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散文︱阿来：武威记

Original 阿来十月杂志 2022-10-16

阿来，藏族作家，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2009年3月，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篇小说多部。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作品《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他由此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

武威记

阿来

乌鞘岭

下午准备从兰州出发时，就设想过进入乌鞘岭时的情景：要在黄昏时站在那脉山梁的高处，劲风振衣，极目西望，满目苍茫。从山水的苍老看到历史的苍老。等到同行的人陆续聚齐，开车上路，时间已是下午七点。有人宽慰，西部嘛，天不会按北京时间黑下来，过岭时应该还有天光。但我知道，今天，乌鞘岭是不可得见了。

行前，找了些相关文字来读。一首清诗叫《乌岭参天》：“万山环绕独居崇，俯视岩岩似岱嵩。蜀道如天应逊险，匡庐入汉未称雄。雷霆伏地鸣幽籁，星斗悬崖御太空。回首更疑天路近，恍然身在白云中。”

没到过乌鞘岭，却到过祁连山脉的其他地方，暗暗觉得属于祁连山系东延部分的乌鞘岭不会是此种景象。因此疑心写诗的这位未必到过乌鞘岭。“雷霆伏地鸣幽籁”之类，不该是浑远干旱直抵到北方沙漠戈壁跟前的祁连山北坡的真实景象。在网上搜这位写诗人的相关资料，不见。倒搜出他又一首诗，写近旁的马牙雪山。情景倒还真切。可见他是到过此地，或者竟是生活在此地的。有清一代，人文精神萎靡。掌握文墨的人，常写些与现实无关的虚饰之语，发些无缘故的夸张感叹，也是不正常的时代里正常的文化现象。

倒是林则徐过乌鞘岭的文字平实真切：“十二日，戊子，晴，辰刻（晨7—9时）行，五里水泉墩，又五里乌梢岭，岭不甚峻，惟其地气甚寒，西面山外之山，即雪山也。是日度岭，虽穿皮衣，却不甚寒，下岭即仍脱皮衣矣，岭之西北七里为平番（今永登县）、古浪交界，又七里双口子坪，又六里安阳……又七里古浪县城，入东门内行馆宿。夜雨。”那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林则徐因禁烟获罪，发配伊犁，农历八月行经此地。

三十多年后，又一个清朝官员冯竣光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也是农历八月过乌鞘岭。在其《西行日记》中这样记载：“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里镇羌驿尖。忽阴云四起，飞雪数点，拥裘御酒，体犹寒悚。以经纬度测之，此处平地高与六盘山顶等，秋行冬令，地气然也。饭毕五里水泉墩。又五里登乌梢岭。岭为往来孔道，平旷易登徙。十里至山巅。”

“尖”，打尖。“镇羌驿尖”就是在镇羌驿这个地方简单午饭。西部行旅，很可能就是吃点自带的干粮。

可注意之处，冯竣光过岭时，已有经纬度的概念，还有仪器测量。所测似乎不是经纬，而是海拔。不然，“测之”的结果不会是“此处平地高与六盘山等”。虽然所用科学术语不太准确，比照前述那种脱离实景的虚夸的诗句，还是能看到大历史推动下国人观察世界方式的变化。

上路不到一小时，天就黑了。可以感到车路开始逶迤向上。上下岭的车一柱柱车灯明亮划破夜空，照亮路上的种种标志，照亮路牌上那些远远近近的地名：武威、张掖、酒泉……一个个都在辽远，一个个都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现在，它们被车灯的光柱唰一下照亮，光柱划过，又在身后隐入了夜色。也因为这车灯不一般的明亮，光柱之外的景物，全部隐入黑暗，不能看见。我的手表也是一只仪器，显示海拔等诸种数据外，还显示月相。表盘上显示今夜此时天上该有新月一弯，但强烈车灯映照之下，天上月亮并不可见，朦胧山影也不可见。

这时，又一块被照亮的路牌提示，此时我们已经身在乌鞘岭上了。当地朋友为了路还将在岭上盘旋一阵而抱歉，并说，岭下，有大机器正在山的肚腹里开掘，二十多公里的隧道即将完成，下次来，就不会再有这攀山之苦了。我们却说起了一个话题，和古人相比，今天人怎么写得好游记，在乌鞘岭这般曾经非常重要的地理和文化关节上，再不必要像过去的人，在风中雨中雪中阳光中，步步丈量，因此也就没有了从容的观察和细致的感受。

如果说在这大一统时代，乌鞘岭这个关节在军事上甚至文化上的区隔作用已然消失，作为一种地理的分野，其意义却仍然存在。

过了乌鞘岭，就是漫长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古代丝绸之路上最辉煌的一段。过了乌鞘岭，所有的河流都成为内流河。也就是说，它们从祁连雪山发源，顺北坡而下，灌溉绿洲，再北流，最后，都消失在沙漠中间。那些河，曾经注入到沙漠中那些叫“海”的湖。但今天，这个词，只是它们干涸之处，曾经有过湖泊的地方在风中发出空洞的回响。

在夜里，在迅速移动的汽车上，我们还讨论了一回乌鞘岭的“鞘”，是不是该读作“梢”。这也不难。苹果手机功能强大。一查，这是多音字，刀鞘的“鞘”之外，也有另外一个意思，皮鞭的末梢，也和这个“梢”同一读音。说话间，已到了山下小镇上。专因过往的车辆暂时停歇而兴旺的小镇，灯火通明，修车店外，几乎全是饭馆，差不多布满整个西北的撒拉清真饭馆。更多的四川饭馆。饭馆都不大。但店招都大，都被灯光照得耀眼。有一家四川饭馆灯箱更加巨大，竖在门前，是拿手菜单，赫然有大盘鸡这样的新疆菜名罗列其间。常在西部行走，我熟悉这样的小镇，其实也就是夹着公路的两排房子。在这个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公路每一次加宽一些，速度稍稍提高一点，都会使行驶在路上的车和人行进与停留的节奏发生变化。于是，一些曾经热闹一时的镇子便迅速凋敝，另外一些应和了新的交通节奏的小镇又在仓促间热闹起来，给过往的车辆提供补胎加水一类的简单的技术支持，和不同的饭食。这个从我们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小镇也很快就要衰落了。当岭下的隧道开通后，将不会再有长途驱驰的车辆经过这个地方。路上，当地朋友还指给我看路边一掠而过的灯火稀疏之处，说，那是没有高速公路时，从武威去兰州吃中饭的地方。又过一处这样冷寂下来的小镇，说，那是过去停车吃早饭的地方。如今这些地方沉寂了，一个时代的前行与进步，总是以抛弃一些地方、一些人，忘记一些人、一些地方，作为必须的代价。

