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单月号-4《十月》·报告文学|海江、凌翼：孕育（选读）

Original 海江、凌翼十月杂志 2022-10-16

孕育

海江凌翼

第一章千年变局

一《时局全图》

一八九八年，在北京古老的紫禁城外东北角，崛起了一座大学堂——京师大学堂。

这一年著名思想家严复出版译作《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给处于沉睡中的“雄狮”一记棒喝，亡国灭种的危机像一团乌云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进入十八世纪，西方已经甩脱农业经济而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中国社会则由于闭关自守而停滞不前，就像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晚清重臣李鸿章称清末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还是在一八九八年这一年，香港《辅仁文社》社刊发表的谢缵泰名为《时局全图》的漫画，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也诠释了李鸿章所处时代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漫画上方的注释文字写得明白——

熊即俄国

犬即英国

蛤即法国

鹰即美国

日即日本

肠即德国

在海棠叶般的旧中国版图上，盘踞着熊呀狗呀蛤蟆呀老鹰呀……

谢缵泰发表这幅画作前，三月六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不仅将青岛“租借”给了德国九十九年，还在事实上确立了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这或许是谢缵泰画这幅漫画的直接诱因。

谢缵泰的判断是准确的，正是因为此次条约的签订，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日本趁德国无暇东顾之际，对德宣战，强行从山东龙口登陆攻占青岛，公然从德国手中夺取中国胶州湾。日本这一可耻行径，使中国人民无比愤慨。

《时局全图》上方，画着一头庞然大物般的熊，它沉重的身躯似乎要把整个版图给压垮，此俄国也；其次是一头胖墩墩的犬，绅士般傲慢地蹲守在珠江和长江流域，此英国也；在地图的下方，一只蛤蟆正伸长它的爪子在版图上划拉着，此乃法国也；与此同时，一只巨鹰正展翅从太平洋向中国版图扑来，此美国也；一根蛇形的香肠套住山东半岛，德国把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国人爱吃面包夹香肠；一轮圆日，睁着大眼，双手抱着长虫一样的日本岛，手里的绳子牵着台湾岛，一只脚却踩着朝鲜半岛，怎么看都是一个狼子野心的坏小子。

可以想见，谢缵泰画下这幅作品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愤难抑。

一八九八年刚开春，列强在中华大地开始肆无忌惮地侵略，懦弱、腐败的清政府只有被迫签字的无奈——

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四月十四日，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四月二十二日，法国强占广东遂溪县的海头汛（今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然后向东西两边的内地扩张（这为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埋下伏笔）。

五月，清政府与沙俄在圣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六款，进一步确定俄国建筑及在租借地附近的独占权，中国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六月九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订，英国强行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以及附近二百三十五个大小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

……

短短几个月，大清版图就像被屠宰的猎物，被强盗们依据自己的喜好分割着符合自己口味的一块块鲜肉。

这是一幅风雨飘摇的悲惨景象，列强打着文明的幌子，对东方古国垂涎三尺，虎视眈眈，争先恐后利用殖民者惯用的手段——签订不平等条约，明目张胆地从中国版图上“割”取所需。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只要捋一捋就心生悲凉：

一八四○年，英国从万里之外开来几艘轮船，架起几门大炮，轰隆几响，就把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打得晕头转向，赶紧把老祖宗的家产当作求饶的本钱奉送。通过一纸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英国就迫使中国割让了香港岛，索取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获得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通商，且享有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

炮舰政策换来如此实惠，这自然让列强胃口大开。有了英国的试水，美国、法国接踵而至，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劫掠，并将其焚毁。法国大文豪雨果写过一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严厉谴责了这次强盗行径——

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州。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

巴特勒上尉炫耀这次远征“干得漂亮”，称“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双重旗帜下对中国的远征，是英法两国的光荣”，雨果用正义和良知痛斥了巴特勒上尉们的可耻行径。

历史虽然远去，但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永远是中国人无法修复的创伤。在西方各大博物馆展示的被掠夺的珍贵物品，永远是中国人的心头之痛。

