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十月》·散文∣陈丹青：遥远的局外

十月杂志 2022-10-1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单向在杭州 Author 陈丹青

陈丹青，1953年8月生于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1977分别在江西与江苏农村插队落户，期间自习绘画， 1978年9月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班。学期两年。1980年作成毕业创作《西藏组画》。1980至1981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教员。1982年初自费赴美国纽约留学，自由职业画家。2002年—2004年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邀请巡回展。2008年荷兰古根宁现代美术馆《1976-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展》。2010年中国油画院《归国十年展》。2011年中国油画院《四十年的故事》展（巡回江西美术馆、江苏美术馆、上海美术馆）。2014年苏州博物馆《静物展》。曾出版文集《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和《无知的游历》《谈话的泥沼》等等，曾获纽约州政府颁发的“亚洲杰出艺术家奖”、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南方周末》评为的“年度十大人物”之一，其中2013年，因出版木心先生《文学回忆录》听课笔记，荣获“年度最佳图书奖”、“年度事件奖”、“年度最佳批评奖”、“年度十大好书奖”等。

遥远的局外

陈丹青

谢谢诸位记得木心恢复写作35周年。我相信，除了文学专家，其实没人关心作家的写作周年。今天的木心读者略微增多了，但我不认为哪位木粉会确凿记得：35年前他开始写作，并认为那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借题发挥。发挥什么呢？我来讲点我和木心的往事吧。如果咱们去掉这35年，一起回到1984年，就比较好玩，比较有话说……在座八〇、九〇后不会有感觉了，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应该记得，1984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倘若我没记错，起于1978年，甚至1977年，“文革”后第一代作家和诗人接连登场。除了三〇后的张贤亮，大抵是四〇后与五〇后。譬如刘心武、路遥、高行健、北岛、芒克、多多、张抗抗、张承志、冯骥才、韩少功、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史铁生、何立伟、马原、张炜、残雪等。1984年，两位稍稍迟到的作家一鸣惊人：阿城、莫言。我记得，李陀特别以1984年——也许是1985年——为专题，写了专文，描述以上文学壮观。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六〇后作家余华、苏童，脱颖而出。以上名单肯定有所遗漏，但以上作家都能在电脑字库中立即找到全名。除了阿城和王安忆，迄今我几乎没读过以上作家，只记得1982年出国前，被刘心武的中篇《立体交叉桥》深度震撼，以至从杂志上撕下小说页，带到美国。那时，我和“星星画会”的阿城做了好朋友，哪想到几年后他将扔出惊人的小说。1983年，我认识了来美访问的王安忆，我与她同届，仅只初中程度，居然有人写小说，我很惊异，满怀感动读她的长篇《69届初中生》，之后通信十余年，读她的新作，如今，她已是祖母级作家。总之，以上作家持续出书时，读者可能多于今天的网络粉丝量。西方的关注紧随其后，据我所知，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他们的译本，随即出现以单个大陆作家作硕博士论文的学者。大家都会同意，这是断层后的文学景观。断层彼端，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名老作家、老诗人，到了八十年代，半数过世了，仍在世的茅盾、曹禺、艾青、巴金、冰心、沈从文、张爱玲等，早已很少，或根本不再创作。我记得巴金写了《随想录》，传颂一时。艾青的公子，画家艾轩，给我念过他父亲在“文革”后写的几首新诗。夹在两代人之间，还有一位汪曾祺，忽然火起来。再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吧，有位老先生张中行发表了散文集，我非常喜欢。总之，断层之后，许多被封尘很久的名字，成为活的废墟。说来荒唐。1980年，阿城告诉我沈从文和钱锺书的名字，我不知去哪里找他们的书。