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师力斌：安小男的性格悲剧和小说新趋势——读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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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男的性格悲剧和小说新趋势
——读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
师力斌
师力斌，笔名晋力，诗人，评论家，《北京文学》副主编。
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来看，石一枫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不仅是2015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恐怕也将是新世纪以来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是继《那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之后，又一部直面当下社会问题的力作。它传神地勾勒了贫富两种人物的打拼史、争斗史，成功地塑造了当下贫、富、中三个阶层的人物典型，突出地呈现了当今社会令人揪心的道德困境。面对残酷的丛林法则和攫取财富的罪恶之手，是同流合污还是毫不妥协，这是个问题。负载这一问题的吊丝人物安小男，最让我同情，揪心。
《地球之眼》名为中篇，实际上是个小长篇。8万字的篇幅没有丝毫阅读疲劳，非常吸引人。能够降低阅读难度，同时保持思想深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恰好到处的、调侃的、个性化的语言，缜密的结构，鲜活的人物形象，大量有关监控技术、企业运作、居家生活、人际交往方面的细节，都展现了石一枫圆熟的写作技术。小说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抓到了当下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物质与精神的冲突，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小说让我感觉到，处处有良心之眼高悬，与追名逐利的世俗之眼相互怒视。
与《那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样》，《地球之眼》也是控诉，是悲情，但它更加复杂，更圆润。说它复杂是因为，它不仅揭出安小男所代表的吊丝们的病苦，还揭出了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病苦；不仅富人李牧光心狠手辣，穷人安小男也绝不心慈手软。对立双方没有胜利者，穷人富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道德的摧毁者。这是小说的悲剧力量所在。它超越了敌强我弱的叙事模式，抛弃了单纯的悲情渲染，将着眼点放在矛盾冲突的上一层，即形而上的道德层面。它关注现实的矛盾冲突，但更关注矛盾双方所共享的恶的逻辑。说它圆润，是说它没有在叙事上拉偏架。采用安小男、李牧光、“我”三三制原则，平衡了三个阶层人物的戏份，达到了审美上强、中、弱/善、中、恶均匀分布、你中有我、相互转化的效果。起初善的，结局未必善；开端恶的，终了未必恶。借助这一精彩构思，小说成功进行了思想冲刺，减少了形而下的束缚，跃入了形而上的领地。
安小男和李牧光两人的人生道路，比起涂自强的悲伤历程来，有着丰富的概括力。包含了吊丝、官二代两种不同的生活轨迹，一种艰苦挣扎，处处碰壁，走投无路，一种高枕无忧、一路通吃、随心所欲；一种诚实劳动，一种坐享其成。安小男是吊丝典型，大学时的学术尖子，电子专业高材生。非同寻常的是，他一直追问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从学校到社会，坚持不懈：“你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不是很严峻，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 “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小说提到一个细节，安小男代笔为李牧光写了一篇历史论文，系统阐述了他的道德天问，“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是如何不断降低的？他从秦王扫六合、五胡乱华和竹林七贤一直写到了五四运动，写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中国原本是有道德的，但中国的历史却是一个不断击穿道德底线的过程。一穿再穿，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已经相当于穿着开裆裤上街了。”这些话，见出小说的历史视野和文化抱负。作者明白，将社会问题归结于道德堕落，有失肤浅，但抓住了民众的普遍心理。从“五四”到1980年代，从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呈现的道德危机，到刚刚发生的西安女司机被暴打的有关道德底线的争论，道德视角始终是社会转型期通用的观察方式。