英法靠着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而北边的近邻沙皇俄国以“调停有功”自居，轻易就从大清王朝的版图割走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俄的交恶自然早于中英鸦片战争。一六五三年，俄国派使节，要求清顺治帝向俄朝贡称臣，清反过来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经过武力较量，中俄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实力，后于一六八九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立两国的平等地位。

原来与中国实力相当的沙俄，自从看见英美法等国从中国割走大块“肥肉”，更不淡定了。这头喂不饱的“棕熊”，为了实现占领黑龙江的意图，狂妄地宣称“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我们的懦弱的邻居（指中国）炫耀武力”。一八五八年，沙俄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两年后，英法入侵北京，沙俄以调停者自居，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自此，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库页岛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全部被沙俄吞并。对沙俄的贪得无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沙俄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以太阳为标志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军国主义的扩张和掠夺性也大大增强，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一八五五年，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阴就主张：

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一八八七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一八九二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舟山群岛。七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甲午战争，日本采取偷袭的办法不宣而战，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中国东亚霸主的地位被日本取代。正如梁启超所说：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德国香肠世界有名，谢缵泰在山东半岛画了一根蛇形的香肠。德国借口其教士在中国曹州巨野（今属山东）被杀，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租给德国，为期九十九年。租期内胶州湾归德国管辖，德国得以制定章程约束他国（包括中国）之来往船只；胶州湾沿岸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地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清政府在该区域内“派驻兵营、筹办兵法”，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如德国须整顿水道等事，中国不得阻拦；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筑铁路两条，一条由胶澳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通往济南，一条由胶澳往沂州经莱芜县至济南。德国有权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的矿产……

列强磨刀霍霍，中国成为被宰的羔羊。《时局全图》极其生动形象地向国人展现了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严重危机，谢缵泰在绘画的左上角写了一首小诗：

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真是字字锥心，让人平添一种国破家亡的悲凉之感，若国人再不团结御敌，就将如裂瓜般被强盗分食殆尽。

怎能不令人触目惊心，怎能不催人觉醒奋起？

与强盗谈主权，那是与虎谋皮。在晚清，我们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在各个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桌上疲于奔命。大清国对洋人束手无策，唯有被奴役、被欺凌，被迫在一份份割地赔款的条约上签字。

这一年，在古老的北京风云突变，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惨遭失败。这次维新变法涉及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等方方面面。

赢得斗争胜利的慈禧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唯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而得以保留。当时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这样写道：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一举（大学堂）而已”。

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的幸存者，一时也被人称为“戊戌大学”。

戊戌变法夭折后，慈禧太后欲查禁京师大学堂。丁韪良闻讯，立刻去拜见太后宠臣荣禄，说：“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京师大学堂方得以幸存。

二起伏跌宕的命运

京师大学堂与国运相牵，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起伏跌宕的命运。

大学堂因维新变法而兴建，又经戊戌政变而侥幸绵延。一场史无前例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最终以大清国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结束。

说起来，京师大学堂自一八九八年开办，孙家鼎为第一任管学大臣启动仪式是这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赶在这一年的尾巴开学，第二天就是一八九九年，总算还是顺顺利利地度过了一年。

一九〇〇年春，清廷对京师大学堂的人事做了较大调整，孙家鼐称病请假，许景澄代理管学大臣职务。

五月底，俄、英、法、美、德、意、奥、日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八月二十八日，八国联军在清皇宫阅兵，各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疯狂抢劫，清朝皇家的奇珍异宝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就连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用刺刀刮去，至今刮痕累累。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鼓楼的更鼓，被日军用刺刀刺破。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成了法国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争夺的对象。就连《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珍贵文献，也被八国联军毁损数万册……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京师大学堂也无法幸免，被德、俄侵略军占为兵营，校舍、书籍、设备严重毁坏，大学堂被迫停办长达两年。

好在，京师大学堂的屋瓦还在，为这个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殿堂的兴起，保留了一线生机。

