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劫波后，女人们总是变得更强悍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失踪的孩子》在六月终于出版了，莱农的故事在继续，小说一开头就是一场公然的私奔。作为有夫之妇的莱农，她离开了安稳、富裕的家庭生活，离开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对她非常依赖的丈夫，她遵循内心的呼唤，毅然和尼诺去了蒙彼利埃。这场出轨必然充满了泪水、屈辱、要挟、激烈的矛盾和痛苦。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失踪的孩子》

磨难、成长与得救

《失踪的孩子》探讨的是中年之后的体验，青春时期神话般的色彩已经褪去，莱农的人生需要面对的事情变得更多，一切变得艰难、苦涩。费兰特最擅长讲述的却是这段历史，所以在四部曲中，获得最多认可的就是这部。一个人会随着他的时代消失，经历的一切都很虚妄，费兰特年老疲惫的声音，特别适合讲述她对这段时光的领悟。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基本上没有岁月静好、灵魂里散发着馨香的女人。我相信，看到书中的男男女女，鸡鸣狗盗，习惯于唯美、纯情剧本的读者难免会心生厌烦，很容易对小说人物做出各种道德审判。比如英语读者甚至创建了一个网站，来辱骂故事中的一个主要男性角色——尼诺。但费兰特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没有任何指责和审判的意思，包括对这位处处留情、玩弄女性情感的尼诺。其实，这位风度翩翩、深得女人心的男子只是莱农人生中必经的一场磨难，像一场漫长的生长热，最终也会被超越。对于莱农来说，没有经历种种磨难，何谈领悟和成长。

“四部曲”千端万绪，撇开恢宏的时代背景、独特的那不勒斯风情以及那些形形色色、入木三分的男性人物不说，故事中的女性人生，应该是作者最用心用力展示的。费兰特笔下的女性人物，她们经历各种波折之后，总是会变得更加强悍，无论好坏，她们总是会坚持自己的意愿，把握自己的命运。

一个女人在漫长的人生中经历什么样的殊死搏斗，才能在年老时叹息说：

“我吃了多少苦啊，经历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但我都挺住了。我离开了城区，又回到那里，我又成功摆脱了。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我和我生的几个女儿拉下水去，我们都得救了，我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沉沦下去。”（《失踪的孩子》P451）

对于莱农来说，她没有沉沦，没有跌倒，最后得救了，这意味着她没有像少年时的伙伴吉耀拉一样，在破败的城区倒地而死，也没有像家境优裕的美少女娜迪雅那样，成为红色旅恐怖分子，甚至不像有思想、有文化的玛丽亚罗莎那样陷入毒品和虚无。这无疑是一场漫长、痛苦的救赎之旅。莱农在年老之时，经历各种沧桑，联系不到心爱的朋友，心情沮丧时，她说：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真的，事情全然没有那么简单。

“四部曲”对于女性人生的探索和深入挖掘，似乎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讲述的时间跨度很大，涉及了女性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也牵扯到女性教育、恋爱、婚姻、生育、家庭和工作体验的方方面面。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遥远的意大利南方海滨城市，但女性的体验有很多共性，故事中的那些人物就像贾樟柯镜头下的中国小镇青年，这对于在人生道路上苦苦探索，求得一条出路，不甘愿沉溺的女性也是一种参照。

费兰特在访谈中曾说过，“那不勒斯四部曲”和之前的几部作品不同（作者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出版作品了，十几年之后才有四部曲的创作）。首先，她之前从来没有讲过这么长的故事；其次，她无法想象她能把这些人物的生活，在历史的变迁中描写得如此细致。第三个是最主要的一点：她非常讨厌提升社会地位（玛丽苏）题材，她从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化、政治立场，也不会太侧重阶级的问题（《不确定的碎片》P273）。因此莱农在总结人生时说的那句话，并不能完全当真，假如为了提升社会地位，其实她大学毕业就已经做到了，故事已经可以结束了。“只是一场为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那句话里用的“低俗”一词，也正好揭示了费兰特对于这种生活态度的厌弃，真正的斗争是另一个，是摆脱低俗，道路艰辛而曲折。