我熟悉这样的沉寂。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川藏茶马驿道上因为马帮来往而生意兴隆的地方。只是当我出生、成长时，一条公路出现改变了一切，驿道荒芜了。我们村过去也是一个局促的小镇，聚集的是开骡马店，开饭馆，做着种种生意的人家。我懂事时，他们都变成了种地的农民。传说中，那些委顿的、贫寒度日的村中长辈，曾经是见过世面行过江湖的掌柜和老板。我没有经历过那种传说中的繁华，却十分熟悉那种繁华过后的孤寂与困顿，和那些枯萎的人生。车经过那样的地方，我还禁不住要多看一眼，多回味一番。那味道在记忆中自然泛起，是灰色的变旧的那些人生的味道。

那年，在乌鲁木齐，毫无准备地遇上了“7·5”事件，因此多滞留了半天时间。在机场书店购得新疆人民出版社所出“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数种。其中一种叫《新疆游记》。作者是民国北洋政府财政部官员，名叫谢彬，1916年受民国政府委派前住新疆省和阿尔泰区作财政考察，1917年返回。“历时十有五月，归成游记三十万言”。其实，他的日记还记下了他途经陕西河南甘肃的所见所闻。写这篇小文章时，我重读了这本游记的甘肃部分，并作了一个统计，当年他从兰州到武威，整整走了八天，一月十五日至一月二十二日。朱家井、咸水河铺、青市堡、平番县西关、岔口驿、龙沟堡、大墩、凉州东关，这是谢彬从兰州到武威八个夜晚住宿过的八个地方。他大小是一个“委员”，也是坐车而行。不过是大车，当时讲究一点的乘客，“车幕车帘还需自备”，“今日准备此顶，仍未成行”。这样缓行细看，一路经过多少村庄人家，入眼多少尘世间事，不像今天，不论干部还是文人，进入一个村庄都像一个仪式，哪有如此的寻常自然。小干部是去检查，大干部是去调研，文人，是采风，是深入生活。常常，都显得外星人一般。

今天，我们去河西，去武威。那些小地方应该还蜷缩在枯干山皱里的某一处，这样的夜晚，人们应该都熄灯上炕了。再或者，还有人守在一台电视机前，看着里面播放着不属于自己的都市繁华。那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空中航线连接在一起的另一个中国。由于这些通道的建立，在这个都市和那个都市之间，我们越来越看不到提供着粮食与蔬果的村庄，看不到卑微的农家。我们在另一个中国高速穿行时，看到的是加油站、收费站、超市、免税店。我们夸张着我们非关生存的痛苦，而忘记还有别一个中国，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他们所有的痛苦与有限的欢乐，都只跟两个字相关：活着。一个中国精神委顿，另一个中国却进步神速。民国初年，谢彬坐大车，从兰州到武威，是八天时间。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坐着一辆中巴，只用三个小时。再一年，等到乌鞘岭下隧道贯通，这段行程又要缩短将近一个小时。那么，刚才经过的乌鞘岭下那个小镇又要冷落消失了。那些补胎的人，那些拿着橡胶水管给超载的卡车滚烫的刹车降温的人，开小饭馆的人，又会到哪里去讨他们的生活？

我不反对高速公路，更不反对时代进步，反对的是这种进步只是由一部分人来分享，而另一部分人却要被遗忘。而在我们读着这个进步时代的几乎所有文字，几乎都是受益者的欢呼，却未见对那些被快速的时代列车甩在车外的人们的描述。在中国的车站上，行驶的车速度越来越高迈，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地登上这些去往远方的列车。

远处，夜武威的灯光已在前方闪烁。照例自然还得经历一下收费站制造的小小塞车。其实，也就十来辆车。但在那闸口前，大家都要争先恐后。前面的，要保证自己前面的位置。后面的，却要找到一个缝隙，千方百计挤进来，把自己的位置稍稍提前一点。于是，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吉普车在闸口前把彼此都别住了。这是常见的景象，不只是高速公路闸口。这像是当下社会的一个隐喻，所有设置了有形闸口无形闸口的地方，都会看到这种争先恐后，以及因此造成的失序失德与混乱。

几天后回程，上午过乌鞘岭。

汽车盘旋着上到山口，司机问停车不停。我摇头。窗外并无想象中的动人景色。下山路上，高速路护栏有一豁口，我们还是停了车。倾斜的草坡上有羊群四散。草浅，而且稀疏，缺少水分，少到盖不住裸露的浮土。路肩下，有一条干涸的溪流。有一个人穿着护路人的橙色衣服，拿把锄头在干涸的沟边挖掘什么。应该是一株根茎有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我想近前看看，但没去。有一种不忍的心情。这土地再经不起这样的翻掘了。同样不忍去劝止那个佝偻着身子奋力翻掘的人。

在这片严重退化的高山草甸背后，祁连的雪峰升起来。那是冰川，是千年积雪，正是从那里下来的融雪水，化成溪流，溪流汇聚成一条最后消失在沙漠中的石羊河。那些融雪水，是眼下这片群山，以及武威绿洲保持生机的源泉。但在全球性的气候变迁中，这些积雪与冰川都在萎缩。