戊戌政变后，慈禧曾想废除光绪，立载漪的儿子为太子，但遭到了众大臣和洋人的反对。

此时，朝廷内部最希望朝局发生变化的人是谁？当然是端王载漪了，他的儿子溥儁已经被慈禧立为“大阿哥”了。大阿哥就是接替光绪皇位的储君。如果朝廷照着他们预谋的方向乱起来，大阿哥就有机会被扶上皇帝的位子，载漪便是太上皇了。而慈禧也达到目的了——在十几岁的皇帝面前“垂帘听政”，总比在光绪这个大皇帝面前要名正言顺。

载漪闹腾得最欢，一会儿给各国公使发文，请求他们的支持；一会儿与义和团联络，请他们进京杀洋人；一会儿给慈禧献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在六月十六日慈禧主持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请攻使馆”的动议。没想到，有一人不看眼色，竟独自站出来反对：“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这个勇敢站出来阻止慈禧太后妄为的是一名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外交家，也是刚刚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许景澄。

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管学大臣，又名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职掌京师大学堂，并分管各省所设之学堂——相当于一肩顶着京师大学堂总负责（校长）的压力，一肩挑着国家教育部长的重担。

在中国历史上，臣下对于帝王曲意顺从、看风使舵、投其所好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大臣也不乏其人。老子云：“人之将疾也，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

总会有不怕死的大臣，他们觉得死也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良心是什么，就是身为朝廷命官，得为朝廷和百姓保平安啊。许景澄与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明确无误地表明进攻使馆的严重性，认为春秋大义，不斩来使，围攻使馆，杀害公使，不合国际公法，绝不可采用，以免激怒各国。

次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强行决定对外宣战。

这时光绪皇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

这一问，许景澄激动起来，他说了实话：“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

许景澄话音一落，他便看到慈禧太后和端郡王载漪的目光就像两把锋利的刀朝他砍过来。

谁都知道，跟慈禧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许景澄是个出色的外交家，他的出使履历非同一般：他于一八八四年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又兼任驻比利时公使。一八九〇年再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一八九二年夏，俄军悍然出兵侵占萨雷阔勒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双方军队沿岭对峙。在谈判中，许景澄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坚持原则，毫不退让……

无奈，他深深痛惜于早年“外交救国”理想的破灭，于一八九八年请病假离职回国。九月中旬，许景澄回到久别的故土嘉兴，原想好好在家休息养老，不料朝廷又立即将他召至北京，并委以重任，先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后又督办全国铁路。

许景澄擅长外交事务，用外交常识奏请朝廷停止“请攻使馆”的动议，是对朝廷的负责。然而，他的实话，彻底惹怒了慈禧。

许景澄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对身边的人留言道：“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筹之。”他深深为国家前途担忧，“数日之内，鬓发尽白”。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鉴于教学处于停滞状态，许景澄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暂行停办——

现在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又该大学堂常年经费系户部奏明在华俄银行息银项下拨给。现东交民巷一带洋馆焚毁，华俄银行均经毁坏。所有本年经费尚未支领，而上年余存款项向系存放该银行生息，虽有折据，此时无从支银，以后用费亦无所出……应请将大学堂暂行裁撤。

奏议当日获批准。许景澄主持清理大学堂账目，把剩余经费缴回国库。从容处理完大学堂善后工作后，许景澄联合太常寺卿袁昶连上奏章，吁请保护外国使馆并严惩纵容义和团的大臣徐桐、刚毅、毓贤等。

七月二十六日，顽固派将许景澄和袁昶逮捕下狱。二十八日，两人被绑赴菜市口处死。

当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秦桧所杀，许景澄、袁昶的罪名则是“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

许景澄是一个明白人，他预见了慈禧借义和团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的后果。

宣战需要的是实力，此时的大清国实力如何，慈禧这个当家人能不知道？她此刻是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也是一个不计后果的赌徒。

义和团在她眼里，只不过是枚棋子。如果这枚棋子赢了洋人，她可以通过剿抚相济的办法来平定义和团。如果这枚棋子输给洋人，她还可以跳出来求和，联合洋人把义和团剿了。大不了，再给洋人赔点银子了事。

