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散文︱阿来：平武记

Original 阿来十月杂志 2020-02-14

阿来，藏族作家，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2009年3月，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篇小说多部。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作品《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他由此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

平武记

阿来

厄里寨的白马人家

六点半醒来。窗外有敦厚沉重的山影。有月光，使得山梁上的树影参差在灰色的天空下。

这景象提醒我不是在家里。

家里高楼的窗外是灰蒙蒙的城市虚空。

想起来，我现在是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一个叫作厄里的山寨。寨子附近的山林里，鸟在鸣叫。穿衣起床时，有寒气袭来。那鸟鸣也就冰晶一般，一粒粒落在耳边。昨夜这里燃了篝火，温了蜂蜜酒，烤了羊与鸡，寨子里青年男女们围着火堆踏歌舞蹈娱客。我开门来到院中，昨夜欢歌饮酒时留下的垃圾都打扫干净了。月亮在水泥地上泛着微光。出了院子，经过寨子的水泥公路也泛着相同的光亮。多半轮月亮挂在半天，靠东的天空中，有几颗寒星缀在天幕之上。这是11月的头一天。昨夜临睡前就决定要早些起来，我想看着这宁静的村寨慢慢醒来。但在这高海拔的地方，寒气不让人徐徐散步，我系紧鞋带，开始慢跑。

我的右手边，是依然沉睡的村庄。左手边，是过去耕作过、如今已经退耕还草还林的平整荒地。一株株一丛丛大火草布满荒地，裹着细小而繁多种子的白絮被月光照耀，如朦胧的雾气。荒地外面，是闪闪发光的溪流。溪流边星散着一个个明亮的水洼。越过溪流，是山，是沉默黝暗的山林。

我跑过村子。眼前出现一些塑料大棚。然后，栅栏出现。栅栏里边是收割后的庄稼地。两匹马立在寒气中，头倚着栅栏。村子已经在背后了。像山里好多村庄一样，河谷两面的山陡然收窄，河流开始喧哗。经过一道水泥拱桥时，我特意下到溪边，听到了冰层底下传出清脆的水流声。

昨晚，看过地图，知道这条河有本地语言的名字——夺补。

昨天白天，上行十几公里，去了这条河发源的雪山之下。现在，一切草木与土地的气息都被冻住了，只有溪流带下来的雪峰间的清冽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远望，雪山隐在起伏的山峦后，遥不可见。枯萎的草地上有霜，在脚下发出脆响，闪动微光。回到桥上，回望河谷下方的村寨。那些青瓦覆盖的房顶在晨曦下自有一种动人的暗光。

我徘徊着要看着村寨慢慢醒来。

这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寨。一个白马藏族人的村寨。

但村寨醒来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鸡鸣狗吠，炊烟升起？

星星隐去，月亮在越来越蓝的天幕上渐渐暗淡时，某户人家门前响起了发动汽车的声音。一辆小货车从院子里拐上公路，向着河流下游，平武县城疾驰而去。又一辆小面包车在某一家人院子里发动了。车灯明亮的光柱刺破黑暗，照亮路边的一些景物，又迅即移动，将光柱中的树、石头、水坑与顶着白絮的成片的大火草留给更深的短暂的黑暗。是的，短暂的黑暗。因为天很快就亮了。我经过新修的村委会的楼房时，两只狗叫起来。这有点曾经习惯的乡村清晨的感觉。但这两只狗很快就偃旗息鼓，把抬起的头盘回胸腹间，睡它们的回笼觉了。如今的村庄，陌生人来来往往太多，它们已经不会太感到惊诧了。

天大亮了，村子醒来。好几家院子里都停着在此过夜的游客的车辆。有早起的游客在村子里照相。我顺着小路去到溪边。看见一株花楸载着满枝繁密的白色浆果站在溪边。这时，那两匹栅栏边的马打着响鼻，口喷着白烟向我走来。在几乎冻住的冷凛空气中，花楸上满树果子的香气也被冻住了。只有两匹马和一个人，三个活物，因为身体中的热气而散发着某种味道。我闻不见自己的味道，但闻得见马的味道。它们肯定也闻到了我的味道。不然，两匹马不会把不断掀动的鼻翼慢慢凑近我的身体。我伸出手，任它们用鼻尖轻轻触碰，那温热的气息，仿佛细弱的电流，走遍了身体。就在这时，村庄醒来。一家一户的屋顶上飘出了淡蓝的轻烟。那是一块块劈柴在炉膛中燃烧了。炉子上的壶中，水咕咕地开了。

村庄醒来，冻不住的生活的气息开始弥漫。那是松木燃烧的味道，是炉子上新煮的热茶的味道。

正是对一杯热茶的向往，让我回到村里，坐在了主人家的火炉边上。

还没坐稳呢，一杯热茶已递到手上。我打量这个房间。墙上没有藏区老百姓家庭中那些宗教意味的装饰。有一个健硕的女子与一个年轻男子的婚纱照。男子穿着样式新潮的夹克，女子是洁白的低胸婚纱。我认出来，那年轻女子是昨夜在院中穿了白马人服饰前来土风歌舞中的众多女子中的一个。我以为是主人家的女儿。主人说，是侄女。那张照片很有意思。两个人摆出流行的婚纱照的姿势，而且，还用了婚纱照常用的柔光。但那年轻女子的喜悦却毫不掩饰，笑容野性而奔放。更奇妙的是照片的野性背景。大片的掌叶橐吾，撑开大片大片的叶子，那个提着裙摆的女子，那个伸手环抱着自己女人的男子，就站在一穗穗盛开的亮眼的黄色花朵中间。刚才在河边，我还看见了大片橐吾残荷般的枯叶。我笑了，那女子的表情，还有那大片盛放的黄色花都还是深山里野性十足的风情呢。

