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 | 我与法国诗歌的姻缘【“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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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法国诗歌的姻缘

郑克鲁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撰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郑克鲁教授关于法国诗歌和翻译生涯感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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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O年末我到法国进修之前，只是少量接触到法国诗人和法国诗歌。我只翻译了几首法国诗，当时并没有掌握译诗技巧，因而译得并不成功。到了法国以后，开始看到许多法国诗歌的选本，才发现法国是一个诗歌高度发达的国家，从古至今诗人层出不穷。以前不够注意是一个失误。从文学史看，从中世纪开始，法国诗歌就十分繁盛，仅仅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就数以百计，字数少的几千行，多的一万行以上。雨果就说过：“中世纪的法国是诗歌的海洋。”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诗人社团，促使文人写诗风气的形成。十七世纪古典主义虽然以悲剧和喜剧为代表，但是一般也是以诗体来表现的。还不说出现了以拉封丹脍炙人口的寓言诗。十九世纪法国诗歌达到了鼎盛期。先是浪漫派诗歌的出现，拉马丁、雨果、维尼、缪塞等都是大诗人。十九世纪中期，随着波德莱尔的出现，前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相继而出，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二十世纪的象征派以瓦莱里为代表。紧接着未来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以及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占领了诗坛，这一诗歌潮流延续至下半叶。然后散文诗出现了众多诗人，著名的有克洛岱尔、圣琼·佩斯、米绍、蓬热、勒内·沙尔，再往后是普雷维尔、博纳福瓦等。这只是一个概貌，不免挂一漏万。面对这么丰富的法国诗歌，可以说看得我眼花缭乱。除了法国小说，我的兴趣自然而然也转向法国诗歌。我有意识地搜集诗选，约有六七本之多，准备带回国内研究与翻译。

但回到国内以后，由于其他事情占据了我的精力，我没有时间去关注法国诗歌。直至我在八十年代末回到上海以后，才出现了机会。当时，虽然我在文研所工作，但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老师约请我给中文系的学生开专修课。我答应开“法国诗歌欣赏”。这一年的暑假，我开始写讲义。我的讲法是基本上以一个诗人的作品讲一课至两课，而诗歌也集中在一首或几首代表作用作讲解的例子。因此，往往对一首诗的分析十分详尽，达到八千至一万字左右，这与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一般对外国诗歌的分析能达到目一两千字的就很详细了，而我做得更细一些。当然，一个假期备不完一个学期的课，我是在开学以后，随着讲课的进展，继续写讲稿的。

郑克鲁主编的高教版《外国文学史》

其实，我选择讲法国诗歌是有原因的。在这前后，我已经开始翻译法国诗歌。应该说，这时，我已经琢磨过怎样译诗，基本上掌握了译诗的一些技巧。在一两年内，我译出了几千行诗，大半是从诗选中摘取出来的。诗选中的诗已经是选家选择出来的好诗，不过我并不是都喜欢的。我译诗的标准是我要喜欢的，而且我能够把它基本上译好的，所以译出来的诗就有限了。有了这些译诗，我才能有根据分析诗人和他的代表作。这是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讲课题目。我讲课的内容集中在诗歌分析上，由于有了译诗，我可以讲得比较具体和有把握。我前后译了约一万行法国诗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给了译文出版社。译文社的编辑和有关领导看过我的译文后，同意出版，但他们觉得数量太多，要把这些诗分成三四千行一本，放到他们的诗歌小丛书里面。我便抽取出《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和《法国抒情诗选》两本，其余的只能割弃了。我翻译的《法国诗选》（三卷）几经波折，先后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和辽宁文艺出版社出版夭折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发表。真是译诗艰难，出版也艰难。不过，我的译诗在社会上还是受到欢迎的。《外国诗海》中法国诗歌部分就收了我的译诗五六十首，而高莽编的一本外国诗选，法国诗歌绝大部分收了我译的诗。本来我想把当代法国诗歌再补全一点，可是由于手头上搜集不到原诗，我便只能作罢。