“那不勒斯四部曲”：《新名字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

厌恶、逃离与成长

我们从头说一说莱农的生活。她从小时候起就发现并深刻体味到自己对母亲的厌恶：“从我差不多六岁开始……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我尤其讨厌她的身体……她头发发黄，眼睛是蓝色的，体态臃肿，她的右眼是斜的，总让人搞不清楚她在看哪里。”

“我母亲一瘸一拐的，又是斜眼，最主要的是，她总是怒气冲冲……”

如果我们要分析事情的因果关系，这种对母亲厌恶和不堪忍受把莱农推向了莉拉：

“那时候我有一种信念：如果我一直跟着她（莉拉）的话，学她走路的样子，那刻在我脑子里我母亲的走路方式就不会威胁到我。”

在女性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厌恶和羞耻感对一个人的激励和塑造会起到出人预料的作用。虽说莱农的母亲有伟大之处，她能承受暗淡、贫穷和辛苦的生活，维持一个家庭，但这个“反面教材”让莱农很快就做出了对未来的设定，就是避免在成年之后成为一个气急败坏的粗鲁女人，她要成为不同于母亲的人。这种冲击力，比一个体面的、理想的形象起到的作用要更强。对于很多小镇青年，这可能是很熟悉的情景：

“成绩出来时，老师把我母亲叫到了学校，她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我的拉丁语能及格是因为她对我很仁慈……我感到双重的屈辱：首先因为我没有小学学习好，另外，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老师和我母亲站在一起的那种差距。老师看起来那么体面，穿着得体，她说的意大利语就像史诗《伊利亚特》里的语言；我母亲畸形的腿、破旧的鞋子、暗淡无光的头发，夹杂着方言、错误百出的意大利语，她应该也感觉到屈辱……”

母亲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个例，莱农女性意识觉醒，开始看到了女性身体变形，性格焦躁在整个城区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时候，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老城区母亲们的形象。她们都很焦躁，同时又听天从命，她们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背弯曲着，或者用很难听的话责骂那些折腾她们的孩子。她们的身体都非常消瘦，双眼凹陷，颧骨凸出，或者是屁股非常肥大，脚踝水肿，胸部下垂，拿着沉重的购物袋，最小的孩子都扯着她们的裙子，想让她们抱……因为生活的艰辛，因为年老的到来，或者因为疾病，她们的身体被消耗了……这种变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因为要做家务吗？是从怀孕开始的吗？还是从挨打开始的？”

这种如临深渊的恐惧一直伴随着莱农的成长：

“我要采取行动，我要从我母亲的世界里逃离出来，虽然即使是莉拉，也没能从那个世界中逃离出去，但我必须做到，我不能再这样逆来顺受了。”

这种逃离的欲望，从一次小小的旅行开始，使莱农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一次次体验跨越边界的愉悦。正是因为这种逃脱的欲望，让她向外界伸出了求助的手，尼诺对于莱农的成长还有自我塑造的影响，并不在于莉拉之下。虽然在《失踪的孩子》的最后，尼诺变得油腻猥琐，被莱农远远抛在了身后，但我们无法否认，这是一段非常有建设性的关系。

他（尼诺）会把我从我母亲的世界里拉出来，他自己也在全力摆脱他父亲的影响。

通常，在婚礼上，一个社会群体恶俗生活方式会得到集中体现。“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有两次这种婚礼场景的描写，都让莱农划清了自己和城区的界限，进一步加强了必须离开的思想意识。第一次是在莉拉的婚礼上，莱农看到：“庶民就是我的母亲，她喝了酒，现在整个背都靠着我父亲的肩膀上。”第二次是在她妹妹埃莉莎的婚礼上：

“让我觉得震撼的是，莉拉结婚时的那种乡村风格的粗俗，到现在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变成了一种都市风格的粗俗。

友谊、互助与成长

费兰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也有所突破，在之前的小说《被抛弃的日子》《讨厌的爱》《迷失的女儿》中，女性都是单独出现，有时候陷入情感崩溃的边缘，也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去求助，她们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状态。但莱农从小就有莉拉可以依赖，可以交流，这种成长中的互助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也是生活上的。我们知道，在一段关系中，无论是亲情、友谊还是爱情，柔弱或者缺乏主见的一方总是受强势的一方的影响。莉拉无疑是强悍的、富有力量的一方，她的灵气和决绝的性格，与莱农的自律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中学时代的莱农在莉拉的引导和帮助下，拉丁语成绩很快赶上来了。两人的关系出现危机，对莱农的影响非常大。