主人说，老年人是想他们按老规矩办喜事，但年轻人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了。

我问，请喇嘛念经吗？主人摇头，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喇嘛。喇嘛要到远处去请。这时，男主人插话，人家说藏族人都信喇嘛。我们这里没有喇嘛。男主人又说，老辈人说，以前我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族。解放后，国家说我们是藏族。我们就是白马藏族了。也有人说，我们不是藏族，是氐族。

我查过当地史料，这个地方的白马人在没有被认定为藏族前叫作“番”——“白马番”。“番”不是一个科学的民族称谓，是清代到民国期间对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个笼统称谓。平武县城以西是白马番。再往西，是松潘。松潘以西是游牧的安多藏族，那时也不被称为或指认为藏族，而称为“西番”。道光年间所修《龙安府志》说，夺补河流域白马人分为六洞、交昔、关坪、仓莺、擦脚、水牛、彭信、蛇入、独目顶、舍那六寨、多籍和额利等寨。昨夜，我们就住在额利寨中，不过以汉字译白马人的话音，如今却写作厄里了。当时，这里和四川其他藏区一样，也实行土司制，由长官司一员管辖。长官司，即所谓土司中品级较低之一种。称为阳地隘口长官司。

《龙安府志》“长官司专辖寨落、户口”条下，有关于额利寨的明确记载：“番目一名，番牌二名，番民十七户，男妇大小七十丁口。”这是清朝道光年间，这个寨子的户数与人口，现在显然已有明显的增加。

在昨夜住宿的人家，等待早餐时，我围炉烤火，问正准备早餐的主人，那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族？

不晓得，国家说是什么族就是什么族吧。

我想起昨天晚上，主持晚会并兼独唱的那个年轻女子。县里的干部都认识她，叫着她一个汉族名字，并说她出去参加过很多电视选秀节目，得过一些奖项。她如今是平武县的旅游形象大使。歌舞结束时，大家围炉向火。她往我电话里输了个本族的名字：嘎泥早。交谈中，她知道很多演艺圈中的事情。她不是厄里寨人，只是这里有了游客，便来帮助主持一番。她是水牛寨人。不过，水牛寨已消失在一个水电站的蓄水库中了。嘎泥早说，以前，水牛寨是夺补河沿岸最大的白马寨落，水库蓄水淹没了原来的村寨，水牛寨的村民迁徙后已经一分为三。我问她迁移后村民生活如何，这个欢快的女人忧虑起来，她的寨子有一个针对游客而成立的旅游公司，她自己就是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不过，这里的旅游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所以公司经营并不景气。她问我，游客真的会越来越多吗？我当然给她肯定的回答。其实，这是一个我并不确切知道的问题。她还说，好些人家不会计划，拿到房屋与土地赔偿，还没有准备好新的生计，钱很快就花光了。

夜深了，她还很热情地和同行的作家们调笑饮酒。我告辞，回屋休息，准备今天的早起。昨天到得晚，从山上的风景区下来，村里已经家家掌灯，村边公路上，太阳能路灯也发出了光亮。我要趁早餐出发前仔细看看这个村庄。

平武当地志书详记过村寨的建筑：“番民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三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二、三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层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但那是有清一代的记述了。今天的村寨模样已经完全改变。首先没有人再把牛羊圈在家里。房屋四壁也不再夯土为墙，全用木材构建。结构也由四方的堡垒式变得开敞，或为曲尺形，或为凹字形。这样的布局正好在大门前形成一个开敞的院子。院子都用水泥作了硬化处理。昨晚，大家就在这样的院子里踏歌舞蹈。白马人家庭不大。看平武县志中人口材料，自古以来，每户人家平均四五口人，至今变化不大。但现在的每户人家都房屋高大，自用之外，辟出若干接纳游人的客房。昨夜，我们一行四五十人，在一户人家中就安顿了。寨前路边，竖有一块厄里寨旅游接待图，我一一数过，上面标出可作旅游接待的人家就有二十来户。

离开厄里寨时，再次经过昨天夺补河上那个回水倒灌了十好几里地的水库，和我同座的本县作家阿贝尔指点那一峡碧水，说这下面曾经有一个白马村寨，那里水下，也曾有一个白马村寨。其中一个，就是嘎泥早的村子，水牛寨。听说这个电站已经发电，每年给平武贡献的地方税便达上亿元之多。但沿水库的公路还在修筑中，汽车摇摇晃晃，十多里地竟费时一个小时。驶出库区，路边不太开敞的地方有一个新村。一幢水泥楼房上写着大大的汉字：冈拉梅朵。这个名字是真正的藏语，不是白马方言的语汇。阿贝尔说，这就是嘎泥早现在的村庄。没看到新村的名字。我想，那该就是嘎泥早的演艺公司演出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文化现实。一方面，白马人对于自己的族属充满疑问，但既然被规定为藏族，他们也便在某些地方对典型的藏文化特征进行着复制与模仿。昨夜的歌舞也是，既有白马人自己的歌唱与舞蹈，更多的是对藏族其他地区如康巴，如安多，如嘉绒歌舞的复制与模仿。