我的译诗主张其实和一些译诗名家比如钱春琦的主张是一样的，一是尽量仿照原诗的押韵方式，最突出的是十四行诗（商籁体）。十四行诗虽然短小，只有十四行，但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如果按照中国诗歌的押韵方式即一韵到底，或两行一韵，那就完全失去原诗的韵味。虽然这样押韵译起来方便得多，但是读起来会有打油诗甚至自由诗的味道，失去了十四行诗华美的效果。尤其是前八句诗（法国的十四行诗与英国的不同，分成四、四、三、三行），如果原诗的押韵方式是abba，abba，那么照这样押韵翻译出来，就颇费踌躇，需要好好咀嚼，无法一蹴而就。这里可以举其中八句诗来看一看：

黑夜在它的花园里聚集

一大群浪迹四方的星星，

她驱赶黑马，怕白日来临，

为了驰进幽深的洞穴里；

东方已经染红寥廓天际，

还在编金黄辫子的黎明，

把千百颗圆露珠都散尽，

用她的财富充实了草地；

可以看出，翻译还是要费点功夫的。这种押韵方式自有一种格律诗之美。另一种译诗方式是如何处理法国诗歌常用的亚历山大诗体，即十二音节诗体。以往翻译英诗的译者喜欢采用“音步”来处理，如用四到五个音步。我和某些译者采用十二个汉字或约十二个汉字来处理。当然，这种方法是否好还需要研究，因为十二个汉字对中国人来说显得长了一些。上面的译诗刚好是十个音节，读起来还好一些。闻一多的诗就是十音节的，说明中国人还能接受。有人用十四个汉字还表达，是不是长了一些，因为十四个汉字在中国人看来等于两句七言诗，令人感到是将一句诗译成两句诗。外国诗一旦出现人名，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外国人的名字往往较长，使得译诗容易突破十二个汉字，无法按照你的主张去办。

上文说过，我选译的诗都是名诗，但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古尔蒙（1858-1915）这位诗人。以前戴望舒译了不少他的诗，由于戴望舒有名，所以不少中国的外国诗选里也选择了不少古尔蒙的诗。其实古尔蒙是个小诗人，如今的法国诗选里都不选他的诗。他最出名的诗集《西蒙娜》（1901）中的诗都是一个格式，以西蒙娜开头，读多了便觉得没什么味道。我只偶然找到其中一首《雪》，可以看作样品。不妨录下来一看：

