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 | 清水激浊，涵气在襟：追忆石泉先生【“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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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激浊，涵气在襟：追忆石泉先生

鲁西奇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撰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鲁西奇教授追忆石泉先生的一篇文章。

“石先生是2005年5月4日夜11时10分辞世的。有好几位师友都曾经说过这个日子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宿命感。我知道，先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生命不过正好是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结束的，不宜也无需与任何宏大意义相联系。可是，对于我来说，石先生和李老师确实代表着一代人，他们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诸种苦难，却一直抱持着赤子之心和恢宏正气，化解仇恨，不事权势，努力地去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应当承认，他们那一代人，已慢慢地成为绝响。”

一

石泉先生（1964年摄于汉口）

2005年7月，在帮助李涵老师完成《石泉文集》的编辑工作后，我写了一篇《〈石泉文集〉编后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石先生的学术论点、研究方法和我的学习体会。其后数年间，也有一些师友希望我写一点回忆两位先生的文字，我却一直没有写。每次想起来，都会很动感情，常常写不成句子，遑论成篇。2018年初，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石泉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各位师兄弟和一些再传弟子都来参加。大家汇聚一堂，非常高兴。我感受到欢乐融和的氛围，内心深处却非常悲伤。在会上，我做了一段很动感情的发言：

1978年的这个时候，石先生六十岁。那时候我还只有十三岁，我不知道李老师和石莹姐有没有给他过六十大寿。当然，按照老规矩，是应当前一年过的。

先生那时，还默默无闻吧，大部分的文章，还是油印的交流材料或讲义，没有能够正式发表。再过十年，先生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再过十年，1998年，先生八十岁整，正式退休。再过七年，先生就走了。屈指算来，先生学术生命的表现期，无论如何，不过三十年。可以说，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给自己的后三十年奠定了基础。四十年的时间，现在想起来，真长啊，中间有多少难走的路！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石先生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学术道路，还指导出这么多的学生。现在想起来，真不容易，中间有多少难做的事！

我今年五十三了。石先生五十三那年，1971年，应当是在武大沙洋分校吧。那一年的先生是怎样的呢，他的心境如何？我一直无法去想象。如今，略经了些沧桑，看了些人事，我想，自己或者能知道一点了吧。“歌声歇处已斜阳，剩有残花隔院香。无数楼台无数草，清谈霸业两茫茫。”这是《桃花扇》里的戏词，先生即使真的想起，也只会在心里流过，不会吟出声来的。

石泉先生（摄于20世纪70年代初）

先生客厅里，一直挂着一幅联，上面写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每回看见这幅联，我就想先生也有诸多的无奈吧，却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努力着。在先生离开之后的岁月里，我每遇到挫折坎坷，就会想起这幅联。石先生和李老师多次教导我：为人要有所本，做事要有所持。这两句话，说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不会有人苛责。可是，这个世界上，总还是要有人，能够坚守某些做人的底线，并努力做一个像人的人。

我曾经是先生和李老师的学生。我永远记得两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和教导。可是，两位老师毕竟早就走了，我不再有福气听老师的教诲、批评和指点。路还得走下去，有时候茫然，有时候摇摆，走得踉踉跄跄的，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幅联的后一句：“但求无愧我心”。它使我得到安慰，鼓励着我坚持某些东西，并给我接受某些妥协提供藉辞。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有时候会想象自己终有一天去看两位老师的情景：李老师开了门，对着书房说一句：西奇来了。我进了先生的书房，先生坐在那把有些陈旧但还是很舒服的椅子上，慢慢地立起身，微笑着点点头，说一声：“怎么样？”

我知道，两位老师都在天堂里。也许，我没有资格见到两位老师。不管我会到哪里，我最大的梦想都是，两位老师微笑着点点头：嗯，西奇来了。

是的，我五十三岁了。繁重的工作、无休止的奔波，已慢慢地侵蚀了身体健康，我曾引以为傲的记忆力已大为衰退。学术的快速发展，一代代学人的更新，两位老师及其同代人的功业事迹，慢慢地变成了“开天遗事”。“向来相送人，各已归其家”，时代不管不顾地前行了。

