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 “双黄蛋”：中国的内在与外在【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辑·施展】（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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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二辑·施展

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第一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聚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后的又一次活动。本次研讨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枢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正契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诚如刘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刊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于此。由于本次研讨内容广泛，而杂志篇幅有限，只能刊发津要，全文现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

“双黄蛋”：中国的内在与外在

王人博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本专辑为适合微信编辑需要，文章推送顺序与刊物发表顺序稍有不同，以刊物为准

王人博教授

我阅读或聆听了在场或没在场的读者对施展的《枢纽》这本书的评价，不管是评价性的分析还是非评价性的分析，眼光都很独到，问题抓得也很准，对其解释可以说是晶莹剔透了。而我本人既不是搞历史的，也不是搞哲学的，而是研习法学的。所以从法学的眼光和身份来阅读这本书，首先第一感觉就是冲击力大，觉得新奇，或者说由新奇还转换成一种惊奇，有点震惊效果：原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写。就这样被吸引接着往下读，一直读完。从第六章开始，我觉得作者有点力不从心，第六章至第七章感觉跟前五章有点断裂并形成断层了，接不上，作者试图做出努力，但还是没接上。有点头开得大，后面慢慢萎缩这样一种主观上的感受。这可能有各种原因，客观上的条件限制应该大于主观上的能力，这不是为其开脱的话。

其实，我本人从这本书里面收获很大，并形成了一些体悟。以前读历史，不管清朝还是其他大一统的朝代，都是把边疆、草原、雪域、西域解释成中华帝国的边角料，多是以汉文明的视角看中国，这个印象还是很强烈的，这也可能是没有读过姚大力先生等人的“边疆史”的缘故。插几句题外的话：我认为“边疆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因为“边疆”与其说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地理，还不如说是一种观念。它是靠“中心-边缘”这样的范畴建立起来的，“边缘”只有依赖“中心”才能成立。因而，其范式还是没有脱离汉文明中心主义。如果把这样一个视角安放在世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差”。也就是说，当把中国放在世界这一层面的时候，我们讲主体性，还是以第三世界的视角来谈自己的。说白了，中国还是处于弱者一方的边缘角色，因为我们存在的世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主宰的世界秩序。讲到中国这样一个外在身份的时候，我们强调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只能是第三世界的。对内呢？我们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主体性，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枢纽》的作者面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之时，这个主体性如何解释？解释什么？当在我们这样一个共同体内部，主要话语权力并不能均质性分享的情况下，作为每一个民族的每个人的主体性，它怎样来公平地、按照主体性要求分配那种分享，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作者在书中把“少数民族”定义为“边疆”，其实这本身就是带有一种特定心理的书写。同样还是那个问题：“边疆”意味着什么？就拿我本人来讲，我的老家在青岛，相对于北京，它是比较边缘的；反过来讲，相对于我的老家青岛来看北京，北京则是偏远的。所以，内视角和外视角的主体角色不一样，就会带来很大的差异性。我的意思是说，在政治上不好区分主体性的情形下，最好尽量少谈“主体性”为好。

然而，无论通过施展的《枢纽》会提出何种问题，都能从中形成思考和体悟，这才是最主要的。作者重述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把以“帝国”形式存在的“中国”解释成一体多元——不管这个帝国是中华帝国还是东亚、中亚帝国——其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按照作者的见解，这个架构里面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草原提供了战争所需要的战争工具（马匹），西域、雪域更多提供了异于汉文明的文化，如伊斯兰教、佛教，而中原则主要提供了帝国的财政。但是读完了以后，我又有了这样的疑问：假若不以“多元一体”为书写的“枢纽”，而完全依赖传统的“中原视角”，即以汉文明为中心叙述历史，难道就是一种落伍的叙事方式吗？我认为，对一个汉族知识分子来讲，施展的“叙述方式”只是不同于“中原视角”而已，并不能证明它就必定优越于后者。它提供的只是另外一种思路而已，当然是很有新意的一种思路。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问题提出来就教于大家：《枢纽》不是一本纯粹的历史书，更偏重于历史哲学，而历史哲学里面特别偏重于历史政治哲学。从政治哲学解读历史，我认为这是本书独特性的一个侧面。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该书的理论架构，而且还是实际分析的框架。黑格尔的这套范式，人们现在用得很少了。先不说超越，就是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客关系，包括理念和客观外化，解释中国3000年历史合不合适？这是个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把中国的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没发展，说没有“进步”更准确。在这样的框架里面，中国的历史基本就被他的哲学消解掉了。而《枢纽》却借用了他这样一个思路，要把中国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去，要把中国民族理解为世界历史民族，这个处理恰当吗？当然也可以说这样的处理是对黑格尔的一个反叛。从世界开始，我们中国就在世界秩序之内，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一个自变量的国家，所以说中国不管是弱还是强都是自变量，会影响整个世界秩序。对《枢纽》的这个命题，有人提出了质疑，包括自变量这样的概念。这方面，书中确实论证得不够，《枢纽》讲古代时谈到中华帝国或者东亚帝国跟西方的关联，主要讲的是西域，它是联结中西方重要的文化通道，当然后来又转移到南洋了。这样的分析能不能证明中国在古代世界就是一个自变量？这样谈论东亚没多大问题，但是放在整个亚洲和世界，中国的这样一个自变量怎么理解？

