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叫郭柯。
在2012年的时候，
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篇文章，
是关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
写的是一个“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和她日本儿子的故事，
这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老人就是韦绍兰。
在那一年，
我用了半年的时间，
跟在北京和桂林两个地方，
去看望老人四次，跟她相处。
后来，我们拍了一部记录短片叫《三十二》。
这部短片在拍完以后，
我其实对这两位老人有了新的认识。
可能以前，
我们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都有一个固有的概念，
就是苦难、痛苦、仇恨这些词。
但当我拍完这个片子以后，
我发现了韦绍兰老人身上的很多态度，
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老人。
“这世界真好，
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有一次，
我们拍完片子走的时候，
我给她买了一个电饭锅。
我就问：“你这个会不会用啊？”
当年她92岁了，她说：
“人哪有生下来什么都会的呀？我可以学！”
到现在她一直用着这个电饭锅。
这位老人当时这些乐观的态度，
打动了我。
我在拍完以后，
我每一年会去看看她。
2014年的春节，
春节前去到她家里。
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
去往海南看望另外的老人，
我当时给了她500块钱生活费，
晚上在她们家里吃完饭。
天黑了，
我准备去跟老人告个别，
她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房间。
我去到她的小屋里面，
她就坐在床上笑呵呵地让我过去，
坐到她身边，
她从她很厚的衣服里面
掏了4个红包出来，
因为我们是4个人去的。
她说：
“拿着这个，过年了，
回去给你们妈妈买点糖果吃！”
然后，
我就把那个红包拆开了，
我以为是二十块钱、三十块钱，
结果打开红包，
每个红包都装了一百。
我给她五百，她给我四百。
大家可能看过《三十二》的人知道，
她其实前几年每三个月领到的低保，
才九十块钱。
当时我拿到这个红包以后，
其实这段记忆，
在我心中是特别特别深刻。
所以我觉得就应该去拍一部长片，
后来就有了这部叫《二十二》的纪录片。
片子把2014年公开身份的
这些老人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这个过程中，
我也遇到很多支持。
但是我们很早就定了片子公映的日期，
是在2017年的8月14号。
因为，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当时，
我们没有太多的商业考量，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片子
让大家能知道，
8月14号这一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当时我只是想，
因为我跟老人相处了那么久，
然后我看到的老人，
她们是非常平静的。
如果用一段我们过去的历史画面
跟老人组合在一起，
它也许会让大家
迅速地进入那段历史。
但是我回想过来，
如果这个片子这样做，
我能不能给她们的家人看，
我相信她们的家人看了，
心里至少是会不舒服的。
更不能给老人看，
所以我就不愿意去这样做。
还有湖北的毛银梅老人，
看过片子的人
都知道她是韩国老人，
片子里唱《阿里郎》的那位。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
我们跟她的接触也非常多，
然后我们拍完片子以后，
2015年去看望她的时候，
她就把我们的合影摆在了床头。
七月份点映的时候，
带着她的女儿黄阿姨，
去到武汉看了这个片子，
看了以后黄阿姨非常高兴。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感受，
我觉得“还好”“还好”，
我们把她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
比较美好的一段给记录了下来。
我心想，
我们也没有把她们曾经的这些苦难挖掘出来，
然后她的家人也能接受，
我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也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
没有音乐，也不需要解说词，
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就是简单地记录。
所以《二十二》，
我觉得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些
正面的能量。
还有的朋友也在问我，
作为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能为她们做点什么？
其实这些老人，
我觉得真的比我们想象的
要强大得多。
大家不用捐钱，
只是需要记住她们。
我觉得，
我们会慢慢地对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个群体，
就有了力所能及的对她们的帮助。