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鸭语像：《我们家的唐师曾》唐勤（组图）

1962年，我爸爸抱着我。我妈妈摄

我们家的唐师曾

文/唐勤

祖上溯源

我们家是江苏无锡人。在无锡，我们唐家是个大族。从家谱上知道，我们原是从常州迁去的，祖上原来是明代散文家唐顺之，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军事家，还是抗倭名将，据《辞海》介绍“曾在崇明督领兵船抵御倭寇，因功升为御史、巡抚，著有《荆川先生文集》传世”。现在师曾摄影之余兼写文章，大概是祖传的基因吧。

 无锡唐家以石皮巷唐家较为有名。因为他们专门从事实业，在棉纺织业上能执牛耳，是郛郑伯父的后人，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日报头版邓小平左右搂着香港工业总会会长、商业总会会长唐祥千、唐骥千都是我子侄辈。自从1949年星海哥远赴香港，另建新业，我们两家也就音讯两渺茫了。我们大娄巷唐家则比较清贫，因为祖上锡晋公以教书为业，兼从事旧中国的救灾事业，足迹达九省之广，《清史稿》有传。难得的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西太后西逃时，他不畏当时交通险阻，亲往陕西灾区查看，见到人吃人的惨景后，冒死前往“行在”（西太后的流亡政府）为陕西饥民请命，虎口拔牙，幸而大学士王文韶为其感动，拨给二十万金，拿去救济灾民。他逝世后，林琴南老师叹曰：“呜呼！以微官具伟力苏天下，且不避艰险，忍死而为之，以迄于疾且死，而仍眷眷于青田之灾，何其仁也！”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挽曰：“存心似禹溺稷饥，乃能为所难为，拯八九省生灵于水旱频仍之际……”辛亥革命后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题联褒扬，并颁发一块匾，上书“民不能忘”四个大字。

祖父教子有方，仅有的两个儿子品学兼优，戊戌变法成立京师大学堂时都被江苏省举荐入学，大儿子就是我的大伯父唐宗愈（字慕潮），入了京师大学堂的法科，毕业后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长、大清银行（即今中国银行）总办等职。小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唐宗郭（字慕汾，别号海涯老人），学的是京师大学堂文科，是林琴南的入室弟子，北大毕业后提倡女权，振兴实业。在家乡无锡创办了幼儿园——幼幼学园（即唐氏小学前身），在上海创办了开明女学，国民党元老叶楚伧、邵力子等都是他邀集的教员。后来他继承其父遗愿，亦奔走于救灾事业，给家乡留下了供解放前贫寒子弟求学的唐氏、唐祠、唐茔、唐仓四所小学。

由于祖父的两个儿子都到了北京，进了京师大学堂，大娄巷的唐家可以说是举家北迁了。我就是举家北迁后，我父亲在北京生的第四个儿子，原名振统。我这一辈兄弟都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我原本打算步我两个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得博士的哥哥的后尘，专心学习建筑，攀登艺术高峰，但是适逢解放，于是我听党的话，走革命的路。于是，我与在高中时曾有通信来往、向他讨教过升学与就业问题的朱光潜先生，一同进了华北革大，同学马列，都成了艾思奇的学生。其后，我同一位热情于我的北方农村妇女结了婚。

师曾的幼年

我的父母盼望着要孙子，甚至婉转地托我的堂兄劝我要个儿子。想到了我在上海读大学时在参加学运的乱哄哄的日子里，曾经读完《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也想到不如有个儿子，把我的希望都凝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终于我有了儿子！

那时我在北京一所师范学院教书。一日上午，下课铃刚响，同学们急匆匆地告诉我，北京妇产医院来了电话，问我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我沉思片刻，自然是母子都要！

后来我急忙去了医院，结果是母子平安，儿子硕大无比，竟有8斤多！

祖父喜得孙儿，先要起个名字。按照孙儿都是“曾”字排行的先例，由于我当时在师范学院教书，因此起名为唐师曾。

对待我这个突如其来的儿子，我将如何是好呢？我是个语文老师，经常翻阅《鲁迅全集》，于是我就求教于鲁迅，我决定依照鲁迅对待海婴的“方子”来教育我的儿子。

我的工资当时只有八十几块，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卖掉我的旧书，为我的儿子换取较为价昂的机动玩具。

