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密室九天——日本宪法的诞生（3）
密室九天
——日本宪法的诞生
铃木昭典
翻译 老狼是也
前情提要：密室九天——日本宪法的诞生（1）
日本宪法草案是战后不久的1946年2月4日到12日，短短九天中，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民政局组成二十五人的小组拟就的。在之前的连载中，介绍了麦克阿瑟元帅（五星上将）指示三项原则，召集25人的美方小组，紧急为日本起草宪法的历史内幕。
行政小组
关于行政权问题的小组也是人才济济。马里兰大学的马克奈利名誉教授称，即使在美国国内要召集这样的人才也会十分困难。
匹克博士是小组负责人，是这个小组唯一来自民间的人。他1900年出生，当时46岁。匹克博士从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日本执教两年（遗憾的是不知在哪个学校），以后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教、讲师和副教授，他还是美国的《远东季刊》的编辑和总编。
他是在东京成立GHQ的民政局时，筹备组从华盛顿采录的20名民间专家之一，赴任东京时是1946年1月，也就是说刚到民政局就被选派担任了宪法草案制定的工作。
他是民政局中在战前就了解日本的少有的知日派，又在新宪法实施后对许多法律的修改做出了巨大贡献。
埃斯曼陆军中尉现在是康奈尔大学的名誉教授，在国际政治学方面举世闻名。191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茨堡，1946年才28岁。1939年从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部毕业后，194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取政治学和行政学博士称号。他在联邦政府的人事院担任行政分析的官员，1942年入伍，在新奥尔良陆军驻地担任情报和教育军官，然后入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政学院、又经过哈佛大学的民事干部培训所培训，1945年配属到GHQ的民政局。作为他的上司，威廉姆斯夸称他是“在民政局工作的四、五十人中，他是最优秀的逸才之一。”
我们在康奈尔大学埃斯曼教授的办公室拜见他，虽然身为名誉教授，但仍显得精神抖擞。他因为在宪法草案中关于内阁总理的权限提出了强烈意见而和工作委员会发生冲突，结果被命令休假，这一故事下面再来叙述。
米拉和埃斯曼的意见一致，他们联名向工作委员会提出意见书。但米拉作为民间人员，一直没有发现与他有关的线索。
人权小组
人权小组的成员也是多彩多姿。
罗斯特陆军中校被称为罗斯特博士，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他出生于旧金山，学历丰富多彩，最初毕业于荷兰的莱顿大学（在欧洲以日本研究而著名的最古老的大学，对于日本人来讲，是所具有象征意义的名牌大学）医学部，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和社会学博士称号，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了国际关系论、法学和经济学。
加入陆军之前的经历也同样丰富多彩。他曾在印度的阿都拉斯（现印度金奈市）的一所较小的大学当讲师，以后又进行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研究，在爪哇岛对当地不同人种通婚进行调研，还分别在俄亥俄州的托勒多大学和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担任社会科学部长，在农业部担任市场调查官，等等。
1942年他被任命为少校后，先后派往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政学院和耶鲁大学的民事干部培训所学习，1945年秋赴任日本的GHQ，时年47岁。
在罗斯特中校手下充分发挥才能的是威尔士博士。他是特拉华州出生，当时55岁。在民政局中，他是个话最多也最年长的人。他就学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部，毕业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称号。他最初从电话公司辞职，干过新闻记者、高中教师和杂志主编等，他和日本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的已不得而知，但在1924年到25年，他曾在庆应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发表的《日本的社会思潮》、《危机中的日本》两本著作，很早就为当时的日本人熟知。