车驶过水库，路也顺畅了，很快便来到了白马藏区的出口。

出口上，有一个新修的山门。山门背后，是一座突起的小山包。当地人说，这是白马藏族信奉的神山。我问山名，说叫白马老爷。而在平武地方志办公室曾维益编撰的《白马土司家谱》中，这山还有一个名字叶西纳摩，也是有着浓重藏文化意味的名字。叫白马老爷，依照民族学一般规律，是白马人对此山的尊奉，自然崇拜之外，恐怕还包含着隐秘不显的祖先崇拜。叫作叶西纳摩，又显露出藏文化明显的影响。纳摩在藏语中，是女性神名。那么，这山神又从父性的老爷而变为母性的神佑了。有几个女人在山门口摆摊，卖些常见的旅游产品，我问看上去年纪最大的女人，叶西纳摩是什么意思？她摇摇头，表情茫然。今天的神山，长满低矮灌木。但据当地史料，50年代，这里还有参天古木，被白马人奉为神木。后来，开进白马地区的国营伐木公司中的劳改犯砍伐时失火，原始林被烧毁，今天布满这个山岗的，只是禁伐林木后长起的次生灌丛。问当地年轻人，他们还记得听老人说过当年焚毁神山的林火。

木瓜番与虎牙关

两个小时后，我们从夺补河与涪江正流相汇处，来到涪江正流。经过一个叫作阔达的地方。

阔达，如今的建制是一个乡。

翻看成书于1840年、新印于1996年的《龙安府志》，未见与阔达一地相关的记载。倒是书后附有今人曾维益编写的《平武县建置沿革志》一篇，有阔达乡条。文中称：“阔达乡位于县境中西部。在明清时期是白马番人的聚居地。白马语称该地为‘格达’，明史称圪答坝，民国时期松潘人文为富嫌其名不雅，著文称该地因居高阜，地势平旷，上通松潘，下达龙安，阔而达之，称阔达坝。”

其实，此地已全无藏文化的任何气息。但历史上，这地方也的确是藏区东北部面临汉文化区的前沿地带。至少从明清以至民国，一方面有大量汉民迁入，一方面，当地“番民”一面不堪歧视，一面也生出“向化之心”，无论房舍建筑，语言服饰都不愿以“蛮子”面目示人，渐渐隐去了所有藏民族特征。这也是中国这个国家在不同文化交接地带常常呈现的现实状况。不是今天才如此，而是自古而然。这个文化进程，甚至不以国家政权的强大与否来决定，而是当不同文化分出了文明的快慢时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没人解读时，就默默发生；有人解读了，便化学反应一般引起些情感的激荡。

出乎意料的是，同行的当地朋友说，这乡近年来，又挂上了藏族乡的牌子。我没有问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此地恢复了藏族乡的建制，也不复再现藏文化的面目。我感兴趣的是，既然挂了藏族乡的牌子，如今的居民如何再作族属的甄别？听到的消息是自愿。也就是不论过去是什么族别，凡此地的土著居民，愿意改汉为藏的，一听其便。也问改了族别的人，他们似乎也没有认祖归宗的情绪，只说为孩子上学可以享受照顾分数云云。其实这种情形，改革开放以来，在四川盆地边缘，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接地带，这样的事实并不是一个孤例。

过阔达乡西去，溯涪江而上，过去的驿道与今天的公路都直通松潘。涪江源头便出在界于松潘与平武两县间的岷山主峰雪宝鼎下。我们的目的地是虎牙藏族乡。这一带居住的是藏语安多语系的农耕的藏族人。他们语言习俗均与白马人不同，他们是没有争议的藏族人，与雪宝鼎西面的松潘安多语系的藏人为同一族属。用当地古代史籍中的话说，都是“唐时吐蕃遗种”。

平武县西北，以涪江为界，解放后都认定为藏族的人，其实分为两支。一支是在涪江西南的虎牙和泗耳两乡为中心的地带，为安多语系的藏族。另一支在涪江东北，以夺补河流域的白马、木座、木皮三乡，外加黄羊一乡，是白马人世居之地。查平武县志，其中附有1956年《中共平武县委关于在藏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方案》文件一份，对于当时平武县藏区情况有这样的归纳：当时平武藏区共6个乡（部落），全部户数为1253户5440人，其中藏族366户1637人。“其中，白马是藏族聚居区；虎牙、木座、泗耳是汉藏杂居区；白熊、黄羊虽有少数藏民，但生活习惯均与汉族同，民族特征已不显著”。古代史料中，这两种民族称谓也各有分别。白马人叫白马番，其余安多语系的藏人被叫作“木瓜番”。

来到虎牙，已见不到夺补河流域白马藏区那样显明的民族风情了。

倒是越来越陡峭深削的峡谷风光颇为幽深壮美，值得一观。湍急溪流深切谷底，陡峭处喧哗着翻涌雪浪，回旋处，一潭幽碧，令人望之心生寒气。虎牙今天是乡名，过去是山名，也是一个古驿道上的关名。民国年间所修《松潘县志》：“虎牙山……岩石凿凿，如虎张牙，与象鼻山并峙，下置关门。”今天的公路劈悬崖而成，当地人说，旧关口在公路的上方，仰头张望，除了看见更高的悬崖，看见悬崖上盘根斜欹而出的树，和树后的一线天空，旧关隘无从望见。走在这样的深峡里，公路狭窄，每每为了相向行驶的车辆不能错肩而过，耗去不少观光的时间。也正是因为道路不畅，车终于未能到达我期望中的目的地——我想象可以眺望见岷山主峰雪宝鼎巍峨雪岭的地方。

在平武，夜来无事，小酒之后，读当地史料，更添丰富细致的现场感。

这就是我喜欢在历史发生的所在地读当地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不，曲折险要的驿道之上，那些后缀着堡、关、口、营等表示守御之意的字样又一一在史料中显现。夜已深沉，但并不安静，什么地方还传来今世之人的K歌嬉戏之声。

明代的文字：“国朝制驭羌番，其法甚周，以维、茂为松潘南路，调右参将主之，以龙、绵为松潘东路，设左参将主之，协调松潘总兵，守远道，遏远人。”这里的“龙”，就是平武的旧称龙州。而我白天行经之处，正是古代松潘东路的中段。