西蒙娜，雪像你的脖子一样白，

西蒙娜，雪白得如同你的膝盖。

西蒙娜，你的手冷得好像白雪，

西蒙娜，你的心似雪一样凛冽。

白雪在火样的吻中才会消融，

你的心则溶化在诀别的吻中。

白雪忧郁地压在松树枝柯上，

你的额角在栗发下显得忧伤。

西蒙娜，白雪妹妹在院里睡去，

西蒙娜，你是我的白雪和情侣。

由于采用了严格的字句去翻译，这首诗还是可读的。可是，如果每一首诗都是这样虚幻地表白爱情，就没有什么新意了。法国人把他舍弃是有道理的。

随着讲稿一篇篇增多，我想到将它们发表出来。我是一篇篇寄给《名作欣赏》的，因为我的文章适合刊登在这本杂志上，发表出来的有十篇之多，其他的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学报》《上海师大学报》等杂志上。与此同时，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撰写一本《法国诗歌史》。这些文章便成了这本著作的基干。这样，我从译诗到写讲稿再到写专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变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对法国诗人及其代表作的评价，以前在我国基本上是个空白。即使是像雨果这样的大诗人，全面评论也是不多见的。我着重从两个方面对法国诗人和作品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某个诗人在诗歌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力图指出他的突出贡献。例如中世纪诗人维庸（1430-1463以后），我国读者几乎一无所知。而且他的身世也像伦勃朗的油画一样，绝大部分隐没在黑暗中。但他的诗歌却非常有特点。他作为法国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已经预示着文艺复兴的精神诞生。第一，他的个人剖白已预示着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第二，他以死亡题材入诗，这是一种近代意识。第三，他化丑为美、丑中见美的描绘和艺术观，最早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揭示的一条艺术准则。第四，他的诗作中谑而不虐、亦庄亦谐的风格表明他的艺术和技巧比前人跨进了一大步，向着近代诗所重视的幽默感靠近，这是维庸作为近代第一位诗人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又如对七星诗社的领袖龙沙的介绍：他作为爱情诗的“圣手”，写出赞颂式、启发式的、感伤式的爱情诗，描写层次有所增加，表达方式越来越曲折。又如对雨果诗歌的分析，我指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并不局限于抒写爱情和个人生活，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严，对大自然的魅力和神秘都有深切的感受，他表达了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对人类的命运做出哲理的沉思，他对祖国和自由发出透彻肺腑的呼吁；他反对无病呻吟，主张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风格豪放阔大，洋洋洒洒，雄奇瑰丽，不拘一格；想象力丰富，视觉敏锐，能通过一种形式去构思另一种形式，如将战场比作熔炉，把浪涛比作一匹嘶叫的牝马，甚至将不可能的东西变成现实，给予时间、宇宙、无限、虚无等以可感形式。他善用对照和同位语隐喻，以两个逻辑层次不同的词并列一起，形成一个意义群（如欧洲-巨人、心灵-牝狼），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韵律极其丰富，等等，全面地把握这个大诗人。

二是注意加强对艺术的分析，这是以往研究外国诗歌所忽略的地方。上述的例子已经涉及这个特点。我注意到拉封丹的寓言诗就像一出短小的喜剧，他使描写对象具有个性和人格，在对话中表现出奥妙的心理。他像拉辛一样，描绘柔情、嫉妒、野心、母爱；他像莫里哀一样，描绘虚荣心、伪善、欺骗、忘恩负义、吝啬；他像散文家拉布吕耶尔一样，描绘大人物的自负、小人物的胆怯。拉马丁则把音乐性和象征性带进了诗歌中，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维尼的哲理诗不用长篇说教，他善于用具体意象来象征抽象观念；他把狼当作人来写，不以形容动物的专有名词来写狼的嘴和腿，用孩子来表示小狼，用“悲惨的美孀妇”来写母狼。法国的评论家都注意到，缪塞的最大特点是把自己的内心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在表现心理痛苦时，他进入了心理描写的领域。他的诗歌中所写的梦中人其实是诗人的重影，他的替身；这个诗人的幻觉，也是他内心的一种幻化和人格双重化。就诗歌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而言，缪塞是浪漫派诗人中写得最为深入的一个。我着重分析了波德莱尔“以丑为美、丑中见美”和通感的理论；他很少从大自然中去寻找意象，而是常常颠倒比喻次序，以奇取胜；他寻找的意象往往都是邪恶的、有害的、难看的事物，具有一种“冷光”，给人阴冷、幽冥的感觉；在他笔下，时间、爱情、美、死亡、偶然、羞耻、罪恶、黑夜、痛苦、愚笨……等等，都拟人化了。艾吕雅虽然后来离开了超现实主义，但是并没有放弃他早年使用的手法，即运用意象的堆积来写诗，如《自由》由几十个意象组成，大多意象是具体的，练习本、树、雪、石头等等，有的意象是虚幻和抽象的，如童年的回声、大自然的真理、死亡的台阶等等，与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不同的是，这些意象似无联系，其实有联系。总之，对诗人艺术特点的关注，更能显示出诗人与众不同的成就。

我在《法国诗歌史》中展示的观点，一是参考了法国评论家的论述，摘其精华加以梳理；二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和研究，提出新的见解，以补不足，将论述展开得更全面和完整一些。这也是在于表明中国研究者的一得之见。