1983年，我人在纽约，有位新认识的朋友递给我一本香港版小说集，封面两个字：《色·戒》，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这就是35年前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35年前，我也有自己的阅读记忆：我在海外阅读同辈的阿城和王安忆，同时，阅读沈从文和张爱玲将近半个世纪前写的小说。那位借给我张爱玲小说的家伙是谁呢，就是孙牧心。他说，他在十三四岁读到张爱玲首批发表的小说，算起来，那是1941年的事情。孙牧心是个画家，和我们这群青年混在艺术学院，假装留学，数他年龄最大。那时，我们必须申请留学才能出国，而在我的上海记忆中，有不少像他那样沧海遗珠式的老侠客，潜藏很深，故事很多。1983年，纽约华语报忽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我很惊异，就去找他玩。我问他，你从前写的东西呢？他带着狡黠的微笑，说：没有了呀，全都没有了。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好玩：1984年，我远远听说一大帮同辈人正在闹腾文学，同时，在我眼前，有位老头子刚刚恢复写作。对我来说，二者都是新人，热乎乎的，照木心的说法，像是刚出炉的大饼。我似乎享受着什么秘密，心里想：嘿，我也认识一个作家，你们都不知道！孙牧心是二〇后，在我们这群狼羔子还没出生前，他就开始写作了。1939年他12岁，写了小诗，拿去桐乡刊物发表。1949年他22岁，仍然写作，但不再发表。45岁前后他被多次单独关押，居然还敢偷偷写作，那就是幸存的66页狱中手稿。他缝在棉裤里，带出来，藏起来。反正，直到56岁出国前，他从未发表一篇文字、一首诗，他绝对不让人知道他在写作。出国后，他要靠画画谋生，决定不写作了。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1983年，来自巴黎的台湾画家陈英德去看木心的画，听他谈吐，以为不凡，坚持要他恢复写作，于是，照孙牧心的说法，他以文字“粉墨登场”，在华语报刊发表文章。为什么他又愿意写了呢？我猜，一是环境换了，二是稿费补贴生活，总之，开了笔，他就收不住了。很快，台湾文坛知道了他。1984年之所以对他很重要，是因为诗人痖弦在首期《联合文学》为他推出了他的散文专题展。1986年，由纽约《中报》副刊主编曹又方主持为木心散文开了座谈会，那是老头子唯一一次听取别人谈论他的文学。现在，曹女士，还有与会的台湾作家郭松棻夫妇，都已逝世了。回到1984年，木心虽然不认识大陆的新作家，但他当然好奇。我把王安忆的《小鲍庄》给他看。其中描写村里苦婆娘收留个苦孩子，当作亲生，晚上抱着孩子的脚睡觉——木心指着这一段，脸上很感动的样子，说：“写得好，写得好，她非常会写！”我把阿城刚发表的《棋王》给他看，他指着其中一段，写王一生出村时的背影，非常瘦，裤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有腿，木心容光焕发，做出举杯祝贺的姿势，说：“你写信告诉他：一个文学天才诞生了。”我就写信告诉阿城。1986年，阿城来美参加爱荷华写作班，过纽约，住我家，我弄了饭菜，叫来木心，他俩居然谈到凌晨4点。那夜我们穿着拖鞋，我记得阿城上厕所时，木心忽然很好玩地凑过脸对我说：阿城完全是个书生呀，你看那双脚，十足书生脚。另一次我们吃饭，阿城请木心给他的小说提提意见，木心很认真地说：“《棋王》，我数了，用了140多个‘一’字。”这样的文学批评，我和阿城从未听过。说起随便哪位作家，木心就拿出一句话、一段文，然后议论。渐渐他从别的渠道阅读大陆新作家，每读一位，都是捻出一两句议论。譬如他能背诵顾城的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欣赏其中写长江的船帆的句子，说是像“裹尸布”，在不同海外作家的饭局中，他好几次完整背出那首诗，啧啧称奇。所以大陆新作家不知道，他们的海量读者群里，远远地，有一位老木心。王安忆，阿城，还有湖南的何立伟，对木心的文章怎么看呢？反应各不相同。1983年王安忆访美，我给她看了木心某篇文字，她很快读过后说：像台湾的七等生。我于是不再给她介绍木心的其他书。何立伟表示惊异，2006年木心首次出版大陆版本，何立伟特意写了一篇评论，发在《南方周末》。那时找个人评论木心，非常困难，我很感谢他。阿城，1992年去意大利领受文学奖，在被要求为意大利读者选择的十几篇大陆文学中，他列入了木心的《芳芳No.4》，并扼要做了介绍，其中一句我记得，大意是：对中外文学的理解，没人可以和木心比。但阿城好教养，从没跟我提这事。最近他出了文集，我才读到。那时他知道我们的文学课珍贵，讲席结束后，我们办了所谓“毕业典礼”，风雪天气，阿城自费从加州赶来，用行李箱装着自费购置的专业摄像机，全程拍摄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很可惜，那盘资料片连同阿城的许多音乐物件，后来失窃了。我不确定1984年前后的大陆，还有谁听说过木心。没有“伊妹儿”和微信的时代，大陆消息都是口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少旅美港台作家已经能去大陆，带回文坛八卦，其中说道：上海一位文学编辑读到木心某篇散文，很喜欢，准备用在刊物上，她推荐给当时已经是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看，王蒙说，太小资了。