当孩子刚从妇产医院抱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马路上的喧哗是否会影响婴儿脑的发育，我曾设法搬到一间不临街的房间，让他有个安静的环境，以利大脑成长。

师曾的祖母与鲁迅同乡，是邵力子先生的大侄女，是个出身书香门第、勤劳节俭、慈祥念佛的老太太。她在20年代曾在北平创建妇女莲社，在佛教界也是个活跃的女居士。她极其疼爱师曾，常常亲手喂孙儿吃饭，总说师曾腊八出生，和佛祖觉悟是同一天，长大一定有出息。可怜在“文革”时经不住折磨，终于死去！

我是个美学的信奉者，自己喜欢音乐，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这方面的营养。我从委托商行买来一个美制的老式“胜利”牌留声机，经常在批改作业之余，放送《骑兵进行曲》的乐章，抱着幼儿漫舞。

师曾幼儿时对我的感情是很依恋的。每逢我去学校上课，他总是不让我走，最后总是在妈妈的劝说下，站在临街的窗口前，望着我离去的背影。

在文革横祸的阴影下长大

我一共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在文革抄家前，他们的母亲带着两个小的睡，师曾是老大，和我同睡。当文革伊始，红卫兵走向街头，因为我家有三间佛堂，因此直捣我家。红卫兵不让肥胖的祖母坐椅子，只准坐在冰凉的土地上，祖父在皮带下，被勒令跪在院中地上，头上被放上过去小脚女人穿国的鞋，看着自己的家被砸烂。那天黑夜，院中熊熊大火焚烧着我家的万卷图书，我则因为平日喜爱文学，况且教着语文，在日记中不免抒发了对冰心散文的喜爱，对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欣赏，此外我还喜欢伊文思的电影纪录片，抄写了一些赞美塞纳河的解说词，这些都被认为是“崇洋媚外”，向往英美，被当做“隐藏极深的极右分子”被揪了出来，强行带走。我永生难忘在那白色恐怖下，幼儿发出的生离死别般的喊声！幼小的师曾骤然失去慈父的呵护，从此直面呵斥、辱骂与皮带的血泪人生！

我被押送到学校被打进了死牢。我的英语课代表为了表明与我划清界限，用铁棍打裂了我的耳朵。当我在操场上拉着石滚的时候，被“小将们”用弹弓打伤了眼睛。我的头发被剃掉，脸上涂满了牙膏。

家中我是无法照顾了，全家老小被逐出了家园，被勒令迁到一个大杂院的厕所旁的一间破屋里。孩子被叫做“狗崽子”不准出屋，出来就被任意欺侮殴打。有时悄悄地出来买点食物，钱会被人抢去。妻子来自农村，仗着自身是贫农，像母鸡呵护着幼雏般地拼命保护着子女。

混乱稍定，孩子们还是要争取念书。旧日师曾的小书桌被抄家抄走了，师曾只有在狭隘的小屋中跪在妹妹的小床上，借着屋顶那盏瓦数极低的微弱灯光，趴在小柜橱顶上写作业。文革抄家后，我被关入死牢，偶然“放风”让我回家看一眼，正看到师曾写作业的情景，于是我画了一幅速写《跪在床上写作业》，当时我的命运掌握在恶作剧的学生手中，那时我想，这幅画也许是我留给子女的惟一纪念物（遗产）吧！

过了一个时期，我被准许剃光了头回家看一眼子女，那真是史无前例的精神折磨。让孩子们看看自己的父亲在被人“踏上千万只脚”后被折磨成何等模样！使子女亲人看见来自地狱的幽灵，极其恐怖，大感陌生。

从此，我们失去了往日父子相依的亲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代沟日深。但从师曾由中东回来，还给我带来老来必用的手杖，我知道他在万里之外、生死未卜之时还挂念着他的老父！

在那文化革命人类浩劫的黑暗岁月里，除了妻子能够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外，师曾年龄不大，却不忘自己是大哥，对弟妹十分关爱，像大人一样默不做声地协助母亲扛起了那个苦难之家的重负。鲁迅先生曾感叹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师曾面对的就是这种厄运！