二

那么，写点什么呢？从1984年春季学期选修“宋辽金元史专题”认识李涵老师，到2005年5月石先生辞世，2007年6月我离开武汉大学，我和两位老师相处了二十多年，包括了我的本科、硕士（师从李涵老师）、博士（师从石泉先生）三个学习阶段，以及从讲师到教授的十余年教师生涯；从专业方面，两位老师指导我学习了宋辽金元史、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导我初步走上了学术道路。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断断续续地住在老师家里。想一想，可说的事情还真不少；可正因为可说的太多了，竟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的儿子今年十六岁，正在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很爱和我交谈，课程、学校、政治、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我数次告诉他：爸爸是个农村孩子，爷爷奶奶没有机会受教育，又总是为养活爸爸和叔叔、姑姑而劳作；爸爸十四岁就离开了家，更少有机会受到爷爷奶奶的管教，基本上是个乡下野孩子。爸爸真正懂得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石爷爷、李奶奶教的。现在我把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再教给你。

我念大学的时候，长得又黑又瘦，家里穷，靠国家助学金读书，穿得也很破旧。十四岁就离开了家，一切靠自己打理，总是弄得邋里邋遢的，个人卫生很糟糕。待人接物，说话做事，往往一点章法没有，也不懂什么规矩。两位老师都是大家庭出身，石先生年轻时，虽然家里已破落了，可还是富贵人家的气派，说话做事都有规矩的。两位老师从没有嫌弃过我，也从没有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轻视之意。他们知道我内心深处其实很自卑，所以，对我说话，总是细心地照顾着我可怜易碎的“玻璃心”；就算是严厉的批评，也总是语气温和，耐心地给我讲道理，让我明白事理。同时，他们也严格地给我提出要求，从说话的方式、语气、用词，到理什么样子的头发，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前提下怎样穿衣服。他们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希望我能做一个有知识、有修养、有志气的人，直白地说，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人。因为这些原因，这次石先生纪念会上，王克陵老师对我说：“你就是他们两个的儿子啊！”王老师说了两遍。可是，我对石莹姐说：“我是石家的包衣。”我做人、教书、做事，好的部分，守的是石先生、李老师教的规矩；做坏了的，是我自身乡野孩子的本性在起作用。

石先生长得非常帅。石先生的帅，既不是高仓健式的，也不是所谓“佛系青年”式的，而是“儒系”与“基督系”混合的帅，温文尔雅却又意志坚定，含蓄蕴藉却又爱人如己。坐在先生的书房里，看着先生，如同置身山壑溪涧，看着那一潭的清水，却绝非“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是“芳华矜貌，恻隐怜人”，让你不由得走到潭边，蹲下身来，伸出手，掬一捧清水，喝上一口，立起身，说一句：“真好！”“清水激浊，澄石必明。”石先生的这潭水，激走了腐草，澄净了浊泥。石先生的清澈，荡尽了名利，洗净了繁华，只剩下岻屿嵁岩，石骨磷峋，就如同先生的白发，以及清瘦而矍铄的躯体；石先生的清澈，又如日光透底，湿气蒸腾，暖意扑面，就如同先生温暖的微笑，以及低缓沉着而清晰坚定的声音。

坐在石先生的书房里，我常常感到自卑。很多学生“怕”老师，我“怕”过李老师，却没有“怕”过石先生。在先生面前，我感到的，不是怕，而是自卑。这不全是因为我长得矮、黑而丑，更像是农民工，而不像是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因为我的贫寒出身，甚至不因为我的无知、没有学问。与先生的那潭山溪湾流相比，我更像是村庄里的一口质朴的池塘：雨水和村里人家的生活污水都积在这里，即便是夏季多雨的时候，也饱含着绿藻之类的水生物。三十年来，我努力治理自己的水环境，也试图激浊扬清，结果却是泛起了塘底的淤泥，更招致诸多无谓的“污染”，最后只如庄子所描述的车辙里的那点水，等待着干涸的命运。

如今，坐在石先生的书房里（先生的书房还一如当年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更动），对着先生的照片，我更感觉到深深的自卑。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却依然没有能如石先生、李老师当年的期望，成为一个他们那样的人。虽然还有继续努力的机会，但事实上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可以将之归因于环境，也可以说村庄里的池塘本来就不能与溪涧相提并论，前者注定要消亡，后者则终将归于大海；可是，如果我还要努力，就一定要放弃这些托辞。静夜沉思，我身上缺少的，是石先生、李老师身上的那股“气”。