割地赔款的事，她慈禧干了一桩又一桩，也不在乎再多一次。一个豪赌的老妇人，就这样绑架整个中国跟着她走上了命悬一线的钢丝。

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的眼里是“洋学堂”，里面的西学教习是“洋教习”，让这班“洋教习”教中国人，培养出来的都是“假洋鬼子”。他们见一个杀一个，不容丝毫分辩。

躲在“洋学堂”，安全根本没有保障，借着月黑风高，学生和教习跑得无影无踪。

空空荡荡的京师大学堂，被义和团占据为“神坛”。

义和团抗争洋人失败，国内形势陡然急转。清廷的顽固派最后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在八国联军的威逼下，很多顽固派大臣被杀。

京师大学堂先是义和团的据点，后又被外国侵略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

经此两度浩劫，大学堂建筑损毁，藏书楼的图书被扔进了水池，教学仪器和设备荡然无存。

这次庚子之变，慈禧太后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她向十一国宣战，幻想一旦战胜，自己的统治权将得到巩固。

然而，局势没有朝有利于她的方向发展。八国联军很快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印玺，一路仓皇逃亡，最后在西安住脚。

之前，慈禧连续催促两广总督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谈判。多少不平等条约签的都是“李鸿章”的大名，现在也不差这一个。

她给李中堂发出一封封的电报，换来的却是一纸不寻常的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粤——两广总督李鸿章也。

慈禧太后的眼前一黑，连李鸿章都将自己的命令称为“乱命”，那还有谁愿意出来保她度过此劫呢？

更大的威胁不是李鸿章，而是整个东南各督抚与朝廷开始离心离德。

就在慈禧发出诏令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此举使得慈禧太后颜面扫地，同时也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

地方势力的崛起，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央权力式微。这为日后辛亥革命在武昌暴发，各省相继宣告独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李鸿章复电“不奉诏”，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错综复杂，一旦朝廷在这次局势中“翻车”，未雨绸缪，得有一个万全的预案。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大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还郑重其事地给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写了一封信：

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南方各省督抚的这一通操作，虽然是暗箱操作，但总免不了传到慈禧的耳朵里。现在大火已经烧起来，任由局势发展下去，自己真要变成架在火上烤的羊吗？

慈禧属羊，但绝对不会走到架在火上烤的地步。她当然还得打李鸿章这张牌，她连续发出诏令，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从广州乘轮船到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

国运牵连每一个中国人的未来，当然也牵连京师大学堂的未来。

一九〇一年初，还在西安的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变法，开始推行“新政”。为了博得帝国主义列强的好感，继续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她不得不这样做。这些“新政”，其实不过是当年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翻版。

一份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画押成文。这份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重，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各国乘着战舰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让习惯于马上杀敌的“天朝上国”措手不及，望舰兴叹，一败涂地。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同英美日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列强要求中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惩罚”当时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分三十九年偿清，本息合计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签订条约的九月七日这一天，被国人称为“九七国耻”，也称“辛丑国耻”。

三重整旗鼓

经历了义和团、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战乱，吞下了《辛丑条约》的苦果，也该过几天正常的日子了。一九〇二年一月十日，清政府下令恢复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张百熙在戊戌变法前就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废科举、办学堂”的思想。大乱之后必大治，他大刀阔斧地改革积弊。原来的京师大学堂“一切因陋就简”，相当于一所“蒙养学堂”。张百熙看着尚在初期的、粗糙的大学堂，与大清国的体制不相匹配，既然要重办，就不能简单地因循守旧敷衍了事，他在《奏陈筹办大学堂情形折》中激昂陈词——

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声名之系系于此。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

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他选定“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并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诚意感动，答应出任总教习。

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京师大学堂，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诒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一时名流荟萃，气象一新。

在派人考察日本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参照日本和西方学制，张百熙主持制定了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式学堂章程。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清政府将章程颁行全国。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系统的学制章程，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在壬寅年颁布，史称“壬寅学制”。

