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普及 | 翻译能力发展的五个阶段是怎样的？

知识发展阶段

Stages of Expertise

当代对于职业译者角色的认知，是将译者视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即拥有翻译能力的专业人士。本文中我们将审视一种关于人类专业知识发展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对翻译能力发展阶段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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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能力发展的五个阶段

在评论人工智能的著述中，胡伯特·德雷福斯和斯图亚特·德雷福斯（Dreyfus and Dreyfus 1986）针对技能发展过程提出了五个阶段，涵盖从“新手”到“专家”的整个过程。（他们的根本目的旨在论证人类专业知识具有不能为计算机模拟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的观点与我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无关。）这五个阶段包括：

阶段1：新手阶段

学员学会“识别各种与技能（此处指翻译技能）有关的客观事实和特征，并获得基于这些事实和特征决定如何行动的规则”（1986：21）。这里的关键概念是“识别”和“规则”。需要识别的特征，往往都有明确界定，对于学员来说是“非语境化”的，因而，翻译这些特征的规则也是“非语境化”的。作者称操控这些规则为“信息处理”。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刚开始学开车的人如何学会依据速度换挡。相关速度的界定往往脱离语境，要根据相关语境运用适当的挡位切换规则。作者认为，学员对手头的任务缺乏整体认识，判断者主要参考这些明显的规则来进行判断。因此，这个阶段的行为完全是有意识的，很容易通过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并且往往具有个体主义（atomistic）特征。

阶段2：高级起步阶段

经由越来越多的真实情境体验，学员不仅开始识别已然界定过的关联情境特征，其中还包括未曾界定过的关联情境特征。这些未曾界定的关联情境特征，尽管它们与手头的翻译任务密切相关，事实上，指导翻译的人和学习翻译的人都可能未曾对它们做过明确界定。这种更为高级的识别，基于学员对照以前例子发觉其中相似性的能力。因此，所识别的特征具有情境性，与非语境化情境相对应（1986：2223）。比如，这个阶段的司机学会如何根据发动机的声音进行换挡。不过，这种依据发动机声音进行换挡的能力很难明确界定，完全凭借听觉。所以，该阶段的行为是有意识的，但并不是那么容易用文字表达，也不是那么具有个体主义倾向。

阶段3：称职阶段

随着经验的积累，能够被识别的情境关联特征因此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将所有特征都保存于意识之中。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优先感觉，这是该阶段的关键方面。人们掌握“抉择的分级过程”（1986：24）。这就需要译者具有这样的能力，即能够整体地审时度势、制定计划并且选择对于实现该计划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因素。一个有能力的学员具有清醒地意识到任务目标的能力，正是这种目标意识能力决定了译者如何对关联的情境特征进行选择并按优先顺序排列。在这个能力水平阶段，学习者较前更具主体性，积极主动地审视众多情境事实，并依据意识到的目标从中做出选择。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信息处理，同时还涉及问题的解决。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某些人在紧急状态下如何飞快地开车。他们会抄捷径，必要时故意违反规范或交通规则，一门心思地开车。作者强调，该阶段涉及行为人有意识地选择最佳行为计划，而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对学习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它引入了个人责任感因素。学习者不再只是对界定的或非界定的一系列情境特征做出反应，而是分明地对这些特征进行分类，从而对必要的行为做出选择，即解决问题。而且，尽管识别和选择过程中的心理态度仍然属于作者所谓的“超然”，学习者的确对行为结果感觉到强烈的责任感，因而这个阶段的确涉及情感因素。

理性地处理问题是公认的智慧体现。但是，我们的行为仍然展现出更高的知识水平。

阶段4：熟练阶段

德雷福斯二人认为，在到达熟练阶段之前，学习者已经有意识地遵循规则处理信息和进行选择。然而在熟练阶段，译者更少依赖客观规则做出决定，反而更多地依靠个人经验。之所以认为有些情境特征比其他特征更显著，往往基于经验，基于感知到的当下情境与先前情境之间的相似性。作者之所以称这种能力为know-how能力或直觉能力，并非出自对这种能力的不满意，或者觉得它神秘莫测，只是为了描写“这种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一直使用的那种能力”（1986：29）。他们也谈到那种“不分解其中相关特征而是运用各种原型模式的直觉能力”（1986：28）。换句话说，这种理解并非个体主义，而是整体主义（holistic）。