当地史料中有《夏毓秀辖夷口修路碑》碑文，描述古道难行之状甚为详备。

“辖夷口者，旧传为古人御夷要地，悬崖叠嶂，上阻溪流，山麓尤险，然东达龙郡，西达松州，实行旅之必由道也。夏秋山水暴涨，横截冲刷，每令行人踯躅。向来架木为桥，雨淋日炙，旋修旋败，俯而窥之，深邃幽暗，渺不见底，偶然失足，人畜皆无幸。”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县志上说，民国年间，省教育厅一名叫视学的官员到平武视察，坐轿过狭窄山路，轿子与山崖相触，结果人与轿皆跌下悬崖，淹死江中。当时的县长，还为其在平武县城召开了追悼大会。当然，这位视学老爷翻了轿子的地方并不在虎牙关这一段，但那时进出平武，山路之险可见一斑。

这位夏毓秀，当时做着什么官，碑文无载，但这个辖夷口紧挨虎牙关却是事实。碑文上说，“己丑春间，余往小河营，查修城工、堤工，取道于此，踏勘山势，以期化险为夷”。决定修整道路，但百姓愿意“输力”，却缺少资金，于是，这个夏姓官员捐俸银七十五两，并带动一位军官（游击）陈时霖捐银二十两，有了这两位官员带头，“以后捐资接济不绝。自春徂秋，遂竣其事”。放在今天，比起那些上任管了交通就前仆后继腐败的厅局长们，这位夏先生，可以放心地任其做交通部长。

中国最古老的土司制

翻检当地史籍，只有一个目的——在像平武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融的地带，除了现时段的抵近观察，更要掌握尽量多的材料，具体而微地观察文化的流变。

这一切似乎可以在有关当地的土司史料中找到答案，但这是文化变迁的真正答案吗？面对历史无声的运行，谁又敢说得到了真正的答案？但至少，平武旧时的土司制度相较于其他流行过土司制的藏区，其独具的特点真是值得一说。

过去，川西、川西北的土司，都是由当地少数民族的豪酋担任。但平武此地，旧称龙州府的地区，土司却是由外来的汉官担任的。这是当地土司制的一个特别之处。再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这里的土司制历史最为悠久。一般而言，土司制起始于明，在清代形成完备体制，并在中国西南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施行。但平武的土司制却起始于南宋。

我来平武，是因为这些年来我考察的题目之一——藏文化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也就是来实地感受白马藏人的实际情形，不意间，却得遇平武这种创始更早，并以汉官转任土职的特别的土司制。

这个土司制的创立之早，早到南宋理宗时期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南宋朝廷便在此地设置龙州三寨长官司。首任土司王行俭。

据《白马土司家谱》，王行俭本是扬州府兴化县人，进士及第后，朝廷派遣其远赴四川出任龙州判官。因“在任开疆拓土，兴学化夷，创建城垣有功”，被朝廷册封为新置的龙州三寨长官司长官，辖制境内少数族人，并准许其子孙后代世袭。王行俭由任期有限的流官，转任可以祖孙世袭其职、永久宰治当地少数族群的土官。

进士王行俭原任龙州判官，是监察性质的职官，改任土官后，职权扩大许多——“管辖关、寨，及番民种类、户口、生业、服色、嫁娶、死丧、风俗俱全”，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了。

其实，“开疆拓土，兴学化夷”有功，这是表面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那时蒙古铁骑统一北方后，正大举迂回南下，四川全境已然成为南宋抗击蒙元大军的最前线。地处川边的龙州更是前线中的前线。当时的龙州筑有坚城，而城外四野，高山深谷构成自然天险，蒙古军久攻不下。周围很多地方失陷后，龙州的战略地位更为突出。当时，面对蒙古大军的猛烈攻击，肩负龙州守御重责的军事主官献城投降。判官王行俭本是负有监察之职的文官，却拒不投降，率众别筑城垣抵御元军。南宋朝廷授予他这个流官以世袭的土职，一来当然是因为其拼死抗元，二来也是意识到，朝廷已经没有给他更多实际援助的可能，便以赏地赐民的方式来予以鼓励。这一时期，南宋朝抗元，越来越力不从心，便意图以此举措，动员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抗元。当时，就有官员上疏皇帝，建议在那些已然沦陷或将必沦陷的地方，“择其土人可任一郡者，俾守一郡，官得自辟，财得自用。如能捍御外寇，显立隽功，当议特许世袭。”这篇上疏叫作《论一时权宜之计疏》。

看来这样的权宜之计，至少在龙州当地，是收到良好效果的，不然南宋朝廷不会在三十九年后，即南宋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又在龙州当地，赐流官龙州知州薛严为龙州世袭土知州。这一次的理由就很直接了：“守城有功，遂赐世袭。”

薛严，祖籍山西。其家族后迁移山东历城，又迁移到四川临邛。薛严本人1226年登进士后，到龙州任知州。因拒战蒙军，坚守城池有功而得世袭土知州之职。

不想一时的权宜之计却固化为一种制度传之久远。

王、薛两家流官变成世袭土司后，真的坚持抗元，直至周围地区均陷落，龙州一地成为孤岛，仍然坚持抵抗。公元1276年，蒙古大军兵临南宋首都临安城下，南宋皇帝赵显派大臣求和不成，被蒙军俘获，南宋王朝事实上灭亡。王、薛两姓土司这才停止抵抗，归附元朝。

元朝沿宋旧制，仍准其世袭土职，继续其对封境之内土地人民的宰治。

以薛姓土司为例，薛严归附元朝后，“仍知龙州”。

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1301年，薛严于七十多岁高龄病故，“薛子薛子和，大德四年袭任”。