抄家之后，天气日渐寒冷，为了活下去，妻子带着儿女，低声下气地向看管抄家之物的街道积极分子们乞求施舍给我们几件原本是自己的棉衣，真是费尽唇舌，看尽脸色！

在“扫地出门”时，我那八十多岁的父母，在遭受辱骂、拷打、批斗等惊吓后，被恶作剧般地勒令迁至另一个院落厕所旁的一间堆放杂物的陋室里。由于相距甚远，我们很难照顾。在那传统道德被打倒、文明被否定、以欺凌老幼为“革命”的混沌时代是会使青少年莫衷一是的。善良的秉性依然趋使着少年的师曾，顶着来自不同方面的邪气与压力，带着幼小的弟弟，避开歹徒的监视，悄悄地帮助祖父母搬砖和泥，建造炉灶，让老人有个自己弄饭的地方。

在逆境中求知

师曾好学多问。幼年喜欢听我讲故事。粗识文字之后，我给他讲《西游记》，开了个头，我往往因有事没有时间讲下去，他急于知道“后事如何”，就自己坚持着努力看下去，由此他渐渐地自己能看书了。

我自从在高中时，在四川成都徐悲鸿先生访印归来举办的画展上见到徐先生后，我就成为终身的美术爱好者。回北京后，徐悲鸿先生已经去世。蒙故居负责同志的优渥，被准许在北京东受禄街故居徐先生从前作画的画室中临摹过一个时期的素描。幼小的师曾受到我的熏染，竟然也悄悄地画起徐悲鸿的奔马来，他画了不少，学得也很像。无奈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被抄，并且扫地出门，他的母亲怕因此祸延全家，只有忍痛把他一大卷的水墨习作悄悄地扔进了粪坑。

我喜欢摄影，看见别人有好的名牌相机总是很羡慕。于是我在结婚之后，决定把婚前的积蓄买一台照相机，恐怕有了孩子之后负担重了，拨不出这笔钱来。无奈当时的北京根本没有进口相机，好不容易来了一批捷克方型相机算是来自欧洲的进口货，但也很快卖光了。后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保定这小城市也许还有，于是我决定“远征”保定去买照相机。结果不出所料，保定果然还有，于是我就买了一台400余元的捷克方型反光相机。

没有想到回家后刚打开包把相机掏出来，就引起了师曾的兴趣，他非要不可，小心翼翼地让他欣赏了一番之后，他还要拿去背着。我怕他弄坏，只好和他商量半天，让他背着空的相机皮套玩，还拍了一张他背着相机的照片。

“文革”抄家，红卫兵进门后见什么好东西拿什么，我那心爱的新相机一下子就被他们相中了，马上就挂在了他们的胸前，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抢走了我教书多年的心血换来的相机，我们父子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那帮恬不知耻的歹徒，以革命的名义亵渎着我们的新相机。

师曾在幼年及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美术和摄影的爱好。在“文革”乌云散去之后，人们又可以有自己的爱好了，然而家中已被抄得一干二净，可谓一点物质基础都没有了。师曾靠着从寄卖行买来的一台德制的旧相机，开始接触他早就喜欢的摄影。他利用课余时间，用木板钉了一个照相用的暗箱。把我用5元钱买的棉毯挂在窗户上遮光，自己动手洗照片、放大照片。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周末他甚至彻夜不眠。直到后来，海外华人能够回国探亲，他才有机会得到二伯买的一个较好的相机。他用这个相机拍了一些作品，把自己举荐给社会。为此，他十分感激二伯助他的一臂之力，至今念念不忘。

师曾的祖父卧病在床，仍然在寻思着如何培养师曾。后来他想到书法是必须要练的，因此让师曾投拜他的老友恽宝惠老先生为师。恽宝惠（字公孚）是清末的名书法家、正红旗都统，民初曾在北京政府代国务总理，当年西单、西四的许多牌匾都是恽老先生手书，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当年恽老先生已九十多岁，在家休养，见到家父手书，慨然允诺纳师曾为弟子，约定在其精神较佳之时为师曾授课。师曾去过几次，终因学校课业繁忙，其后恽老逝世，书法毕竟非一日之功，因此师曾的字至今写得也不好。