但它仍然涉及分析性思维。“熟练的行为人，尽管凭直觉组织和理解任务，依然会发现自己正分析所做的事情。”（1986：29）就像行为在直觉理解和理性的、审慎的行为之间摇摆，不断地在“技巧性世界”（1986：29）和“非技巧性世界”之间轮换。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经验丰富的司机在下雨天如何弯道驾驶，他们会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开得太快，然后理智地决定是否以及什么时候放开油门或者踩下刹车。

阶段5：专家阶段

在最后这个阶段，直觉又开始占据主导。有意识的审慎被取代，不假思索又成为支配性的翻译行为。“专家的技能，已然成为身体中的一部分，对技能的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样。”（1986：30）如作者所言，如果的确出现深思，不是出于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本能进行反思（1986：32）。专家行为是超越分析的理性，老谋深算（calculative）的理性。这种理性是“非理性的”（arational）（1986：36）。因为，这种行为首先是直觉性的，但据说也有“谨慎”（deliberative）理性的特点，包含着对直觉的检验和完善。

正如作者所描写的，这种理性似乎接近于我所说的波普范式：检查某个情境的明显特征，依据过去经验观察差异和相似之处，凭借直觉获得尝试性的解决方法。而这一切在必要的时候又受到谨慎理性的监督校验。它不是简单地遵循规则，而是自我反思的过程，一种自我监督机制，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其目的在于整体性改善完成任务的行为。

总而言之，“对于整体识别熟练型和专家型行为人的相似性，关涉程度（involvement）极其关键。但是，如果要学习，有些思维因素必须保持超然于外的状态”（1986：40）。为了确保“更有效地指导未来的行为”，德雷福斯二人所称的“监督思维”为“完美调节”负责（1986：40）。然而，在这种有意识的监控过程中，专家行为以“流动”的状态进行，其间伴随着“欣畅”的感觉。

这种“流动”状态体现出“事情正常进展之际”（1986：30）所发生的行为。然而，不同的人，对于正常范畴的体验各有不同。我们都是呼吸方面的专家，大部分时候都在自由顺畅地呼吸，根本就没对它做过思考，也没有欣畅的感觉。但是，在非正常情形中，我们很可能意识到它，有意识地想控制它，比如游泳或者蒸桑拿之际。（这种时候人们可能有意缓慢呼吸，用手遮掩住嘴，以免伤及喉咙。）当然，对于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而言，这类情形并非不正常，并不是问题，他们不会像我们那样手足无措，而是不假思索就能做出适当反应。正如德雷福斯二人（1986：156）所言：“衡量任何领域的技能，都以行为人顺势而动的能力为依据，看他们在本来应该成为问题但又不再成为问题因而无需分析性反思之处如何反应。”因此，在特定领域，我们可以说，感觉正常的范畴越广、越没有问题，他们的专业能力越强。这种整体性能力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自动化的过程；它从个体主义识别发展为整体主义识别，从有意识的反应发展到无意识反应，从分析性抉择发展到直觉性抉择，从条分缕析的理性发展到谨慎的理性，从超然于外到关涉责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我们拥有：

1） 识别预先已有界定的特征与规则；

2） 识别非预先界定但有关联性的特征；

3） 分级的、目标旨向的抉择；

4） 直觉理解和谨慎行为；

5） 顺畅行为和谨慎理性。

（选自《翻译模因论》第197—201页，略有删改。）

在之后的章节里，作者根据以上技能观提出了对教学的若干建议，包括掌握策略训练、责任训练、交际规范训练、关系规范训练、期待性规范训练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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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 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Revised   Edition）译出。原作初版于1997年，修订于2016年，基于模因概念建构了翻译理论框架，是为翻译理研究者、译者（包括专业译者和翻译学员）以及翻译教学者撰写的翻译理论专著。修订版进一步完善、更新了初版内容，从元理论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尽道彻理，涵演深远。译作忠实流畅，文字练达，既可供翻译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研读，亦可供起步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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