元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薛子和之子薛惠成，“袭父前职”。顺帝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征服松潘番夷，功升宣慰司”。

到了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又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颍川傅友德帅师平蜀。由阴平入蜀”。当时薛家世袭土司位的叫薛文胜，遇明军“首先率众归附，供给军储，指引道路，总兵官录其功，仍令在职镇守边防”。又是明朝委任的土官了。

这时的王姓土司已传位到一个叫王祥的人，他“首率番夷归附，助运粮储，开设龙州，仍授原职，从祀名宦”。

再到满人入关，明王朝崩溃，此时的薛家在位土司叫薛兆选，即于清军到达龙州之时，“净发，带出番寨难民”投诚。“蒙赐红花奖励，管理番寨”。时在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

也在同年，王姓土司“率番夷投诚，仍袭长官司之职，防御阳地隘、黄羊关等关，管辖白马路十八寨番夷”。

这时，王、薛两姓土司在今天的平武一地已世袭统治部分“番地”三百余年。

此一时期，川边一带藏族地区的土司制才开始普遍施行。

这时王、薛两个曾在中国南北东西数度迁移的家族固守在平武这个汉文化的边缘地带已然好几百年，日益土著化了。

总体上，他们还是努力维护和加强与中央朝廷的联系。

明朝宣德年间，土司王玺与薛姓家族的薛忠义奉四川巡抚令，同率土兵进松潘“平羌乱立功”，诏升龙州宣抚司。同年冬，和薛忠义同入京城献马谢恩，皇帝赐观灯山。王玺因征松潘有功，朝廷奖给白银四万两。王土司便以此银建平武报恩寺。王玺在位时，此寺未能建完，其后代接着修建，前后凡二十年。此寺至今天，在我看来还是平武最有价值的景观。历经动荡年代，居然未被兵灾火焚，处于龙门山断裂带上，经历几次大地震，也未受大的损坏。

此行前去参观，这座明代建筑正在进行汶川地震后的大规模整修。

寺院的建筑，佛菩萨造像，以及至今还可以自如转动的收藏了整部《华严经藏》的藏经阁，其显现的高超的营造水准，深具美感的艺术匠心，既显示于整体建筑的布局，更体现在每一个构建的细节上，令人叹为观止。大殿上的三世佛，与千手千眼观音，那种深具悲悯与同情的美，细细观瞻，比之那些怀了具体的祈求，并希望这些世俗祈求尽快实现而大燃香火的信徒们，自然更会让人心生善念。所谓“佛即是心，心动则觉”是也。是的，那些烧着粗大香烛的人们并不让我喜欢。我相信，那多是现世利益的猛烈祈求，而不是为了世界与生命的平静向善向美的举意。而且，我得说，导游的解说也太多推测与附会，同样不令人喜欢。参诸史料，王氏土司几百年间的事功，以及有关报恩寺建寺与维修的碑记，我以为所谓王玺欲比附北京皇城而建宫殿，后来又欲脱僭越之罪的说辞，就有些戏说的成分了。

三代后，王玺孙女嫁给在明代与后世皆有大名的杨升庵。今天，报恩寺门前所悬“敕修大报恩寺”几个遒劲严正大字就是杨升庵手书。

今天，这个寺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精美的古建筑遗存，一段历史见证，其宗教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了。

向附中央是主流，但也有叛逆的时候。

明代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土司薛兆乾聚众叛乱，王姓土司因不肯附逆，全家被杀，仅两个儿子“藏于番寨得免”。世袭土司一脉，得以流传。叛乱被平定后，薛姓土司全家二十余口无论男女老幼尽数被诛。以后的薛姓土司已是旁枝斜出了。

民国二十九年，试图改土归流，废土司，实行保甲制，派任外籍汉人充任乡保长。但民国期间，边政糜烂，政事虚浮，土司的实力及其对原辖地的控制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于是，被剥夺的权力又很快恢复如初。

平武王、薛两姓土司在解放后终于消亡的过程，值得一说。

1949年，王姓土司组织二百余人枪组成“黄羊关自卫队”，宣布起义，平武宣告和平解放。曾维益先生在《白马土司消亡》一文中，录得当时白马土司王蜀屏与辖下白马人番官《给松潘各部落的信》一封，可以察见当时的形势与时人心理，照录如下：

土官阁下及藏胞兄弟姊妹们：

我已得到文县解放军的信和今天解放军来城，共产党已与廿四年（指民国二十四年长征过此的红军）不同了，尤其是对我们藏胞，说依然是照我们的旧土司番官制，信奉我们自己的教，不拉夫出款，所来的解放军都很和蔼，连我们平武的衙门都未驻扎。我们在这里已驻守廿几天了，现正准备去打胡宗南的败匪，缴得的枪支，说就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很喜欢。等到我们枪得到后，我们就回白马路部落了，希望你们不要害怕，出来大家帮忙，说这下共产党最为关顾我们，这几天看来是确实的。

王土司所属自卫队，曾被派协同解放军同胡宗南残部作战，这信应该写于参战途中。土司武装配合作战时缴获枪支亦归自己所有。

后来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当年5月，平武县政府强行收缴土司土区枪支，土司王蜀屏被扣押。后经川北行署纠正，王蜀屏被释放，几月后，行署又指示，“所有白马藏区的枪支全部发还”。

此后，白马土司王蜀屏和辖下白马人上层代表出席四川省川北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平武少数民族上层代表上书要求，恢复在民国年间形式上已废除的土司制。这一要求居然得到批准。当时川北行署批示同意：“平武藏胞居住区可依原有惯例，恢复部落制度。”