战争期间他协助华盛顿战时情报局有关日本方面的工作，他在民事干部培训所是培养军官干部的对日占领政策方面的教官。战争结束之同时，他就配属于GHQ。
在民政局工作之后，威尔士博士还任职于G2（参谋第二部）韦尔比少将的历史科，担任对日本投降前后的交涉、占领军进驻等历史记载工作，并参加了对情报军官的培训。同时他也是麦克阿瑟非常关注的联合国远东委员会的正式旁听者（译注：联合国远东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2月下旬，因为其权威在GHQ之上，所以麦克阿瑟非常介意这个委员会的动态）。
使他一举出名的是他将对日本占领政策实施中的各种不满倾吐在他的著作《东京旋风》中（1954年时事通信社发表）。在书中他把真名实姓隐去了，罗斯特中校在书中叫波罗库索。
在日本政治改造过程中，对于麦克阿瑟的做法抱有不满的威尔士博士在宪法草案草拟人权部分时，却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撰写了庞大数量的条目。
斯罗塔小姐当时只有22岁，是本书的副主角一般的人物。她的经历中出现很多特别场景，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
她的父亲是著名的钢琴家莱奥・斯罗塔，年青时就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曾在哈尔滨结识了山田耕筰（译注：日本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对普及西洋音乐作出贡献，但战争期间也曾为军国主义所用），使他的命运发生改变。山田邀请他到日本演出，原考虑一个月左右，结果他在日本逗留了十年多。曾担任东京音乐学校的教授，培养了像園田高弘（译注：日本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等钢琴家、音乐家。
1928年和父亲一起来到日本的斯罗塔，从5岁到15岁一直在日本生活。他们家乃木坂附近有梅原龙三郎等上流社会人士，他们都有很多形式的交往。
从小她就接受了英才教育，上补习校，参加各种学习班，不时被母亲打屁股。早熟的她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是在德国学校和美国学校度过的。
她回忆说：“母亲认为她没有继承父亲的才能，让我学习各种语言。我跟家庭教师学习了英语和法语。”
她的母亲奥吉斯蒂妮是个热心教育的妈妈，也很有语言天分，她能像母语一样说六国语言。
她人见人熟，性格开朗，有许多日本人朋友，和这些日本女性朋友的接触使她了解到日本女性的地位之低下。
15岁时她只身越洋到美国留学，在旧金山的米尔斯学院学习，超速完成学业毕业，在纽约的时代周刊担任调查记者，战争后期曾参加对日的广播宣传，也就是美国版的“东京玫瑰”（译注：战时日本对美广播宣传的有名播音员）。
1945年12月，她为了与留在日本的父母见面，志愿加入占领军来到东京，她就此参加了民政局最重要的项目，担当了宪法草案人权条款的起草，她引以为傲的就是为提高日本女性权利作出了贡献。但她恪守惠特尼将军曾经的告诫，直到最近都未曾谈到她参与宪法草案的工作。
在民政局她曾担当公职追放的工作，但父母亲因为难以继续留在战后困难重重的日本而移居美国了，她在日本一年多也离开了日本。
她回到美国后在“亚洲协会”和“日本协会”等处任职，向美国介绍亚洲的民族艺术和技能。她与栋方志功（译注：日本著名版画家）关系密切，栋方每每赴美访问都会住在他们家里。
司法权小组
司法权小组由工作委员会的拉威尔中校、哈希中校兼任。拉威尔中校在1945年底就担任了法规科长。而且拉威尔和哈希都是法学博士，也都有担任检察官的经历。
关于斯通小姐，没有取得有关她的资料。
地方行政小组
有关地方行政，民政局已经有地方自治问题的专门担当者，所以这三人继续被选任。
负责人提尔通少校，出生于亚利桑那州，当时44岁。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理学硕士学位，以后又在哈佛大学学习，获得MBA硕士学位。在入伍之前，他曾是夏威夷大学、康涅狄格大学的教授，并担任过联合航空机械制造的飞机引擎部门（现美国航空引擎制造公司的前身）的顾问讲师，还担任过政府物价局特别行政官等职。
他入伍加入陆军后，也在芝加哥民事干部培训所对远东经济和政治进行了广范围的调查，完成编制了供陆军使用的“日本的政治和行政”M354-2号手册。
他曾在宪兵参谋学校和军政学校学习，接受了军队干部的教育。
威廉姆斯称他是在占领日本期间民政局中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在“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的记者中也广受好评。