我不确定以上故事是真的，还是误传。但那位台湾作家转告了木心——我也忘了他的名姓，反正是诗人——木心说给我听，而且开心地笑起来，说：“我是文学婴儿呀，刚开始写，他就要把我在摇篮里掐死……”。我爆笑，木心来劲了，喜滋滋补了一句：“顺便把摇篮也掐死。”但这位文学婴儿很快爬出摇篮，长大了。大约在1988后，木心不再粉墨登场，不往报刊投稿，开始闷头写难懂的诗。我想：他一年年老了，就这样自说自话逍遥下去，将来谁读他、谁懂他？所以他一直是我的麻烦。在纽约，知道他的人大部分不屑一顾，上文学课时，常有讥笑和流言，有些背后说，有些就是我的朋友，当着我面嘲笑木心。而他只顾自己得意，拼命写《巴珑》和《诗经演》之类。1992年阿城来纽约，有天上午我们谈起木心，我说老头子完蛋了，将来他怎么办啊，谁读他？阿城说：你可别这么想。大陆的孩子咕嘟咕嘟冒出来，有像样的教育，读各种书，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懂木心？又过了14年，2006年，木心的书终于在大陆出版了，在头一批热情回应的作家中，除了几位我的同代人，孙甘露、小宝、孙郁、岳建一，全是七〇后，包括昨天在座的李静。另一位七〇后李春阳，日后为木心最难懂的《诗经演》作了全部的古文注释，上海一位七〇后女教授马宇辉，为《文学回忆录》的所有中国古典文学部分，作了全部的校勘与订正……2011年木心逝世，意外的是，上百位陌生的八〇后孩子从各地赶来，一声不响站在殡仪馆门口，其中好几位在木心病重期间自行来到医院，守护木心，直到他死。2012年底《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木心的读者出现越来越多的八〇后和九〇后，我算了一下，当1992年我对阿城说木心完蛋时，大陆的七〇后读者大部分还是高中生，八〇后读者干脆在幼儿园，或者还没出生。如今，以我亲眼所见，木心的读者已出现九〇后、〇〇后。现在想想，我真佩服阿城的远见。说起木心在大陆出书，还有故事。他的一位故旧名叫胡塞，曾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任编辑（顺便一说，《世界经济导报》的题字，是木心写的），胡塞的公子胡钢，与我同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木心相熟，曾与木心一起商量写申诉书，争取平反。九十年代末，胡钢在上海与严博飞、小宝合伙开季风书店，私下里，胡钢通过他在纽约的哥哥胡澄华传话，再三恳请木心叔叔让他出版《木心文集》。老头子当时七十多岁了，知道来日无多，终于同意了。胡钢于是自雇秘书，将台湾版《木心》逐字录入。大家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后的出版局面，胡钢以个人的力量承受出版十余册文集，包括市场营销，多么猖狂，而木心在大陆既不认识任何出版人，更无知名度，他不可能和新作家那样，再获得十年二十年光阴，累积声誉。但胡钢神采奕奕承担了这件事。1998年秋我带着木心的书信首次见胡钢，他带我去他为木心文集租赁的小办公室，桌上堆着全是台湾版《木心》。结果，如大家可能预料的，此事搁浅了。木心又默默等了六七年，最后，2006年，是刘瑞琳的理想国出版社做了这件事。那时木心79岁。今天纪念木心重启写作35年，我能提供的便是以上记忆。我以为，这是木心个人的历程，除了年份重合，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交集。我们或许可以讨论的是：木心和新时期文学为什么不交集？这种双向的不交集，意味着什么？但我无法回答。我很想知道，过去百年有没有相同的文学个例。五四新文学以来，若干作家是冷门的、非主流的、遭遇批判而被长期遗忘的、又重新见光的，譬如民国时期的废名、徐志摩、九月派、七叶派、沈从文、张爱玲，譬如新时期文学中死后才被关注的海子、王小波……因政治与地域关系而长期隔阂的，譬如对岸的姜贵、朱西宁、洛夫、向明、罗门、蓉子、管管、痖弦、郑愁予、王文兴、七等生、司马中原、郭松棻……木心的行状，和他们都不一样。从彼岸的语境看，以上名字享有长期的岛内声誉，很早便在他们的文学史名单中，木心虽曾名噪一时，但他是外人，从未被归入台湾作家，如今纪念他的台湾作家仍将他视为此岸出去的人。由于暮年回归，他也不会被视为海外华人作家。从此岸的语境看，他的文学从未被批判，因为从未见光，他的才能没被埋没，因为他不在文坛。他在最后岁月获得小小关注，人听说他，未必读他。他很老了，却不是老作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新作家，因为他密集的写作期，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发生。因此，木心的孤绝、局外，不全是外界和历史的缘故，而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出于他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这一选择，非常明确、固执，而且持久。他没有寄过一份稿子给此岸。