这也是白马人在历史上首次以藏族称呼示人。关于白马人正式划入藏族的经过，《平武县志》有这样的记载：1950年中，平武县召开“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白马土司王蜀屏被任为主任委员，下辖白马人寨落番官数人出任委员。土司制以这样一种新形式短暂恢复。一月后，该委员会又向邻近今属阿坝州的松潘和南坪发送《致藏族兄弟姊妹的信》，油印之后，广泛散发。也照录于后：

藏胞兄弟姊妹们：

平武自解放以来，我们藏民就亲自参加解放事业，共产党认为我们藏民很有功劳的，最近召开的川北各界代表会议，约了我们去参加，这回我们硬是看到了共产党的好处，胡主任（等于以前的省主席）就亲自招待我们，刘部长（大客巴）亲自给我们点火吃烟，又派汽车到处叫我们去耍，从来没有见过的机器在厂都见过了，你们想，这是我们以前未见过的。回来时，又给我们缝绸衣服，送的花布和绸子，又叫我们自己人管自己，又借给我们30万斤包谷，叫我们养羊喂牛，还跟着给我们办学校，所有一切粮款都不向我们要。同胞们，从生下来就没见过这样的政府，希望你们往里边传说，西藏里头还有不晓得的，还在受胡宗南和洋人的压迫，这才是倒霉，这样多年来我们活人连牛马都不如，为啥我们还听他们的话呢？或者有几个人往几回整我们最惨，现在还要杀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要跟那些人走，我们说给你们，等那几个人去跟他们吧！我们很多的百姓和我们的活佛，我们都来迎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和我们现在的大皇帝毛主席，好和我们平武一样过好日子，因为我们相隔太远，不能亲自来说，长话短说，就写这几句话带进来。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950年8月29日。信中所说相当于省主席的胡主任是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

1951年，白马部落开办白马完全小学。

同年6月，平武县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白马土司王蜀屏出任该协会办公室主任。

10月，白马部落设立卫生所，现代医疗自此进入白马地区。

同年年底统计，平武藏区人均收入由上年的十七元，增至二十七元。

1952年春，平武藏区全面开展“禁烟肃毒”运动。

5月，川北伐木公司进入白马原始林区勘察森林资源，紧接着正式成立森林工业局，开始大规模森林砍伐。至今，平武人还骄傲地说，当年建筑宝成铁路，铁道所用枕木都由平武林区供应。

本年，白马番官杨汝参加西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代表团，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

本年，白马部落试种玉米成功，平均亩产一百四十斤。

1953年，“废除旧有土司制，改建乡村政权”的土地改革拉开序幕。“在条件未成熟前，暂行组织工农代表委员会，代行乡人民政府政权。”同年年底，平武县委研究确定需要长期保护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名单。

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白马部落成立营业组，这是白马地区现代金融的开端。

1956年，中共平武县委正式提交《关于在藏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方案》。这个方案迅即得到四川省委批准。当年8月，土地改革正式展开。主要工作任务是没收、征收与分配财产。一些民族上层人士被划为地主富农。最后的结果，平武藏区包括白马部落在内，共没收、征收土地两万余亩，征收房屋两百多间，耕牛一百余头，家具六百余件。没收与征收而来的东西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继而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土司制正式废除，建立了乡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后，不降低上层分子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的精神，对所有民族上层代表人物一律包下来的方针，根据其代表性的大小，各方面的表现和现实家庭经济情况，分别在政治上予以安排，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但同一份文件又说，“不予安排照顾的17人，占整个上层（35人）的48.8%”。

1972年，白马土长官司最后一任土司王蜀屏病故。

其实，王蜀屏之后，王家还产生过一任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委任的土司。那是50年代初，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新委任黄羊部落土司署土司为王文杰。他也是七百多年前的首任土司王行俭之后。不过，其在任时间短暂，自然也没有什么特别作为。倒是晚年，在平武当地史志研究者督促下，靠回忆重新整理了毁于“文革”焚火的《白马土司年谱》及《末代王土司回忆录》。这次我去平武考察，正是这两本资料，给了我莫大帮助。两篇珍贵史料终篇后一年，即2000年，王文杰先生就因病故去。一部上演了七百余年的大戏也终于曲终人散。

白马人是什么人？

白马土司曾经的领地上发生的事，还有一件，或许也值得一说。

即今天归为藏族的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对此，出版于1997年的新修《平武县志》有大篇幅书写，并有相当篇幅的文件附录。

这些材料说，白马人过去并没有自己属于什么族的概念，只是以“达布”或“贝”为这一文化与血缘聚合体的自称，而被汉人与平武境内或远至松潘一带的藏人统称为“番”。县志上说，“解放初期，在没有民族识别的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平武县境西部、北部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藏族，并成立了民族自治机构”。从此，“白马番”与对藏族族属高度认同的“木瓜番”等一起被认定为藏族了。

也是解放后，中国很多少数族裔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于是，从60年代起，白马人开始要求政府对其重新进行民族识别。“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白马人素质的提高（我县二千多白马人，现在文化程度情况为：小学毕业571人，初中毕业73人，高中、中专生29人，大专生7人）和民族干部增多（现有脱产国家干部60余人）”，1987年，平武县人民政府向上级提出《关于要求认定“白马人”为氐族的请示》。因为有了上述条件，白马人“对于白马人在民族本质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的客观存在，认识越来越清楚”，因此，“对于白马族名发生了怀疑”。报告中还有更强烈的表达：“白马人的族属问题，六十年代提出来了，七十年代也提出来了，八十年代提得更强烈了，如果我们不及时作出正确的结论，那么，九十年代，乃至二千年以后也还会提出这个问题。”

