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微信专稿|李春俊：七步镇，被语言引领，被诚实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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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俊，回族，1961年生于甘肃兰州。深圳宝安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1986年底出席全国第二次青年创作会议。出版有诗集《西北诗篇或者深圳歌谣》《抵达之谜》《慢光阴》，长篇小说《谁比谁坏》，中篇小说集《深圳的城里城外》等。现居深圳。
七步镇，被语言引领，被诚实成就
李春俊
“人的才智被迫去选择
生活或作品的完美，
而如果它选择后者就得拒绝
天堂般的大宅，在黑暗中发怒。”
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读毕，我想到了叶芝的这首诗。
《七步镇》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形式是独特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前世今生”观，成为作家布局故事的“生死”入口，主人公“今生”东声的五十年生活与“前世”李则广的五十载岁月，无形中成为百年中国的历史画卷。
作家以诚实的勇气和耐心，一句一句地锻造个人的语言，动荡的家国社会、莫测的个人命运，都形象地再现于诚实的语言中。这部小说再次印证了语言的重要性。在小说世界，被作家操控的语言，决定着小说的生存状态。首先是语言，而不是故事，构建了小说的血肉，并最终赋予其灵魂。《七步镇》的语言，既有中国传统式的典雅以及简练节制，又有独特的音乐调性——弥散在字词之间的和声与复调，让小说的叙述成为一种吟唱，阅读时内心也会升起一种旋律。语言的轻盈，带来阅读的音乐跟随感，灵与肉水乳交融，物我两忘，浑然一体。字词、句子、段落的音乐性，一如风吹过高山和平原、树林与湖泊，移动天空之云、大地的麦穗、岩石上的青苔和落入眼里的尘埃。看似事物的模样没有改变，仍旧依存于事物本身的形状，然而那颗被抚动的心早已泪水涟涟。
小说中，让主人公第一次有了当作家愿望的是语言——贺同学说：“我看东声以后可以去当作家了！” 贺同学是一位洋气的女生，这句话引起了东声的化学反应。
她穿着一双奇怪的皮鞋，过长的鞋尖改变了她走路的姿势，令她的步伐变得有些僵硬，不过正是因为僵硬，她的背影才更有魅力。我一直盯着她走出校门，然后走在校门外的石子路上。路东边是很大的广场，路西边是一排整齐的平房，一边阳光璀璨一边阴影迷人。贺同学尽可能走在刚够容下一个人的阴影里，长长的双腿一剪一剪，有时似乎走乱了，马上再调整回去。至今我还记得阴影里有几只鸽子，白得耀眼。
仿佛一股清流流到这里，适宜地停下来，聚了一潭，平静水面，万物映照其中，有叶子落下，有蜻蜓飞过，你伫立旁边，屏息无语。请注意这些词：“奇怪的鞋子”、“过长的鞋尖”、“正是因为僵硬，她的背影才更有魅力”，普通的词成为打破寂静的叶子，让凝望的人感受着诗意。然后，世界更加广阔：“路东边是很大的广场，路西边是一排整齐的平房，一边阳光璀璨一边阴影迷人。”然后，小迎成为世界的中心：“贺同学尽可能走在刚够容下一个人的阴影里，长长的双腿一剪一剪，有时似乎走乱了，马上再调整回去。”最后，成为一个梦境般的永恒：“至今我还记得阴影里有几只鸽子，白得耀眼。”
而小迎是主人公东声吻过的第一个女孩。
中午，乌鸦叫个不停，村庄昏昏欲睡。在我姑姑家的后院里，在一大堆侧立在墙上的玉米秆后面，我和小迎嘴对嘴吻了好一会儿。要不是附近的火车突然发出吓人的轰隆声，我们肯定会接着吻下去的。火车的轰隆声像一种永远也挥霍不尽的东西，久久不停。我和小迎不得不相互松开，仍旧躲在霉味很重的玉米杆后面一动不动。后来我灵机一动，伸手摸了摸她的鼻子，心想这下才算对得住半个向日葵了。小迎有一个好看的鹰钩鼻子，每次看见她，我总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走到哪儿都带着她的鼻子，鼻子为什么总是比她更早到达某个地点。好像她是她鼻子的跟屁虫，她要是偶尔把鼻子放在家里的某个位置就好了，我就可以偷偷溜进她家摸摸它。现在我终于摸着了，我觉得这比亲嘴还有趣。亲嘴其实没太大的意思。……火车声渐渐远去之后，我和小迎突然有些不安，又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嘴亲了，鼻子摸了，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弓了身子一前一后走出来，各回各家了。半个向日葵在小迎的手里显得很招摇，罪证一般让我心虚，而且，她已经大不咧咧揪着吃起来，而故意把瓜子皮吐到我身上，仿佛在说，呸呸呸，东声你真够坏的。我心里也承认自己够坏的，在别人家地盘上占别人的便宜，不仅亲了嘴，还摸了人家鼻子。