《法国诗歌史》成书以后，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最近又收入我的文集里，另外，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一套经典著作集也收录其中。我对法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长达三十多年，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诗人与母亲的关系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一般的译者了解不到他们的关系，这需要掌握丰富的材料。我在本世纪初偶然遇到一本谈论十九个外国诗人和母亲关系的著作，其中介绍了不少法国诗人，我从中获得了法国不少诗人的感情生活的资料，这对理解法国诗人的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这里可以作一些介绍。

法国诗人兼戏剧理论家阿尔托（1896-1948）是个怪异诗人，尤其以“残酷戏剧”的倡导者闻名于世。他的父母是近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只留下他一个。阿尔托的命运由此便决定了：他一生要同疾病作斗争。母亲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十五岁时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爱你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他小时就有异乎寻常的身体反应，医生诊断为“严重神经衰弱”，后来又认为可能是起源于梅毒的神经性疾病，他不得不服用鸦片和阿片酊，但神经病的症状越来越严重。1937年，阿尔托到爱尔兰去寻找德落伊教祭司。最后他的母亲在一所疯人院找到了他，把他送进了巴黎的一所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九年，医生诊断为“迫害型狂乱综合症”。在阿尔托时而混乱时而清醒的头脑里，总有一种古怪的想法，就是要摆脱母亲生下了他；这种想法恰恰表明母亲与他难以分割的关系。虽然阿尔托在记忆中已忘记了母亲，但他的母亲还是每星期到医院里来看望他两次，从窗后观看她的儿子。战争时期，尽管食品限制，她还是给他捎来在黑市买到的食品和香烟。她在70岁时到伦敦去，带回来几滴圣水，浸湿一块布，让护士交给阿尔托。阿尔托在15岁时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爱你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到马赛母亲的身边安慰她。随后，他要母亲到巴黎同他住在一起。他正是在此期间写下了自己的重要作品。

拉马丁

拉马丁（1790-1869）是法国第一位浪漫派诗人，家里6个孩子中只有他是男孩。他母亲亲自照顾他的教育，给她讲历史、语法，灌输他要信仰。他说：“我已经10岁……我的思想和我母亲的思想相通，可以说在她的思想中得到发展。别的母亲只能把她们的孩子抱在怀里9个月；我可以说，我的母亲在她怀里抱了12年。”她把他留在身边，一直到11岁，然后才把他送到里昂去学习。 她在笔记中写道：“今天我在里昂，我把阿尔封斯带到他的学校里。我的心为他而流血……我的天！把这棵幼小的植物从它生长的心中拔走，扔到这种工作繁重的地方，是多么可怕啊！”拉马丁感到像进了监狱，一年后逃学了。后来她发现儿子在写诗，而且在迷恋一个治安法官的女儿，于是把送到意大利去游历，然后是到巴黎。他热中的是赌博和玩乐。他母亲赶到巴黎为他还赌债。1814年，拉马丁进了王家禁卫军。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拉马丁写诗。在拉马丁的代表诗集《沉思集》即将出版时，他却病倒了，他的母亲迅速赶到巴黎，来到他的枕边。拉马丁的母亲写日记，文笔不错。拉马丁写诗也许是她的素质起了作用。后来她意识到儿子的才能：“阿尔封斯写出杰出的诗篇……在我们看来，具有出色思想的美和高尚。天主给了他多么杰出的才能啊！”她还写道：“阿尔封斯是我的声音，我感谢天主把话语给了我的儿子。”她洗澡时开错了热水龙头，被严重烫伤，不治而死。拉马丁悲痛欲绝：“每天我都进一步感到，我失去了我自己生命的一半”，“我们要整个冬天以泪洗面，对我来说，整个一生是如此”，“我失去的太完美了，以致永远不能得到慰藉”。拉马丁的诗作，如《密利或家乡》和《葡萄园和家》写的是他的故居和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她在祖屋旁边种下诗中歌唱的常春藤，覆盖住整幢屋子。

