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战争史大观》：战斗方法的进步

战争史大观

翻译 老狼是也

第三节      历史的观察

民族性、将帅的性格对于会战指挥方针所带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已如前所述。由于兵器的进步，现今武力性质的影响也越发深刻，大致上这些都为时代所左右。

尤其在横向列队战术的末期，兵器的进步与军队的战术性质不再契合，于是横向列队的战术显得笨拙而脆弱，尤其暴露出来的侧面弱点更甚，从而走向没落。横向列队在第一线决战方针上是最合理的。特别是腓特烈大帝通过超强训练和根据军事学的研究，把军队训练得精锐无比，对此他也充满自信。正是依靠这些腓特烈大帝赢得了令世人惊叹的赫赫战功。

第一线决战方针的特征，对于兵力的多寡，不像第二线决战方针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腓特烈大帝时代，以寡敌众的战例特别令人尊崇。在腓特烈大帝的十三次会战中，三次败北，十次胜利，其中六次就是以寡敌众取得的胜利，甚至一次也没有以明显优势兵力进行的战斗，如有名的鲁腾战役面对二倍于己的敌人、在罗斯巴哈战役中面对三倍于己的敌人，他都击败了敌人。

但是，即便这样的大胜，如已被研究的那样，在持久战争年代，它也不及拿破仑一场平凡的胜利对于战争的命运具有那么决定性的影响。消耗战略、机动战略本身必然带有的局限就在于此。

由于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散兵·纵向列队战术，一改被驯服的佣兵所用的横队战术，其本身既增强了攻击力也缓解了侧面的脆弱，又使会战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线决战类型。战场上，集结比敌人更优势兵力成为一般的战术原则，最具有胜负的决定权。拿破仑在三十次会战中，取得了二十三次胜利，其中十三次就是以明显优势的兵力进行的会战，处于劣势的仅有三次，而且可以看作大会战的只有德雷斯顿会战而已。与第一线决战类型比较，第二线决战类型更能奏得功效。拿破仑的有名的马伦哥（Marengo，意大利北部地区—译注）战役就是有疑问的胜利，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译注）战役（第一线决战类型—原注）、耶纳（Jena–译注）战役，从技术上看，也不及腓特烈大帝的鲁腾战役、罗斯巴赫战役。但是，拿破仑的胜利，几乎都对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毛奇元帅是个参谋总长而非将帅。尤其在毛奇时代，普鲁士对于战争都因进行了出色的备战能够战而胜之。当时的会战，大致上只是第一线兵团开赴战场进行部署，具体作战都委派给第一线司令官，看不见像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那样的最高统帅亲临战场的强力指挥。

特别是枪械采用撞击式后的兵器进步，增强了散兵的威力，逐渐扩大的正面战斗又再现使用具有宽度的横向队形，结果，会战自然地又倾向于运用第一线决战方针。到施利芬全盛时代，把会战分作“绪战、战斗执行、决战”这样三个阶段，也是拿破仑时代的第二线决战的风气尚存于当时的例证。

施利芬时代，正面战斗越益扩大，应该对于敌人的侧背进行迂回包抄的大胆作战受到了鼓励和倡导，第一线决战方针重新得到了贯彻。会战的方针是，大家按照既定的时间，朝向敌人的侧背，贯彻断然果敢的进攻。施利芬谈及的“坎尼”会战的一个环节时，指出“为了在侧翼赢取胜利，最后的预备队不是放置在中央的后部，而必须保持在最外翼。将帅的慧眼观察波澜起伏、茫茫数十里的战场时，在敏锐地看透决战地点后，才调动预备队的话是不可能的。这时预备队已经在开赴会战的途中，他们脚下与其说是停车场，更确切地说，必须一开始就像铁的道运行开往既定的那个方向”。这些大部队向会战推进时，施利芬不像毛奇元帅那样，仅仅下达作战方针而委任第一线司令官自由执行，他要求全军就应该恰如大队训练“向右看，向左靠拢”一般地推进。这看来更像是腓特烈大帝横向列队的更大规模展开的场景。