遥望那一脉雪线日渐退缩的雪山，那日渐缩小的固体水库。眼前，却浮现着这些天见到的种种情形。武威人并不因为自然条件的局限而放弃希望，所到之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他们辛勤劳作，并规划和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生活。想到某一天，这些冰川与千年积雪或许会消融殆尽——那就是对人所有努力与憧憬的严酷否决。想起在民勤，石羊河最后没入沙漠之处，想起那里人们如何艰辛备尝，在绿洲边缘种植梭梭，以对抗沙漠的蚕食。想起曾去做客的绿洲农家，那些热腾腾的面条，喷香的羊肉，和院子里的瓜架与盛开的芍药。想起沙漠公园一道长廊上绘制的武威八景……正是这些美好的忆念，并想起眼前的高山草甸也曾经是怎样的百草丰茂，牧歌悠长，我心中却没有升起一丝一毫的诗意，也没有举起我一路频频举起的相机。

下了山，飞机起飞，我想再回望一眼苍茫祁连，但飞机向东，祁连落在背后，不能看见。

武威，武威

在我意念深处，河西走廊上好些地名都曾这样反复念叨。

一个地名，在史籍中，在地理书上，在诗句间，在想象里，反复出现，自然就会带上咏叹的调子。

在店里吃了当地饭食，在武威城中某酒店七楼有了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房间，已是半夜时分了。临睡前，为两张床中该睡哪一张犹豫一阵，最后挑了靠窗的那一张。我没有拉上窗帘，希望能被最初的晨光唤醒，想要看到第一缕阳光把想象中的古城照亮。

我也的确是在那个时间醒来的。

立在窗前，触目所见，这座古城正是中国现实中最典型的那一种——像一座没有前传的新城，兴之所至就仓促建成。我甚至没有失望。没有城墙、雉堞，没有佛刹……不见岑参诗中“片云过城头，黄鹂上戍楼”的情与景，没有《凉州词》中所有的景象。灰蒙蒙的水泥楼房，没有新的容光，也没有旧的味道，楼顶上密布着太阳能热水器，在视线里无尽蔓延，直到光秃秃的一脉灰色矮山跟前。

我又回到了床上。半梦半醒间，写于公元6世纪的《凉州乐歌》在耳边回响：“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半梦半醒之间，我恍然在古城的市廛中穿行。错肩而过的，是各种装束、各种体貌的人们。周围沸腾着不同的语言。

某年在纽约，一位当地作家大卫陪我游走街巷，身边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来来去去。大卫告诉我，有语言学家统计过，在纽约街头行走一天，可以听到一千多种语言。大的语种，小的语种，大小语种中的种种方言。恍然间，我在想，那么，在唐代的丝路上，在武威，可以听到多少种语言？或者，在这座过去叫凉州，今天叫武威的，建了又毁，毁了又建的古城中，那些泥砖木窗间，响起过多少种语言？

是啊，只有在想象中，一个人才能在一个地方同时遭逢走过这里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氐人、羌人、回纥人、月氏人、吐谷浑人、吐蕃人……那么多不同的语言沸腾在四周，在小国的王宫中歌唱，在攻城的阵列中嘶吼，在市集上叫卖，在寺庙法台上讲经。也有诗人在把酒吟咏。到今天，那些生活场景都消失了，却有少数文字透过历史烟云，流传下来，让我们可以依稀触摸到一点过去时代的生活质感。比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我不想让自己如此精神恍惚，便从床上起来，坐在窗下读一本前人们写于古凉州的诗词集。我并不想梦回什么朝，臆想前尘旧事，假定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今天的时代。在此说说古代，也只是今天现实的一个背景，一种比照。

今天的国人说到中国这个概念，脑海中会有一张大地图，那是清朝最为强盛时的疆域。这个短暂阔大过的中国疆域，让今人有理由对西方的帝国列强保持长久的警惕与愤慨。历史地看，中国的疆域却时大时小。一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常常放在手边翻阅的。如果中国的疆域一开始便是清朝帝国最为强盛时的疆域，那么生活在唐代的诗人岑参，身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就不会有身在异乡的惆怅：“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就不会有大唐强盛时的雄阔悲凉的边塞诗，不会有惆怅邈远的“凉州词”。汉代，以武力开辟出河西四郡，到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河西四郡又被不同族群交替割据。武威当地宣传材料上引以为傲的就是做过五凉古都。那些叫作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小小王国，王族们便来自各个不同民族——我只想说国王是什么民族，而不想用如今流行的表述，说这样的国家是由什么民族所建。

到了唐朝强盛，重新恢复并拓展了汉朝最为强盛时的疆域，岑参这位边塞诗人，和那些来到河西走廊，或者再出嘉峪关，开辟戍守安西四镇的人们一样，家乡和家乡感，都在中原。那时的凉州，即便对于史上最强大的唐王朝，也是不稳定的边疆。强大时大军所指，游牧民族的武装溃入漠野。喜欢定居的叫作汉的族群筑城，修渠，屯垦，种麦栽桑。马背上驼背上其他名称的族群就游牧于荒野，时不时，农耕地带麦粟瓜果将要丰收，高墙重门的城市里商贾云集，市面上金银充溢，这样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漠漠荒野。牧人都是弓马娴熟的战士，他们倾巢出动，目标往往就是河西四郡。武威也是这四郡之一。

对于筑城农耕的族群来说，土地就是命运。流血漂杵过了几百年，在漠野上游牧的民族，或者消失，或者远遁，或者游牧人自己也变成了被游牧人抢掠的庄稼汉。

河西走廊四郡是汉代的建制。

到唐代，历史的模式未有变化，只是前来征伐的游牧人换了另外一拨。这回是从西南方来的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河西走廊。所不同者，只是当年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已换了名字：凉州、甘州、沙州、瓜州。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这一递声向西北而去的四州尽被吐蕃攻占。吐蕃大军从高原上呼啸东向，瓜、沙、甘、凉之外，肃州、河州、湟州，兵锋所指，都应声而下。甚至，公元763年，大唐都城长安也一度被吐蕃大军攻占。之后，吐蕃统治河西走廊近百年。近代，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各种文书中，就有吐蕃文的文书好几千件，成为研究藏族史与河西走廊历史的珍贵材料。