《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计划设预备科、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备科即大学预科，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大学院即后来的研究生院。预备科学制三年，专门分科学制三至四年，大学院不定年限。由于当时各省新式学堂建立不久或正在筹办中，不仅分科大学没有生源，就连预备科也难以招到合适的学生。

于是，张百熙从实际出发，暂不设专门分科，先办预备科和速成科。首先开办的是速成科，速成科肄业三至四年，分为仕学馆、师范馆，主要是培养初级官员和新式中小学堂教习人才。

一九〇二年十月至十一月，速成科的仕学馆和师范馆先后举行两次招生考试，共招收一百三十六人，另有直隶、山东、奉天等省考录送京的师范生若干人。

十二月十七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亲率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筹建京师大学堂时，张百熙十分注重藏书楼的建设。早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原强学会和官书局的藏书归入京师大学堂，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批藏书，可惜这批图书多毁于庚子事变。一九○二年十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第一任馆长梅光羲到任，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第一批图书也到京。藏书楼设于京师大学堂（和嘉公主府旧第）中心大殿后方的一座楼房，相传为和嘉公主的梳妆楼。梳妆楼与藏书楼，给人许多想象。学者治学离不开到文山字海的藏书楼爬梳钻研，与梳妆确是异曲同工。

藏书楼成立之初，藏书约七万八千余册。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藏书成为京师大学堂复校后的第一批藏书。张百熙本人也是位大藏书家，在山东任学政期间，他就收有王士祯的“池北书库”、刘喜海的“味经书屋”、马国翰的“玉函山房”等藏书家的旧藏多种。家有“圣泽园”，收藏明刊本五百余种。

一九〇三年底，张百熙又奏请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充任大学堂教习。经选拔，第一批派出四十七人，其中三十一人赴日本，十六人赴欧美留学。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很多人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学科的奠基人。

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

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在纷繁乱象的大清国末期开办起来了，无论如何，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水平。在这里，一批批中国传统士大夫中的精英开始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于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三日在京师大学堂颁布试行。这是清廷委派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共同修改的。大学堂的行政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张之洞是个强有力的改革派，他奏请将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设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

从大学堂的围墙向外看，大清国内忧外患层出不穷。

二月八日，日本海军未经宣战突然袭击俄罗斯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日俄战争爆发。十二日，中国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俄军由于补给困难以及指挥无能，屡遭失败。日俄战争后，日本跨入世界列强的行列。

八月三日，英国侵入西藏拉萨，英方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拟定了《拉萨条约》。十二月，大清国派唐绍仪赴印度和英方商谈改约事。清国以往的外交代表，都是唯唯诺诺不敢斗争，明知不平等，但还是签字画押。

在印度谈判没有达成预期目的，唐绍仪瞅准时机回国，谈判中止。这一招大出英国人意外，因为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冲突中，中国几乎全是忍辱退让。谁能想到唐绍仪熟悉国际法，在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唐绍仪态度坚决，是建立在他对国际形势和英国内政的观察之上。果然，不久英国首相由强硬派换成了温和派，中英又在北京开始谈判，双方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英国承诺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西藏一切政治，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唐绍仪这次印度加尔各答的中英谈判，让外界看到了积弱已久的大清国外交不同凡响的一面。

这年十一月，清廷筹办“万寿庆典”，为慈禧太后祝七十寿辰，虽说规模比慈禧五十和六十寿辰有所缩减，但仍不失为世界上最奢华的寿辰。庆典消息一出，遭到国人的讥讽，《警钟日报》主编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联既出，字字辛辣，令人拍案，传诵一时。

回到京师大学堂，这年首任总监督张亨嘉举行就职仪式，他与学生朝服行礼，礼毕，张致辞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只十四个字，堪称最短的演说。

张亨嘉大胆任用精通西学的专家学者执教，并且认真研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优礼厚遇学者，对学生既关怀爱护，又严格要求。在他的管理下，学校初具规模。

