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期：翻译与文化交流

本期主题：翻译与文化交流

主持人：曲卫国

曲卫国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较多的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以及非西方文化被翻成西方语言时所发生的文化“驯服和归化”。“只有西方文化能通过翻译驯服非西方文化”，这种假设本身就源于殖民主义的思维框架。后殖民翻译理论对西方文化传播的批判实质上是基于“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的荒唐假设之上的。社会发展路径不一，文化构成不同，文化交流自然会产生落差，这种落差不是单向的。欧洲文化曾经从阿拉伯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中汲取了重要的养分。如果了解英国历史，我们就能看到当时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英国文化不可能有今天的兴盛。以中国历史为例，如果从后殖民角度看，西学东渐是典型的文化殖民过程，然而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正面的、举足轻重的。何菊在研究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指出：“外部力量介入对中国社会一方面造成对原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破坏；另一方面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新兴的社会群体又在被破坏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出现，成为社会变革的内部群体基础。” 翻译对文化造成的冲击、甚至破坏都要历史地解读。

      汪洪章教授的讨论点出了道佛思想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有趣的是，后殖民理论从来没有把东方对西方影响解读成东方殖民主义。难道后殖民理论认为东方文化没有能力殖民西方文化？汪洪章的短文告诉我们，文化接触所造成的冲击对该文化而言未必是完全的负面的。道佛思想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推动就是积极和正面的。他指出，了解西方近现代学术蜕变过程中所受到的东方思想的影响，对把握两百年来西方哲学发展脉络，对理解西方的学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是否成功，关键是对象读者是否有理解和接受所翻译文化的认知框架。这个问题同样不能简单地用后殖民的文化抵抗理论去解释，更不能简单地假设西方人有对非西方文化的蔑视来搪塞。陶友兰教授的短文从翻译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翻译能否让对象读者接受，这与翻译的语言表达能否与对象读者的阅读审美情趣接轨有关。我很同意她提出以汉学家为主来做中华外译，因为如陶友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翻译的接受度从根本上说是与对象读者的理解力有关。外国译者如果有较好的汉学基础，以他们对西方读者认知框架和阅读情趣的了解，他们的翻译更能为对象读者接受。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通过中国译者获得的。如果让我们自己去挑选英译汉的翻译作品，我们一般首先考虑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翻译，自己人的翻译读起来亲切。这里不涉及西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殖民的问题。其中的道理，陶友兰教授点说得很清楚。

      社会发展的程度不一自然会影响读者对其他文化的评价，会产生文化落差。虽然不同文化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但如李新梅老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的现实落差必然会影响读者对其他文化的态度。这不能简单地用后殖民的理论去概括成西方人对待其他文化的帝国主义态度。帝国主义是国家行为，将其硬套在普通西方读者头上是违背常识的。普通人因社会现实状况而产生误解、甚至偏见是难免的。由于历史原因，欧美在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时会带着落差的偏见，甚至一些相对不太发达的欧洲国家如俄罗斯也是如此。要消弭文化认知中的落差，李新梅认为我们只有通过了解落差的原因，通过积极有效的翻译，通过基于翻译的文化沟通，通过历史地看待我们的文化被接受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唯有很好的历史意识和开放的心态，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踏实，中华外译才能被其他文化的人所接受。

       中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文化习俗呈多元状态。谢天海老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把中国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介绍给世界，以便使世界能更好地理解真实的中国。谢天海讲得非常好，“在西方读者眼中，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概念”。有意识地增加对区域文学的译介并将其打造为品牌，这对纠正偏见，阻止中国形象被扁平化有重要的意义。

道佛思想对西方近代学术之影响

汪洪章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东渐进程开启；与此同时，“中学”也开始大肆西传。在西方文化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西方的翻译传播曾起过重要的影响发酵作用。至18世纪中后期，中国学术影响西方的主要是儒家思想，为西方的理性启蒙运动提供了部分思想资源。西方部分知识人如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德治社会之形象曾为西方社会移风易俗树立过样板。而道家思想在西方理性启蒙的大潮中，则通常被斥责为迷信和神秘主义而未获重视。