第一次欧洲大战初期，如前所述，法军的会战方针多少带有第二线决战的色彩（当然并非那么彻底），德军采用的第一线决战方针却是非常明确。虽然不是施利芬方案的完全实施，总之德军从侵入比利时到马尔奈为止的作战，呈现了恰如鲁腾会战扩大版的模样。

（参见图表No.16）

但是，陷入了持久战争后，随着战线逐渐向纵深发展，会战指挥自然而然变成了第二线决战方针。以偷袭奇袭为主的局部战斗当然还是依照第一线决战方针实施为多，但仅仅依靠这些要完全突破敌阵地还是极为困难的，此后就是使用强大的预备队来决定会战的胜负。

德国为了一赌最后的命运， 1918年进行了多达五次的大攻势，第五次因为敌军转移了方向，德军成为强弩之末脆弱败北，以至于战争就此已见分晓。

一般看来，这样一次的攻势可以说就是一个会战，但是从全局来看，从3月到8月，也可看作为一个大会战。即，德国准备了多数师团做预备队，数次对敌战术弱点进行攻击，试图引诱敌军更多的预备队（也就是一次次的进攻从全局来看可作为一个战斗—原注），计划消耗敌军预备部队使之无以为继时，使用自己强大的后备力量可以一举突破敌方。德军最高司令部未必就没有考虑到攻势的间隔过长的问题（当时缩短准备时间也不可能—原注）。这样也给敌方相应的准备时间，而且敌方可借机重建预备队。德军在7月15日攻势中，势头已经渐显式微，乘此机会，被全权委任指挥的法军福煦元帅以敏锐的眼光和果敢，对德军的侧面进行了冲击，从而逆转了攻守态势，奠定了协约国胜利的基石。固然国内问题是德军失败的最大原因。但从作战方面看，法军几乎只是以炮火痛击德军，乘着敌军势力有所消耗之机，大举进攻，即以所谓的更大规模化的“火力掩护的反攻防御”的形式，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关于第一线决战的名将腓特烈大帝的杰作鲁腾战役和第二线决战的名将拿破仑的杰作利涅（Ligny，现比利时地名—译注）战役这两个会战，各做简单的叙述，以供参考。

一、    鲁腾会战

在罗斯巴哈大败法军的腓特烈大帝，挟持着胜利之余威继续向弗罗茨瓦夫（Breslau，波兰西部城市—译注）挺进，拟于西里西亚境内一举击退奥军。12月5日腓特烈大帝经杰米戴山到达鲁腾附近占领阵地，并观察了敌军阵势，这使他更加坚定了攻击敌左翼并一举击败敌人的决心。

为此，腓特烈大帝派遣普军先头部队到达贝伦村附近时，就转而向左，巧妙地利用凹地和丘陵草丛隐蔽行动，开进了卢贝钦斯村，展开布置了横向列队。

下午1点，腓特烈大帝命令以梯形队形推进。

奥军因为普军的斜向的推进，左翼受到突袭，于是将这一侧翼退至鲁腾东边与普军进行对战。但是在普军猛烈果敢的攻击和准确集中的炮火下，奥军毫无还手之力，以至于即可溃乱了。

本次战斗下午1点开始持续到下午4点多，奥军死伤一万、损失大炮百门、被缴获战旗五十五面，被俘达到一万二千人。

腓特烈大帝这次战斗中以三万五千兵力战胜了拥有六万四千兵力的奥军，以寡敌众，是腓特烈大帝会战中的杰作，堪称兵力在一翼集结一举进行决战的出色战例。（参见图表No.17）

二、  利涅会战

1815年6月15日，突破了荷兰国境的拿破仑将一部分军队交由内伊将军来对付英军，自己率领主力（七万三千人）向利涅推进攻击布吕歇尔军。

布吕歇尔拥有三个军团（八万一千人），在利涅河沿岸占领阵地，企图等待惠林顿的英军来援与拿破仑对决。（参见图表No.18）

拿破仑前进至弗洛依卢斯附近，在经过详细侦查后，将一部留下牵制普军左翼，对其右翼和中央进行攻击，计划吸收其全军投入使之受到消耗时，使用预备部队一举对敌给予致命打击。

