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红发女人，我更怀念那个渣男和小贩

看了奥尔罕•帕慕克的新小说《红发女人》后，我开始特别怀念那个渣男和那个小贩。

《红发女人》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著

尹婷婷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4

渣男属于《纯真博物馆》，他与贫家小表妹相爱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俩人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偷期密会。可是有一天，他的“阶级意识”突然觉醒了，和门当户对的小姐订婚了，然后，万人如海一身藏，小表妹从此消失不见——这是引子，真正的故事从她的消失和他的“犯贱”开始。他像个疯子一样寻觅，痴子一样思念，每到以往约会的日子他就会回到那个小屋，幻想她会突然出现，曾经相爱相处的所有残屑余味都令他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她触碰过的一切，她的顶针耳环钥匙盐瓶，甚至留着她唇印的烟蒂，还有无处不在的她的味道……帕慕克把那种蚀骨啮心的思念描写得精致入微到了极致，我读到那些文字的时候，突然难受得胳膊都发麻了——谁曾有过痛哭到胳膊都麻痛的经历吗？这种生理反应居然会被一段文字唤醒并引发，我自己都被惊到了。至于为什么心痛的时候胳膊都有反应，这个可以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来解释：胳膊，那是心包经的通道啊。

《纯真博物馆》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陈竹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0-1

我不想在此摘录帕慕克的原文，我只想说，那些文字的打击力度类似你第一次看到陕北信天游、山西河曲民歌又炽烈又深情又凄婉又激烈的表达，“东山山日头西山山落，哪搭儿想你哪搭儿哭”，“墙头上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着还想你”。在这里，“思念”本身成了一种完全失控所向披靡的妖魔，可怜的肉身只是被它左冲右突难承其重的皮囊。此时此刻此情此状，伊斯坦布尔那个上流社会富家子和一个中国西北乡下的农民完全没两样，“白天我想你拿不动针，到黑夜我想你吹不灭灯；白天我想你盼黄昏，到黑夜我想你盼天明；白天我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而小贩的故事是藏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著

陈竹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6-2 

土耳其的乡俗，两个相爱但又担心过不了父母关的年轻人可以私奔，生米成熟饭，非法变合法。于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拉起女孩的手一路狂奔，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天亮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定神一看：天哪，他爱的明明是妹妹，可是和他奔突了一夜的却是姐姐！将错就错的两个人跑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盖起了一夜屋（《红发女人》里，师傅告诉男主角，他曾经在一夜屋社区挖过好多井），一手一脚地过起了日子。他走街串巷卖一种传统的饮料，钵扎。作为帕慕克的读者，我们当然知道，“钵扎”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也是一个象征，一个喻体——帕慕克的小说中几乎都有这样一个象征物，它代表传统，代表一种旧的生活方式：日益衰微日薄西山，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钱途；同时，它们也承载着帕慕克老师那浓雾一样挥之不去的乡愁——嗯，用他自己发明的那个词，叫“呼愁”。

在《我的名字叫红》，这个象征物是细密画；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种古老的饮料；而在《红发女人》，是那口总也打不出水的深井，是以为砸死了“父亲”的儿子最终以父亲的身份被吞噬的深井。

在这个新故事里，帕慕克把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与《列王纪》中父亲误杀儿子的故事并置，辅之以伊凡雷帝杀子，以父子关系的纠结又一次陈述他反复吟咏的主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从写作技巧而言，它像《我的名字叫红》一样好看易读，设置重重悬疑，层层破解谜底。虽然这次的“包袱”不像“红”系得那么紧，读到半途已经可以大致猜测到结局。尽管如此，当人伦悲剧最终发生的一刹那，我还是惊得一激灵，躺姿变坐姿。

帕慕克的所有小说都是可以对读的，抛开技法，和《红发女人》最对应的，其实是《雪》。帕慕克真是念念不忘《列王纪》啊，在《雪》中，他就借那个恐怖组织神秘头目之口，对《列王纪》的被冷落阐发了一大篇莎士比亚式的滔滔雄辩。那场雄辩与其说是小说的人物在发声，不如说更像是小说家借他的人物为自己的家国忧思代言。在《红发女人》中，这样的桥段给我的感觉是更多更密更任性——代言的任务不再仅仅是某个人物偶尔为之，而是分摊在若干人物的身上，以夫妻对谈或好友清谈之名，不同角度各自伸张。当然，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立场与向背，但好的小说自当润物无声，优秀的作家也从来不低估读者的智商。作者的情绪溢出人物的边界，甚至人物成为被操纵的傀儡，总觉得是写作初入门者才容易犯的错，不应该是帕慕克这一级别的作家所为。