马尔康姆海军少校不太熟悉同是地方行政小组的民间人士基尼，但马尔康姆却是提尔通的左膀右臂，在参与地方自治的工作中非常活跃。
当时“生活”杂志在1945年12月的报道中，对地方行政小组的工作做了如下的介绍：
提尔通在两位助手的帮助下，正在对日本全国的地方自治进行彻底的改革。日本四十六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原来都是由东京的中央政府任命。今后，将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由知事任命的町村长当然和知事一样都由当地民众直接投票选任。市町村、都道府县议会也要进行改革，议员将通过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全国地方自治将脱离中央政府的支配……（略）直接将权力交到人民手中。将来日本政治领导人将应从具有地方行政经验的人中产生，不应再是东京的中央官僚和精英来占有了。”（原注：摘自威廉姆斯著《麦克阿瑟的政治改革》朝日新闻社出版）
由此可见这是对日本地方自治从根本上进行的重大改革。其实，提尔通在赴任日本后的1945年10月，立即就请来东京大学的田中二郎教授，向他学习日本的地方制度问题。
田中教授说：“每周多的时候三次左右，普通每周一两次去GHQ，共去了三十次）（引自田中教授・宪法调查会资料）
这样田中教授被请去进行讲授，大概一直持续到1946年1月左右。也就是说，提尔通在着手进行宪法草案工作之前就已经开始对此进行了学习准备，不愧是个学者。但他草拟的地方自治草案，后来被工作委员会全部改写了。
财政小组
财政小组只有里佐陆军大尉一人。在这次参访中，他因为健康原因没能直接接受采访，而采访只是通过电话来进行的。最近得知他去世了。
里佐生于1903年，在纽约长大，当时43岁。他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电子工学学士后，又在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三年的经济学、财政学和国际关系论。在民政局中，医学、理工出身转入文科，具有广泛学识的人很多，他也是其中之一。
里佐毕业后，在纽约的克林顿・基尔巴托公司任产业经济分析兼高层管理。该公司集结了银行投资家，后来加入美国证券协会即监管投资银行协会的机构，里佐在那里担任首席经济分析师和银行投资业务专业委员。
入伍后里佐曾分别担任过新奥尔良港口运输基地的经理管理官，在宪兵队本部军政部进行民政研究，在陆军总部民事部进行情报组织工作等，他还分别毕业于陆军的步兵学校、杜克大学的军政财务军官课程、宪兵参谋学校等，关于日本，他和罗斯特中校一起在耶鲁大学民事干部训练所进行了学习。
1945年里佐作为占领日本的第一批军人飞抵厚木机场。第一代民政局长克里斯德将军手下的民政局财政和经济部门早在九月就转为经济科学局（ESS）了，但他仍留在民政局，据说是凯蒂斯大校将他留下了。
著名评论家约翰・冈萨（译注：John Gunther，在1940～60年代著有多种政评和传记）曾经评论里佐是“能力超强的官员”，凯蒂斯大校也对他高度评价道：“有关财政问题的草稿都交给他一人去做，他的能力足以胜任。”
里佐从凯蒂斯大校1949年离开日本后即接任了民政局副局长，并且在1951年里佐一直作为民政局长辅佐继麦克阿瑟之后的李奇微将军，从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里佐所具备的能力。1949年发行的民政局编撰的《日本政治的重建》也是由他一个人监修编撰而成的。
在《日本政治的重建》中，首次向日本和世界公开了日本国宪法是由GHQ民政局草拟的这一事实，宪法成立并公布仅三年，作为当事者的民政局为什么“自我暴露”了呢，这个谜大概一直藏在里佐的心中。
天皇・条约・授权小组
天皇・条约・授权小组的成员军阶较低，而且是26岁的年青人波尔海军少尉，还有个更年轻两岁的尼尔森陆军中尉，由两人组成。
“麦克阿瑟手令”中第一项就是有关天皇这一重要条款，工作委员会竟然将其顺序置于这样的位置，令人不可思议，人才济济的民政局大概此刻也感到力不从心了。波尔少尉本人也感觉到了，他说：“小组分配接近最后，凯蒂斯大校环顾四周，然后指着我说，有关天皇的问题就由你波尔少尉担任了。中校、少校、大尉等军阶高的都已经配置到位了，所以这轮到我了。我深感责任重大。“
凯蒂斯实话实说地回忆道：“当时指着波尔说，你不是和天皇的生日一样么？记得你好像这么说过，这就是选你的理由了。其实这也是实情。但从波尔的经历来看，让他担任小组负责人我觉得是恰当的。”
波尔的经历很有意思。他的四代祖先在幕府末期的1853年随着佩里舰队司令来到浦贺，而且还是第一代函馆的总领事，名叫莱斯（Elisha E.Rice）。姓氏不同可能是因其祖母的原因。
自其祖先之后，他的家族中有出身函馆的，有出身横滨的，而且外交官或贸易商人辈出。波尔确实是和昭和天皇一样4月29日的生日，1918年出身在横滨，在日本居住到6岁。
关东大地震引发大火灾（译注：1923年东京大地震），他随家搬居到神户住了两年后回了美国。