法国另一个浪漫派诗人维尼（1797-1863）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40岁，而父亲超过60岁。以前出生的3孩子没有一个活到三岁，维尼的母亲疼爱他们，襁褓包得严严密密，但他们还是死掉了。维尼比其他3个孩子还要脆弱，于是母亲决定改变至今抚养孩子所用的方法。温情失败的地方，兴许严酷会取得成功。她模仿卢梭在《爱弥儿》中主张的办法。她让他露出胸部、肩膀、一部分背脊和整个手臂，让他在江河的冷水中沐浴。不仅如此，她反复向儿子灌输严格的箴言，不让他游戏，认为是浪费时间。她丈夫向她让权：她要儿子学数学，培养推理能力。她能鉴别一幅杰出的画，在不知不觉间向维尼传递了艺术的诀窍。他发现她有时哭泣：“从她的眼里慢慢地流出热泪，满面泪水阑干……她教会我第一次了解神圣的眼泪，这是由于向往圣洁之美而从心灵深处产生的。”她不知不觉向维尼指出了一条表现和艺术的道路。这个在大革命中破产的女贵族，要他继承对一切与贵族无关事物的蔑视态度。有一天，父母发现维尼在翻译拉丁诗，他受到无言的责备，她向他投以愤怒的一瞥。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维尼成了军人。他的母亲给了他一本20来页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给我儿子的劝告”。其中一条要他避免同女演员来往。可是维尼刚在母亲的安排下与一个英国女子结了婚，便和女演员玛丽·多瓦尔相恋。在14年的军旅生活中，维尼没有写作，也许是想让母亲高兴。1822年，他将自己的诗作《爱伦娜》拿给母亲看，她几乎逐字逐句地评点这首诗，以致维尼决定以后不再重印它。但是，他母亲教导他的一切，已经深印在他的脑海里，融化到他的血液中，维尼诗歌中歌颂的坚忍精神是他母亲教育的结果。她76岁中风，半身不遂，维尼很痛苦：“自从死神碰到她美丽的眼睛，/她的灵魂不断从地上升到天顶。”她临终时喃喃道出她的精神导师卢梭的几句话：“母亲的愿望，是让她幸福的儿女留在世上，然后她死去。”他写道：“我痛苦地看到，没有人能衡量我的痛苦。”