为此，对敌左翼使用了格劳齐的骑兵予以牵制，对敌右翼使用第三军团攻击马尔曼特中心村，对中央敌军使用第四军团攻击利涅村，预备部队由近卫军、第四骑兵军团以及后续部队第六军团担任。

战斗从下午2点打响。

由于格劳齐元帅的巧妙指挥，成功地将普鲁士第三军团牵制在其正面战场，而在左翼拿破仑第三军团与敌军就马尔曼特中心村反复展开争夺，战况极其惨烈。

下午5时许，普鲁士布吕歇尔将军动用了留在手头待命的剩余部队，对推进到利涅和马尔曼特中心村的法军进行猛烈攻击，企图实施包围。拿破仑调出部分军队驰援前线，但是并未投入主力，继续等待时机的成熟。

过了下午7时，普鲁士军队终于已经把预备队消耗得差不多了。时机来到，拿破仑的后续部队第六军团在这时到达战场，并以大炮七十门先向普军中央进行预备性轰击，接着近卫军的一部分、骑兵第四军团、第六军团向利涅进行果敢猛烈的中央突破战。普军的战斗力消耗殆尽，已无力还手，开始败退。布吕歇尔几被生擒，幸运地逃得一命而已。

这次会战拿破仑运用了擅长的中央突破战法，也是第二线决战的绝好范例。

第四章  战斗方法的进步

第一节      队形

古代的战斗队形，有利用冲击力量的集团密集型。到中世纪的骑士时代，成了骑士个人的单打独斗，战术紊乱，军事史上也是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引发了军事上的大革命。火药的使用，使得优秀尚武的勇士在普通人面前也不堪一击。步兵就此出现，再次呈现了战术的进步。

火药的威力，自然使得自古以来的宽广的队形出现变化，发展出横向列队；横向列队无奈地被废弃，以及法国大革命而出现的散兵战术的革新，前面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初一般所谓的散兵战术，不如说只是作为纵向突击力量的一种辅助，纵队的突击是为重点。随着火药的进步，才逐渐转向以散兵为重点。即便这样，毛奇时代，仍大体上使用散兵的火力与密集部队的突击相结合的方式。由此更进一步的才是“以散兵展开战斗，以散兵进行突击”的时代，散兵最为发达的是施利芬时代到欧洲大战为止的这一历史时期。

在第一次欧洲大战时，由决战战争转变为持久战争，战术也由散兵进步到战斗群（组）方式。法国大革命时候，首先是横向列队战术向散兵战术的进步，这是伴随战争性质的变化而产生的。现在，首先也是由于战争性质的变化，而战术变化不如说是随后才出现的。

最初，战线正面坚固而无法突破，出现了对峙而向持久战争方向的转化。之后炮兵火力集中又使得战线意外地有了易于突破的可能。但战前逐渐扩大的散兵间隔，正是为了避免受炮击造成损失而更加拉开间隔距离，从某种意义看，这也成为第一线易被突破的一个原因。但是反观其变，尽管第一线节约兵力，而整体来说国家的兵力增加，使得在局部的正面可以使用的兵力大增，这样就出现了兵力配置成为数重防御以防止敌人的突破，即所谓的多重防御战线。

但是出于对攻击多重防线的考虑，又发展出兵力渐次投入而加以各个击破的战术，自然地就进展到了今日的“面”的战法上来。因为我未对欧洲大战战术发展做详细的研究，这里略去结论。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真正有意识地完成“面”的战法的，正是大战之后的苏联。

大正三年（1914年）8月在“偕行社”记事附录中刊有“兵力节约案”一文。我记得这可能是曾田中将执笔的。这方案看来主要用于防御目的。以一个小队乃至一个分队的兵力，相距600米呈鱼鳞状进行配置，各自拥有独立封闭的堡垒。由于火力的相互支援，可以更加发挥防御能力。这充分展现了“面”的战术精神，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率先提出的一种设想。果真如此的话，对于几乎没有独创性意见的我国军事界，这是值得夸耀的。