1979年，我爷爷、我爸爸、我。唐振维摄

祖孙情深

祖父是善良的，他曾有过青春的光辉，由于不肯加入任何党派，虽然竭尽心力为救灾事业做出许多贡献，但一生坎坷，老来竟遭到抄家横祸。师曾是在他身边离长大的相濡以沫的孙儿，在寂寞中能给他极大的安慰。尤其在“文革”之中，虽然祖孙被强行隔离，分住两处，但祖孙情深，在精神上依然是相依为命。师曾上小学时不顾红卫兵打骂，帮劳动改造的爷爷扫大街、清扫公厕。师曾的祖父在他的《海涯老人八十集》的诗草中，曾有一首与孙儿师曾开玩笑的诗《有问》，他因为我和师曾都属老鼠，故有“鼠与寒门独有缘，患难共君相处惯”两句，他竟把师曾当成了患难知己。后来老人一度被迫迁往西郊居住，在海涯老人诗草《将往西郊就养留别师学彤》一首诗中有“此去西郊死一般，祖孙难再共盘桓……”足见老人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幼孙。老人身处危难，仍不忘对孙儿进行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孝友应师伯祖父，仪容常保温恭端。天生口手求温饱，莫惹他人怒色看！”

时值1976年地震，一时间，人们都在大街上露天搭地震棚，海涯老人时住西郊，在其《寄孙辈》一诗中曰：“秋方及半未应寒，风雨凄其野宿难，叠障重衾犹苦冷，稚年弱质莫衣单！”在《寄统儿什刹海》中亦有“每念诸孙却废眠”之句。祖孙依依难舍之情，读来令人心酸！

师曾的祖父把他失去的青春寄托在孙儿师曾的身上，把报考北大的希望播种在师曾的心头。难能可贵的是，师曾竟然在种种磨难中奋发自强，在“文革”留下的一片焦土中崛然而起。在恢复高考后，居然一举考入北大。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得到这个莫大喜讯，真是他一生精神上的最大丰收！当他看到师曾背着书包，骑车去北大上课，当他想到他这个北大初建进入北大的老人，如今能与孙辈同学，成为校友，真是乐何如之！

师曾入北大时，正值“文革”抄家之后全家被扫地出门，家徒四壁，钱财被洗劫一空。祖父想到孙儿上课学习必须计时，因此将身上自己苦心掩藏的120元钱掏给师曾，让他买一块手表，并一再叮嘱“以国货为限”。祖父当年大学刚毕业时“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心至死未泯！

师曾既入国际政治系，祖父于病榻曾手书一笺付与师曾，敦嘱说：“师曾学国际政治，将来为大使、为外长，周旋坛坫，折冲樽俎，要学习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平心静气，以理服人，不可稍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可稍骄！”对孙儿入学北大，期望如此殷切！

我在文革前，曾见到过当年林琴南先生给父亲的亲笔书札。一次，父亲外出赈灾不慎跌伤，林师不胜焦灼，频频来信垂询病况。这使我联想到今日师曾的恩师季羡林教授不也是这样关爱着师曾吗！这种师生的情谊，大约也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吧。

“文革”刚过，尘埃方定。一个傍晚，一位面容清癯、步履轻健的儒士，行色匆匆地找到我们居住的大杂院。他是身经浩劫、刚从外地回京的僧人正果法师。在一间陋室中找到了我那卧病在床的老父，劫后能再相见，不胜唏嘘！正果法师是佛教界的著名学者，抗战期间曾在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兼教务长。家父则在四川成都石羊场近慈寺旁依止藏传佛教能海大师潜心修法。正果法师深知家父与佛教界关系源远流长，为弘法利生，救济灾民做出过贡献，曾有过捐献出北京中南海西门外府右街一座红楼私宅为当年水灾灾民造屋的壮举。因此，鼓舞家父遭此劫难不可丧失信心。他说：“像你这样做了大量好事的人不能往生西方净土，还有谁能往生？”师曾此时随侍在旁，对于这位学者高僧大为敬佩，夙有善根，遂有皈依之意。法师当时本已决定不再收徒，但见师曾心诚，且有佛缘，于是网开一面，逾额裁成，破格纳为弟子。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举办纪念正果法师圆寂十周年的法会时，师曾正从海湾归来，应邀前往参加，许多年轻僧人不胜惊喜地说：“原来唐师曾也是法师的弟子，并且还是位老居士呢！他能从战场上平安回来，为国立功，真是三宝加被，佛法无边！”

父子寻根

师曾在北大读书的最后一个暑假，我同他一起做了一次认识故乡的旅行。

我们美丽的故乡是江南的无锡，那里原有我们祖先的墓园，在太湖附近的孔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为贫苦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的祖父及伯父的墓园竟被挖空、盗光！松柏树砍光，棺材不见了，许多高大的石碑都被砸碎搬走另做他用了，有人看见一块残碑被拿走搭了小桥。幸好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图书室尚有墓志铭等石刻拓片可供阅览，否则真是化为烟云了。