《枢纽》一书所做的学术努力确实让人敬佩，一个年轻作者有这么大的学术雄心，构建这样一套宏大的历史哲学结构重述中国，其结果是提出的问题多，给读者的启发多、思考多。但是把问题抛出来以后，处理这些问题又显得比较弱，特别是第六、第七章。我们都知道，1840年以后是中国3000年来的一大变局，而《枢纽》用很小的篇幅就把它处理掉了，这有点不太合理。这可能也与书中的叙述方式有关。问题是，是不是研究历史非要从宏大的叙事结构开始？能不能从一些形而下的细节构造出一个叙事？即从微观上升到宏观，我认为这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当然也比较难以操作。另一个问题是线性历史观的问题。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实就是把整个人类历史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是线性的，由过去一直流向未来。这期间虽可能出现曲折，但“向前进”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从今天可以看到过去，从今天又可以看到未来，就是这样一种线性的世界观、历史观。按照这样一种观念模型来处理整个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今天看来是否恰当，也是个问题。关于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我们现在都知道。时间未必都是呈线性状态，现代哲学从海德格尔开始，时间的并置、“时间的空间化”想象已为人们所承认。简单地说，历史有很多偶然性，一场大火或者大水或者地震就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走向。这是最普通的一种理解，但线性历史观非要把它做成一条直线，3000年来好像我们就是奔着那个目标去似的。如果我们做断代研究，把这个时间长度再稍微缩小一点，把时间切割，把空间切割，可能更符合当下的学术规范。

既然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就肯定有遗漏或者遮蔽，或者过于依赖叙述框架，很多的事件、人物、思想，可能都被隐藏了，我认为最重要的遮蔽是中国近代史。这关涉中国近代转型，是3000年之大变局最重要的问题。

近代性这个概念，分析中国面对西方所进行的转型，可能更具说服力，起码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有价值。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不管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是由汉族知识分子发动、领导、参与，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这个“国”怎么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晚清之后的中国为了应对西方这样一个困局，从改革到革命的叙事，其实都是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他们对“国”的概念的理解，根子底下是以汉文明为主体的国家为前提的。他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想象，包含了《枢纽》所讲的草原、边疆等，但在它的无意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当中，就是以汉民族为主体所呈现的国家意象，并以汉民族这样的聚焦点来叙事，特别是1840年以后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其二，中国的近代性。在中国的近代性问题上，作为日本人的竹内好的论述是非常敏锐的。他认为中国近代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极端落后性，人口过剩、没有技术革新也没有技术发明，主观的伦理观念更是因循守旧。正是这种极端落后性，导致中国无法接受西方的进步概念，只能走上革命之路，而且是一路往下推进下层革命，这包含了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革命的结果是什么？虽然可以用《枢纽》一书的话叫“双循环”，但因为中国近代的遭遇，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独特的近代性，这就造成中国以一种特殊身份参与到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中：既是参与者，又是曾经的受害者；两者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抵触，关键是两者间的“互信”始终是个问题。一种曾经受虐和施虐的心态，是难以丢弃的心结，中国近代性的课题并没有完成。中国国内怎样重新构造现代国家的多元一体取决于中国自己；而如何在“双循环”中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则取决于中西（美）双方。我们所处的世界就像一个鸡蛋，中国也在蛋壳里面，但其内部构造与外部世界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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