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十年》研讨会 | 刘大先：复杂中国与三农书写变迁

刘大先，文学博士，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等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3年年度批评家奖等。

复杂中国与三农书写变迁

刘大先

　　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文学”，再到如今讲的“乡村题材文学”，现代以来中国与乡村有关的文学书写一直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梁鸿写的梁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失落的中原”里常见的村庄，是在经济不发达的穰县极其普通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没有什么个性，也恰恰因其没有个性倒显示出它具有普遍的一般性质，在这个村庄的嬗变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中国村庄转型期的变迁。

　　但是，如果从经验与记忆的角度看，我并不太理解梁鸿作为叙述者所展示出来的梁庄情感结构与人际关系形态。可能梁庄所处的华北一带土地平坦，村庄比较集中，人情往来比较密切。我的家乡则位于江淮丘陵地带，农户住家距离五六百米很正常，很少有异姓邻里围在一起聚会的情形。当然，现在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也有逐渐集中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形成梁庄式的人际沟通与交往模式。这种经验的不同，显示出中国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差异性，不能用某种局部性经验替代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地区的复杂多样性。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采用的是社会学常用的“理想类型”归纳与描述，用苏南一带稻作农业与兼业乡村的个案归纳出理论模型，未必适用于边疆与游牧民族。中国既有“乡土中国”也有“游牧中国”乃至“渔猎中国”，这是一种复杂而丰富的存在。任何从地方经验出发总结出来的理论模型与判断，其适用性的范围都需要经过严格的限定。

　　文学在书写复杂中国现实的时候，技法与形式，虚构还是非虚构，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需要找到切合于一个时代的体验与表述方式。回首“三农”书写，其实是新中国之后的事情，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基本上是精英视角，有着启蒙和救亡的话语隐身其后，这个大话语一直延续在80年代重新复现的乡土文学书写之中。大概到90年代的时候，丁帆先生写《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将乡土文学归纳成“三画四彩”：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这显然是知识分子视角当中对于农民、乡村及乡土中国的一种观照。在这种观照里面，乡村和农业其实没有自身主体性的呈现，农民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他人所表述。

　　农民、农村、农业在文学书写中结合在一起，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土改，在四十年代末期，无论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暴风骤雨》，都显示出中国革命才使得农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翻身公民的政治身份。这点比较重要，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一系列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使得“三农”书写成为独立的题材。在十七年时期，关于“三农”的书写被称为农村题材写作，而很少使用“乡土”这个词，词语的变化显示出政治内涵的变化。

　　对于三农书写，不能仅就文本来谈文学，必须密切联系到其社会背景。如果把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按照“三农”的政治与文学形象变迁进行划分，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时段。第一个时段从土改到1984年，这个时段农民翻身之后初步获得政治与法理上的主体性。但是，彼时的中国无论从冷战格局的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发展的形势，都要搞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这就使得制度安排、利益分配与身份等级上，产生了一系列城乡二元结构的区隔，它不仅是户籍的问题，还牵扯到一系列的福利、象征资本与再分配的问题，造成了几十年间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内部过度汲取。为什么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对比五、六十年代写的农民形象差别极大？五、六十年代的《创业史》中梁生宝是时代新人，《宋老大进城》里农民一点都不怵城里人……他们洋溢着一种主人翁般的自豪感。但是，新时期之后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李顺大、陈奂生、王秋赦、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很多又变成了“老中国的儿女”，因为政治的翻身之后新的身份区隔，使得他们的经济状态和精神状态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农民就很难有立足农村创业的激情，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

　　第二时段大概是从1984年左右第一次关于户籍的松动开始，农民可以局部性的流动到城市里，这是比较大的变化。相应文学上的变化，以1986年贾平凹的《浮躁》为标志，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手法上来说，农村改革小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耗尽其由主导性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能量。文学观念与技巧在这时候也遭受来自现代派的冲击与改造。有意思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1986年一直到2002年，这十七年间中央政府再没有颁发过事关三农的一号文件，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候，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民流动带来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转折，工人与农民的身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是文学书写迄今为止还没有给它们一个命名。90年代写乡村的作品，很少再有写具体现实的，基本上是在写乡村史与家族史，可以视作80年代民族性与文化反思话语的转移。

　　第三时段则是到新世纪之后，“三农”的负担已经极其严重，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也取得一系列成果，从经济学上来讲也到了红利溢出反馈给农村的时候了，这种反馈给农村也是二次发展与内循环的基础。2002年之后关于农业税费改革与新农村建设重新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心之一。涉及到乡村书写的时候，政治经济变革对其影响极大，所以2003年的《中国农民调查》可以视作另一个标志，乡村书写在此后尤其是2010年之后转向非虚构完全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得以解释，因为虚构性文学确实已经无力承担起表述中国乡村剧烈变革的复杂性。这也与启蒙式作者权威的瓦解、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体崩坍有关，但是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回到“梁庄三部曲”，在我们时代怎么样创造出某种统摄性的话语来作为复杂性写作的背景，是非常困难的。或者，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这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诞妄。但是，任何写作者其实都难以摆脱创造性的诱惑。此前的启蒙话语也好，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也好，现代化话语也好，都面临被拆卸的命运，新的时代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与既有西方话语幻灭的同时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论说，这一切意味着确实到了建构新的话语的时候。帝国、革命与改革都留下了硕大而宽阔的遗产，有没有可能在历史与现实综合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梁庄作为中国内部多样性的一个组成因子，体现的是何种乡村类型？这倒是“梁庄三部曲”及其番外篇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和挑战。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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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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