北宋，形式上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凉州府，实际控制的还是遗留在此的吐蕃六谷部。后来，这里有了另一个国，党项羌人的国，叫作西夏。武威今天的城市历史宣传中，宣讲其重要性，五个凉国的都城之外，说是还做过西夏的陪都。“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这是西夏时，用汉和西夏两种文字刻在《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上的话。

碑文上的西夏文因为汉文对照得以破译，但它的声音呢？党项人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沸腾时，武威这城，市集庙堂，又是怎样的景象？

唐朝失去河西是因为内乱：安史之乱。趁乱，吐蕃得以乘虚而入。吐蕃强盛的时期，宫廷内部，王朝与地方豪强间的故事，也不出所有王朝史中的模式。吐蕃一朝，引入并信奉佛教者与本土宗教的信仰者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吐蕃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崇苯灭佛的国王朗达玛被佛教僧人刺杀。这个僧人成了把戒杀生作为基本戒律的佛教徒撰写的史书中的英雄。从那时至今，青藏高原再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政权，

都是教派的割据，世俗贵族的割据，或者教派与世俗贵族联合的割据。

而那些东出征伐的部落，便被遗忘在遥远的边疆，自生自灭了。

行文至此，我得申明一句，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这个民族主义泛滥高涨的时代，我甚至没有资格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我的血缘驳杂。我只好选择血液中某一成分较多的那个民族。具体地说，就是选择了因吐蕃的短暂强盛统一而形成的藏族。

也因此，常常有人论证分析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深入地表达民族文化。这种分析也许很对，但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这个世界得为了这种学问特意准备封存一批具有标本意义的固态文化。我不敢说，处在多种族交集混血的地带的人往往能洞见文化形成的复杂性与流变性——那不是因为所谓的学养，而是听从了驳杂血缘带给的深刻启示。这种启示，让我始终关注文化学定义的模式之外的复杂现实——随着历史进展而流变的文化。这也是我来到武威，历史上曾经频频发生不同族群冲突与融合的地方的主要原因。我不是来寻找答案。我不以为翻过几本书，就会对复杂的现实得出答案。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而这里的一切，或许是另一些地方正经历的艰难过程将要产生的结果。

太阳出来了，走在武威街头，我倾听着耳边响起当地的汉语方言。这是一种吐词不清的、字音模糊的、浊重的、滞涩的语言。我这么说，没有自诩口齿清晰明快、能说标准普通话的意思。没有轻视当地方言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着这样的汉语方言，都带着一点其他族群的人带着程度不同的生疏，使用汉语这种语言时那些浊重的口音。在那些地方，使用汉语的汉族人，在与操着这种口音的异族人交流沟通时，也会自然地模仿那些不清晰的口音与表达，这种熟练者对不熟练者的口音与表达的模仿，是中国边疆地带与曾经的边疆地带广泛发生的一种语言现实。过去曾经发生，今天仍在发生。这种的相互模仿，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语言的交流功能，从而在边疆地带形成种种别有意味的汉语方言。

这是值得语言学郑重其事研究的族群与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而不是轻佻的小品中那些针对文言的轻佻段子。

我没有看到过有语言学研究过方言的这种形成机制。

我不是语言学家，但我懂得方言中的这种文化况味。

我行走在武威街头，周围方言沸腾。不由得不想到，在河西走廊，在这座古城中曾经响起过的种种语言。是的，很多民族都在这里出现过，居留过，冲突过，交融过，又消失了。不同民族的人操持汉语时的口音仿佛都在耳边响起，都在今天的当地方言中留下了余响。

今天，这些族群大多都消失了。但吐蕃人的后代还在，当吐蕃统一的政权消失，以部落为单位东征的人们却留在了此地。武威市下辖的天祝，是今日中国的两个藏族自治县之一。这些人称为的“华锐”，意思就是英雄部落。

当然是英雄部落。

当年吐蕃兵锋东向时，他们以部落为单位，是远征的前锋。可是，当吐蕃的中央王朝分崩离析，世俗贵族和宗教势力在西藏腹心地带彼此算计，他们并没有得到过遥远故国一丁点的经济与军事的后援，依然顽强生存下来。他们征服过别人，也被别人征服；统治过别人，也被别人统治。宋元明三朝，在当地还是强大的存在。大量的地方史实，略去不谈。关于天祝，也就是今天武威境内的藏族，我摘录陈庆英先生《中国藏族部落》一书中的一些数据。1909年由凉州府庄浪茶马厅统计时，还余三十六族。这个族，不是民族，是部落。那些部落在多民族交集的地带，历经多年战乱，每个部落都很小很小了，最大者不过百户，最小的只余了几户人家。三十六个部落，共四百二十四户一千八百零五人。那时，和远在边地的很多藏人族群一样，没有什么“大藏区”的人顾念他们，只是自我图存挣扎。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在三十六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天祝藏人三十六族仅编为八个半保。

鸠摩罗什，或鸠摩罗什塔

武威，这座要以武扬威于异域而得名的城市里，有一座幸存的文庙。这样的文庙，我在云南建水也见过一座。但当地朋友说，那个不算，不如武威城中这一座，是中国现存四大文庙之一。