先生坐在那里，白发如雪，安闲恬然，看上去就像冬日负暄的老者；开口说话，也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听起来就像是寒夜火塘边与家人一起聊家常。可是，坐在先生边上，听先生说话，我总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先生的那股“气”。那不是平常人称道的书卷之气，不是头巾气，更不是在时下学人身上常常显露出来的“霸道之气”。那是一种涵养之气：不愠其色，不譆其情，是阅尽沧桑、历遍炎凉、饱经悲喜之后的不悲不喜和无悲无喜；平等待人，宽恕其事，是看惯人生跌宕、世事沉浮、善恶异势之后的众生平等与爱人如己；严于律己，善自修行，是不断反省、痛自省察、深刻思考生命与世界之后的大彻大悟与天人合一。那更是一种浩然之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做事，自当为国为民，绝不能只为自身谋名取利；世事艰难，人事难料，惟有尽心尽力，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方得内心安宁，终于大喜乐；生命短促，理想难期，却绝不轻言放弃，而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做得一事且成一事，惟愿无愧于心。

我终究做不了先生、李老师那样的人。可至少，我知道这样的人是好的人，是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精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努力地去蕴积那种“气”，一点点地，把它积聚在胸臆间，留在心里。就是这么一点“气”，使我有力量，在雾霾里时时仰望蓝天，至少去想象蓝天的模样；就是这点“气”，给我力量，让我不放弃个人卑微的家国情怀，努力用学习到的知识与方法，报效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报答教我育我的先生与诸多老师。可是，我的“气”何其的短促而虚弱，常常一口气呼不出来，就咽回去了。我终究成就不了先生希望我做的、像他们那样的人。

坐在先生身边，听先生说话，十多年的时间，我从未感受到一丁点的“霸气”，也从未觉察先生有些什么“欲求”。我也自觉没有一点儿“欲求”和“霸气”，所以成就不了事业。但先生的没有霸气，是消泯了烟火之后的“失霸气”，而我大约是生来就“无霸气”。石先生走时，中央美院的刘涛先生代表武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长拟了一幅联，上联是“立言立功立大德”，下联是“爱妻爱女爱学生”。“言”是指先生从事近代史研究与荆楚史地研究的诸种观点与论说，“功”是指先生培养人才、教育学生以及参政议政的成绩，“德”是指先生爱人如己、不慕名利、关爱社会、贡献国家的高贵品德；“妻”是指李涵老师，“女”是指先生与李老师唯一的女儿石莹，“学生”是指包括我们在内的诸多弟子。先生门下的大部分学生，都与李老师、石莹很熟悉，都深切地感受过石先生、李老师的爱护、教诲与扶持。所以，这幅联，反映了大家的共同认识，在先生的追悼会上，由刘涛学长写成大字，立在灵堂的两旁，气势恢宏，端庄凝重。

立德、立言、立功，古人谓之“三不朽”。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确曾是先生的追求。先生辞世已逾十二年，其德、言、功，学界与社会自有公论，无需我来多言。而先生对于家人与学生们的爱，却非得其亲炙者不能详知。这种爱，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帮助与教育，而是一种超越于事功、立基于人性的仁义之爱。先生常说：学生不是老师个人的学生，而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所以，先生把培养学生看作是自己给国家、社会做贡献的最重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先生和李老师把学生们看作为“家人”，意思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志同道合的人”。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地理解这个“家人”的意思，它把任何可能的善良的人汇聚在一起，相互友爱，并团聚起来，在世界上求得温暖，并努力去凝聚更多的人，共同努力，驱除冰冷与黑暗，建设一个温暖光明的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这样一种最大的“大家庭”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根基，乃是“众生平等”与“爱人如己”。

和很多人一样，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读书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经受过诸种歧视、侮辱和欺凌。自然而然的，在养成自卑性格的同时，对于不同意义的权势者，我似乎天然地抱持着一种不信任、敌对乃至仇视的心理。是先生和李老师的言行教诲，慢慢地化解了我心中的戾气（虽然还没有化尽，彻底的化解，毕竟还需要我自己内心的力量），培育了我的自信，让我不再以狐疑的眼光看着他人，不再揣测别人的心机与图谋，更不再去仇恨。一步一步地，我尝试着学习爱。我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模仿着先生，想象自己像先生那样爱妻子、爱儿子。我成了一名教师。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石先生拄着拐杖来给我压阵，告诉我做老师的第一要旨在于爱学生。二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我努力地爱他们，把他们当成过去的自己。我也一直行走在乡间田头，努力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关爱这个社会的每一分子，特别是那些弱势的人群，虽然这中间也有那么多的丑恶与黑暗，而我又如此地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点仁爱的力量来自于先生和老师那一代人。我本来可以仇恨的。我很有幸，得到过先生和老师们的仁爱，才消融了我的仇恨。我要把这种仁爱之心传承下去。仁爱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我始终相信：一个没有仁爱的社会，将是冰冷的世界；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上，还是不如死去的好。