（参见图表No.19）

古代的集团密集型可以看作是“点”，横向列队可以看作是“线”，散兵是“点”与“线”，即二者结合于“线”的战法，现在的战斗群战术是面的战法。然而，我想这个战法不久将演变成“立体”的战法吧。

不，今日已经在向“立体”的战法移行。第二次欧洲大战仍然在地面进行决战，空中战还摆脱不了只是辅助性的存在，但是它作为立体战法的一个发展过程则是不容怀疑的。线的战法时，炮兵的采用其实已经是向“面”的战法的一种发展。一切的革新变化绝不是突如其来降临的。当然，某个时期产生巨大变化，可称作是“革命”。即便这种时候，仔细考察的话，它也是由人们未察觉的暗流而逐渐汇聚形成了巨大的潮流。

苏联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许多未曾有的事情。特别是近百年来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和发展，其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付诸于无数的牺牲来进行的社会实验。革命的原理、方法之间尚未形成可行性，具体的计划却被确立，之后利用第一次欧洲大战之机，依靠天才领袖列宁一举使得俄帝国土崩瓦解，从而实践和实现了这一理念。不能不说这是彻底贯彻了第一线决战方针的典范。

但是，人的智慧是也有不可企及的地方。即使有这样那样的计划准备，实行起来也不是想象中那样能够一蹴而就的。但我认为列强任其自然的话，那种革命可能就会自生自灭吧。我没有研究具体情况，所以不清楚，我猜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许多事情表明，资本主义列强的攻击不是反而拯救了列宁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使列宁具有了“建设国防国家”的明确目标，从而掌握了大众。

当然，“无产阶级独裁”就是要鼓动大众来实现，但是大众的生活改善却没有那么简单地得到兑现，曾经几多危机来袭，得以度过这样那样危机的，就是利用“祖国的需要”来动员大众本能的冲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自由主义转化为全体主义的倾向相吻合，尤其它适合于民权意识低下的俄罗斯民族，不可否认这正是苏联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列强的压力和各种困难与矛盾，随机应变地果断处置，这正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政治能力所构建起来的今日苏联的现实力量。应该看到，以第一线决战主义堂堂开始的的革命建设，结果也呈现了第二线决战的模样。

纳粹革命则是明确的第二线决战主义。希特勒眼光远大。但是希特勒仅仅是凭着直觉而直接朝向革命的根本方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他着眼于大目标，强行推进大规模的建设，一些旧有的矛盾逐渐迎刃而解。当然这不是通常的变革。虽然是纳粹革命，但没有很大的破坏和牺牲而实现了变革。总体来看，可以说纳粹革命远比苏联革命效率更高。日本国民必须清楚地认识这点。

在第二次欧洲大战特别是法国投降以后，氛围似乎有些变化。国民对第一线决战主义怀着憧憬，过分相信苏联革命是正确的方式，许多革新论者不是称纳粹革命是反动吗？这样的认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它成为新体制运动只停留于观念性议论的原因。如果没有日美关系的日趋紧迫，新体制的进展或许是困难的。

无论如何，困难才是调动国民的最好办法。今天罗斯福总统以进攻西大陆的全体主义（这是一派胡言—原注）为诱饵，不断试图动员国民就是一个例证。林德伯格（译注：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年-1974年，美国飞行家，具有纳粹倾向）大校证言，德国没有对美国本土攻击的危险，这是当然的事情。但他却受到特别的关照（译注：指林德伯格因纳粹倾向和鼓吹孤立主义而被罗斯福开除军籍），这实在是个滑稽的讽刺。

第二节      作战单位

在《世界最终战争论》（译注：该书又名《最终战争论》）中，我提及，方阵的作战单位为大队，横队单位是中队，散兵单位是小队，战斗群的作战单位是分队（译注：日本战时的作战单位分别是：大队约5～600人，相当于营，下辖4个中队；1个中队约130人，相当于连；小队相当于排，分队相当于班）。理论上看似勉强但大致上是沿着这一线索演化的，而作为现实问题则并非那么明显地推进。

横队战术的实际指挥大致是以中队长为重点。由大队长来指挥横队要求随号令一起进退，这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时的单位依然是大队，就雇佣兵的性格而言，极力要求根据大队长的号令来进行行动。