一九〇四年八月，大学堂组织各省保送人员和在京投考人员进行预备科和师范科选录统一考试。参加考试的除了各省选送的一百六十余人外，还有在京投考的一千余人。九月初，又举行了几次补考。最终，大学堂录取预备科和师范科学生三百六十余人，加上原有在堂学习的师范生，学生总数合计达五百人。次年九月二日，清廷下诏废除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大转折。

张亨嘉在京师大学堂担任总监督四年期间，革命形势暗潮涌动：

一九〇四年，是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一年，中国近代两个有着重要影响的革命团体诞生：二月，华兴会在湖南长沙成立，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等人；八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光复会由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商议，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徐锡麟、秋瑾、柳亚子都是光复会成员。光复会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

一九〇五年二月，由安徽革命知识分子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安徽芜湖成立民主革命团体岳王会，以陈独秀为会长。后来，岳王会接受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岳王会成员加入中国同盟会；八月，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骨干组成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联合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十月，蔡元培在上海参加了由黄兴主盟的同盟会，被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不少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光复会部分会员仍然独立或以光复会名义活动。

自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一年四月，与京师大学堂办学同时期，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下，先后领导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前仆后继，百折不挠。

在京师大学堂兢兢业业干了四年整的张亨嘉，上疏辞职。先后有五人继任总监督：李家驹于一九〇六年二月到任；朱益藩于一九〇七年七月继任；刘廷琛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到任；柯劭忞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继任。

最后一任总监督劳乃宣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到任。此时，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苦撑多年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由此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

京师大学堂也完成使命，代之以北京大学的崭新面貌，踏上中国现代教育的新征程。

四一座红楼的崛起

一九一二年五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风俗的政令，包括各处前清官场称谓、剪辫子、禁缠足、禁烟、禁止买卖奴婢和蓄娼、禁止赌博及迎神会等，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近代新礼俗的合法地位，否定了陋恶习俗的合法性，把自戊戌维新运动以来的社会风俗改革运动推到一个高潮。

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北京大学校长更替也相当频繁。先是严复校长被迫于一九一二年十月辞职，随后章士钊被任命为校长，没到任，由马良代理。马良干了两个月，因一笔抵押贷款遭到学生斥为“盗卖校产”而辞职。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何燏时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是戊戌年间由清政府选派的留日生，也是第一个在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八年学成归国，在浙江省矿务局干了几个月，调教育部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在他的主持设计下，建成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使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七科，由此初具大学规模。

一九一三年秋天，北洋政府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将它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何燏时给大总统袁世凯呈文道：

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

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只好打消裁并北大的企图。

何燏时执掌北大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在他的全力操办与奔走下，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外，他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燏时延揽入北大。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一四年一月四日，北大校长何燏时正式辞职，由胡仁源继任。

胡仁源是浙江吴兴人。一九〇一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此后留学英国学习造船，毕业于推尔蒙大学，回国后历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京师大学堂教员，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等职。

胡仁源教育思想较为守旧，如他在北京大学任上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系前清遗老和士大夫，其中有辜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黄季刚等。当时北大处于新旧转折时期，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实际上，胡仁源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也大胆革新，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他们注重训诂考据，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一九一六年秋季，北大除预科外，本科开办有文、理、法、工四科，文科又增设了中国哲学和英国文学。全校学生总数已达一千五百零三人，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北京大学的校舍日益紧张。一九一六年九月，在北洋政府无力投资的情况下，胡仁源校长商请教育部同意，与比利时仪品公司签订贷款建楼合同，决定在马神庙本街东口外一块学校用作操场的河滩空地上兴建预科学生宿舍。按照设计图纸，这座宿舍楼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有房间三百余间，预计可容纳一千三百人。