犹如涟漪，一圈圈，一层层，荡漾开来，从中心到外围，辽阔、透亮而幽暗。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散发着历史霉味的玉米杆，带来不祥气息的火车轰隆声，被天空和大地包裹，偏僻一角的寂静，等待着死亡的喧嚣。
实际上，语言对现实并不能像落在地上的靴子那样掷地有声；可以期待，却并不能触及现实，只是按照自己的命运进入读者世界，在以后的日子供读者呼吸消化，并可能唤醒记忆。此时此刻，语言才发挥价值：那些被唤醒的记忆将会被施以魔法，将被语言的旋律影响，不知不觉吟唱出来。
当东声遇见了居亦，作家的描写语言声调不同了。居亦不仅带来了爱，也带来了救赎。这个过程是现代性的，复杂而含糊，美丽而暧昧，于是语言也带上了寓言的调子，一边自省，一边挥霍，一边前行。
当我们已经吻在一起两分钟之后，才发现我们竟然吻在一起。两个人还是向前走的姿势，只是将身子微微扭向对方，扭到便于接吻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拥抱，连手都没有接触对方。静静地吻了至少十分钟，却没有发展到舌吻，好像不知道有舌吻，不知道有哪样东西比此刻这样的以巧取胜的长吻更好。长达十分钟的时间里，情欲一直都很谦虚，很知趣，既不汹涌，也不减弱。显然情欲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东西。
语言引领人类生活。承受日复一日的单调，人类的身体总要受困于岁月的牢笼，但语言的翅膀没有断，即使语言让上帝害怕，让人类自巴比伦塔之后说着“万国的言语”，但语言建构直通天堂之路的能力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因为不同的语言，让生命个体更加丰盈，有了更多通向天庭的道路。
我第一次发现，我们之间的亲切感，首先是纯身体纯动物的亲切感，其次才是灵魂的，就好像灵魂窃取了身体的果实，却后来居上，大抢风头，。我们之间总是这样，每次做爱，都会惊讶肌肤和肌肤、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取之不尽的亲切感。做完爱后又会迅速忽略，因为亲切感这种东西没有特征，太普通，就像夏日凉风，随处都有。
句子、段落、故事、声调，意象，相互连接，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当它们的联系足够亲密，想要从中抽象出所谓的主题，会成为棘手的事情。真正的小说总会如此棘手，让你无法用几句话概括。正是这些无法表达、无法抽象的事物，才是作家的本质追求——是语言，而不是过去或当下的现实。当作家从他的语言中超越自我，语言便会让作家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触及作家本人的灵魂和社会的真相。
作为小说家的陈继明，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这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陈继明身上相互影响，最终为陈继明的小说语言打上鲜明的印记。
陈继明的语言受到书法的影响相当明显。
比如，他的语言也强调洇晕：
父亲去世了，天空变轻了。这说明天空里面属于父亲的那一份重量减去了。原来父亲是天空的一部分。父亲不只是父亲，更是一种审视的眼神。眼神在高处，所以是天空的一部分。
她看了看海棠，然后把目光从山下移上来，慢慢移到我脚上，再移到我身上，最后停在我脸上，久久不动，母性十足，充满爱恋。
再比如，他的语言也强调留白：
背着小袋粮食从长长的斜梯上走上去，跳进一眼望不到边的粮食堆里，将身子一斜，同时松开攥紧口袋的手，肩上的重量就像水银一样突然滑下去了。粮食是刚晒干的，阳光的味道很足，加上尘土的味道，集中起来，一时散发不出去，毒药一样令人头晕耳鸣。
有时他甚至闭上眼睛书写，放任笔端自由的流动，放任跨越边界的冲动。下面的语言，很像是闭上眼睛叫停理性写出来的：
我和我和我之间，不仅有缝隙而且缝隙不小，大有藏污纳垢姑息养奸的可能。每一个我还有自己的小我，于是大我小我加起来，成为一支队伍。他们暗中成为我的卧底、叛徒、打手、小偷、汉奸、帮凶、告密者、偷窥者、吸血鬼、同僚、同志、同学、同事、朋友、导师、徒弟、恋人、老婆、意淫对象，混淆视听者、护士、秘书……总之，是我和他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
然而，有时他的语言又像线条一样含着节制：
所谓百般挣扎，很像从自己的皮里挣脱出来，人出来了，皮留下了。突然，我能说明白。刚醒过来的痛苦，完全像从自己的皮里面挣脱出来一样痛苦。
他从一个字的结构开始布局，进而到一行、一段，直至整部小说。反过来说，他以“这个人”作为小说的出发点，依据“这个人”的时代与生活环境，放大这个人的人性，摸索“这个人”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无论朝代更替，无论前世今生。他站在高处，看“这个人”，爱“这个人”，恨“这个人”，怜惜“这个人”，厌弃“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构成了这个世界。命运是前定的吗？是轮回的吗？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在确认自己的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一种语言，就是他呱呱坠地时所哭喊的那一声。