散兵战的射击非常纷杂，因此对其指挥，即前进、射击这些号令由中队长发令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散兵的间隔距离增大，随着部队战斗的正面展开，这种情形更甚。因此散兵战术的指挥是小队长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拿破仑时代，决定战争的与其说是散兵，不如说是纵队的突击，实际上这样的作战单位仍然是大队。与横队战术比较，它更可能正确地实现大队长的指挥号令。随着散兵价值的提高，战斗的重点移向散兵，密集部队在加入战斗时，也不是大队的密集，而是大致相当于中队为单位的兵力。在附表（参见图表No.1）毛奇一栏中，记载的散兵之下是“中队纵列”，作为作战单位的是中队，也是反映了这一形式。

日俄战争当时，正值散兵战术渐入尾声，战斗指挥以小队为单位，然而战后的操典训练中，射击、运动的指挥又被收回到中队长那里。其理由是，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据说一年期的志愿兵军官，被征召入伍后马上担任小队长进行射击指挥毕竟还有困难。如果，日本军队在散兵战斗中不能委任小队长指挥的话，那么不得不说这显示了日本民族在散兵战术的时代落伍了。当然，事情不止于此，这还是反映了在改革中日本人过虑性格之一例。

更准确地说，这是日本照搬了不符合日本社会实情的德国的一年志愿兵役制的结果。欧洲大战前，德国入中学的，是统治阶级即右翼或者有产阶层的孩子，没有小学毕业后转入中学的制度。也就是说，因为中学以上毕业的都是特权阶层，往坏处说他们可以傲慢地高人一等，往好里说他们个个刚健、为了成为指导精英努力锻炼，这样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和平民出身同样的士兵待遇了。因此，作为拥有特权的一年期志愿兵役制度发达，并且也发挥了其价值。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真正实现了四民（译注：指日本原社会等级排序的士农工商）平等。而且近来自由主义思想强烈地影响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轻视军事的情况日甚。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学以上的毕业生，对于已经服役二至三年的一般士兵来说，仅仅一年的服役期间而期待他具备担当指挥官能力，这当然勉为其难了。

在日俄战争初期，一年期志愿兵出身的小队长、特别是分队长对于掌握指挥没有充分的信心，也较缺乏对士兵的领导能力，这种情况确实也有耳闻。这不是这些人本身的错误，而是制度本身的缺陷。

从这种生吞活剥地照搬德国的做法中醒悟，自然而然就就形成了今天的军官干部候补生制度，这种面貌一新的改变令人感到高兴。

但是，还难说这已经真正彻底了。以完成学校教育后就具有干部候补生资格的这一形式，我不能表示赞同。“文武兼备”特别应该成为日本国民的义务。一些人在父母的照顾下成长起来，对于已经活跃在战场上的同辈青年，他们或能够在这期间成就学业，但是一旦遇有紧急情况，为了比一般青年作出更大贡献，他们当然应该首先追求武道的精进。作为国防国家而言，今天这些被视为旧时代特权阶层的思想必须迅速清除掉。不能继续中等教育以上学业的青年，可在青年学校（译注：相当于业余或专门学校）学习成长，他们因而拥有优秀指挥能力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军事教育中应该抛弃一视同仁的平等，要充分发挥每个士兵的天分，特别是对具有优秀才能的人必须给予更高度发展的机会，由此培养更多的指挥官。在服役期间，也应该使他们各尽其才，干部候补生的教育应该竭力加以合理完善，我不赞成随意地任命军官。退役时，应该根据其当时的能力赋予一定的阶位。

顺便，我就现役军官的培养制度谈一些看法。

让军队幼童小学（译注：陆军附属的“少年”军校，12～13岁入学，下同）的学生和士官候补生穿着特别的军服，另外士官候补生与士兵隔离，身边用品也是头等兵装备等等，这都是模仿贵族教育的遗风。这些应迅速废除，必须要求他们与士兵同甘共苦。率先的模范作用只有在与士兵完全相同的生活体验中才能产生。