莉拉出嫁之后，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钱，她给莱农买课本，支持朋友的学业，这种密切的关系让莱农获得了很大的能量，让她似乎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困难：

“我更加狂热地想象我和我的朋友命运相连的情景：我是瞎子，她眼睛好得像鹰隼；我目光黯淡，她一直眯着眼睛聚光，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挽着她的胳膊，在暗处，她会很用心地引导我。”

甚至在莱农成年之后，她已经结婚、成名，莉拉的这种帮助也非常珍贵。

莱农对于莉拉的帮助也很频繁，很多时候都是雪中送炭。在莉拉生病，儿子需要人照顾时，莱农总是会伸出援助之手。在故事结束之处，莉拉决定不再接莱农的电话，不再见她，莱农依然念念不忘：

“有时候，我很痛恨她做出的选择，正好是我们都老了，需要相互关怀和支持时，她把我完全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

这种友谊和互助对于女性的成长有时是决定性的，莱农的成长根本无法撇开她从莉拉身上汲取的能量，甚至包括她的写作生涯，也和莉拉带给她的灵感密切相关。单枪匹马的女性，很难抵御社会、传统模式的影响，可能步步都会跌倒，很难迈出一条走向独立的自救之路。

娃娃、生育体验与成长

让人迷惑的是费兰特对于“娃娃”这一意象的痴迷，包括她写的儿童读物《夜晚的沙滩》，主要意象也是一个被遗落的布娃娃，在海滩上经历各种危险的遭遇。这个“娃娃”在其他小说中也同样反复出现，是费兰特小说的重要元素。“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两个布娃娃，像一条线一样贯穿故事的前后。在童话里，女孩找到了娃娃，在莱农漫长的一生中，她是否也能找回自己丢失的娃娃？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费兰特小说的诗意所在。娃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首先是一个女性的、私密的物件，一个忠实的玩伴，一个对话的对象。有很多时候，“娃娃”似乎有更深层的隐喻，象征着女性的身体或者女性的自我，总是会经历各种磨难和考验。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另一个物件是莱农母亲的银手镯，这个物件也是女性体验的一部分，因为每个女人都会面对上辈和历史上所有女性的体验，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这个银手镯经常出现，最后也体现了莱农和母亲的和解。

通常作家对于母性和生育体验的描写，总是侧重展示一种无私奉献，爱和甜蜜，这无疑是一种误导。费兰特通过莱农的个人体验，也探索了生育体验里常常不为人提起的阴暗的一面。

从费兰特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把自己的私生活和公众生活分得很开，她每日的生活就是翻译、教书和写作。费兰特作为女性的生活是隐匿的，她也无意成为女性的楷模，树立某种榜样，唯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她是一个特立独行，义无反顾的女人。

“我已经摆脱了对出名的渴望，但我非常在乎莉拉和她朋友的名声。”

太平之年，女性要获得独立自主，也需要一场场殊死搏斗。无论是莱农掘地三尺的反思，还是莉拉任性、暴戾的反叛，她们在能量上、情感上和思想上的相互洗劫，都展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假如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对这些人物进行道德上的审判，而是看到这些行为的深层机制，这无疑会对女性生活是一种启发，会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

福楼拜曾经说过，他就是包法利夫人；费兰特最喜欢的女性人物是莉拉，在她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如果要说的话，她应该是莉拉和莱农的合体。当然，作为女性，没有必要成为莱农或者莉拉，而要成为自己，这也是一个摆脱奴役的过程，包括情感上的奴役。斯宾诺莎说：“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到命运的宰割。”纵观这个人物的一生，有很长一段时间，莱农都处于感情的奴役之下。如何避免受情感左右，如何摆脱奴役和禁锢，这恐怕也是所有女性要面对的问题。

我想用费兰特在一次采访中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她在谈到如今意大利和世界上的女性的处境时说：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哪个年纪的女性，现在都处于战斗之中，战争远远还没有结束。尽管我们认为已经把男权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抛之于脑后，但斗争还会延续很长时间，我们看一看世界的整体局面就能明白，这场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我们到目前为止获得的一切，随时都可能会失去。”

【本文作者陈英，“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译者。意大利语言学博士，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法意语系副教授。】

本文刊载于2018年06月26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报》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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