      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知识界开始弥漫一种怀疑焦虑的情绪，文化学术又到了寻求新方向的关口。1848年欧洲革命及随后的克里米亚战争，在此期的西方学术思想中也均有曲折的反映。正是在这前后，来自东方的道、佛思想在西方知识界的影响力渐增，西方知识分子对道佛思想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极大转变。

     叔本华是开启西方哲学新纪元的人，他认真研究过印度哲学，熟谙《吠陀》《奥义书》等，目的是想在笛卡尔所开启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之外另辟蹊径，寻觅一种综合融通（synthesis）的生命智慧。受其影响，浪漫主义运动中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将艺术和审美看成是人类救赎的法宝。叔本华认为，人类是一群为生的意志和欲望所驱使而不自知的芸芸众生，毫无理性可言。他对人性的这一悲观看法深刻影响了后来同样受老庄或佛教禅宗影响的尼采、布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荣格等人。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曾说，形而上学知识是经验以外的知识，是先验的，“或者说是出于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知识”。而以经验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以及注重研究人类生命体验的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显然越出了康德所谓的形而上学知识范围。

      西方形而上学哲学日渐衰落，可以说是黑格尔以后近200年西方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在此过程中，东方的道家、佛教哲学，因其注重安顿现世生命，无疑成了西方现代精神分析学及现象学存在主义得以产生的一部分重要思想资源。弗洛伊德之于禅宗，荣格之于《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马丁·布伯之于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曾师事布伯的海德格尔之于《老子》《庄子》及禅宗，等等，均为道佛思想影响西方现代思想家较为直接的例证。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及中国哲学对西方当代哲学的影响时曾说：“就近20年而言，中国哲学施加给西方的影响基本上通过禅学、《易经》哲学和道家哲学等迂回路线竞其功。”所谓近20年，恰好是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演讲之后的20年，时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风潮日益弥漫之际。美国比较哲学家郝大维（David L. Hall）在《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1989）一文中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中有不少思想，可以用来回答西方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争论中反复出现的若干关键问题。他坦承，以西方社会史分期来看，中国古典思想固然属于前现代，但就其内容和实质而言，却是“后现代的”。

      综合利用中外学人相关学术资料，深入研究道佛思想在西方的译介传播及其对西方近现代学术蜕变之影响，对把握两百年来西方哲学发展及中西学术交流史脉络，对客观说明西方自浪漫主义哲学、文学、艺术思潮兴起以来中华传统学术之影响力，均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

陶友兰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顺应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在以广播、影视、国际互联网、报刊为载体的大众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的社会里，影响国际关系行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为广泛复杂，更为直接和个人化。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应当越来越重视文化对于异域普通大众的影响力。翻译和传播承载中华文明重要思想的经典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意义深刻。所以，要把经典著作的翻译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上加以重视，让其融入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从民间开始，先大众化再精英化。因此，在译者的选择、传播路径和翻译的内容选择上，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在译者的选择上，最佳译者组合应该是以汉学家为主、中国学者为辅的模式，因为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坏的翻译会消灭原作”（钱锺书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汉学家的译本尽管错误不少，还是很受英语读者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汉学研究基础，了解、熟悉西方读者及其阅读审美情趣。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更能得到英语读者的青睐，也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他们翻译的作品。但是，外国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水平普遍不及中国人，即使是非常有成就的西方汉学家也存在理解偏差问题。因此，需要中外译者的合作。第二，传播翻译的经典作品可以采用多种路径。例如，把纸质版书籍转换成光盘或录像，开设专门双语网站，方便外国读者展开阅读并便于理解。还可以把典籍英译作品改编成受众喜闻乐见的话剧、歌剧、戏剧等形式，进行各种巡演，让异域文化大众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使其产生兴趣，进而实现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第三，在经典著作内容的选择上，不一定要全部翻译，可以像林语堂那样节译或编译经典中代表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突出时代性和趣味性，吸引更多的入门读者。

      如何让典籍英译作品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积极正面的、独立于西方视阈的中国形象，应该是典籍翻译研究的重点。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过程是渐进性的，要遵循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要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文化胸襟，依托高质量的外译经典作品，力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塑造中国现代文明新形象，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