任命军官时，有被称为将校团的评议会议。那也是对德国制度的生搬硬套。德国的军官成员自行成为将校团候补是源于以前既有的历史。其后，随着时代的进步，有必要从士官候补生中进行考试募集来采用军官，这样又恐怕一些被看不起的出身低微的人成为军官，于是采用了将校团评议会议。我相信这是德国将校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些对日本毫无意义，不过是唯形式主义而已。

我希望的是更加彻底地使军官干部全部从士兵中采用的制度。而且以此在现役、预备役中都同样加以贯彻。

社会已经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可以说军队幼童学校作为陆军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制度。但是，我们期待陆军意识到军队幼童学校业已完成使命的时代能够早日到来，也可以说从今往后的全体主义时代，应该使国民教育、青年教育的全部都与陆军部的幼童学校制度接轨。这将意味着所谓国防国家真正得以完成之时。因此，有当兵志向的人都应该服兵役，在现役中具有干部志愿的，根据能力首先选任为下士官。为此，当然也不排斥必要的学校学习。下士官中，具有军官能力的予以适时地选拔，派送到士官学校学习后再任命为军官。

今天，在“面”的战斗中作战单位是分队。但是，在分队的战斗中，也并非同时进行相同的作战行为，而是某个小组以射击掩护为主，某个小组发起冲锋，但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先利用地形做匍匐前行等动作，这样更为有利。操典已经承认分队的一分为二的训练方法，这是以“组”为战斗单位的趋向。

从这种趋势来看，可以设想此后“立体”的战法终于将成为个人为单位的作战。“立体”战是战斗方法的大飞跃，战斗的中心由地面尤其是由步兵的战斗变成为空战的一场战争革命。

作为空战的打击目标当然是敌人的首都、工业地区等。可以做出判断，轰炸机将是战斗中的重要打击力量。轰炸机越来越大，其编队战法的进步和速度的提高，这也使有些人对歼击机将来的作用抱有怀疑，这种倾向一个时期还相当流行。然而，支那事变以来的经验依然证明歼击机的价值之大。今天飞机需要大量的燃料，为了装载一定的燃料，歼击机的行动半径又受到了限制，但是将来的动力大革命，将使得歼击机的行动半径大大扩展，尽管对敌目标的毁灭性打击还有赖于轰炸机，而有无制空权左右着战争的命运，这样歼击机将依然是空战之花，它必定在空军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

第三节      战斗指导精神

横队战术的指导精神是当时社会统治原理的“专制”主义。专制君王的雇佣兵停留在横队战术上。当发出号令时拔刀，敬礼时剑指前下方，相信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遗风。从精神上看，从实战上看，我都希望现在拔刀发号司令的情况应该立即予以废止。胡乱拔刀反而被敌人狙击的事例不少。这样的话，指挥刀这类东西自然没有必要。日本军人腰间挎着指挥刀，还把拔刀指挥作为预防危险所需，这些我怎么也难于苟同。

因法国大革命而被采用的散兵战术的指导精神，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的指导原理“自由”。克服了横向列队的束缚，散兵自由行动，以发挥每个士兵的最大能力。大致上单兵作战是面对敌人自由地战斗。部队的作战单位也尽可能尊重各队长的自由。大部队战斗的要领，仅仅是“明确大队攻击的目标，以第一线中队为准共同行动”的指令，这样大队长也尽量避免了干涉战斗。

到了战斗群战术，形势又有了更大变化。并非因为敌人也使用散兵与我对抗，而是广泛分散的敌人，相互掩护巧妙地构成火力网，因此能从无法预料的方向射击。对阵的敌人也大致以散兵战术与我相对时，再由单兵自由地反击敌人的话，反而容易陷入混乱。

（参见图表No.20）

因此，否定之否定，“统制”的必要就此产生（译注：“统制”是石原莞尔常用的重要词语，意即自由集中制，是在集中统制之下的相对自由，可参照下述的注解）。即，指挥官必须清晰地决定自己的意向。针对目标，向各队下达任务，使各队之间具有共同明确的基准。而且必须对瞬息万变的战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决定，下达清晰的指令。决不允许自由放任的战斗。昭和十五年（1940年）我陆军步兵操典改订前，对于大队作战时大队长的指挥有这样的陈述和规定：“大队战斗的宗旨，取决于针对各种战况大队长的准确灵活的指挥和各队切实的协同作战，从而毫无保留地发挥大队的战斗力，这就是大队的综合指挥”（操典第480条—原注），并且更加强调指出：“……（大队长）须洞察战况的推移演变，适时地赋予各队新的任务……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意图积极地指导战斗”（操典第504条—原注）。