小说中，安小男打破专业限制，从电子转向历史，想通过研究历史来解答困扰他的道德问题。等待他的是一连串打击。由于他绝不妥协的个性，先与欣赏他的历史系商教授分道扬镳，又与想重用/利用他的银行行长成为陌路。他拒绝无用之学术，也拒绝职权术之不轨。即使经“我”介绍到李牧光的公司打工，也不改初心。《地球之眼》是安小男的性格悲剧，是理想主义的彻底失败。放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看，小舅（《那儿》）、涂自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安小男这三个失败男性，组成了一个反抗现代性的叙事链条，自我性格逐步加码，个人抗争不断升级。《那儿》中的小舅，面对的是国企改制中腐败的利益集团，他孤军作战而失败，尚属英勇悲壮。《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面对的是庞大冷漠的城市体制，他草根逆袭而不成的悲剧，就几乎是敌我力量悬殊的命运悲剧。到《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他个人化的现代性悲剧更加彻底。安小男抗争的是整个社会和全部制度安排，包括学术安排，市场体系，官场规则，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朋友的“我”也是安小男的敌人。“我”为了表妹的前途命运，可以不顾安小男的道德坚守，为官二代李牧光做说客，甘当黑资本的同谋。在安小男的道德抗争中，教授不是战友，银行经理不是战友，校友是敌人，睡在隔壁的兄弟成了卧底。安小男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成了孤家寡人。工会主席小舅还有一群想象性的工人兄弟作心理支撑，涂自强还勉强可以援引芸芸草根众生为同道，安小男却拔剑四顾心茫然。安小男的悲剧，苍凉荒诞。道德信条，这一虚妄却顽固的幻想成为他的人生支撑，这该是怎样的理想主义悲剧？正如小说中所言，“‘道德’这玩意儿简直就像一种罕见的隐疾，它蛰伏于宿主体内，无形无迹，但一有机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发作。……仿佛他不是地球上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从哪个遥远的、未知的世界流窜过来的。他站在草坪上，却好像两脚悬空，只是一个飘飘然的人影。”按常理讲，安小男在困境中被李牧光收留，不说感激，起码也要安心为人家工作。但安小男依然放不下心中的道德信条。当他偶然发现李牧光的玩具生意其实是洗钱之举，他就开始怀疑李牧光的所作所为，进而阻挠破坏他在中国某市的征地项目，维护自己母亲的房产和邻居的权益。《地球之眼》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一个悖论：建造安小男理想主义的道德高塔，然后再让现实将它一点点摧毁。安小男始终如一、痴心不改、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抗争，只身与社会为敌的大无畏勇气，实为近年小说所罕见。在作者石一枫2014年的小说《世上已无陈金芳》中，已能隐隐听到理想主义地壳的悸动。陈金芳在命运洪流中的主观能动性已露端睨。至《地球之眼》，石一枫思想深处埋藏的理想主义岩浆得以彻底喷发。在此之前，我一直武断地认为，石一枫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气质，与理想主义搭不上边儿。《地球之眼》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按照我惯有的那种嘲讽性的、自以为世事洞明的思路，安小男的生活可以被定义为一场怪诞的黑色喜剧，而我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从几声苦涩的冷笑中重新获得轻松。但我没能做到。夜已经深了，窗外的天空静谧、幽深，连风的声音都没有。孩子吃饱了奶，和保姆睡在隔壁，小张正靠着枕头看书，脸色在台灯下分外光洁。在这安详得暄软的氛围里，我却感到了浩大无比的悲怆，仿佛肉体以外的东西都被震成了粉末。”安小男成了“我”的心病，始终纠缠着“我”的内心。他是不是也纠缠着石一枫的内心？安小男的道德天问是不是《地球之眼》的创作动机？安小男、李牧光的零距离交手，使小说的戏剧性冲突达到高潮。当年的学子，今日成为对手。恩人变成了敌人。利益冲突演变为道德冲突。小说绕了一个非常大的圈子，从两个人的校园陌路，到市场化时代的各奔前程，从全球化时代天各一方，再回到中国市场的意外相逢，从他们联手打拼，到最后的反目成仇，一个吊丝，一个官二代，截然不同的阶级出身、人生道路、精神追求所决定的截然不同的利益冲突，最后总爆发。小说的结局非常有新潮。安小男在网上公布了他用高科技手段采集的李牧光的犯罪资料，把李牧光彻底掀翻在地。官二代李牧光败在了吊丝的手下。