在这里，我没有什么感动。因为只是建筑的幸存，里面却空了。像当下中国的各种庙，无论外面如何整旧如新，还是如何整新如旧，里面却空洞了，精气神都不在了。眼下这座文庙也是一样，里面固然还陈列了孔子像，还有照片与文物。但我还是感觉里面是空的。所以，人们在一间一间的房子里进出参观时，我坐在院子中间的太平缸旁，仰看几株苍劲的国槐。这几株国槐，树干在院子里，硕大的树冠却高张在房顶之上，它们的阴凉甚至溢出到了院墙之外。我想，如果将此视为一种象征，那么，这才是文化传承该是的状态。枝干苍老，但新的分枝却在阳光下生气勃勃，开花传种的同时，还在我们身上投下使人心境熨帖的清凉。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在国内旅行，我不太愿意看人文古迹，从文化意义上讲，过往的兴盛总反衬出眼下的衰败，让人心生悲凉。在大西北，这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的地方，在烈日当顶炙烤焦渴的大地之时，我倒愿意坐在这几株老槐树下，享受这难得的清凉。

我还想起了一位西方传教士的话：“今中国人多拜孔子而不行其言。”那是这位西方人在19世纪的观察。那还是遍地文庙的时候啊！今天，人们不信之外，连拜也免了。

城里还有一座钟楼，悬着一口唐代的钟。轻叩一下，谛听，钟内有风拂过荒漠的余响。

是时间让原野成了荒漠，还是时间自己就是荒漠？

有一通西夏碑。很珍贵。因为靠这通有西夏文也有汉文的碑，专家们找到了破译西夏文的路径。有人拿来新写的西夏文的条幅，指着一个字说，这是风。风很干燥。又指着一个字，云。云很寡淡，没有雨意。我讨得一篇碑记的原文，标题叫《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碑文中说：“前年冬，凉州大地震，因又欹仄……诏命营治，鸠工未集，还复自正。”这塔了不得，被大地震弄得倾斜了，西夏皇帝诏命修复，但召集的工匠都未聚齐，它自己就站立端正了。宗教一变为神通的显现，就有些荒诞了。我不止一次听藏传佛教的喇嘛活佛说过，如今是佛教的末法时代。学问不精进。戒律难遵行。信众不虔敬。他们敬奉三宝，不是相信禅院丛林中严谨戒律下精进佛理的僧人与他们的学问。他们只是相信奇迹与神通。我原以为，这是现在时代的情形，原来，在古代，对佛教的信仰中就包含了这样的对于离奇神通的传说与信从。

当然，还要去看马踏飞燕。几年前，去兰州参加《读者》的一个会，得到过一尊马踏飞燕的仿制品。后来钟点工做清洁，擦拭那匹马时，把黏结在马掌上的燕子给弄掉了。那匹马，现在是中国旅游城市的标志，放大了，做了铜绿站在那些城市的迎宾大道旁。在那些实至名归的地方，我看那马踏飞燕就很生动。但在一些努力打造着四个A五个A人造景区的地方，我就想，这匹马掌下的燕子有一天怕是也要从马蹄下挣出来，自己飞走了。现在，我是在马踏飞燕的出土地了。这个地方叫雷台。原是一座大墓。中国的墓都是深挖洞筑成的。挖洞，当然是因为墓主怕被扬灰挫骨，为了不失去陪葬的宝物。在这个电视里常常直播挖坟的时代，再深再曲折的洞也难避免被“考古”的命运。倒是雷台的墓主爽快，墓几乎就建在地上，墓道浅浅的，墓室上面，垒起高高的封土。所谓“台”，指的就是这堆封土。因此之故，在考古发掘还不盛行的年代，就被发现。现在，雷台上就露天陈列着一个青铜的兵马方阵，都是墓中出土陪葬物的仿制品。天真蓝，铜真绿。一道大门，把喧闹的世界挡在外面。院子中，柏树挺立，芍药盛开。

最吸引我的是城中的鸠摩罗什塔。

佛教徒们传说，鸠摩罗什火化后，舌头不烂，葬在这座塔中。

鸠摩罗什，一个佛教徒。早远时代的佛教徒都是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像今天的教宗们，崇高的神职之外，往往还要扮演母族母国的政治领袖，是民族主义者。鸠摩罗什父母是印度人，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回印度深研了佛法后，不为护佑母国修法讽经，而是又回到龟兹。那个龟兹国早已湮灭于黄沙之中，地方是今天新疆库车县。传说，鸠摩罗什也广有神通。所以，他的名字才沿着丝绸之路一直传到长安城，传到前秦皇帝苻坚的耳边。那是汉文史书所说的五胡乱华的时代。前秦皇帝派手下大将吕光远征西域，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这位高僧迎到自己的都城。吕光带几万大军西征得胜，在龟兹国俘获了鸠摩罗什，带了他大军东归，行到武威，却传来苻坚南征兵败淝水的消息。吕光遂在武威停下，自立一国，叫作后凉。吕光不信佛，自然也就不信鸠摩罗什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神通，敢于对他百般戏弄。最严重的一条，就是强破僧人戒律，叫他娶了龟兹公主为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可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史料上不见说鸠氏有没有显现过神通。但说他娶了老婆，在吕光建于武威的后凉朝中，一待就是十好几年。过着俗人生活之外，还在皇帝身边做点出谋划策之类的事情。后凉政权也是短命王国，很快就被取代前秦的后秦国攻破。后秦皇帝姚兴来灭后凉，居然也是为了获得鸠摩罗什这位异国高僧。灭了后凉国，便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讲经说法，皇帝还为他组织了三千多人的佛经译场。

鸠摩罗什五十六岁上，重操僧人旧业，空虚我见，译经说法，终日不倦。

姚兴还让鸠摩罗什搬出僧房，别立精舍，其中有美女侍候。 “什为人神情朗澈，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论匹者。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

鸠摩罗什“一媾而生二子”。

当时众人对此议论纷纷，毁誉渐起。每到讲学时，鸠摩罗什总先对弟子们申明：“好比臭泥中开莲花，只采莲花，莫取臭泥。”依然译经不止。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到长安至公元413年圆寂，十一年中，他在弟子的协助下译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他的译笔忠于原文，圆通流畅，典雅质朴，订正了他人译经之误，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佛教经典。

公元413年，感知大限即近的鸠摩罗什，对众人起誓：假如我所传的经典没有错误，在我焚身之后，就让这个舌头不要烧坏，不要烂掉！不久，鸠摩罗什圆寂，依佛制焚身，火灭身碎后，唯有舌头完好无损。