国人的文化自信与国外接受之间的落差

李新梅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俄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华文明五千年让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豪，但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实际上与国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是不匹配的。

     在国外尤其是欧美人的观念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落后的，这种落后不是文化上的，而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因此，欧美始终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即使被欧美视为落后的欧洲小兄弟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尤其从17世纪东正教会牧首尼康推行宗教改革和 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国政界西方化的主旨立场导致其对中国怀有鄙视和不屑的态度。直到20世纪20年代，新生苏维埃政权出于宣传世界各民族平等及国际主义的目的才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东方，其中包括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达到蜜月期，苏联不仅在技术和文化上为中国提供帮助，还培养大批汉学家研究和译介中华文明成果，此时苏联普通民众才开始接触中华文明成果。但随后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文化在苏联的传播日趋衰微。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后，中国文化还没来得及在苏联文化市场上复苏，苏联就解体了。俄罗斯的文化市场尽管是开放的，但亲西方文化势力如洪水猛兽席卷文化市场，加上中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强力有效的文化推广措施，导致众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印象仍旧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华文明的接受也停留在苏联时期译介和传播的一些成果上。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今日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的文化市场仍旧是开放的、多元的，民众也对呈现爆发式发展之谜的中国感到好奇和不解，且俄罗斯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喜欢学习和了解他国文化，这些都给中华文明“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中华文明要想真正占据这一文化市场，不仅需要政府间的文化合作战略来营造有利的传播和接受环境，还需要广大外语工作者的译介工作。具体而言，政府和外语工作者可以在以下方面有的放矢共同协作：

     一是系统性组织翻译和介绍我国各领域、各时期的优秀成果，尤其是现当代文明成果。

     二是译介和传播要关注普通接受者，尤其是儿童群体。要想让中华文明广泛普及和传播，不应只定位于各领域的专业读者，还应定位于普通读者。

     三是译介尽可能是中外译者共同合作。译文文字只有经受了母语携带者的检阅，其内容才能易于接受。

     四是传播离不开两国政府的支持。中华文明的译文传播，只有在两国友好的文化政策下才可能实现。

     总之，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底蕴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潜力进入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文化市场并占据一席之地。但如何进入并获得民众较高的接受度，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文学对外翻译要增强

区域文学品牌的意识

谢天海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由于历史传统、地理条件、文化习俗、方言差异等原因，中国文学渐渐形成了区域文学的区分。例如以北京、上海、四川、陕西、岭南等地为代表的文学派别。但在对外翻译时，这种区域差异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西方读者眼中，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概念。因此，应该有意识地增加对区域文学的译介并将其打造为品牌。这种做法有以下意义：

     一、有利于向世界更加深入地介绍中国。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习惯、宣传手段上的差异，很多西方人并不能在历时和共时层面了解中国，而区域文学翻译增强了介绍中国的深度与广度。

     二、顺应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现代主义出现以来，文学一直是作为西方读者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手段。文学家笔下呈现的不同区域历来吸引着世界读者的眼光。无论是埃塞克斯、都柏林还是约克纳帕塔法县，都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民族即世界”，对于中国区域文化的译介是展现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有效方式。

     三、有利于文化传播的去政治化。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外译大部分是由中央级别政府以及文化教育部门出面，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在西方社会带来了一些抗拒情绪。从地域文学的角度出发，以区域政府或者民间文化机构牵头对当地文学进行翻译，更有助于西方世界的接受。

      在西方世界打造并推广中国区域文学品牌，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将区域文学作为一种产业。出版社可以用较长的时间打造各个区域文学的专题项目，包括稳定的译者团队、具有地区风格的作品文案设计，以及富于吸引力的宣传计划，渐渐形成稳定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范围和知名度。

    二、将翻译、译介和区域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出版文学作品的同时，重视对区域文学的译介以及组织对区域文学研究成果的输出，有助于形成合力，构建一个较为立体的区域文学传播结构。 

     三、将区域文学推广与中国地区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在区域文化展示，包括建立姐妹城市、文化推广等活动中加入区域文学展示项目，既可以丰富文化推广的内容，又可以建立区域文学品牌。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20期，总第20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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