罪恶最终得到了惩罚，安小男式天问并没有得到解决。财富的不道德怎么解决？发展有无底线？底线在哪里？以恶制恶是否道正当？如果在安小男不愿向世俗低头、命运不济之时，我们的良心天平尚能向他倾斜，那么，在他用美国式监控揭开李牧光的个人隐私，并痛打落水狗时，当李牧光从一个施害者转变为受害者时（不是法律意义上，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受害者），我们的天平该倾向谁边？“现在我算看出来了，这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心理强悍的狠角色，他曾经摆出来的精明和傲慢，只不过是仗着有钱虚张声势罢了。”当我看到此处时，陡然心生恻隐之心，尽管只有一刹那。是的，同情心永远在弱者一边。是啊，虎落平阳的李牧光又何尝不是弱者？依靠黑钱发财的李牧光何尝没有善心？他知道自己的财富原罪，但他也知道这世界上找不到干净的财富。李牧光有一段自我表白令人无法辩驳：“你也不必跟我打马虎眼，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我的钱来得不干净，觉得我这人不那么……道德，对不对？这些我都承认，但我还想向你说明一点，钱来得不干净不等于用得不干净，更不等于以后永远来得不干净。佛教里不是还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还有西方那些倍儿光明倍儿灿烂动不动就绷着块儿维护普世价值的国家，不也是从羊吃人从奴隶贸易干起来的吗？所以别纠缠于我以前干了什么，还得看看我以后会干什么。一直以来，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项目，把手头的钱投到光明正大的生意里去，我亏过本也被人骗过，现在总算抓住了机会……当然这还得感谢安小男。为了生产监控设备，我已经注册了新公司，等它一旦开始盈利，我就不是从前的我了，我会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李牧光向善的深层理想，或许说出了许多中国富人的一点心声。可是，这样的表白有多少人相信呢？在安小男看来，李牧光罪不容赦，必须阻断。他与历史系商教授、银行行长一道，毁坏了中国的道德。他们罪恶深重。他们必须被审判。安小男、李牧光的冲突，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穷人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根本冲突。《地球之眼》对当前穷富阶层心理和价值观的推演观察，达到了新的高度，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同样精彩的是，小说处理穷富阶层冲突，是通过一种独断的、不道德的方法来实现的，那就是全世界流行的高科技监控手断，是在某种高尚的名义下对个人隐私的曝光。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主导性的现代伦理，它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一切制度，政府，和内心，并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将它与自我的生活分离开来，除非能够拔着头发离开地球。小说到此，不能不让人产生无限感慨：我们何时才能摆脱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怪圈？人类的良心何在？
《地球之眼》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我”。这个形象是小说思想艺术圆熟的又一重要标志。“我”是夹在安小男、李牧光代表的善恶/贫富势力的中间人物，是占到当今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为了个人生计而随波逐流的广大的“百姓”，平时不会考虑什么道德问题，但在安小男的道德天问逼迫下，也产生了同样的人生困惑。现实，把每一个人都逼到了死角。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包括读者的你、我在内，都不能不在心中回答安小男的道德追问：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在哪里？我们将如何选择？小说给“我”设置了一道人生难题，“我”为了表妹的前程，不顾安小男的艰难处境，违心提出让安小男与李牧光和解，成为传统明哲保身哲学的当代注解。“我”其实就是你，是他，是所有人。人最终会向社会处境低头，最终会抛弃道德顾忌，最终会走向道德上的李牧光。这个现实太可悲了。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涂自强的人个悲伤》和《那儿》留有余地的文化想象。《那儿》还有更高的上级，还有众多的工人兄弟，还有未来的历史可能性。《涂自强的悲伤》还有尼姑庵，还有世上的好人，还有乡村。《地球之眼》不留余地，从大洋彼岸到此岸，从过去到现在，从官二代到吊丝，到中间人物的“我”，都成了失败者，无一幸免。石一枫借安小男之口，发出的是屈原式历史长叹，是对芸芸众生的良心拷问。对于历史和现状，我们自身是否毫无干系？人类还有无可能存在超越自身社会处境的道德？石一枫当然很巧妙，他提出的历史大问不会那么矫情，他以“我”那种小市民的机智适当抵消了历史严肃性，但骨子里依然常严苛。《地球之眼》提气的地方在于，敢于思考、成功思考了一个困扰中国发展的精神问题，同时也是人类面对的难题。两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推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一切所谓真理、正义等宏大叙事烟消云散之后，人类还寄希望于什么？在西方，上帝死了，人的主体性死了，真理死了，科学备受怀疑。原子弹和现代科层制度受到的拷问最严厉。在中国，人们的精神信念也大打折扣。在某种程度上，《地球之眼》讲述的中国故事，推演的中国经验，恐怕已经具备了某种普世意义。