这条舌头最后就葬在武威城中这座高塔之下。我不是佛教徒，连假的佛教徒都不是。但我还是对这个异国僧人心怀敬意，因为他为丰富汉语所作的杰出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有了更多的词汇，更丰富的表达，其中，鸠摩罗什们从异族文字翻译佛经为汉语时的创造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也为母语为别种语言的异族人，加入这种语言，操持这种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提供了最早的成功经验。

站在这座塔下，向上仰望，不脱帽是不行的，头后仰的角度太大，帽子自己也会掉在地上。我脱了帽，向上仰望，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阳光在塔顶的后方，形成一片明亮的光晕。那塔顶几乎就化入到那片光晕之中了。喜欢奇迹与神通的佛教徒，或许会把此景视为又一奇迹显现。但我知道，这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在恰当条件下一定出现的物理现象。

前面说过，鸠摩罗什的时代，佛教僧侣们仿佛最早的国际主义者。佛法可能弘传的地方，都是他们的祖国。鸠摩罗什从西方的丝绸之路而来。差不多同时，禅宗的始祖也是印度和尚的菩提达摩从南方而来，一苇渡江，来到了中原的山中，面壁求悟，成为佛教中最中国化的一派禅宗的始祖。到了唐代，一面有玄奘西去取经天竺，还有鉴真东渡扶桑传布教法。其时，邬仗那国的法师莲花生也正在西藏传播佛教密法。那时，佛教不像别的宗教，并不发动针对异教徒的战争。只有一个个佛教徒，凭着自己的坚执，那样任意地穿越着族与国的界限，传播他们对于世界的解释和对人与人生的看法。但是，这种精神终究还是在其大规模传播的同时萎靡了。有一个鸠摩罗什的故事。说他少年时，当庭举起了巨大的石头。看见的人惊呼，说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举起那么重的东西啊！于是，不知轻重，也就没有佛教所说“分别心”的鸠摩罗什心中立即有了轻重之分，立即就让那块石头的重量压垮了。早期佛教确乎是没有今天成就着这个世界也深深困扰着这个世界的“族”与“国”的分别心的。

我站在鸠摩罗什塔下，心中发此疑问，那塔只是直刺蓝天深入，那根自信向世界传达了世界真谛的舌头却没有回答。

白塔寺

出武威城，去近年恢复重建的白塔寺。

因该寺有一百座藏式白塔，也叫作百塔寺。

寺在武威郊外四十里。在埋骨于此的来自西藏的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眼中，这是“霍尔地方”。他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霍尔，藏语，蒙古的意思。

这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了。

那时，西藏本土在吐蕃帝国分崩离析后，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蒙古帝国崛起时，青藏高原上的割据势力是藏传佛教中的各个不同教派。这样一盘散沙，怎抵挡得住势如洪水的蒙古铁骑？阔端的大将多尔达一路进兵青藏高原，都没有遇到什么成规模的抵抗。这时成吉思汗已死，高踞汗位的窝阔台，派其子阔端驻兵凉州，祁连山以南以西的青藏高原也算是他的地盘。入藏先锋大将多尔达返回凉州禀报阔端：“现今藏土唯噶当巴丛林最多，达隆巴法王最有德行，直贡巴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这里的噶当巴、达隆巴、直贡巴、萨迦都是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名称。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迦派首领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萨迦第五祖萨班，此时已是花甲之年。手持来自凉州的蒙古王爷信函，于1244年，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离开后藏的萨迦寺，一路盘桓，直到两年后，萨班才抵达凉州。阔端与萨班在凉州幻化寺——今天的白塔寺相见会谈。

寺名幻化，据说是因为萨班具大神通，在此与幻术师斗法取胜而得名。传说是萨班一日与阔端闲谈，阔端说世间龟皮皆无毛（两人会谈西藏前途，作此玄谈本身多少有些可疑）。萨班便拿出一块带毛龟皮，还指点说皮毛之上有千佛显像，而阔端却怎么也看不出来。阔端不悦，招来幻术师造出一座虚幻的殿堂，邀萨班前去，想令其出丑。未承想，当萨班坐上那虚幻的宝座时，幻术师们却怎么都解不开幻术。阔端大赞其法力，这才真心臣服，大献供养，在此供奉三宝，于是这幻化的寺庙成了真正的佛堂。经过这么一场斗法，西藏的佛教史家们说，藏传佛教顿时扬名立万，奠定了藏传佛教在元朝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但在历史文献中，情形却是别一番景象。

萨班在与阔端会谈后，有致“蕃人书”一通：“致书与卫、藏、阿里善知识施主大德”。卫、藏、阿里都是西藏不同地域的分称。信中说：“当今之势，此霍尔之军旅多至不可胜数，窃以为瞻部洲已悉入其辖土矣，顺彼者与彼共苦乐。彼等性情果决，故不准口称归顺而不遵其命令者，对此必加摧灭。畏吾儿之境未遭涂炭而较前昌盛，人畜财富由彼等自理。必阇赤、财税官、守城官均由彼等自任之。余如金、西夏、阻卜等地未亡之前，虽已派有霍尔使者，然彼等不遵命令，终遭覆亡，逃遁无门，仍需俯首归降。其后，因彼等奉行唯谨，故现各地方亦多任命其贵人任守城官、财税官、必阇赤者。吾等吐蕃部民愚顽，或有希冀百计千方脱逃者；有冀道长路远霍尔或不至者；有冀以战斗获胜者，如此必遭覆亡。各处投降霍尔之人甚多，因吐蕃人冥顽之故，恐只堪被驱为奴仆贱役，能被委为官吏者，恐百人之中不到数人。吐蕃投顺者虽众，但所献贡品不多，此间贵人们心中颇为不悦。”