后来，相关机构组织了对此问题的讨论，许多学者参加。连参与过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在一篇叫作《关于“白马藏人”》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费先生在《关于“白马藏人”》一文中讲了一件逸事，“1964年，国庆15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当时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片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人们欢欣鼓舞之余，却对这个族名发生怀疑，因为他们从祖辈传下来的传说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汶川的羌族”。

《平武县志》中还记载有一件颇具意味的逸事：“1954年，达赖路经成都时，西藏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都朝见‘达赖活佛’，白马人拒不朝见，几酿成民族纠纷。”

我多年前读到过一本讨论此问题的论文集，正是这个缘起激起我对此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兴趣，所以，才有此次平武之行。从那本论文集和后来读到的相关资料，得到一个印象，大部分学者同意白马人要求，认为其就是古代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氐族遗存。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很谨慎，白马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坚持认为白马人属藏族的主要是藏族学者。代表性的人物是已故的著名藏族学者桑木旦先生，他认为白马人为吐蕃时来自西藏达布与工布地区的藏人军队，吐蕃崩溃后未能返回故地而留存繁衍至今。我认识的绝大多数藏族文化人也持同样的看法。支持他们这一观点的，是语言学现象。在藏语中，“白马”一词确是军队的意思，但也得注意到，“白马羌”和“白马氐”这种称谓，在汉代已经出现。我以为，吐蕃东征时有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并长期留驻下来是肯定的，问题是吐蕃军队来到的不是无人地带，在当时，这些军队一定是少数人。少数人来征服，来统治，其间必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混杂而产生一种混血的文化。那么，这个混血的族群与文化是哪种成分更多一些？

说到底，今天白马人族属问题的产生，正是这个混血文化进行自我认知的一种愿望与努力。今天，民族的划分受到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支持。但这种多样性理论的支持往往到民族为止。这种理论预设的缺陷在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利益的角力也受制于预定的政策框架，所以，文化多样性往往止于民族的识别。

也有任乃强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认为白马人应为羌族。但任先生并不主张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白马人。他的意思，还是应该尊重这个族群的意志，“这就只该‘名从其主’，遵用他们的自称达布，以别于藏族好了”。

最后定夺的当然是政府：既然学者们也颇多争议，更考虑到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定的大局，那就维持现状好了。直到今天，白马人仍然是藏族的一个部分。

于是，一个族群归属与认同的问题，就这样被悬置。我常想起外交部发言人在电视上常用的一个词组：“搁置争议”。有些争议，搁置一下，可能就消失了。但更多的问题，不会因为悬空而风干。一个社会，如果有太多的搁置，也就是说，把一切棘手问题，都交给时间之神，这其实已经有些听天由命的味道了。

到平武的那天早上，轻雾，我爬上县城后的小山，俯瞰山下峡谷中渐渐苏醒的县城。离开的那个早上，我去到报恩寺前。寺院的大门紧闭着。我就站在大门前，端详门楣上杨升庵手书的几个大字。庙里很安静。有钟，但没有钟声，也没有梵呗之声。大门后面的古老的树木向这个安静的清晨散布着清新的气息。寺院前是新修的宽大广场。城里早起健身的居民向这里聚集而来的时候，我离开。

我还会再来吧？也许会，也许不会。

就像过去，有些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有些人来了就永远停留下来，停留下来的，就在书写历史。像我这样，来了就去，也许不再回来，但只要对当地的现实与历史稍加关注，稍加留心，历史、文化、民族，这些宏大到可能导向盲目与空洞的词汇，在心中变得细致坚实，因此纠正自己观念的偏差，充实信仰的空洞，那就不枉一来。

一来不够，自然就还要再来。

来看社会与历史的细部，来看文化的变迁。

一笔补记

去平武三年后，差不多是同一季节，我去与平武隔了一座山的九寨沟县。

县里的朋友问想看看什么，我说去看看白马人的村寨。

于是，朋友便陪我去离县城几十里地的英各村。

在这个白马山村，看到了白马人广泛的自然崇拜。

村中广场前一棵树荫广大、树干得数人环抱的老栎树被村人崇拜。树前的土丘上，连续不断的香火印迹就是证明。

村口一棵树，也被村人崇拜。这棵树并不太老，也算不得大。问村人崇拜的因由，说是老一辈人有个头热腰痛的病，就去采那树上的叶来做药，差不多无病不治。而且，春天时满树繁花，灼灼闪烁在进村路口，特别美丽。我识树不多，大致可以看出此树是木兰一科的。便问这花是不是像玉兰，说像，那么，就真是木兰一类的了。

村人说，他们崇拜的，还有保佑全村的山。村子就倚靠在山的半山腰上。村民说，那山峰像极了一只鹰，是这只鹰形的山神护佑着这个村庄。但在这村里的时间，天一直阴着，云雾缠在山腰，那像鹰的山峰一直未露尊容。

出村庄过一个小山湾，有一小块平地，有稀疏的树林。说那是村里青年男女嬉游之地，林中高竖着一架秋千。

再往林中去，又有一个去处，低矮简陋的建筑中供着一个画在木牌上的神，画面有些模糊，却还是能看清楚，是描画在黑底上的虎。村长说，村人有事祈祷时，也有灵验之处。

英各村属勿角乡，是九寨沟县白马人聚居的乡。另一个白马人聚居地是草地乡。

看了村子，听人谈些掌故之外，又请人找了本地县志来读。又得到些白马人族源的零星线索。知道白马这个称谓从汉代起就见于汉文史书。先叫作白马羌，到了魏晋以后，又叫作白马氐。氐人一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相当活跃。建立前秦，兵马众多可以投鞭断流的苻坚就出身于氐族。史书记载，正是此一时期，随着前秦在长安建立氐族人为主的政权，氐族移民关中者十数万户。