三

1997年与茅海建畅谈中国近代史

先生书房的四壁，除了门窗部分，都排列着书架。书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定制的，只有木架，没有门、底，李老师用浅蓝色的布做了书架帘子。大部分书架格子里放了两列书，有的还在单层上横放了一些书，挤得满满的，找书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先生的书桌上也是摆满了书，只留下一小块写字的地方。有时候，书桌前放着一高一矮两张方凳子，两侧靠窗处各有一个小方桌，上面都堆着书。先生坐在书桌边上，被书围起来。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或者低头看书，写字，或者侧过身来，听客人或学生说话，微笑着发问，慢条斯理地讲述他的意见。安静地坐在杂乱的书堆中的石先生，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先生做了一辈子的书生，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先生早年，遭逢国难，弃离故都，奔赴“大后方”，正是书生意气，思有所为，报效国家。然政治黑暗，报国无门，复回归校园，乃立意探究国弱民贫之故，走“学术救国”之路。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是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写作的。先生曾自述其写作之缘起，谓：

本文写成于1948年夏，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在  先师陈寅恪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亦当时  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形成此一特例之原委，可追溯至1944年冬季。时  先师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顾。作为入室弟子，我经常去值夜班。每当  先师中夜失眠，则陪侍闲叙，兴之所至，几于无所不谈。某夜，  先师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我率尔答称：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

“何以中国与日本同起于19世纪60 年代，而其后之衰、败与兴、胜判然有别”？此一问题，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实为国人所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刘桂生先生尝谓：

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所以，要懂得当代中国，不可不于此着手。简言之，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寻究其前因后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通解通识，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况，而又明其发展趋势……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正是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与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职责。这种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家风，远承屈子“忧国向天”、史迁“疾世著述”的优良传统，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其迹十分明显。（《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刘桂生先生“序”，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与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正是自古以来读书人的至高境界。我读过好几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每读一次，总能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当年心脏的跳动，感受到先生当年对国患日亟、世事日非的痛切忧思；而其于细微处见真知的卓识，更每每令我拍案而起，长叹息而无言：这样的著作，即便一生只有一种，大约也就不枉此生了吧！

先生的学术生涯，以治近代史始，却以治荆楚史地而名家。先生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源头虽然可上溯至1944年在燕京大学师从徐中舒先生以《春秋吴楚战地考实》为题写作本科毕业论文，但真正开始系统研究，却是1954年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后。先生从未直接谈过自己何以到武大后决意弃其所长之近代史，而专治荆楚历史地理，只是说：“经过仔细考虑，我终于决定自己今后‘定向’搞历史地理。”（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页）先生当年究是作了哪些“仔细考虑”，已无以详知。然就时势与情感两方面揣测，或不外时势不宜、情感不便两端。自此之后，先生浸淫于荆楚史地领域垂半世纪，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终得于此冷僻荒野中垦出一片田地，虽非良田美畴，亦足自存自立，且得培育弟子，开拓新地。

先生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涉及古郢都的定位、古云梦泽的范围及其性质、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地理面貌的巨变、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等领域，而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则是关于古郢都的定位。从1956年到1987年，先生的研究重心，一直放在这个问题上。从探讨中，先生提出了不同于流行说法的一系列新解，即：先秦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下至梁末）江陵城，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长江边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原江陵县）境内，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省宜城市南境；与此相适应，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著名的山川城邑，如古荆山、景山，古沮、漳二水，楚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临沮、当阳、枝江等县，也都在汉水中游西面的今蛮河流域及宜城平原上。换言之，楚国以及此后七百年间直至梁陈之际的荆楚地区重心所在，乃应位于汉水中游地带，而非如隋唐以来千余年间逐步形成体系的传统说法所云，在长江沿岸和江汉平原的水乡洼地。问题的核心乃在于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南境之楚皇城遗址，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江陵纪南城遗址。

先生所提出的有关古代荆楚地理的新解，由于对传统说法有很大突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石先生几乎是一个“孤立派”。对他的新说，一些学者曾目为奇谈怪论，在不了解其体系全部内容、甚至未阅读其著作的情况下，就依据流行说法全盘加以否定。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石先生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的冲击，在很长的时间内处境颇艰难，再加上学术观点得不到学术界的一般承认，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外人看来，石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坚持得近乎固执，但是，这种坚持正是以坚实的科学根据为基础的。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中，先生曾提出评议其新解体系的三个原则：