两年后，大楼建成启用，因其外观主体所用砖瓦为红色，于是习惯上被人们称为“北大红楼”，又因此地原为河滩，所以也被称为“沙滩红楼”。

胡仁源校长与预科学长徐崇钦在办公室做了精密计算，贷款二十万元建楼，连本带利分二十年还清，每年还贷款本息两万两千元。楼建成后按每人每月收取住宿费两元计算，用来归还贷款本息还有盈余。此次贷款的年利息为九厘，以该操场地皮及新建宿舍为抵押担保物。这份贷款建楼的合同送教育部提交国务院会议审议，并由财政部盖章，然后知照审计院审计通过。此次借款虽然是北京大学出面，但其实也是政府批准并承认的政府借款。

仪品公司是一家有比利时和法国资本背景的房地产金融公司。北京大学的这笔贷款既有抵押物，又有政府背书，但依然需支付年利率百分之九的利息。晚清至民国初年，历次政府所借外债的利率一般在百分之五上下，即使是商业性的外债利率稍高，也就是在百分之七左右。由此可见北京大学此次贷款利息不算便宜。这笔二十万元的贷款还要支付给中间人回扣四千元。红楼由比利时仪品公司的工程师负责设计并监造，其费用为工程费总额的百分之五。仪品公司在这笔贷款建楼的买卖中应该是利润很丰厚的。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五日，红楼开始施工。动工开挖地基不久，发现土层下埋有“甚深之古池二处”，原有的设计规划不得不进行修改。十二月四日，工程设计方仪品公司将情况报告给北京大学。北大校方同意仪品公司修改设计图纸，修改后比原设计图减少了七间房屋。由于这个意外情况，施工方提出无法按原定合同完成大楼的建设。经与北大协商，工期后延，商定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完成四分之三，全部完工时间为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这比原定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完工的计划，整整延迟了一年。

胡仁源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初辞职，月底，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不辱使命，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他增聘教授、扩大招生，一九一七年夏天就实行了两次招生，使全校学生总数激增至两千多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校舍紧张问题凸显。一九一八年三月，经过调整，学校决定将原先计划作为预科学生宿舍的红楼改为教学办公用房。

此时红楼正在加紧建设中，整体结构已经拔地而起。由于改变用途，内部设计和装修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之前的设计图纸每间房住四人，各个房间均匀切割，现在要做办公用房或教室，在不影响承重梁柱的情况下，将小房间扩大倒省了不少内墙材料。对比图纸，只有一层的图书馆藏书库维持了原状，没做大的改动。

红楼坐北朝南，整体形状呈“凹”字形，几个比较大的公共教室位于东西两侧，这些大房间都是由多个宿舍空间改进而来。

红楼占地面积两千一百四十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一万零七百平方米，共有二百三十六间房。地上四层，半地下室一层，坡屋顶，檐口高度十五点九三米。建筑长一百一十米，宽三十二点八米。红楼为砖木结构，二层以上和屋顶砖瓦皆为红色。

红楼为中西合璧建筑风格，西式罗马柱大门和建筑立面以西洋风格为主，木窗和屋顶融合了部分中国传统建筑造型。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北大红楼以其体量和造型一直都是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之一，与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珠市口的新世界游艺场一起成为当时北京城内著名的地标建筑。

红楼终于完工交付使用，大家高高兴兴地开始搬迁。地下一层为印刷厂，设有排字间、校对室、印刷车间。一层为图书馆，设有图书馆主任室、登录室、编目室、报刊阅览室、书库等。二层为校内行政部门和大教室。三层、四层为文、法两科教室。

校长办公室、文科教务处、图书馆和校部各机构陆续迁入红楼办公。

蔡元培的校长室在二层右手朝南第一间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也设在二楼。九月二十日，北大举行新学期开学仪式；二十三日，除文科外，理、法、工三科正式上课。十月二日，文科开始在红楼上课。

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也迁至红楼一层。十月二十二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布告，宣布图书馆搬迁布置完毕，“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早于八月十九日就已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蔡元培批准，被安排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开始在北大工作和生活。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北大红楼的崛起，将见证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风雷般的青年运动，也将容纳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传播民主科学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在这里演绎旷世大戏。

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风云际会的伟大交响乐章从此在北大红楼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