义诞生之前人类没有恶念”。因此，这一非洲浪漫主义思想实则是一种渴望旧时代善念的表现，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非洲传统观念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观念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是，这种为抵御西方文化冲击而强调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非洲有着自己复杂的文明与精巧的技术，在刚果(金)哲学家穆迪姆贝(V. Y. Mudimbe)看来是一种傲慢，他认为，非洲中心主义者的研究策略是通过二元对立来完成的，从而无法解释非洲存在的文化边缘等问题。 由此可见，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中所采取对抗西方的方式并非降低非洲传统文化的地位，而是在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时的一种思考，即“什么是非洲”。作为一名非洲学者，马兹鲁伊认为，“非洲国家应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地区史的一个章节。”同时他也强调，“许多非洲问题确实是本土问题，但也有其他问题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解决这些非洲问题的一些办法需要外部合作或改变整个世界环境，但也可以在内部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对于非洲自身的思考在马兹鲁伊看来，非洲是三重多元文化的组成，非洲也应当被视为多元文化融合的符号与文化合作的象征。在马兹鲁伊的观点背后，非洲未来的道路并非是通过另一种霸权性的非洲本土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提倡一种文化间的平衡。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也让塞内加尔哲学家桑戈尔在不断完善其“黑人精神”哲思时，将黑人精神视为一种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特点的人文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三重遗产”在非洲引发的争辩实则是对待非洲文化的态度，这一态度则直接反映出对于“三重遗产”的思考。当下非洲学界有两个专有名词来表示对马兹鲁伊思想支持与反对的态度，即表示完全认同的“亲马兹鲁伊派”(Mazruiphilia)与表示完全否定的“厌马兹鲁伊派”(Mazruiphobia)。对于“厌马兹鲁伊派”而言，他们认为马兹鲁伊善于构建新的理论观点，却不会在这一观点上精雕细琢。对于“亲马兹鲁伊派”而言，他们认为马兹鲁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理论直接且清晰，思想广博且简洁明了。或许，正如马兹鲁伊所说的那样，他的思想“夹在正式与非正式、严谨与随意之间”，这是他的一种写作风格，亦是他“三重遗产”思想背景所导致的多样性思维。有趣的是，在这场关于“三重遗产”问题的辩论中，反对马兹鲁伊的学者，有些人认为“马兹鲁伊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兹鲁伊是一个穆斯林学者”，在他们眼中的马兹鲁伊以及其思想只具有一面性，不是“西方性”就是“伊斯兰性”。这种偏见却又折射出部分非洲学者对于非洲身份概念这一基本问题存在多元化答案的回避。
结语
“三重遗产”思想是“马兹鲁伊对学术界最具创新性，也可能是最为深远的贡献”，因为它直接涉及非洲身份等基础问题。回到“什么是非洲”这一问题，在马兹鲁伊的思想中可以看出，非洲既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合集，并非仅限于肤色上的种族划分。无论是非洲中心主义还是桑戈尔的黑人精神，都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从非洲近代历史上来看，非洲民族主义为非洲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马兹鲁伊看来，面对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需要接受它、感受它，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超越它。马兹鲁伊肯定了非洲民族主义在非洲走向解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性，但他通过“三重遗产”思想超越了传统非洲民族主义学派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这就是不再寻求在西方话语下的种族划分和术语定义，也不寻求在霸权语言中正面对抗或是替代西方，而是凭借非洲的三重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文化反渗透。所以，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是以历史为基础，于现实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非洲问题的方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从三个角度理解马兹鲁伊的思想，有助于继续深入探索非洲历史问题。 首先，马兹鲁伊的研究方式注重逻辑推演，要注意对其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马兹鲁伊广泛涉猎各个领域，他的论文中经常可以将两个毫不相关的案例进行有价值的比较研究。他时常将文学与艺术引入其论述当中进行分析。也正因为如此，马兹鲁伊的论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名词的把握以及定义的灵活使用在其文章中随处可见，这也使得马兹鲁伊非常喜欢创造新的学术名词。但是，正像他所强调的，他希望“将理论完全从其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其思想的逻辑亦可作用于一个特定的情境”。这也使得他的一些观点不免陷入“白马非马”的思辨，使抽象的概念超越具体的案例，甚至脱离历史背景与事实。 其次，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是其自身多元化背景的反映，对于马兹鲁伊思想研究的重点在于其观点的创新性。从马兹鲁伊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具有三种文化载体的多元化思维，正是这种多元化赋予了他特立独行的思考模式与跳出权威性观点的勇气，这种思维建构模式恰恰是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弥足珍贵的。马兹鲁伊的讣告中曾有一句他的感叹，“很多人并不认同我，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辩论。”“辩论”作为马兹鲁伊人生的一个注脚，更可以看作一个真正的学者在学术探索中对于追求真理的坚持。作为一位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多文化背景的学者，他将“非洲人”作为自己最为根本的身份认知，并以这一身份作为出发点探索非洲人的身份问题。从年轻气盛时的辩论到知天命之年对非洲存在问题的不懈探求，反映出马兹鲁伊对非洲的热爱与关注。他的批判性思维时常异于时代主流思潮，这也是其在非洲学界有较大争议的根本原因。在当今全球化体系下，非洲要在国际竞争中树立一个受人尊敬的形象，马兹鲁伊为这种形象的构建提出一种多元化融合的方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非洲史研究中既要认识到多元化是非洲这座文化熔炉的表象，同时也要理解这种多元化的内核仍然是坚持以非洲为主体。 最后，马兹鲁伊前瞻性的观念可以为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带来更多启示，为中国非洲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告诉我们，非洲并非只存在本土文化，而是具有多方视角，这一方法论对非洲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现有的非洲史学构建体系基本延续非洲民族主义学派与非洲中心主义的道路，对于非洲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过分强调非洲自身传统而忽略了其多元文化结构。这使得国内学界对于非洲历史，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时期的历史研究，局限于种族的对抗而忽略了其内在的融合，强调非洲本土的自我身份却忽视当地文化下本我与他者定义的矛盾。这最终导致学界将非洲近现代史归为一种二元对立，缺乏对该时段的质疑与反思。非洲历史的研究不应仅在反抗西方的话语中存在，而是要走向多元，以非洲为主体书写真正的非洲历史。
本文作者高天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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