1940年波尔从哈弗福德学院毕业，从1941年春开始成为航空母舰上的士官，被派往国外服役，周游了五大洲。他本来由国务院采用为外交官的，最初参军还未能得到国务院许可，但正好有空缺使他加入了海军。作为日本占领军他时隔二十年回到横滨，而后又被调到民政局担任涉外工作。
他回忆说：“小时候和日本顽皮孩子还用日语吵架，二十年后回到东京时日语都忘了。因为他出生在日本被称为BIJ（born in Japan），在GHQ中颇受调侃，大家因为我只是小时候在日本，就说‘算了，饶了你吧’。但不管怎么说，我的日语很差。”
关于尼尔森中尉，没能掌握他的资料，从组织表看他的军阶在波尔之上，但据凯蒂斯和波尔说，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波尔。
根据组织表，除了以上的成员，还有两位女秘书，以及翻译高顿陆军中尉和贺斯科维茨陆军中尉。他们没有参加2月4日的会议。据现在是斯罗塔丈夫的高顿说，他们属于翻译委员会（ATIS）的工作人员，因此几乎不知道这项工作的内容，直到3月4日、5日在和日本政府彻夜进行会议时，他们作为翻译被紧急招去开会才知道。
他回忆说：“1945年11月左右开始，就把当时有关宪法的文件都翻译了，借此机会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很难的法律用语也不在乎了。
“不记得是哪天的事情，接到日本政府的宪法案，花费多长时间翻译也不很记得了，但当然是个急件，记得翻译完一页就被拿去一页，‘辅弼’这样的单词印象中也没感到困难。而在3月4日、5日和日本政府方面讨论时，才理解日语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意思。当时翻译过于单纯了。
在耶鲁大学的民事干部培训所进行了相当的学习，高顿读写方面非常出色，但会话完全不行。他的妻子在会话上和日本人一样，但是读写有困难。斯罗塔接到日本来信的话，都是丈夫阅读完了再用英语转告她。真是一对有趣的夫妇。
从高顿来看，他认为现行的宪法，英语比日语格调更高，意思表达也更准确。
“Yes，Sir”
为介绍大家的经历占用了篇幅和时间，再回到2月4日会议上吧。
发表组织成员，凯蒂斯大校只是照读了组织表就结束了，从保密角度出发，没有发打印材料。然后要求大家把日常工作停下，马上进行讨论。
讨论的内容由工作委员会的艾拉曼女士以笔记的形式留存下来了。这份原始笔记，是比一般日记本略大的本子共有七册，是手写的单词或会议议题等。如果是会议纪要，就按照这些笔记再打字。2月4日开始至12日为止，密室九天的状况得以流传至今，这些笔记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些以正式文件形式发表出来是1947年12月16日，名为“作为会议的记录”，是后经整理加工的，共18页。
据威廉姆斯认为，这个笔记作为正式的记录，成为《日本政治的重建》这一文件的骨骼。但凯蒂斯则不这样认为。
“我非常忙，艾拉曼女士对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做记录这事情在记忆中没有印象。倒是记得她做记录的模样。她态度认真，如果留下笔记，那无疑就是当时的记录了。
“但是我不记得通过我确认过的作为正式记录打印出来的东西。进行综合整理是相当后来的事情。我是在拉威尔向东京大学高柳贤三博士提供了全部资料才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但这些资料发表后我才知道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执笔《日本政治的重建》，如果知道有这样贵重资料的话，当然会采编进去。因为是政府的文件，没有必要限制页数篇幅。
“但是，不记得将其作为正式文件讨论过，实际上我重要的反对意见也没有记录在内。
“但不是说这个资料就没有价值，不是这样的意思。艾拉曼的功绩并不会因此而受损。”
（艾拉曼笔记和凯蒂斯的说法不相吻合的理由，可能是后来成为艾拉曼丈夫的哈希中校执笔《日本政治的重建》中的“日本新宪法”这一章节时，艾拉曼整理了“作为会议的记录”以协助哈希中校，但这些并未向凯蒂斯大校报告。）
无论如何艾拉曼女士的工作是十分了不起的，她相当精细地做了会议记录，这些和各小组草案的变迁也相吻合，对于今天研究宪法问题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根据豪基和波尔的回忆，第一天的会议时间并不太长。所以可以认为艾拉曼女士的所做的记录反映了当时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凯蒂斯谈及的“自由讨论的要点”在艾拉曼女士女士笔记中的具体内容。
在笔记中记录，凯蒂斯首先说道：
“在起草宪法时，结构、款项顺序以及其他，以明治宪法为参照。
“目的是为了向日本方面提出基本方针。要以日本政府制作的草案来发布，就有必要沿袭这样的形式。所以指示要参照明治宪法。”