必阇赤，蒙语译音，元代掌管文书的官员名称。

瞻部洲，佛教的专用语汇中，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皇帝常说的天下。

这一番话，其实就是劝西藏本部各割据势力归顺蒙古。意思是不要抵抗，抵抗的结果便是“终遭覆亡，逃遁无门”。所以，还是“输诚归顺”，则“……官员多有委其贤而任之者”。这里，只见一个弱势的政治首领不得已的力量权衡，却不见一个法王显示神通的轻松潇洒。

他在信中还转述阔端的命令：“若能遵行功令，则尔等之地，各处部众原有之官仍然加委供职，如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召来者，吾任之为达鲁花赤极为妥当。此事可广为宣喻：汝等应派堪充往来信使者，将当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送吾处，一送萨迦，一由各处自行收执。并志某已降，某未降，若未分别，则恐于未降者之祸殃及已降者。”

达鲁花赤，蒙语译音，元代官员，往往是一地方的军政首长。

自此，西藏本部卫、藏、阿里归服蒙古。重新区划行政，编为十三万户。萨迦派借蒙古人之力重新统驭了西藏本部。元帝又将这十三万户赏给萨迦派作为“供养”。

今天，对于这段史实，不同的立场者作着不同的阐释。因此，当年的幻化寺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因为这里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见证地。还有另外的阐释，说这只是当年萨迦派与元朝结成的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我读此信，却见势大力雄一方，含蓄的威逼，也见萨班这样的教派领袖，不得已时的利益盘算。今天的西藏问题，是现实问题。对立双方，都费劲地在历史中寻找答案，须知，现实有时和历史有着深刻的关联，有时，很多问题又与现实毫不相关。这些问题有着关联时，回顾历史，可以提供某种助力，但若是这些问题的动因与困局都在当下，从历史追索与争辩会毫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只是彼时的人们解决当时现实问题的暂时方案。

年事已高的萨班再未回到西藏，他在幻化寺居住五年，于1251年圆寂于此。阔端为其修建了舍利塔，为此骨殖塔开光的正是当年随他前来的十岁侄子、萨班衣钵的继承者、后来元朝的帝师八思巴。今天，这塔还残留着塔基在地面上。中心夯土，外围包以青砖。腰挂扬声器，腮边挂着袖珍话筒的导游员说，前几年，有考古专家对此废墟作了探查，用先进仪器探得，萨班的遗骨还在下面。

那座骨殖塔的残迹，如今用先进的科技保护了，静默无语，在那一百座新修的藏式白塔中间。再四周，是祁连雪水灌溉的平坦肥沃的绿洲。玉米地一直延展到视线尽头，其间树树白杨，直刺蓝天。极目南望，是隐约的祁连雪山。雪山背后是青海湖和湖周的高山草原。再越过昆仑，是可可西里的亘古漠野，再过唐古拉山，才是拉萨，再翻越岗巴拉山，才是萨班所来的后藏。那来路真的和历史一样遥远。

今天在藏区，有一种观点，认为蒙元与西藏地方建立的只是一种供施关系。蒙元帝国的皇帝是施主，而西藏是一方福田。如果人们没有忘记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多读读这封信，或许可以破除那些一厢情愿的迷思。

20世纪上半叶，先后八次入藏进行西藏宗教历史考察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也在他的著作里，结合对萨班这封信件内容的具体分析，对这一事件的实质和一些藏族史家掩盖这一实质的做法进行了详尽分析。他说：“西藏历史学家记录下这件事情，记录下当时处于野蛮状态的蒙古部落与佛教之光的最初接触，说萨班大师秉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佛教的光辉带到蒙古人中间。还记录了萨班如何神奇地为阔端治愈疾病，使之延年益寿并引导他善待佛教。萨班第一次在阔端面前显示了新宗教的仪式和难解的咒文，实际上阔端善待佛教不过是对于从这些咒术里召来了他觉得可怕的神秘力量敬畏的结果。”

“无论如何，萨班此行并不是为了传布佛教，他是服从阔端的命令，为了避免最坏的结局而去的，实际上这一行以经过一位西藏的代表把西藏再次交给蒙古为终结。西藏确认了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完成的归顺，承认了蒙古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据说，百塔寺的一百座白塔恢复后，间或有藏族僧侣来此凭吊或做法事，不过，我没有见到。而且，这里有塔无寺，塔修复了，寺却未见，这些藏传佛教如何行法事我就不得而知了。倒是辟有一个展室，有些许文物陈列。其中，多有现代出版物，主题很集中，几乎都从当年阔端与萨班会面开始，论述蒙元以来，西藏成为中国一部的历史。我离开的时候，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负责人赶来百塔群前对着轩敞停车场的大门，与我见了一面。他自我介绍说是西北民族大学的硕士，武威市下属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人，藏族。但我们的车马上就要出发，去天梯山看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未及深谈便匆匆作别。

车上再读萨班信，其中细细劝诫此前各自为政的分裂各部：“长官携以厚贡，偕萨迦人前来，贡物多少亦与之议，余亦于此间策划。”并开了一份建议的贡物清单：“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番红花、木香、牛黄、虎皮、水獭皮、蕃呢、氆氇等物，此间甚为喜爱。此间于牲畜颇不屑顾，然各地最佳之畜品贡来即可。”

萨班这位宗教领袖的周旋固然巧妙，却早不是吐蕃铁骑纵横驰骋河西走廊时的气象了。

突然想起法国蒙古史学家格鲁塞在写《蒙古帝国史》时，说到了接受佛教对于曾经强悍一时的民族的影响。他在说蒙古人以前，先说到北魏。不想去查原著，但意思却说得很明白。他说，引入佛教后，北魏人到处修造石窟，但从此，他们确实是变得柔弱了。柔弱的结果，当然是建立北魏的鲜卑人首先失去了他们的国家，继而是无从保持自己的文化。在武威天梯山，就有北魏时期的石窟留存。