阿波利奈尔

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先行者阿波利奈尔（1880-1919）是个私生子，出生后被父母抛弃了，但过了将近一个月，他的母亲，一个波兰女人要回了他。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嗜好赌博，常常因赌瘾发作，离家出走，直到有了钱，才重新返回。有一次，她将两个儿子丢在比利时一个小镇的饭店里，自己回到了巴黎。她写信给阿波利奈尔，叫他带上弟弟不用结账就离开旅馆。两个男孩子连夜逃了出来，溜到火车站。在她的心目中，钱是最重要的。她的第二个儿子（也是私生子）后来成了一个银行家，受到她的称赞。她希望阿波利奈尔也走这条路，因为她瞧不起文学，认为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这时，阿波利奈尔已经开始创作，母子二人关系十分冷淡。1915年2月14日，她在给他的信中说：“我收到你最近一张明信片，你说我‘来临了，因为人们需要’。你在说什么？你对我多次所说的句子反映了你的思想，但对我来说不可理解。告诉我，你在说什么。”阿波利奈尔进行现代诗革新的实验，特别是语言的表述不合常规，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母亲的诘问。其实在1913年问世的《醇酒集》获得很大成功，阿波利奈尔的诗人地位由此确立。这位母亲对孩子还是很关心的，时常嘱咐他：“不要睡得太晚，酒不要喝得太多，注意晚上看书时不要让窗帘着火，最好不要晚上看书，这对眼睛不好，也不要点亮灯睡觉。”阿波利奈尔则说：“只有远离她，我才是我自己，在她身边，她总是待我像我10岁时那样，有机会就掴我耳光，我会完全接受，因为我不愿意令她不快。”诗人甚至说：“毋庸置疑，我的母亲就像我是诗人一样，我所写出的好些作品都来自于她，来自于她的话，甚至来自于她的想法。”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1821-1867）在六岁时父亲去世了，他感到世界在他脚下裂开了，他只有依恋着母亲，他在后来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童年时代有一个时期对你产生热烈的爱……啊，对我来说，这是母爱的时代……那时我总是活在你身上；你是单独属于我的。”然而，不久他的母亲再嫁了，嫁给一个军官。波德莱尔认为这是背叛，他指责母亲“犯下了极其不慎的行为”。诗人在《祝福》一诗中写道：“当年，最高天意下达一道命令，/诗人在这世上出现，感到忧愁，/他的母亲惶恐不安，咒骂不停，/向着怜悯她的天主捏紧拳头：/——唉！我宁愿生下的是蝰蛇一团，/也不愿生下微不足道的孬种！”这也许是指自己的母亲。当波德莱尔宣布要当作家时，他的继父大发脾气。他的母亲也站在丈夫一边，她说过：“当沙尔拒绝我们期望他所从事的事业，却想以自己的翅膀成为作家时，我们多么目瞪口呆啊！在我们至今如此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多么令人失望啊！多么令人忧伤啊！”波德莱尔成年后，他能支配亲身父亲的遗产，在几个月内就挥霍光。他的母亲不得不求助于法律，每月发给他膳宿费。波德莱尔在家庭生活中遭受到不幸以后，自暴自弃，造成精神的忧郁，这种状态却成了他的诗集《恶之花》的主旋律。波德莱尔病倒在布鲁塞尔时，73岁的老母亲赶去了。他说不出话，她和他回到巴黎。她爱她的儿子，但并不理解他，也不理解他的诗歌，在他去世后她曾想删改这部诗集，只是在出版商威胁要放弃重印的计划后，她才作罢。她对儿子的才能并不了解。

象征派先驱魏尔伦（1844-1896）的出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过程，在他前面的3个孩子都没能活下来，因此他的母亲把他敬献给圣母，直到7岁，以保住他的生命。他的父母希望他是个女儿。当他生病时，她无微不至地看护，怕他死去：“无微不至的照顾挽救了我……以回报我母亲对我的细心照顾和溺爱。”他感到“她是那么善良，忠心耿耿，不停守夜，始终警醒”。父母对他太溺爱了，甚至舍不得送他进寄宿学校。失去父亲以后，他吃喝玩乐，回家时往往醉醺醺的，她忍不住向他说出来，他便推说是开会喝酒。然而，魏尔伦的酗酒在发展，1869年7月的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扑向他的母亲，差一点杀死她。她以前将死去的胎儿装在大玻璃瓶里，魏尔伦认为她这是将一部分母爱给了别人，终于把这些玻璃瓶打碎了。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魏尔伦自己后来也说：“我的母亲直到最后仍然这样对我忠诚，这样好——这样宽容，她陪伴着我。”可是他的行为有增无减，由于“殴打和以死威胁他的母亲”，他遭到一个月的监禁和罚款。她77岁那年，一个下雪天，魏尔伦让他母亲到巴士底广场去找一种特殊烟草，结果她得病而死。魏尔伦在喝醉酒时粗暴地对待母亲，而他在清醒时却写道：“我只爱我的母亲马利亚，/其他所有的爱对我都是强加。/不管这些爱多么必要，惟有妈妈/能点燃爱她的心灵中的火花。”