我们一同回到了大娄巷，看到了父亲北大毕业后回家乡创办的幼幼学园——唐氏小学故址，今已改为公立崇安寺小学了。我们找到了祖居，这是一幢保存得相当完好得清代民居建筑。由于我们在家乡无人，这房子已由房管局出租了。

我们游览太湖，在我凝思之时，师曾不知何时已跃入水中游了起来，当我想说太危险时，为时已晚，我只有听之由之了。我感到孩子毕竟已长大，不再是我怀抱中的幼年师曾了！忽然，在我近处的水面冒出一个孩子的笑脸来，原来他已游到我的近边。

我们顺便又去苏州一游。师曾到苏州后就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处漫游，我则因年老体衰在苏州大学等他。据说许多名胜他都去了，但有些名园因为票价昂贵，他这个穷学生自知囊中羞涩，只能站在门口望望，就回来了。

崇尚俭朴   乐于助人

师曾入北大后，生活十分俭朴，很少向家里要钱。一辆破自行车，一个破书包用了四年。我总感到自己对孩子没有尽到力，因此在他需要的时候，也总是努力帮他。记得“文革”过后，曾有一个时期书籍供应相当紧张，《英语900句》成了抢手货。当时正值严冬雪后，我连续两天去锡拉胡同外文书店排队才买到了孩子需要的书。

师曾在校学习，功课很忙，但他总把祖父的事挂在心上。每逢冬季行将到来，他总是挤出时间给爷爷买纸糊窗户，骑自行车到处去配烟筒。

他有助人为乐的癖好。一天晚上，他回来极晚，他母亲追问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在郊区遇见一个迷路的放羊人，他陪这个人走了一段路，等这个人找到了回家的路，师曾才放心回家。

社会科学界研究人类学的老博士林耀华教授是唐师曾的表姑父，他在生前捧读后辈的著作《我从战场归来》时也是十分赞许。他当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时勇赴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社会调查也有过那么一股勇气。

过去的往事，使我感到师曾除去忠厚善良的禀赋外，他还有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气质。

在“文革”被抄家的苦难日子里，我的老妻被发现患了骨结核症，若不及时治疗必将瘫痪。那时的北京出租汽车极少，并且我们这种贫苦线下的小民无法问津。师曾小小年纪竟然向邻家借来一辆三轮车，冒了此生头一回登三轮的危险，横冲直撞，战战兢兢，终于把母亲送到了协和医院。回来之后，还主动给弟妹烙饼做饭，督促他们上学，担起了家长的责任。

为了要回“文革”中被占的旧居，师曾祖父费尽了心力，但还是在老人含恨去世后才发还了住屋。老人生前希望我和在美的二哥为他保存这所旧居，但在他去世后，我的兄弟姐妹都闹着要分家，最小的妹妹及弟弟竟然率先把分到的房子出售给外人。师曾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前往恳商可否卖给他，以便保全祖父多年盼望收回的家园！师曾的责任感并没有感动他的姑姑和叔叔，他得到的答复是：“要现钱。”师曾是工薪阶层，怎能一下子拿出数万元来！最后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家园破碎，让陌生人搬进祖父生前的住屋中去！

至于那次山西地震照片能在报端迅速刊出，又是一个例证。他得到地震的信息，未等领导上班，给他命令，他已经拿几块饼干，怀揣相机，夺车而去！

海湾战争爆发，各国记者纷纷撤出巴格达的时候，师曾竟然投笔请缨，自愿冲入火海，为中国的新闻记者扬眉吐气，这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

永远难忘那天凌晨，我送他到平安大街前往机场的情景。那时天还未亮，寂静的平安大道只有闪闪的路灯。那真是跳入火坑！我知道他决心已下，因此只有沉默无语。他也想到此去未必还能回来，记得他曾想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

师曾终于载誉归来，张百发副市长称赞他为祖国立了功，这大约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但愿吾儿师曾鼓足余勇，发挥特长，继续为他的读者贡献出他们喜闻乐见、传布新知的文章与摄影佳作，去承担祖国与人民赋予他的更多的重任！

1980年，正果法师、我爸爸、我。黄家琛摄

 
1991年5月，我爸爸抱着我的放大机，我抱着传真机，我从海湾前线归来。刘占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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