GHQ最终试图以日本政府自身制作的宪法草案的形式来发布，这一用意其实有着很复杂的背景。
因为围绕着对日占领方式，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1945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合国外长会议上，决定于1946年2月26日成立由11国构成的远东委员会。许多国家因为不同程度受到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伤害，不满美国的独断专行，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日本国宪法就需要更多考虑各国的要求。当然还必须立足于波茨坦公告和国际条约的原则来处理。
其中也包括海牙公约（陆战法规）（译注：这里指1899年、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中缔结的条约和法规，陆战法规为1907年的海牙第四法规），即第43条的“占领者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在可能的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并除非万不得已，应尊重当地现行的法律”这一规定。
此外还需要遵守SWNCC-228（译注：见资料篇）的原则。
SWNCC-228就是由美国务院、陆军、海军三部门的调整委员会通过、向联合国军总司令发出的“日本统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它不是指令或者命令，而是提供的参考意见。其中就有“日本国民通过能够表达自由意志的方式，来进行宪法修改或起草宪法，并予以通过”这一项。
关于这个SMCCN-228文件，下面还会具体涉及，因为针对日本政治改革的程序这个文件表述得非常详细。如果说“麦克阿瑟手令”是宪法草案的一大支柱的话，那么SWCCN-228号文件就是另一大支柱。
这一天全体会议的要点是关于天皇制，这放在另章来叙述，而艾拉曼笔记引人注目的最后三行是：
“不需要明确提及联合国宪章，但我们在起草宪法中要始终牢记这些原则。”
联合国宪章的前言和在第一章规定的“重申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与价值”、“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等精神是可以成为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内容，并且能够看作是成为世界和平国家的一种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行文字含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4月25日。这时联合国成立未满一年，这个时期它作为对轴心国赢取胜利的战胜国总体的色彩还相当强。但很快这时也开始显露出冷战端倪，日本宪法的核心“放弃战争”的理论根据立足于联合国宪章，可以说这也很有远见地考虑到以此封住其他国家的意图。
2月4日在这个首次会议纪要的最后，记录了五条作业注意事项：
1. 该全部作业须秘密进行。
2. 关于本项工作必须使用暗号。
3. 在工作中使用的草案、笔记等应全部作为“最高机密”处理。
4. 这项工作必须以小规模的各小组来进行。各小组的工作，须由全体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来进行综合。
5. 初稿必须在本周末完成。
保守秘密是严格的纪律。如果透露了军队的最高机密，将受到军法惩处。
斯罗塔回忆说：“命令要求即便在GHQ内部，也不能说民政局在制作日本宪法草案。当然对自己的亲属也不能说，所以直到最近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参与过日本宪法的起草工作。”她就这样一直未曾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实际上她父亲莱奥・斯罗塔的学生藤田晴子就是宪法学者，直到最近也不知道这些事。
但是让全体感到惊异的是要在本周末完成初稿这最后一条的要求。为了在12日能够完稿，考虑到还需要最后得到麦克阿瑟元帅认可前后的修改等，所以时间计算上就不得不留出相应余地。
“在紧张气氛中谁也无法这样说时间不够。”埃斯曼回忆说。
“Yes，Sir”，随即大家就各自投身到工作中去了。
民政局大办公室所在的第一生命大厦六楼帝国剧场一侧，原来是大型宴会厅，其实六楼、七楼是打通的，像学校的大讲堂。地面是为开舞会铺设的拼花地板，还有备用酒和菜肴的专用房间。其中一间就是惠特尼将军的办公室，前面一间就是会议室。
大办公室中，整齐紧密地排列着办公桌椅，都面朝走廊方向。从走廊打开像剧场一样的大门就进入了大办公室。