为了实行统制战术，有以下的必要事项：

1.    指挥官的优秀，以及辅助性的指挥机关的完备。

2.    具有迅速准确传达命令、报告、通报的通讯联络系统。

3.    各部队和每个士兵的独立判断能力。

这第3点，在统制指挥中，各队的独自判断能力比自由主义时代要求更高。无论指挥官多么优秀，在散兵时代无法比拟的千变万化的状态下，结果没有时间都能等待上级一一做出指挥，而且这样抓住战机取得惊人效果的机率也很高。每个单兵几乎比散兵拥有数十倍的自由活动的余地。每个士兵必须理解战术的根本意义。今天的训练不仅仅是体力和力量的锻炼，如何提高单兵作战的理解能力是个重大问题。我们在中少尉时代，战术是将校独有的领域。第一次欧洲大战后，要求开始对下士官进行战术教育，但今天战术教育应该普及到士兵。

统制指挥，给予士兵、各队明确的任务，而且在能够允许自由灵活的作战之同时，为了避免无益的混乱也必须下达最小限度的限制事项。即必须要求所谓的专制和自由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度指导精神。

最近，所谓统制不就是往专制方面的后退吗。不少人把统制理解为就是粗暴地绝对划一的作战指挥。当军队感到迷惑，又遇紧急情况时没有给予理解的时间余地，必须是毫不犹豫地下达强制性命令。除此之外的场合，指挥员必须能够把握军心动态，统观全局，明确方针，指引大家朝向正确的目标。在使下属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给各自下达明确的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前提，宽容地允许自由裁断，使大家具有热情的发挥自主能动性。惧战、迟疑、犹豫不决、消极颓丧的话，是比自由主义更加有害的结果。

社会向着全体主义进行革新之时，军队还有许多值得反省之处。军队是反自由主义的组织。因此，在自由主义时代，它也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存在。特别是对集体生活、社会生活缺乏经验的日本国民来说，西洋流的兵营生活是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也就是把一种完全变化了的生活样式和习惯强加于他们，使士兵丧失了个性，成为了军队的强力统制中的一份子。

陆军的前辈们对这一点都感到担忧。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十二月军队内务规定改订时，这一纲领的改订后的表述是：“服从，基于下级崇高的道德心和对义务的忠实，以及对军纪必要性观念的觉悟；同时与上级的正当的命令、周到的监督和感召力这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很好达到目的。以此激发起来的忠心表现于形体，终于能够承受枪林弹雨，与长官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地服从指挥。”这实在是很出色的表述啊。它反映了全体主义社会统制的重要道德“服从”的真谛。但是，迄今为止，军队依然没能完全摆脱旧有的作风。现在，社会正超速地向着全体主义觉醒。反而是青年学校、特别是青少年义勇军在军事生活中先行一步。社会形态和军队正在接近。军队必须在这个时代正确地把握军事生活的意义，拿出“国民生活训练道场”的成果来。

尤其是军内实行的私刑处罚令人难以接受，实在深感遗憾，而且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压制。大众正觉醒于全体主义这一时代精神，必须深切认识到关怀弱者的重大意义，尊奉一种崭新的道义。结成东亚联盟的根本就在于解决民族问题。民族的和谐，有赖于尊重人和关怀弱者的道义心。日本在朝鲜、满洲国、支那等地遭遇的困难都是因为这一道义心淡薄了的缘故。军队应该在正确的理解下消灭私刑制裁，这才是日本民族昭和维新新道德确立的根本所在。

（待续）

编者注：本篇为石原莞尔《战争史大观》的正文部分。原书中有些不正确的用语和观点，例如“满洲”“支那”等等，为保持原文原意，译本未做粉饰修改，读者应辨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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