我衷心希望读者尤其同行们就以下三个层次，予以严格的审查：（1）我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信靠的？如有，请批驳。驳倒了，其他建基于此的新解也就站不住了。那就只有放弃自己的看法。（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我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有，也足以影响全局，甚至可以推翻新解，那就欢迎指出，并请见告：正确的理解应是什么？（3）如果我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比如：是否有片面性？是否有移花接木现象？如然，正确地运用这条材料，应是怎样？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

石先生常说：做学问就要敢于立新说。如果人云亦云，翻来覆去地“炒现饭”，那不是学问。而如果认定自己的观点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就要持之以恒，不屈不挠。治学如此，做人也是这样。治学要有所持，做人要有所本，这“所持”与“所本”，大而言之，就是一种信仰，失去了它，治学和做人就会失去根本和目标。先生常常谈及个别青年学者，头脑灵活，但不肯下苦功夫，抄抄写写，就是一篇文章甚至一部书。表面看来，成果很多，但中心空空，又无新义可供坚持，转眼之间，就可能另有“新见”。先生要我们以此为戒。

这是另一种书生意气。读书然不尽信书，敢于质疑成说；发现问题，即层层追问，辨明是非，逐步形成自己的新说；新说既成，则敢于坚持，遭遇诘难辩驳，更不断丰富充实己说，补充证据，强化论证，而绝不轻言放弃。这种书生意气，是将自己置于时空的大背景中，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相比，给自己的一生做界定，从而赋予自己的生命以价值——如果不能在认识史上较之前人有所推进，如果不敢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主张与认识，那么，读书又有何用？做读书人又有何用？

先生对文献在根本上有一种自觉的怀疑精神——任何文献都是不可尽信的，必须弄清其渊源来历，认真加以鉴别、核实，才能引以为据。梁启超曾概括戴震学术精神之特点，说：

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这种学术精神，也是石先生从事荆楚史地研究的出发点。对于千余年以来的成说，敢于提出疑问，寻觅其所存在的“漏洞”或不足以服人者，然后一步步追问，探究其说之所以来、何以变及其所依靠的最原始根据，考问其可信性，这是石先生荆楚史地研究的基本路径。注重对史料的鉴别，可以说是先生治学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有关古代荆楚地理之新解体系的立基点。

梁启超先生论顾亭林所以能成为一代开派之大宗师者，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石先生当然难说得上是“一代开派之大宗师”，然其学术之精要，却正可用贵创、博证、致用三端来概括。这三个方面，也是先生给我留下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这些年来，凡读书偶有一得，必追问此论前人是否已有充分论述，所论是否为前人所未及就，这是我所理解的“贵创”。而凡有所论，必尽可能“上下追索，左右求证”，即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从所研究之对象出发，向上溯其源头，向下观其流变，并与不同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同类或相近事项相比较，此即所谓“博证”。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的影响，使我自觉地去追问，所从事的研究是给什么人做的，所论于世人或后人是否有意义，此即所谓“致用”。而所有这些，也不过是书生的本份，读书人应当做到的。

做一个书生，特别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其实并不容易。他要有关怀，要有追求，要能够创新，还要有所坚持。比较而言，先生是幸运的，他做了一辈子的书生，保持了自己的纯粹。屈子、董生、史迁，都是书生，纯粹的书生，命运或各有不同，都用自己的生命阐释了“书生”的内涵与意义。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以读书、做学问为业的人，都是书生，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我努力地做一个书生，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我知道这有点傻，但想想，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而且也的确要有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吧。

四

石泉先生（2004年8月摄于家中）

石先生是2005年5月4日夜11时10分辞世的。有好几位师友都曾经说过这个日子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宿命感。我知道，先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生命不过正好是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结束的，不宜也无需与任何宏大意义相联系。可是，对于我来说，石先生和李老师确实代表着一代人，他们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诸种苦难，却一直抱持着赤子之心和恢宏正气，化解仇恨，不事权势，努力地去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应当承认，他们那一代人，已慢慢地成为绝响。

还记得与先生闲话，说及王仲宣的《七哀诗》，其一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读之令人凄然。曾问先生：如果我们生当汉末，将何以自存？先生看看我，只说了一句：“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会悲观呢？”

是的，一个学历史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没有见识过？什么样的黑暗无望没有感受过？我还在这里学历史，教历史，怎么会悲观呢？又怎么可以悲观呢？

（这篇回忆文字的写成，颇受益于石莹、赵兴中、刘涛、陈勤奋、饶佳荣等师友的意见，谨致谢忱。）

2018年1月27日于厦门海沧嵩屿第一稿

2018年10月15日于北大静园二院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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