2月4日会议后，就把从走廊进出的大门封闭了，命令要求上厕所也只许走边门，并且严令不允许离开办公桌时桌子上还堆放文件，必须全部整理放在文件柜里。
11点多会议结束，大家默默无声地开始各自行动起来。
繁忙的调查
会议一结束，斯罗塔就开着吉普车冲上满目疮痍的街市。
下了一天的雪，仍然露着烧毁的残迹。进入二月以来，西高东低的气压，使得大风在一片废墟的东京肆虐。22岁的斯罗塔因为日语流畅，什么也不怕。
“我本来不就是新闻的调查记者么，所以对于这一工作，首先就意识到资料的重要。就这样奔走于各处的图书馆。但集中一处借阅这类型的图书怕引人怀疑，所以这里借四本，那里借五本的，把世界上的宪法和大致与此相关的书籍借回来了。”斯罗塔回忆说，“回到民政局办公室，我把书堆放在办公桌上，大家抢着借阅，顷刻间我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问她这些图书馆在哪儿，她已经不记得了。
同样意识到资料重要而到处收集的，还有行政小组的埃斯曼中尉。年仅26岁的埃斯曼，作为欧洲行政史专家已经拥有了教授头衔，他到东京后马上拜蜡山政道教授（原注：东京大学）为师，作为政治・行政的专家，他成为埃斯曼最好的交流对象。
埃斯曼回忆说：“我知道蜡山教授那里有所有关于国际法、世界各国宪法的英文版资料，马上就奔他而去，他很痛快地就借给我很多资料。啊，不记得这些资料还给他了没有？”
从谈话的气氛来看，感到他似乎忘了还书了。埃斯曼中尉没有将资料给大家看，只是自己一个人拼命学习。他和斯罗塔女士一样为收集资料奔走的事情，是1986年在马里兰大学召开的“日本国宪法公布四十周年纪念论坛”上初次公开的。
“埃斯曼向蜡山先生借资料的事情，我到他公开为止还不知道。虽说保守秘密，这也含有瞒着身边人的意思，但或许还有学者特有的功利心吧……”凯蒂斯回忆说。
被几乎完全烧毁的东京，居然还保存着这些资料，总之在民政局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从明治宪法到美国宪法、魏玛宪法、法国宪法等书籍，以及各政党和民间学者草拟的宪法草案。从华盛顿发来的对日占领政策的文件也占据了相当庞大的数量。
2月5日朝日新闻登载了一篇篇幅不大的有关日本政府宪法问题动向的报道，称松本国务大臣已经就1月31日以来临时阁僚会议上反复讨论的宪法改正案甲案、乙案做了逐条说明，5日的阁僚会议将探讨此后如何展开的问题。完全没有涉及到对GHQ的意向有所顾及的记述，当然谁也不知道民政局正独自开始制作宪法草案。
这一天新闻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日本领土的问题。
2月2日的星期六，麦克阿瑟司令部发出明确指令，指定了日本行政管辖范围，须停止与除此之外地区进行行政事务的指令，这里面有郁陵岛、竹岛、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伊豆群岛、南方诸岛、小笠原群岛、火山群岛等太平洋地区岛屿，以及千岛群岛、齿舞、色丹和以前委任统治的南洋群岛（译注：南洋群岛指1922年国际联盟将原德国殖民地的新几内亚及赤道以北的岛屿委任日本托管）也不再是受日本行政管辖的岛屿。
2月5日的新闻为此表示，冲绳不能参加大选，而冲绳县民是日本国民，都在准备安排寄送选票了，大家不免对未来感到担心。冲绳在这三十年后回归日本，当时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报纸上还转载了琉球、小笠原、伊豆群岛等成为美国托管的纽约时代周刊的报导。
凯蒂斯回忆说：“制作宪法草案之前的民政局也相当忙。比如，确定日本领土也是我们的工作，北纬30度线也是我们提出的。我们不太知道日本的文化、产业和交通等背景情况，于是想从地图上找一些启发，结果看到了北纬30度。”
后面谈到的公职追放也是凯蒂斯曾经参与的工作，在访谈休息时，在他不经意的杂谈中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内容。决定日本战后史的幕后故事，就这样一个个冒出来。那时就是某个GHQ官员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日本方向的特别时期。
直到那天为止民政局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因为突然接到制定宪法草案的工作，原先的工作就都暂停了。
2月4日成为民政局最长的一天。各小组成员分别凑到一起，这边悉悉嗦嗦地谈论着，那边悉悉嗦嗦地探讨着，要不就是紧皱眉头埋头于资料中，这样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凯蒂斯大校和波尔少尉则早早开始叩响了打字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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