《别样的色彩》是若干年前帕慕克谈阅读谈社会谈生活的一本散文集，近日重读发现，《红发女人》中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伏脉。

“即使我们表面上在谈论文学，但我们真正在讨论的，似乎还是土耳其。文学、书籍、小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谈论，或是逃避令人烦忧的不确定的自我，而这种自我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沉重不幸的来源”。

《别样的色彩》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宗笑飞 / 林边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3 

这本散文集中有一篇《读还是不读：〈一千零一夜〉》，帕慕克以这本举世闻名的民间故事集为例，表达自己的困惑：

“《一千零一夜》是东方文学的奇迹，但是，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斩断了其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所以，我们忽视了印度、伊朗的影响，完全听任西方文学的冲击，而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文化绕经欧洲再度回来。”

——源起于本土本家的民间故事集，却是通过法国人的转译从欧洲“回流”土耳其。这样诡异的“文化倒灌”，在历史上可不是第一次。上溯千年，欧洲陷入愚昧黑暗的中世纪，是位于巴格达的“智慧宫”搜罗、翻译和保存了大量古希腊文献。这些早期人类智慧结晶在中世纪的欧洲完全湮灭，如果没有穆斯林为之传薪续命，即使不能就此推定欧洲的文艺复兴完全不会发生，至少，他们会对基督教之前的古典文明完全失忆，不知道这世上曾有柏拉图、曾有亚里士多德、曾有希波克拉底。这何止是欧洲人的缺憾？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

东方与西方，我者与他者，谁伤害了谁，谁反哺了谁？

多年前，看过一篇对李双江的采访，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当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的临别赠言是：“儿啊，出门在外，要记吃不记打”。这位母亲什么意思？她是告诉孩子，一旦踏入红尘，来自他人的恩惠与伤害一样也少不了，要多记别人的“好”，少记甚至忘记别人的“坏”。如果历史家国的记忆也能像这位母亲希望的那样择优筛选，该多好。可惜，并不能。不仅不能，还往往在做反方向运动。

世界公民是一个美姿态，世界主义是一个好立场，但是，人毕竟不能悬置在土地之上。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对于一个老大帝国的后代、东风西风交相吹拂下的知识分子，奥尔罕•帕慕克既对本国日益喧嚣的民粹保持着极高的警觉，又对本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无情抛弃与切割自己的文化基因“到底意难平”。这两种情绪或隐或显，反复缠绕不断变奏，成为他所有作品的“共题”，他因此而承受的心灵煎熬也特别能引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情——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如此相似：悠久辉煌的历史是骄傲也是负累；自豪感与屈辱感一体两面；一方面努力拥抱“更文明”的世界，同时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终归是被拒绝的异质异类。

十几年前到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导游颇自豪地告诉我们，这里所有水龙头流出来的水都可以直接饮用哦，因为这是欧盟标准——当时，土耳其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为加入欧盟而努力。成没成呢？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帕慕克在《别样的色彩》中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只有愤怒是真实的。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与欧盟的谈判，目睹了自己虽然费尽力气想做西方人，但西方人却不接受我们，明白了人家无非只是想左右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的内容……我童年度假时，见到某些凯末尔主义乐观分子很推崇欧洲文化、音乐和服装。欧洲是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共和国七十五岁之时，欧洲已经开始被看成是罪恶之源。”

作为作家的帕慕克有这样一个“套层结构”：他是伊斯坦布尔作家，他是土耳其作家，他是东方作家，他是世界作家。我能理解作为知识分子的帕慕克的愤懑，但作为小说家文学家的帕慕克，我还是更爱他笔下那个窘迫地穿行在穷街陋巷、尴尬地枯坐在别人家的贱男；更爱那个在生活的挤压下退无可退仍要一退再退、难过的时候就默默地坐在墓地里胡思乱想的小贩。我觉得我在伊斯坦布尔游走的时候一定见过他们，不，何必走到他们的城？在挤挤挨挨面无表情的地铁电梯写字楼，在一边敲门一边喊“快递！”“外卖！”的人中间，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他们。不，别把自己择得那么干净，我就是他和他。

对了，我喜欢《红发女人》中的那个红发女人，和完全不明真相的俄狄浦斯的母亲/妻子伊娥卡斯忒不同，她对他是谁的儿、谁是他的父心知肚明，但还是主动制造并承担了命运。男人们被主义和仇恨搞得迷茫而愤愤不平，她却如地母般稳静。就像她如是陈述自己那一头人工打造而非出自天然的红头发：“对您来说，这是天赋异禀，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对我而言，则是自主意识的选择。”

文| 得得

本文刊载于2018年06月29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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