持同样看法的，不止格鲁塞一人。

我在这篇文章草成两年后，再来修改时，正准备《丽江记》的写作。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丽江居停数年的俄国人顾彼得所著《被遗忘的王国》。其中有这样的段落，也抄在这里：“然而在古时候，西藏还没有皈依佛教之前，连丽江都在强大的藏族征服者统治下。佛教的到来和传播削弱了这片土地并使其屈服。”

从武威地方史料中，又看到一则转引自《宋史·吐蕃传》中的材料。可见佛教对于尚武的吐蕃遗民的影响：“凉州郭外数千里，尚有汉民陷没者。余皆吐蕃。其州帅稍失民情，众皆啸聚。城中有七级木浮图，其帅急登之，绐之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众惜浮图，乃盟而舍之。”

这是宋代的情况。

元代以降，吐蕃帝国崩溃后，还在河西地区雄强几百年的吐蕃余部也就终于式微了。

《缚戎人》：诗中的悲剧故事

读历史，无论是朝代史，还是地方史，都孜孜于“国族神话”的构建。中心从来都是那些处于权力中枢的政教人物。汉文史，是皇帝权臣充任主角。藏文史，是高僧大德。都难见到小人物的身影。历史书中，几乎不见对于他们在时代迁递中的命运与感受。

这时，我们得感谢文学，留给一些彼时彼地普通人生存状况的零星写照。在武威文庙，购得小书一本。武威县志办编于1985年的《古诗话凉州》，辑录各代诗人咏凉州的诗。印数两万。二十多年了，卖的还是当年那一版。也就是说，一年平均没有卖出一千册。回到旅馆，晚餐喝了当地的武酒。带着酒意坐在灯下，翻开新到手的书，读的却不是闲适诗文。

我读白居易的《缚戎人》。

白居易的诗常见，这首诗不常见。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

被绑起来的戎人，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这里指吐蕃人，被押入了陕西，当时唐帝国都城长安。

“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可知那时对异族的俘虏也非一味杀头了事。诗还有注，说明书编得认真仔细，引的是和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元稹的话：“近制西边每擒边囚，例皆传置南方，不加剿戮。”近制，那就是说，远制是要戮的。

当然，这“传置”不是今天安置水库移民，情形自然颇为悲惨的：

“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一日驿。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歌中是故事，比夜更悲苦的故事。

“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

上层的人比谁钱多权重，下层民众，是看谁受的苦稍少一点。

一个无名氏的故事开始了。

“自云乡贯本凉原。”

讲故事的是凉原人，也就是凉州乡下人的意思吧，也是这本书要收这首诗的原因吧。

“大历年中没落蕃。”

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穿皮袍系牛羊毛绳做腰带，虽是被“遣”入乡随俗，也是入乡随了俗。

“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严酷野蛮的时代，偶也见文明闪光，准许一个异族人在大年初一穿上本族的服装，行自己的礼仪。只要行着母族文化礼仪时，还悄悄垂泪，那么，这个人的心就未被征服。白居易还见过别的从吐蕃逃归的人，这见于他在本诗的自注：“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蕃中。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计也。”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已经有了吐蕃人的妻子，还和她生了子息，也阻止不了他“密定归计”。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堠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塞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

哦，可怜人终于见到自己人了。可是：

“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

史载，唐代在边境设有守捉使，捉生将，遇人有疑，便捉之，叫捉生。

在汉人眼中，不管他会不会讲汉语，他就是一个吐蕃人了。结果自然与其他吐蕃俘虏一样：

“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废弃捐。没蕃被弃思汉土，归汉被囚成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为一处苦。”

对普通人来说，族与国都不可靠时，就只好“仰诉天”了。

“缚戎人，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多，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读完此诗，久久不能掩卷，想国族冲突下，该有多少普通人的命运如此悲惨!但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写法，将这些个人充满悲剧感的故事，从来略过不看。今天，国，族，或者文化的论调被高谈，日甚一日。越是这种时候，应该越意识到，人，加上一个字民，就会成为一个面目不清的集合体，被作为牺牲，或者必须的代价，被鼓动，被奉献，然后，被遗忘，被弃捐。

类似写大时代中族与国冲突下小人物“转若飘蓬”之命运的，同书中，白氏还有一首《西凉伎》，也可一读。

其实，民太被忽视，国与族也就难保了。所谓朝代更替，提供的都是这样的教训，却又从来未被新的统治者真正吸取。为写此文，查阅藏文史料，从《汉藏史集》中得到一则材料，说元灭于明的原因之一，其解释更是完全堕入佛教的因果报应。也抄在这里吧。

“先前，当杭州宫殿被蒙古人火烧之时，蛮子之皇子向蒙古皇帝归顺了，但不得信任，被放逐他乡，到了萨迦地方，修习佛法，人群集聚在他周围。此时，蒙古皇帝的卜算师们说：‘将有西方的僧人反叛，夺取皇位。’皇帝派去查看，见许多随从簇拥此蛮子合尊，将此情向皇帝奏报，皇帝命将其斩首。赴杀场时，他发愿说：‘我并未想反叛，竟然被杀，愿我下一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夺取蒙古之皇位。又据说，蛮子合尊被杀时，流出的不是血，而是奶汁。”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解释历史的固定套路。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着自己熟用的方法。这位法名合尊的人，就是南宋降元的末代皇帝。蒙古人先封他为王，但不放心。就将其发往西藏萨迦地方，也就是前文萨班所来的地方出家为僧。这位前皇帝可能真的做了顺民，便潜心修行，身边有了很多信徒。元朝皇帝不放心，将他迁到凉州。仍然不放心，找借口把他杀掉了事。这也是丝绸之路不再繁荣后，发生在武威的值得一说的故事了。

《十月》（2019年第1期目录）

长篇小说

云中记…………阿来

国际期刊论坛

从民族英雄到个人英雄…………黄燎宇

短篇小说

九案…………石舒清

蛇行入草…………赵雨

思想者说

裂缝与阴影…………北野

散　文

涟源行…………谭谈　胡学文　徐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