《七步镇》还有一个重要特质：语言的真诚。真诚不能建立在纯粹的想象上，语言当然也是如此。真诚意味着作家要从灵魂深处革命，先从自己的肉身出发，深入到灵魂里去，才能抵达社会的真实，建立小说的世界。真诚是一种语态，要求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清晰准确，不含糊、不躲闪，直截了当，亲切朴实。语言的真诚，令小说脱离了虚构性而成为真实可信的经历，以至于不少读者将《七步镇》视为发生在作家本人身上的故事。
每当我自诩为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呼吸顺畅，身心自由，非常自在。现在冷静回想，才明白，当时之所以喜欢软弱，其实是一种低姿态，和自私、自卑和自我保护心理关系更大。不强、不色、不肉，实在是最低限度的自杀。
坏就坏在，软弱会成为习惯。
语言让人类无法遗忘。当语言落在纸上，语言不再是虚无，现实有了一种可以传承的依靠。作家以此呼应着小说的主题，一如语言对世界的呼应。“我是谁？”只有认识了语言，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你的家国。
两个烟鬼安静下来抽着烟的时候，就像一对同仇敌忾的父子，准备抽完烟提上枪去打仗，我们共同的敌人突然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明确，那就是狗日的命运！我上一世曾是作恶多端的土匪，她这一世一露面就被抛弃在路边，谁知道上一世做过什么自讨苦吃的事情。这一切只能称之为“命运”。称作命运，就意味着“认命”。因为命运是世界上最专制、最集权、最冰冷的东西，是绝对的暗箱操作，是一个直管“给定”不问其余的神秘机构。当我们准备向它宣战时，却不知道战场在哪，目标在哪。
这种真诚不仅对于作家是需要的，它激发了作家内心的力量和勇气，让写作成为他再生的过程。对于读者，这种真诚成为一种精神的滋养，在阅读的过程中灵魂被触及、被震撼。
我又问：“前世的我和现实的我，是不是一个道德整体？”
王龄说：“从广义上说，是的。”
我说：“不，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王龄说：“从广义上说，人类，所有人，无论什么人种什么民族，都是一个道德整体，张三的错误也有李四的份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也是犹太人的诉求，非洲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才有可能被尊重，一个国家才可能接受另一个国家的难民。一个人的前世和现世当然更是了。”
这种充满哲思和历史拷问的语言，有了交响乐的厚重辽阔。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前世今生一点不重要了。我们转向了对家国的忧虑中：
过去和现在的言说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
故乡其实是一个出口。我们通过一个具体而微的出口来到这个世界上，于是我们一生都忘不了那个出口。我们以那个出口为故乡。故乡的大小在变，作为圆心的出口永远那么小。为什么当我们回到故乡或接近故乡时总是免不了有些悲伤有些难过？是因为我们无限接近出口，无限接近本质，无现接近疑问。我们对自己的来和去无能为力，我们对来和去后面的黑暗一无所知，我们实在不能不哀伤，不能不难过。
百年中国的两个时代所形成的断裂由一个人的前世今生连接起来，这使《七步镇》成为对一个人的前世今生的会诊与治疗，对两个时代的追寻和叩问。
我显然无法说出我的全部恐惧。我身上的恐惧多如牛毛，几乎和我身上的细胞一样多。我猜，恐惧可能真是细胞，灵魂的细胞。王龄曾告诉我，血肉之躯，必须知道疼痛，疼痛是我们的身体在说话，同时又大大缓解了它自身。以此类推，灵魂的语言就应该是恐惧，灵魂用恐惧表达自己的感受，并用恐惧缓解恐惧。
无论如何，李则广的七步镇远去了，但那只是东声消失了的前世。活在今生的东声在南海之滨的新生活，又会成为谁的前世呢？
有幸从构思到初稿到完稿，见证了作家的写作心路。陈继明选择了“作品的完美”而“以命写作。”“开始写，把自己锁在家里，写到最后，不敢反锁门了，怕自己死到里头，女儿回来开不了门。”《七步镇》让他这样写出来了。他的脚踝被木椅磨出了老茧，但他取得了一场胜利。《七步镇》将让广大读者对作家陈继明有更大的期待。
2018.2.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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