小说中有一句话令我震撼，悲从中来：“所以说人呐，真没必要把自个儿的调子定得太高，除非你已经做好准备和生活决裂了——这也是义士们只有在刑场上的那两句豪言壮语才具有说服力的缘故——没有功德圆满的最后一枪，其他时候再怎么喊也做不得数。”这是“我”从安小男的人生中得出的启示。“我”只想做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父亲和儿子，不想更多。这样的生活哲学，何止“我”一个人？但看破并不等于无惑。“我”仍然在道德问题和世俗生活之间徘徊挣扎。“我”一方面劝慰开导安小男，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放弃对理想价值的追求，常常自困于道德纠缠。这是“我”的精神困境，也是我们的精神困境。“我本想用以往的经验来处理和安小男的疏远，宽慰自己‘谁离了谁活不了’，但我居然没有做到。每当看到什么有关于我们母校的新闻，甚或在夜阑人静无法入睡之时，安小男那张老丝瓜般的脸总会无声无息地浮现出来，不动声色地搓着我心里的某个污痕累累的部位，搓得我的灵魂都疼了。安小男如芒在背，安小男如鲠在喉。”《地球之眼》一唱三叹，回环起伏，令我唏嘘不已。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小说要写精神问题，写人的精神，时代的精神。精神，是影视的短板，是小说的优长。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引发的精神问题，不乏文学关注。曹征路《那儿》，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贾平凹《秦腔》，格非《春尽江南》，刘慈欣《赡养人类》，徐则臣《耶路撒冷》，毛建军《第七日》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他们纪录了中国历史转型期的精神创伤，呈现了中国人独特、丰富而痛苦的精神挣扎。小舅、涂自强、杨摩西、安小男们，他们身上上演的，既是个人悲剧，也是历史悲剧。他们的悲剧与社会有关，与日益固化的现代性体制有关，更与日益真理化的现代性制度有关。尽管我们讲现代化讲了这么多年，但真正对现代制度的反思，对城市化、市场化、科层化的反思才刚刚开始。还有多少人敢于想象人的解放？正是在人们的思想日益被现代性大梦固化的今天，在社会生活形态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在人们的想象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可怜的今天，小舅、涂自强、安小男们的抗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给了人们以质疑时代、抵抗绝望的勇气和感召力。文学是造梦的，美梦可以是梦，抵抗梦也可以是梦。杨摩西出走，追寻自己的内心（《一句顶一万句》），农村出来的初平阳想到耶路撒冷，到不同于美国化的世界去（《耶路撒冷》），都是这种不满现状、追求内心解放的表达。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聚焦于时代的精神问题，这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所在。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性问题。中国的精神问题也将具有世界意义。比如，《地球之眼》所触及的贫富分化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观察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地球之眼》思考的不正是这一问题吗？另有一部小说让我记忆深刻。2014年刘洋的中篇小说《单孔衍射》，以科幻的形式，对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大胆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现代科技的新发明，衍射技术在一夜之间可以将全球的贫富差距扯平。这个技术发明以后，全世界再无穷富、贵贱、尊卑之分，人们一律绝对平等。这种乌托邦想象显然过于理想化了，并不能真正解决世界的现实困境，也难免流于思想的乐观。但他毕竟有着对于现实问题的独特回应，预示了一种小说的精神取向。由此来看，《地球之眼》思考全球化进程给中国带来的道德困扰，虽然悲观，但也深刻。对于《地球之眼》来说，没有胜利者，都是失败者，都成了自己当年反对过的那种人，都成了道德的破坏者。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症结。
《地球之眼》超越了问题小说的框架，超越了“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重新结构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定义阶级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道德问题。尽管并不能给出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精彩。它或许预示了小说的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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