南北朝后，氐族便不再见于中文史书的记载。我也不相信，所有氐族人，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尽数内迁而融于汉族了。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今天川甘交界的这一地区，曾经兴盛一时的吐谷浑人来过，再后来，强大的吐蕃军队来过。那时，吐蕃的军队编制不是今天的概念。它们是整个部落的移动。这显示了当时吐蕃国王们的勃勃野心，兵锋所指，不是短暂的掠取，而是长期的征服。史载，这些整部落移动的军队，都有永久不得西归的命令。据说，今天白马人浅盔状帽子上装饰的两根白色羽毛就是吐蕃军人的标志。在我看来，今天主张白马人是氐族者，没有考虑白马人所居地区正处于当代学术界普遍认定的民族走廊北端，历史上不同民族频繁迁移与交融这一事实。同样，主张其为藏族者也没有考虑这一走廊地带多民族混血的事实。

历史学家陈寅恪就梳理过汉文史书中关于氐族的记载。

他说：“白马氐（武都氐）在《后汉书》列传七六‘南蛮西南夷传’中，被列为西南夷之一。”

陈寅恪又据《三国志·魏志》的材料分析：“氐族自成为一个种族，既不与汉人同，亦不与羌人同。但深受羌汉影响，特别是汉人的影响。”

这些话见于一本叫《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书。陈的讲演于1947年至1948年间，作于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由当时的听讲人万绳楠先生记录整理。但陈的讲演截于魏晋南北朝，自然没有论及后来白马氐人地方相继而来的吐谷浑人和吐蕃人的进入。

日本学者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一书，论述氐族国家前秦时就论及苻坚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把迁移到长安周围的氐族人又迁移到新征服的地区，而把羌、鲜卑等胡族人迁移到国都长安四周定居。这也说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固化体，而总是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正是这种流动不居，造成文化的复杂与多样。

过一天，再去九寨沟县草地乡。该乡三个村都是白马人聚居地。乡政府建有文化大院。文化大院三层楼，有乡村图书室和可以无线上网的电脑室，更主要的功能是白马文化传习所。传统的手工艺传习之外，还传习两种舞蹈。两种舞蹈都成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是叫傩舞的面具舞。舞有十二面具。龙与凤两种中华神物外，都是具象的动物：虎、豹、牛、鸡、猪……表现的也是一种自然崇拜。听说面具里还有大鬼小鬼之类，这回却没有看到。观看由本乡小学生表演的舞蹈时，觉得藏传佛教寺院里的面具神舞与此舞蹈多少有些相像之处，所不同者，这种傩舞更朴素，更自然本朴，而寺院神舞，面具已多是神魔之像，更多宗教的直观教化意味了。

再一种是熊猫舞。

舞人穿上熊猫皮，戴上熊猫头，伴着鼓点在空地上摇晃、翻滚，都是对熊猫笨憨之态的天真模仿。一位年轻副乡长给我一张不干胶贴，上面是一张微信扫一扫二维码。在手机上打开，里面有熊猫舞介绍。说是熊猫舞也很古老。并有照片为证，是白马人家传的熊猫舞面具。那是两只真熊猫头，白色的皮毛已变为黄色。当地是熊猫生活的地区，但此种动物既不凶猛，而且稀少到不会与当地人生活发生特别密切的关系，怎么成为崇拜之物，这道理我没想明白，询问现场几个老者，也语焉不详。

那么，去过平武后，再到九寨沟县的勿角和草地两乡，白马人聚居之地我已去过多半。没有去过的白马人聚居区就是与九寨沟交界的甘肃省文县铁楼乡了。年前，我的这篇《平武记》初稿草成并小范围发表后，被甘肃省一位张姓先生看到，来电话要求收入他们主编的一本论白马文化的书中。我考虑一来这不是最后定稿，二来不太明白他们编这本书的动机，便要他给我这本书的目录。张先生果然发来目录，看过之后觉得大多数文章，从题目上看，直觉到还是浮光掠影之作甚多，便委婉拒绝了。所以拒绝，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正在塞尔维亚这个前南斯拉夫联邦几经分裂后最后部分，听不同民族彼此相残的血腥故事，看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美军轰炸后的废墟，更觉得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更有慎重的必要。

不想这回在草地乡又接到张先生电话，听说我到了草地乡，力邀到铁楼乡看看。我因第二天得回成都办理赴澳洲的签证，虽然心动，只能再次拒绝他。不想第二天早上，早餐后正准备出发，张先生带着两个人来到了酒店大堂。张先生介绍，一位是县文体局局长，一位是白马人聚居的铁楼乡乡长。可见他们是非常诚恳的邀请。但我因为怕误了飞机航班，只好再次拒绝，只和他们站着说了十来分钟的话；并且约定，明年什么时间，大致是春天或夏天，要去一次铁楼乡。

我想，我会抱着同情之理解去，但我只是观察者，而不是去支持或反对白马人是什么族不是什么族的观点；又或者，去肯定或否定哪一个地方才显得更像正宗白马人的种种说法。

历史流变不居，民族不断交融，每一次血缘与文化的混同，每个参与者，都在其中留下点什么，或者改变点什么。经验告诉我，每一种地方文化中包藏的这些显明或隐约的曾经的族群与文化印迹，是流变与融合的说明，而不是再起分别的证据。

《十月》（2019年第1期目录）

长篇小说

云中记…………阿来

国际期刊论坛

从民族英雄到个人英雄…………黄燎宇

短篇小说

九案…………石舒清

蛇行入草…………赵雨

思想者说

裂缝与阴影…………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