象征派先驱兰波（1854-1891）生活在外省一个小城里，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自小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责任。她却能亲自教她儿子读书写字，然后才送他去上中学。母亲不让他放学后出门，他便躲到书房去看书，其中有雨果的作品，其实他母亲并不赞成他读文学作品，她给他的老师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但有一件事我不会赞成，比如您几天前给他阅读的这本书：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兰波不愿意过闭塞的生活，两次从家中出走，被强制带回来。兰波在这期间已经在创作诗歌，而他母亲并不同意，她要他工作，待在小城沙尔维尔。他在一封信中说：“她硬要我工作——常年待在沙尔维尔。她说，有一个职位，过上这样一天，要么把门关上。我拒绝过这种生活。”他母亲尽管不赞成他写诗，却为他支付了出版散文诗集《地狱的一季》的预付款。生活的艰难终于使兰波意识到不工作是难以为继的。他毅然离家做生意去了，从此停止了写诗，这一年他只有20岁。他到过阿拉伯、非洲、甚至印度尼西亚，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了重病，先锯掉一只腿，但癌症已经扩散，死时只有37岁。

法国诗人阿拉贡（1897-1982）是个私生子，父亲曾是巴黎警察局局长，因有妻室，无法与阿拉贡的母亲结婚。他的母亲一直对阿拉贡隐瞒真相，自称是阿拉贡的姐姐（与他相差二十四岁），和他们同住的两个阿姨也是他的姐姐，他的外祖母则成了他的“继母”。而他古怪的名字（西班牙的一个地名，或像一个小说人物）是他父亲给他起的。作为孤儿，他是收留在这个家里的。当然，他的“姐姐”开设一个家庭式公寓，她关怀他，疼爱他，超过他的另外两个姐姐，也超过他的继母。她经常带他到布洛涅园林去散步。在那里，她同一个60来岁的男人说话，她把他放在这个人的怀里，要他叫这个人“教父”。这位先生在阿拉贡眼里像一个爷爷。阿拉贡从4岁起就有了创作的欲望，口授故事，竟有几十部之多。总之，他的童年是在谎言中度过的，但他当时还是幸福的，长诗《大胆的人》对童年的回忆是温馨的：“我母亲坐在那里孩子在她脚边真乖。”。他的大姐姐，也就是他的母亲给他租书，在好几年里给他朗读狄更斯的作品。直到阿拉贡20岁，他的身世秘密才大白于天下，因为他要出发到前线，他的父亲要他的母亲讲清事实，“因为她不愿意我可能牺牲时还不知道我是他所生的。”“仅仅在我被动员的时候，我可怜的母亲才不得不下决心向我透露……我已经穿上军装，因为妈妈总是推迟她忏悔的日子。”阿拉贡感到自己的出生是不幸的。她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她的母亲。阿拉贡对这个弥天大谎感到匪夷所思：“有时我信以为真要一死了之/忧郁的我不知怎么回事/活着难受所有镜子/映出我狂乱的样子。”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这沉重的秘密压在我们身上/你让我接受谎言/就在你的膝上/我的眼睛还没有张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像耻辱般承受它。”他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从来也没有怀疑过。阿拉贡曾想过自杀，也许是对自己的身世感到不光彩，幸亏遇到了后来的妻子。直到1968年，他母亲逝世以后很久，他还在与人谈话中说出他是“我的一个姐姐的前夫之子”。阿拉贡的母亲也会写作，她的这种禀赋传给了她的儿子。阿拉贡对她是有感情的：“我的家庭就是她，没有别人。”马蒂斯曾给阿拉贡画过一幅肖像：“看到他给我画的肖像以后，我认出我母亲的嘴巴。”随着日月荏苒，他接受了自己的母亲。当她因乳腺癌住院时，他来到她身边，把她抱在怀里，她“带着微笑”辞世。

从《母爱的滋润——十六个外国大诗人和他们的母亲》一书摘录出来的这些法国诗人与他们母亲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加深了我对这些诗人的了解，同时也是对这些法国诗人创作生活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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