自从35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地仅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但他暮年放弃了他的固执，低下头来，妥协了。他对什么妥协？母语，还有读者。他知道，母语写作的读者群是在母国。所以，只有一件事，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使木心和所有以上作家完全交集，就是，他用中文写作。我不想细说，更不想强调木心个人的长期困境。这是许多作家，包括世界文豪遭遇过的故事。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非常别致，正像他的文风，始终试图保持他的独一性。我清楚，他的困境，或者说，他的固执的选择，来自美学立场，所谓美学立场，其实，来自他的性格。性格即命运。木心说：“命运很精致”。1983年他恢复写作，是命运，也是性格。他被剥夺了大好年华，是他的命运，晚年还是拿起笔来，是他的性格。而他迟至2006年，在他79岁时才在大陆出书，则并非全是命运，而是由于性格，我想说，“性格也很精致”，大家可能会同意，只要他愿意跟这边混，他并非不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他的书。但我完全无法想象和“大家”混在一起的木心。他的孤绝、自守、远离文坛，有时会令人想起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早获声名，后来远走，不露面，但她从来知道，仍有无数张迷远远等着她。木心不同。他短期获得了台湾的读者，但他不去，不交集。2006年在大陆出书后，他从未出席签售，一再婉拒北京读者的邀请。除了和极个别去找他的青年闲聊，他在乌镇和他在纽约差不多，一年到头坐在椅子上抽烟。所以我在新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个难弄的老头子。在最后岁月的胡言乱语中，他望着天花板，忽然清清楚楚说了四句没头没尾的话：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他从未与我说过这些话，直到糊涂了，才自言自语说了出来，显然是对自己的交代。我猜了很久，明白了：所谓“要”，是指荣誉和声名，所谓“要法”，是指获得荣誉的方式，以及，哪种荣誉。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世面有哪些荣誉，如何“要法”，于是，木心说：“与其要法，不如不要。”我重视这四句话。以我熟知的木心，精明、透彻、老练。同时，常年不安，因此，他非常真实。他不追求声誉，但不掩饰他渴望声誉，他甘于寂寞，但从不标榜清高。近年，不少读者和评家佩服他的淡泊、隐匿、超然世外，那是大误解。对我来说，他渴望，但是拒绝，他拒绝，同时渴望，那才是他之所以珍贵的理由。从“不是不要”到“不如不要”，木心度过了35年，死掉了。他如愿了吗？他有遗憾吗？熟悉木心的读者可能会记得他自撰的对子：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我猜，他最后的“私愿”是在大陆出书。而他的“壮志”，好大呀，对着厚厚的世界著名长篇小说，他会一脸的羞愧和认怂。我难以得知，他内心对自己失去的岁月如何抱憾，这是我们这代幸运儿无法理解的抱憾。这次活动的主标题，是“回到文学”。这句话指什么呢？浅层的意思，也许指木心恢复写作，深层的意思呢？我常听木心说起某篇小说，某种写法，断然说道：“不是文学”。怎样的算是文学，怎样的不算文学，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木心死后，有个青年女木粉问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与我同代的诗人，怎么看木心的诗，那位诗人说：“哦，木心的诗还没入门。”是的，每一位文学家、艺术家，都有内心的标准，都很骄傲。但我所见过最最骄傲的人，是孙牧心，因为我目击他为他的骄傲付了什么代价，付了多久的代价。同时，我也目击他非常心虚，并为此受折磨，只是他有他的方式，缓解这种折磨。由于长期没有声誉，听不到回声，于是他自己做自己的评判者，同时，为自己辩护。他的自我评判，他的辩护词，部分，我忘记了，部分，我不愿说。他经常在嘴上练句子，好比打草稿。暮年，他好几次对我说起一句西方人说的话——我知道，他又在练习如何评判自己，而且为自己辩护——我忘了那是谁说的，那句话是：重要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

2019年8月18日写在北京

▲2020-1《十月》目录

中篇小说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005 石一枫

骑鹅的凛冬/105 郑小驴

宋时光/132 晓航

短篇小说

在医院里/078 朱秀海

航班延误/093 裘山山

散文

遥远的局外/074 陈丹青

金沙江的幽暗处/123 陈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